我们现在讨论在当代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民族艺术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这里所说的“民族艺术”主要是就中国的各少数民族艺术而言。过去，我们更多的是在全国范围之内看待本国各民族的艺术乃至文化，而在“全球化”已成不逆之势的时代，则须置于世界的大视野中对待之。这已成为大的背景，或曰大的前提。当然，这是一个涉及社会及经济、文化转型与变化的文艺与美学话题，为对此作出合乎人类文化变迁与艺术发展规律的探究与阐释，拟联系全球化语境，并立足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具体实践，从多方面作学理层面上的探讨。

本书内容主要包括生态文明视野中的民族艺术、现代化生存需求与民族艺术、现代媒介与民族艺术和构建新的民族艺术个性等。

本书的研究只是分析性的，而非实验性的；是探讨性的，而绝非是总结性的，所以，所表述的更多是研究者自身的体认、发现与思考，必然有较重的个体性色彩。中国的少数民族艺术在当代背景下的变化，是开放性的，活生生的，因此，则需要以开放的姿态、鲜活的感知应对之。

引言

第一章 生态文明视野中的民族艺术

 第一节 民族艺术与生态文明

一、生态及生态文明

二、民族艺术与生态的相适性

三、自然本真的审美取向

四、民族艺术的生态文明资源

 第二节 民族艺术的文化生态

一、作为历史与文化范畴的民族艺术

二、从文化生态的视角看待两种现象

三、对于三种观点的分析与认识

四、提倡“民族文化生态优化”说

 第三节 民族艺术的地域之养

一、地域环境对于民族艺术的潜在影响力

二、地域环境与审美意识及艺术活动

三、地域性民族艺术与审美文化的变异

 第四节 民族艺术的乡土情结

一、民族艺术乡士情结的自然与人文之缘

二、民族艺术的“特色”之美与乡土情结

三、民族艺术乡土情结的当代际遇

第二章 现代化生存需求与民族艺术

 第一节 现代化生存需求的必然性与民族艺术

一、一个新时代的启示

二、面对客观环境与主观需求的变化

 第二节 民族艺术传承主体的当代变化

一、传承是体现民族文化精神的有机生命

二、传承主体的新背景

三、当代民族艺术传承主体变化(一)

四、当代民族艺术传承主体变化(二)

第三章 现代媒介与民族艺术

 第一节 现代媒介及其对民族艺术活动的影响

一、历史地审视：认识媒介与艺术的关系

二、现代媒介影响下的民族艺术活动

 第二节 现代媒介与民族艺术的传播

一、传播时空的开放性与超越性

二、传播形式的视觉化与复合性

三、传播趋势的复制化与规模化

 第三节 现代媒介传播中的审美接受

一、主体与对象审美关系构建的变化

二、审美接受的随即性与消遣性

三、审美体认的非“在场”性

第四章 构建新的民族艺术个性

 第一节 关于优势与局限

一、关于民族艺术历史形态的文化思考与分析

二、关于优势与局限的辨析

三、变化及机缘

 第二节 激活“和而不同”机制

一、体认“和而不同”的当代意味

二、“和而不同”的策略意义

三、“和而不同”的生命机制

 第三节 问题辨析与取向选择

一、关于“民族的”与“世界的”关系问题

二、关于民族艺术的审美价值判断问题

三、对于“同化”或“世界主义”的认识

四、多因促动与双重超越

 第四节 开掘民族艺术的审美文化资源

一、自觉开掘民族艺术审美文化资源的当代意义

二、民族艺术的审美文化潜质

三、现代科技的介入及作用

四、坚守合规律原则

一、生态及生态文明

这里所说的“生态”含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自然生态，还有一层是人与自然环境间的合规律的相适相谐而又‘‘动态平衡，的共生态，其中包括人的生存状态，生命的存在状态等。通常而言，这两层是相依相生的，而后一层则尤具人文命意。尽管今天已进入了全球资讯时代，但是人类所面临的仍然是历史上曾多次遭遇过的共同问题，其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人类自身的生存境遇问题，依然是具有普遍性的。我们把这个问题作为富有人文特质的命题看待，是因为其更具有共同的社会和精神上的根源。

所谓生态文明，是21世纪人类文明的重要内容，首先是人类生态意识的广泛觉醒，与之相适相应的，是新的生态思维，新的生态意识，新的生态伦理，以及新的生态价值观的构建与确立。《光明日报》2004年4月30日发表的《论生态文明》一文指出：“目前，人类文明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阶段。”“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即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是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超越，是当代世界的新人文精神的体现，可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实现人与自然的相对平等。“‘生态平等’不是绝对平等，而是相对平等，也就是生物环链之中的平等。它的意思是，包括人在内的生物环链之上的所有存在物，既享有在自己所处生物环链位置上的生存发展权利，同时也不应超越这样的权利。”其二，人的生存权扩大到环境权。当代环境权包括享有美好环境和保护美好环境两方面的权利。前者为了当代和人类自身，而后者则是为了后代和其它非生命物体。其三，将人的价值扩大到自然的价值。自然价值的确认，对于进一步维护人的美好生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是当代文明的新拓展。其四，将对于人类自身的关爱扩展到对其它物种的关爱，是人的仁爱精神的延伸，是新的道德伦理观念的倡导与建设。其五，由对于人类的当下关怀扩大到对人类前途命运的终极关怀，即从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的意义上，将自然之纬包含于人类生存的终极关怀之中，使之具有更加丰富而深刻的内涵。总之，新世纪的生态文明，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于相适相谐的“合规律”之中实现协调、有序与持续发展。如果说以前的世纪主要是人本的世纪的话，那么，这新的世纪则应当是人类关怀自然，以及人文与自然相谐成趣的。

当然，之所以要在新世纪特别高扬生态文明，还因为当代人事实上正面临着许多生态问题与危机。众所周知，水源缺乏、土地沙化、能源枯竭、环境污染、物种退化、精神失落、心态失衡，等等，几乎成了全球性的凶顽之症。所有这些，都无不直接关系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因此不能不令人担忧与思虑，同时也不能不触发人重新重视人类的本原之思——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面对这样的现实作理性的反思与前瞻，则自然会深刻地认识“生态”的意义。其中，除了对于自然生态的关注之外，还有人文生态的相谐。在此方面，中国民族艺术中的审美文化资源是富有启迪性的。

二、民族艺术与生态的相适性

在生态学中有一条重要规律，就是生物适应环境。适应，是生物与环境的一种本质联系，它的主要表现是和谐。环境作为一种先在条件，往往对生物形成一定的压力，而生物为了生存与发展，就要通过自己的调节能力，或是调节自己的生理结构，或是调节自己的行为方式，主动地去适应环境，这是生物的一种“生存智慧”。一个民族的生存智慧，必须从其文化根性加以探究，从文化根性上去感受其生存之美，生态之美。

中国各少数民族艺术之间尽管在许多方面可能有着千差万别，但是，在关爱生态，与各自生存所依的自然环境相适相谐方面，却是极为相同的。无论位于东南西北任何一方，也无论是在高原大漠，还是在山林水乡，体现与特定的自然环境相适而生、相谐而欢，往往是每个民族的艺术活动中的最为重要的内容，而且常常内蕴着很强烈的原创冲动。

譬如，辽远的绿野，欢奔的骏马，如洗的蓝天，悠然的白云，还有那天地间回荡着的动人的牧歌，这是内蒙古草原留在人们心中的意象。这草原是诗意的，是自然之诗——诗的自然，而诗意之魂，则是天、地、人的和谐，这和谐，恰也是缔构草原文化的“缘”与“源”。游牧民族的生存方式及其所创造的保护自然生态的游牧经济文化，蕴涵了天人合一、崇尚自然的理念——人与自然的和谐进入形而上的层面，形成草原文化的福音。一首《敕勒歌》穿越时空，留下一幅生动而鲜活的草原生态的写真。生魅的草原，人文与自然相谐。从生活于北方草原的先民们开始，就在这广阔的天地间创造和积累着文化，其中，艺术活动更是生活与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致营造出“歌海舞乡”，且源远流长，独具内涵。

草原上的人们创造的艺术文化是以草原为根的。相信万物有灵，主张顺应自然，这在古往的文化形态中确有一定的神秘色彩，但其对于自己生息所依的草原的崇敬、与自然万物的感应生情，则无疑谱写出了人类生存与发展中最具本原性的和谐之歌。大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家园，也是文化得以产生与发展的依托，草原文化及蒙古族艺术因草原而生成，所以，关爱草原、崇敬草原，实则也是文化创造和建设中的护本与固本之意。而且，我们认识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艺术，是不可脱开其特有的自然环境的前提与背景的。P18-22

一

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化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发展，全球意识的多元化日趋形成，开放已成为一个极其普遍的世界性现象，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特别是在时代发展到了跨入21世纪的今天，开放、交流更成为世界性的不逆之势，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的全球化已成为重要的话题，甚至是不争的事实。而且随着遥感技术、光纤通讯、卫星传播、国际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等等，现代高科技的迅速发展，更加有力而快速地打破国家、民族、地区间的自然阻隔，使这种全球性的“文化流”通向世界的每个角落。事实表明，“全球化”的确不是一种着意设计出来的系统，它的出现是有诸多方面的必然性的。

与曾经出现过的“欧洲中心主义”和“资本主义中心论”的所谓的“全球化”(实则为西化)不同，当代全球化的健康存在与发展态势，则以立足于人类整体与人类共同利益；它所突出的是把人类社会生活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思考的“整体”思维方式。如卡尔·亚斯贝尔斯所讲：“世界闭合起来了。它是地球上所有人类的统一。新的威胁和机遇出现了。所有实质性的问题都变成了世界性的问题，境况是人类的境况。”因此，则必然需要当代人“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来理解”。当然，要“理解”的内容不限于经济、政治、技术，而且还包括不同生活方式、生存状态、消费模式、观念意识等方面的相互认同、相互渗透、相互借鉴与吸收，从而呈现出富有种种新质的“全球化”。

就文化而言，全球化的出现首先突破了诸多在以往看来难以逾越的界限，从而使不同文化之间有了更多接触、交流、互动、吸收、融合(或碰撞)、借鉴，以及在更宽广背景下创新或获得新的生存与发展机遇的可能。“全球性恢复了文化的无边界性并且促进了文化表达方式的无限可更新性和无限多样性，而不是促进了同质化或杂交化。”全球化时代为文化观念带来的最大的新的意义，则是可能使过去那些地域的、民族的等种种界限得以打破，或实现民族之间的融通，并“使许多成分从以前的话语强加在它们上面的种种限制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自然会带来“整体”世界中的文化纷呈。

是的，全球化时代里必然有各种各样的文化，这是一个由不同文化组成的世界，它给人以快感和鲜活的生命力。这种文化的多元纷呈，可以使人在有限的时空范围之内感受到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差异性。德莫尔曾经讲过这样一个事例：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地铁车站里，他看到了一个头戴面纱的穆斯林女孩，她上身穿着新新人类的恤衫，下身穿着独具特色的民族服装，脚上踩着滑板，手里拿着手机在通话。她有时讲穆斯林语，时而又讲荷兰语。这样一种独特的景观，这样一种文化多元共生共存的体现，正是全球化大背景下的一种具体写照。

那么，作为文化的重要内容的艺术，则是自然要融于其中的。弗里德里希·尼采曾在其《自由精神录》中指出：“对谁来说还存在某种绝对不可违抗的强迫力量把他和他的子孙们拴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对谁来说还存在某种严格强制性的事情?正像所有的艺术风格都可以被同步模仿一样，一切等级、一切种类的道德、风俗和文化都可以被同步模仿。这个时代之所以获得其重要性，是因为，在这个时代中，对各种各样的世界观、风俗和文化都可以同时加以比较和体验——而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在以前，所有的艺术风格都有时空限制，与此相应，每一种文化的影响力都总是只局限在某一局部地方。”

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以及不同风格的艺术超出种种地域限制而遍及世界，为更多的人所感受与体验，同样也已成为自然而然的现实。马丁·阿尔布劳有过这样的描述：如果以表演艺术为例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欧洲的音乐、舞蹈和戏剧，在整个现代时期都已遍及全世界，但是并没有支配或排斥别的艺术形式、艺术风格。与此同时，也涌现出大量各种各样的别的表现体裁，如，爵士乐、摇滚乐、雷盖等——这些体裁都是因为不同文化的接触、因为现代技术和爱好者们的变化而产生出来的。日益激增的形形色色的媒体——电视、电报和卫星、光盘、无线电，等等，又在进一步扩大了在全世界演示这些艺术的可能性，并且使来自任何文化的表演者都能够出现在全世界。

以上所述，的确是客观现实的存在，但其所体现出的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包括艺术在内的文化，可以越出种种界限，在全世界展现风釆，从而为更多的人所了解与体验，应该说，这只是我们予以确认的一个方面。同时还应清醒地认识到，全球化所必然带来的新的文化挑战与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文化重组。因而，包括艺术在内的不同文化如何在此“全球化”背景下实现良性生存与发展，则同样是十分现实与严肃的问题。

为此，我们特别注意研究全球化背景下少数民族艺术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本课题主要论及中国的少数民族艺术)。我们之所以在这里特别思考并探究民族艺术在此新的文化背景之下如何发展的问题，是因为，由于地域的、历史的，以及文化传承惯性与观念意识等方面的原因，包括民族艺术、民族美学在内的民族文化，在新时代出现的全球化的文化交流中，往往更容易出现种种文化落差，因而便更需要进行积极的探究与调适，以实现新的发展。一个民族的艺术，以至整个民族文化，只有它是可增长的，才可能是有生命力的。一方面，民族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必须以美学品质的提高为标志，而要真正实现美学品质的提高，则必须以内在的文化积累与发展为依托；另一方面，艺术作为民族文化最为生动而集中的体现，它的生趣、发展及影响力，则往往又直接关系到民族文化的生存机制和价值意义。

二

从人类社会演进的整体机制看，包括艺术在内的文化总是与政治、经济紧密相关的——尽管表现方式可能会有种种差异。自从工业文明诞生，特别是现代化高科技得到迅捷发展以来，民族文化曾有的相对闭合、互相隔离的状态逐步受到冲击，与之相关，民族文化(包括民族艺术)的生存与发展，则既遭遇新的严峻的挑战，同时也面临种种新的机遇。随着经济全球化、科技标准化(或曰一体化)、传媒大众化的到来，这种情势显得更为突出。

我们知道，整个人类文明是由众多民族各具特色、丰富多样的文明共同构建而成的——因而，方可称之为大千世界。而且有理由相信，无论任何时候，人类文明的健全而富有生机的发展，都必然需要文化的多元化以及文明形态的多样化，这也应当是所有真正的文明者的共同取向。所以，面对全球化的大背景，如何积极利用其有利因素，切实发展包括民族艺术在内的民族文化，以实现其风采共呈、多元并存，是当代人所不容等闲的课题。其中，尤其需要正视并尽力排除现代高新技术带来的文化单一化，以及许多民族文化因而被边缘化或弱化的威胁；同时，防止经济和消费领域的标准化在文化艺术领域的套用，及因此而带来对于文化本体的遮蔽。

在这样的前提下来思考与讨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艺术，则既与各民族艺术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直接相关，而又有其文化层面上的更为广泛的意义。笔者以为，有生趣的、理想的取向是，各民族的艺术都应当积极跨入“全球化”这一大背景下和大舞台上，充分实现“自我表演”，以彰显其美学资质、张扬其文化精神。这至少有两方面的主要依据：其一，“全球化”在当代世界是不可逆的，属于人类演进过程中的大势(当然是阶段性的)。对此，尽管人们的认知与评判可能不尽相同，或欢迎，或拒斥，或首肯，或贬抑，或者另有其它认知与评价种种，但无论如何，进行积极的调适是必要的，其中，努力实践艺术的多样化及文化的多元化即是有益的体现。其二，因“全球化”而形成的世界的“整体”性，的确为各个民族的艺术提供了“全球性自我表演”的舞台与可能，登上这个大“舞台”，用好这个大“舞台”，便使之既获得全新的表现方式，又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特别是可以为不同民族(或不同种族)的更多的人所感知和认识——这便可以自然地超出以往那种地域的，民族语境的局限。

马丁·阿尔布劳在其《全球时代》一书中指出：“对于一个全神贯注于歌剧或印第安古典音乐、使用专业播放台并且对播放和接收颇有造诣的音乐迷来说，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收听到歌剧或古典印第安音乐。全球性为这些具有地方中心站、能够根据体裁的需要随时做出改变的团体或其他组织形式提供了条件许可，并且也需要有这些团体或组织形式。技术方面的基础设施使一切都成为可能。”“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多种风格、体裁和文化渊源在艺术中平等共存，这些艺术再现出每一个地区的社会多样性。它对于企图使对立的团体相互调和的那种全球性价值观来说是一种挑战。”例如，来自喀麦隆雨林的用西洋乐器演奏出来的乐声、用迪吉里杜管演奏的凯尔特风格的音乐、阿拉伯人的赞美诗和巴厘岛的旋律，这些乐声竞相媲美，在并驾齐驱的同时，音乐也成了第三世界社会状况的博览会，并且提供了伴着音乐、佩着狂欢节服饰学习种种舞蹈风格的机会。

的确，从客观条件上看，越来越显示出信息化强势的全球化，可以消除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间的时空障碍，为形态多样、风格各异的民族艺术的广泛传播、平等交流、相互认知与理解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大舞台。一个民族的艺术，无论其曾经仅存于怎么偏僻闭塞之地，如今都有可能通过这个舞台很快展现(或传播)于世界各地，为众多民族(种族)、运用不同语言的众多的人所感知，成为不同时空内人们可以共同享受的精神盛宴。

每个民族的艺术都深系于本民族的文化之根，并且都具有历史传统与地域特质两重性。一个民族的艺术，其精神内涵与美学品质，是经过历史的营造，以及淘洗、凝炼而形成的，在大干世界中有其独特的价值。每个民族都有“讲述自己的故事”的诉求，而且也应该拥有这个权利。在全球化背景下所提供的种种新的机遇与可能面前，作为本民族文化突出体现、且对于“自己的故事”最具有表现力的民族艺术，必须主动进取，有所作为。因为，固然优秀的传统是财富，丰厚的积淀可以凝成基石，但是，只有不断创新，不断超越，才能在新的时代，在其财富和基石之上构建新的大厦，展示新的风采。

以上所述，主要是正向的分析判断，即以一种乐观的、甚至具有一定理想色彩的态度，认识全球化的到来对于各民族艺术尽展风姿以及促进多元文化交流互融方面的意义。可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全球化对于民族艺术也有严峻挑战的一面。具体体现，如：(一)科学技术的一体化与物质生产、消费领域的标准化，向文化艺术领域渗透，可能形成当代人审美取向的时尚化、趋同化，甚至单一化，因而冲淡或遮蔽群体对于民族艺术个性化美学特质的体认。(二)与资本的势力直接相关的所谓“强势文化”推动其相关的艺术广泛进发，占领“市场”，占有受众，因而对于民族艺术的生存与发展造成有力冲击。(三)由于历史上被感知与认同的局限性，以及少数民族艺术自身形态的特殊性，可能出现某些传播方面的障碍或交流上的不平等，或者只是处于“被看”的状态。当然，也正是由于有这种种可能，便特别需要进行积极努力与调适，以不断克服其弱点与不利因素，而充分张扬其优势和有利因素。我们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其主要意义也正在于此。

三

下面我们谈谈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艺术的生存、发展与现代化技术的关系。之所以特别讲这一点，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因为民族艺术实现在全球化大舞台的“自我表演”，是与现代化技术密切相关的，或者说，现代化技术是搭建这个“大舞台”的重要条件或依托，所以要必须面对之；其二，关于现代化技术体现在民族艺术及民族文化方面的利弊得失，有种种不同认识，仍有必要参与讨论。

有学者通过深入考察中国西部地区民间艺术的当代生存与发展状况，特别发现了现代技术的作用。“而现代文明对于当地文化的浸染，就是首先要根据现代的技术要求来调整其文化，同时也就意味着要采纳现行技术的‘动力模式’，抛弃那种如今已找不到现实基础的传统的‘动力模式’。这也就是说，技术动力有时会领先于社会动力，并将自己的动力强加给社会，造成社会变迁的加速化。从这种角度看，技术是组成文化的一个部分，但同时它们又常常脱离文化，构成完全独立的系统．它们和文化系统相互影响，又相互对立。正因为如此，在本土化正走向与现代世界接轨的今天，考察技术和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的模式就非常紧要，尤其是要考察现代技术将如何影响本土文化的未来：或者逐步地造成地区性的旧文化的解体，或者建立新的文化形式。”

概而言之，现代技术对于当代文化、当代艺术的影响作用已成为不容忽视的事实。特别是在随之而来的“全球化”趋势下，其影响所及，可到达世界的每一个地域、每一个民族，甚至每一个角落。然而，人们对此影响所产生的作用和意义则有不同认识。如，人们通常认为，随着工业革命的产生与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使民族文化、民族艺术的原生态受到有力冲击和破坏，因而出现新的生存与发展危机。若只从表面化的因果关系看，似乎是这样，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

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它对于文化、艺术方面的作用，同样也只是作为一种手段而存在。阿·汤因比认为，一切力量——也包括进步的科学技术所产生的力量——在伦理上都是中性的。因使用方法不同，它可以成为善的东西，也可以成为恶的东西。(汤因比：《展望21世纪》)从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来看，任何一种新的技术出现，几乎都同时可以孪生出“造福”与“为祸”两种性质截然相反的结局。如，人工合成氨技术成功后，则同时生产出农业化肥与制造炸弹的炸药；重核裂变被发现后，便立刻诞生了原子弹和核电站，药物合成既产生了治疗疾病的良效药物，又产生出危害生命的海洛因，等等。这里重要的是人，人的良知，人的德行，人的目的性。要克服或抑制科技的负面作用，凭靠科技手段自身绝对不行，而是特别需要人文精神、人文理性，在当代，需要确立人文精神与科学技术的综合理念，以超越技术至上与拒绝现代科技之间的对立。

强调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的综合理念，既是一个学理问题，也更是一个很实际的现实问题。我们都熟知，“分化”是人类演化过程中越来越突出的一个特性，许多领域、许多方面都在分门别类，而且越分越细，有的甚至堪成裂变状态；分化之后便又各自日趋独立。此中自然是得失皆有。其中，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的分化脱节，是“工业革命”以来的显著体现。要很好发挥现代技术在推动民族文化、民族艺术发展中的正向作用，则需要克服这种“脱节”状态。

以人文精神与科学技术的综合理念对待民族文化、民族艺术，其主要意义在于突出民族精神与先进性，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平衡态，其中，特别发挥人文理念的调节作用，以调节技术手段在推动民族艺术方面的价值取向。我们必须明白，历史是不会逆转的(也不该逆转)，对于民族艺术而言，无论人们多么怀恋古往的那种“原生”性，但就人类发展的大势而论，却不可能“回归”到古往的时代．而在此进程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却仍然会继续。所以，应该进行切实而有效的选择，不是逃避或遏制科学技术，而是应置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视野中，调节其实施方略与价值取向。

四

应该说，同以往任何时代一样，在“全球化”背景之下，创造力依然是各民族艺术生存与发展最重要的生命机制。就是说，一个民族的艺术，要确证自己的存在价值，并要充分彰显其活力，就必须开掘不竭的生命之源，不断激活创新精神，创造出新的成果，使之为世人所体认。其实，任何时代都必然同时存在着某些艺术的衰微与新生的问题。致使其不同命运出现的原因固然很复杂，诸如社会状况、生存背景、艺术人才、接受群体、传播方式、文化市场，等等，都可能是相关因素，但其中创造力的强弱(或有无)则往往是问题的关键。在地域性阻隔被打破，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各方面竞争、包括艺术在内的文化竞争十分激烈的当代，创造力的问题则更显得尤为重要。

所以，在此新的背景之下，任何企图有所作为的民族艺术都不可以固步自封，或过多地依重于“保护”，而是要随时以发展的姿态锐意创新，积极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本体突破。为此，有两个相关的问题需要特别指出，一个是面对全球化的创新性与保持民族特性的关系问题，另一个是如何创新的问题。

首先看面对全球化的创新性与保持民族特性的关系问题。

对于中国每一个少数民族的艺术而言，都应该把追求面对全球化的创新性与民族性的和谐一致，作为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性美学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所谓面对全球化的创新性，凸显了视野广阔、参照丰富，以及影响广泛的特点，这事实上与民族性是有机统一的。因为任何一个民族艺术的所谓民族性，历来就不是由本民族自身确认的，而是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共生中相比较而见出，并因异族参照而得以指认的。所以说，全球化与民族性实则是悖论性共生关系。富有创造力的民族艺术的民族性，完全可以在全球化情境中鲜活存在，乃至蓬勃发展。全球化并不会窒息民族性，相反，它能够把民族性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禁锢中解放出来。当然，这种民族性也应该是开放型的，即，使有所创新的民族艺术的民族个性，能够不断吸收世界各民族文化艺术的优秀成分，在广泛的交流、融合之中，熔铸出具有现代性的新成果。

再看如何创新的问题。这是一个复杂而并无定规的问题，因此，这里只是提出一个思路：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民族艺术创新应以不断追求新的民族艺术个性为重要取向，并于此同时而张扬其富有特色的美学品格。为此，则需要实践多重超越，即，在艺术本体方面，超越不适应当代审美需求的模式；在认识上，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与文化屈从性，重视创新与自我确证，并融入多元共生之中。在具体的艺术实践及美学追求上，实现双重超越：吸取与消化本民族以外健康而有益的东西，在横向上能够穿越诸多域限，不断跨向新的境界；植根于传统优势而又有所突破、有所推进，实现纵向提升。而富有创新性与商品位的民族艺术，必须要适合人的生存与发展，要符合当代人追求自由与幸福的和谐旨趣。

总之，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新的大背景之下，民族艺术的生存与发展会面临许许多多新的问题，须认真加以探究。而促进民族艺术乃至民族文化在新时代的健康发展，则正是保持文化多元化的有益实践。本书的主旨也正是试图在此方面尽绵薄之力。

还需说明的一点是，我们的研究只是分析性的，而非实验性的；是探讨性的，而绝非是总结性的，所以，所表述的更多是研究者自身的体认、发现与思考，必然有较重的个体性色彩。马丁·阿尔布劳讲：“我们是在按照种种变化所具有的本质来体验这些变化。这些变化不是关起门来在实验室中发生的，也不能像演算一套方程式一样对它们加以演算。但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体验，是知识的首要源泉，尽管在不同的人那里对它所包含的意义的正确认识会发生在不同的时间。”笔者是认同这一见解的。中国的少数民族艺术在当代背景下的变化，是开放性的，活生生的，因此，则需要以开放的姿态、鲜活的感知应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