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课的过程也是深入阅读和思考的过程。对自然演化的理解，逐渐确认了这样一种看法：意识、符号交往、社会制度，当然不能被简约成为“自然”现象，不过，它们既然是自然演化的产物，就应当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这样，随着社会制度能够包容的精神力量的日益强大，意识与制度从一般的社会性动物形态，到当代的人类社会形态，应当呈现出不同的“动力学”结构。

我在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开设“制度分析基础”课程，约三年。第一年讨论这门课程的方法论问题，所以，讲义的名称是《制度分析基础》，取其“方法论基础”之意。在方法论的讲义里，我引入了制度现象的三维理解框架——“物”的维度、“人”的维度、“精神”的维度。按照这一分析框架，我在第二年的课程里讨论了制度现象的“物”的维度，故而，讲义的名称是《自然与制度现象》。第三年，才算是正式进入到制度现象的“人”的维度，讲义的名称是《社会思想与制度》。这一系列讲义，需要从“物”的维度和“人”的维度再进入到“精神”维度，才可以有所了结。所以，这门课程被设想成四年的课程。

自然与制度现象，十分关键，也不容易讲授。主要原因在我自己，知识结构不够扎实，难以用最通俗的语言把我所理解的自然演化尤其是生命和意识的演化历史交代给学生。不过，借助于互联网和北京大学校园网的资料服务器，我得以下载国际学术刊物最新发表的研究资料，尽管在出版讲义的时候，这些学术文献无法获得相应的版权，故而必须从附加的“阅读光盘”里删除。

授课的过程也是深入阅读和思考的过程。对自然演化的理解，让我逐渐确认了这样一种看法：意识、符号交往、社会制度，当然不能被简约成为“自然”现象，不过，它们既然是自然演化的产物，就应当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这样，随着社会制度能够包容的精神力量的日益强大，意识与制度从一般的社会性动物形态，到当代的人类社会形态，应当呈现出不同的“动力学”结构。我在一篇文章里曾经概述过这一动力学结构。那篇文章发表时的题目是“知识动力学与文化传统变革的三类契机”。

因此，每一类现象的描述中，都应当包含着来自上述三个不同维度的视角。当然，越是无意识的现象，其描述就越偏向“物”的维度。

从一般的意识现象演化到人类社会交往现象，最难以理解和把握的环节是“脑”——爬行动物脑(脑干系统)、哺乳动物脑(中脑系统)、大脑皮质。对人类的脑的这样三个层次的深入理解，既需要等待最新的研究报告，又需要哲学思考。因为多数脑科学研究报告都局限于技术细节，只有很少几份学术刊物和几位作者愿意对脑的未来发展作出预测。所以，只有哲学式的反思才能帮助我们从脑科学研究报告里看清楚意识与社会的当前的和未来的可能状况。

在这份讲义里，关于脑的研究报告的最重要的引述，大多与“场景记忆”关系密切。我希望学生们通过阅读关于场景记忆的研究报告，加深对哈贝马斯所论的“情境理性”的真实理解。

生命在地球上，是一种偶然。同样地，意识也是一种偶然。在我看来，一种远比目前流行的科学看法更正确的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我意识”的看法，是怀特海在晚年提出来的。虽然，极少有人懂得怀特海的这一看法，人们甚至不打算去理解它。根据这一带有强烈东方气息的看法，宇宙的本质是无数此起彼伏的“关系”，其中有一些关系偶然相遇，成为关系束。“我”，以及每一个人的自我意识，其实，只是这些关系束在特定时空的凸现。当关系消散的时候，这些“自我意识”也就消散了。

如果上述看法正确，那么，制度，作为关系束，就成为社会现象的本质了。换句话说，我们应当放弃经典力学的“本体论”视角——这一视角总是试图找到一些实体，把它们看做现象的本源。而这种最初由马赫提出，由詹姆士发扬光大，再由晚年的怀特海努力试图最终确立的新视角，它要求我们把“关系”看做本源，从而把实体看做现象。

例如，货币，不应当被想像为一叠“钞票”。货币的实质，或者它的本源，是一种社会关系。钞票这种实体，只因为它们进入到这一社会关系当中而具有了货币性。这当然也让人想到马克思的分析方法，或干脆就是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方法。

自然与制度现象，我相信，能够在上述的颇有些东方神秘主义情调的“关系”学说下得到统一的理解。这里，有待建立的，是如代数学的“群论”那样可以用来对“关系束”加以分类的数学工具。但是，我遵循着一条原则，那就是，在现象本身尚未得到充分描述之前绝不引入数学工具。

需要说明的是，这本讲义的原始录音，先由浙江大学的钱济平同学整理摘要，然后由我改写为书面语并尽量还原讲课的内容。但整理录音十分艰苦且费时，几乎完全打乱了这本讲义的出版计划。后来，北京大学的郑锴忻同学帮助我重新整理了第五讲后半部分、第六讲和第七讲的全部录音。这里发表的讲义第六讲和第七讲，基本上保留了郑锴忻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