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激情与冷静之间，在愤怒与理性之间，周文渊直面中国足球前所未有的变乱，与所有球迷一同经历所有痛苦和酸涩，酝酿出这本书，酝酿出这一团雪中的烈火，这一块血里的坚冰……他用一杆锋刃如雪的长枪，挑穿中国足球大乱局浓黑内幕；一个冷笑如风的骑士，揭穿中国足球大溃败腐烂的根基！

中超元年，几个命运迥异却又如此相似的“大人物”，在中国足坛这个特定世界的特定年份里，同时经历着彼此生命中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演绎出一幕幕辉煌与彷徨，抗争与妥协、挣扎与绝望的悲喜大剧。而当年终岁末，局中人物酣战尤欢之际，人们却霍然发现，承载这一切故事的舞台早已满目疮痍、几近坍塌——中国足球实实在在地进入了一个公认的，并看似不可逆转、绝难轮回的冰河期。  到底是命运弄人，还是人终将胜天，等待中国足球的，也许仍将是个难以预料的结局……  本书作者秉承其“《体坛周报》第一评论员”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以深邃独到的犀利眼光，高屋建瓴的雄辩气度，极富批判精神的血性文风，从宏观到微观，从人物到事件，以人物列传的写作形式将中国足球一系列深层次问题逐一剖析；其观点之精辟、语言之辛辣，内容之尖锐，绝对堪称对当今中国足坛“大佬们”的一次“非法律起诉”。  作者籍以此书，对人性、对价值，以及对被赋予了潜在精神拷问的，中国足球世界那无间道般的生与死，罪与罚——那种“原罪般不幸”根源的孜孜探寻，乃是本书的魅力所在。

序（黄健翔）思索的权利和责任/2

第一章 “审判”阎世铎——从犬儒主义到假大空/14

犬儒阎世铎

投机客阎世铎

权术家阎世铎

假大空阎世铎

第二章 徐明，一个投机革命的亿万富翁/58

可疑的发家史

无爱的足球情

新奇的赢利观

猖狂的实德观

冒险的革命家

两难的投机路

第三章 阿里·汉，不幸的幸运儿/86

罪与罚的宿命

最弱势的主教练最弱势的中国队

亚洲杯上的人造美女

固执毁掉了一切？

第四章 沈祥福，一只沉默的羔羊/112

国安文化的幸运儿或牺牲品

曾经的青春年少

不堪回首的圈养足球

第五章 福特宝，中国足球的北洋水师/138

生于职业文化改革前夜

长达八年的忍者生涯

英雄或狗雄出山

扶不起的阿福哥

终于连足协也受不了了

第六章 X档案，全民皆赌的中国足球/164

革命不成，加紧捞钱

辽足，中超“鬼盘王”

谁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投资足球，抑或投资赌球？

第七章 黑金足球中的芸芸众生/190

黑哨与金哨的轮回

足球公关和居间人

一条黑色的生物链

申花个案，“鹰鸡论”下的利益拼图

后记做人难厚道/216

像徐明这样的超级富豪会投身挑战现有秩序和合法政府的革命?这几乎是天方夜谭。然而，2004年的金秋十月，这一幕确实发生了，而且还是徐明主动发起并充当领军人物的。

关于革命的前因后果，在本书第一章“阎世铎”中已经作了详细的解读，这里不再赘述。应该说，以徐明的社会地位、处世风格本来是不可能与革命之类激进事件搭界的。徐明年轻但城府颇深，他应该明白，做大事情的人，从来都是在社交酒会上、高球场边，于谈笑间灭强虏、结盟友。如果必须兵戎相见，也就到了亮底牌赌生死的时刻，这不是大人物们喜欢的方式。

从商那么多年，徐明及其实德公司在公众场合一向很低调，甚至被认为是刻意保持某种神秘感。比如关于他的身世，特别是是不是领导人女婿一事，徐明从来是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听凭外界去猜测和想象。涉足足球圈的初期，徐明仍然一副无为而治的样子，与公众和媒体保持相当远的距离。

然而，实德系一事，令徐明频频在媒体上曝光，不过那还在可控的范围里。但在中超革命事件中，不仅是体育媒体，连财经类、时政类的媒体也在连篇累牍地“轰炸”以徐明为首的革命党人。有资深人士认为，作为资本大鳄，适当地利用媒体资源造势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此透明地暴露在公众面前，不仅不合适，而且很危险。很多大案要案，不都是从看似毫无干系的小cAsE中引爆的吗?

更危险的是，徐明一向与权力当局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过往的每一次发展机遇，实际上都是对政府资源的一次巧妙利用。但这次，徐明的行为却是在赤裸裸地挑战政府的权威和既定的游戏规则。高明的战略家从来选择自己已经驾轻就熟的方法做事，徐明以前是这样，这次为什么会选择对抗而不是幕后交易?

关于为什么要奋起革命，徐明自己曾讲过两层意思，一是介入足球六年来，他一直在等待这样的机会；二是他阅人无数，从来没有碰到过像中国足协那么不好打交道、不好说话的主。换句话说，在徐明看来，中国足球现行的游戏规则已经在根本上忤逆了资本的意志，侵犯了投资人的权益，必须推翻：同时，中国足协那帮人已经朽木不可雕也，必须赶走。

不能说徐明不愿与足协亲善，没有做过积极的努力。在2001年十强赛前，当米卢与“大连帮”严重对抗，国家队面临着大分裂的危急关口，徐明应阎世铎的请求，亲自与郝海东、孙继海等人谈话，说服他们听从“米核心”的指挥。这个忙帮得不可谓不大，如果这颗“定时炸弹”不排除，很难想象米家军能够顺利晋级世界杯。事实上，在很长时期里，每逢有人向足协发难，实德总经理林乐丰与前后两任申花老总郁知非、楼世芳一样，总是充当保皇派角色。一般来说，在甲A，只要连沪两大豪门不参与。任何反足协的动作都很难威气候。

可惜，中国足协的那帮爷们，从来认为足球上的事只有他才能说了算，从来把足球圈内的人都看成下级，认为别人奉承、讨好他们是理所应当的，根本没有什么平等对话的概念，更没有什么礼尚往来一说。这倒不是专门冲着大连或实德来了，比如本来足协与国安的关系也不错，国安的副部级干部李士林曾无偿捐出香河一大片土地，让足协造起了美仑美奂的国家足球训练基地。这个人情也够可以吧，但只是局级单位的足协要翻脸照样翻脸。

当然，睑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并不是足协讨人嫌让人烦的根本原因。关键是，职业化都搞了十一年了，足协的观念、定位和作风还停留在专业足球时代，还以为它是中国足球的绝对所有者，还应该继续并永远垄断所有的资源、权益乃至一切事务的话语权。足协的一些老迈官员，如郎效农之流不时搬出国际足联章程第71条，企图证明一国联赛的所有权是属于足协的，更用《体育法》为其政企不分的垄断行为辩护。

如果郎效农们看不懂国际足联对这个“初始”所有权定义的严格界定，那可以睁火眼睛去看看一个最简单的事实：自1994年后．国库已经不再向足球拨款一分钱，相反，通过足协的账户，来自足球市场的真金白银以每年数千万的规模源源不断地注入体育总局，另有数目可观的收入以税收形式进入了国库。既然如此，只是代表政府行使行业管理之宏观职责的足协怎么还能以所有者自居，怎么还不养成善待球迷、媒体和各路投资主体的服务意识呢?

准投资谁受益，这是市场经济的铁律，也为中国的法律所承认和保护。因此徐明等投资人就想不明白了，中超中甲的近三十家俱乐部，每年投入少则一两千万，多则上亿，总计至少五个亿，怎么电视转播权、场地广告权等基本的足球资源不是属于他们的呢?甚至他们部不知道这些资源是怎么经营、到底收入多少!难怪他们要奋起革命，夺回他们的权利，第一步就是要足协公布财务和取消中超常委会。P075-077

“当爱情的小船被风浪打翻时，请让我们友好地说声再见。”这首莎翁名诗，至少在足球界，更多的人是通过阎世铎才得以鉴赏。2000年4月24日，国家体育总局(当时叫国家体委)办公厅主任阎世铎出任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约三个月后又戴上了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头衔，成为中国足球的新掌门人。

这是四十八岁的阎首次走出幕僚，担任一个实体业务部门的主管。从官员级别上说，一个总局办公厅主任出任下属十几个运动管理中心之一的足球办主任，似乎有降格使用之嫌。其实不然，这一人事变动恰恰体现了总局领导对足球的高度重视，也是对阎个人的器重。这是一个极其特殊的部门，从来不曾制造过世界冠军、奥运金牌，连亚洲冠军也不曾亲近过，却是整个体育系统内最具社会影响力，也惟一走向了市场、形成了产业的一个部门。其主席由总局首长亲自兼任，名誉主席则由国家领导人担任，这是总局下属的任何金牌部门都无法奢望的荣耀。

对于已经在机关中“耗”了十多年，年龄义逼近五十大关的阎世铎本人来说，则是仕途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一次机遇，甚至可以说是最后的一次机遇。谁能够在这个最令人瞩目，又最烫手的位置上做出一番威就，谁就能够成为体育官员中的大明星，不啻拿到了走向总局核心层的金钥匙。

因此，没有人觉得委屈了阎世铎，阎本人更踌躇满志，据说特意定做了几套面料精致、做工考究的西装，亮相方式也与众不同。上任后，阎不接受采访、不作公开表态，也不轻易下指示，而是上东北、下西南地调研了几个月。在这个几乎透明的行当里，一点屁大的事也会被爆炒，掌门人的行为如此低调，自然引起了倍加的关注。三个月后，权威的中央电视台终于把他请进了演播室，于是人们聆听到了一个中年男子用浑厚的男中音所朗诵的莎士比亚情诗。

当然，阎世铎无意卖弄文学修养，而是以诗咏志，表达他决意抛弃一切个人名利把足球搞上去的信念。四年半后，阎用“头戴荆冠、身背十字架、脚踏地狱门”的受难耶稣形象再次表达这个忍辱负重的信念．只是背景与语境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四年半前，阎世铎新官上任，面对一片狼藉的足球界，人到中年的阎没有畏瞑，只有天降大任于斯人的豪情；也少有惘然，在口若悬河地轰炸人们耳膜与心灵的同时，一个个新概念新设想，一项项新规划新工程不断出台。四年后，阎世铎真要走了，任期只有前任的一半，却没有人能与他友好地说声再见。当足球大年演变威灾年时，等待他的必然是铺天盖地的批判、漫骂，和来自体制内外的问责风暴。

12月9日，中组部负责人宣布，原四川省委副书记刘鹏接替袁伟民担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此前两天，有关方面已经免去了总局副局长李富荣和局长助理何慧娴的职务。有人预言，一轮体育官员的大换班开始了，而在全局各中心和司局的政绩考评中叨陪末座的足协肯定要“动一动”。

人们一直在争论，阎世铎到底是一位生不逢时、壮志未酬的足球政治家，还是一个只是拿足球来捣糨糊玩权术的政客；到底是一位具有伟大理想，又有卓越能力的建设者，还是一个只会炮制概念、卖弄嘴皮的空谈家?虽然从来成王败寇，虽然我们是第一批向“阎世铎新政，投出匕首的批判家，但在梳理阎世铎执政下这四年中国足球的历史时，我们力图保持一颗公平、客观的平常心。

2004年11月底，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报家门后便单刀直入，称他是某出版社的编辑，在《体坛周报》上看了我写的《审判阎世铎》长篇连载文章，十分欣赏，询问我是否有兴趣就2004年的中国足球写一本书。

这个电话让我感到一点意外。我问他，现在中国足球进入了漫漫冬。天，球迷大量逃离，一些老牌体育报纸的发行量跌得都让人不敢相信了你们怎么还想做这个，不怕亏本吗?编辑的话蛮有意思。他说血总是热的，你的文章那么多人爱看，为什么书会没人买呢? 说得我心里很受用，于是此后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就交给了这本书。书的由头来自于那篇《审判阎世铎》的文章，体裁也以人物为主线，行文风格和批判精神当然也一脉相传。道理很简单，读者喜欢看那样的文章。

那篇批阎长文发表后，各界反响甚大，也有一些人打听《体坛周报》刊发这篇文章的背景，猜测《体坛》是不是听到了阎世铎肯定下台的风声，因而来痛打落水狗了。连我们的顶头上司，湖南省体育局的傅局长也打来电话问怎么回事，怎么搞起“审判”了?

这多少有点误会了。虽然我们没有像《足球报》那样，在中超革命时无条件地站在投资人一边，颇让徐明们不满意，但《体坛》不可能当保皇派，也不会是骑墙派。我们始终坚持自己的价值判断和办报理念．认为像阎这样把足球当政治搞的人必须下台，否则中国足球不会有出路。不过这不代表我们就要成为资本家的“泛走狗”，至于对阎的审判也与他下不下台没有关系。

事实上，《体坛》对“阎氏新政”的批判，从他四年多前上任时就开始了，在他三年前推出暂停升降级等措施时，我们的抨击调门比谁都高。当2004年国奥队、国家队接连失利，中超也乱得一塌糊涂，足球大年变成灾年时．我们觉得必须来点大的、狠的，与以前不一样的。否则， 《体坛》的百多万读者不答应，我们自己也会有愧疚之心。

事实证明，我们的感觉是对的，切入点与时机的把握也都很到位。两万字的文章以连载的形式分四期发表后，几大门户网站都以专题的形式全文刊登，像《三联》、《南风窗》和《中国新闻周刊》等新锐的时政刊物都来电与我们交流，网友的跟帖也很热闹。鼓励、称赞的居多，真正持不同意见的几乎没有，这要“拜托”阎某人做人做事实在做得太绝。

当然，在网上，你总可以看到一些喜欢顶牛的人、文人相轻或同行相轻的人。他们喜欢与众不同，经常弄点看破红尘似的，甚至心理很阴暗的东西，这个我早就习以为常。霍顿时代，我的贬霍文章激起的反响要大得多，且赞同的与反对的几乎一半对一半，赞者盛赞，骂者恶骂，连祖宗八代都被一些网友问候到了。

对此，我很坦然。既然你坐上了《体坛》首席评论员的位子，既然你如此牛皮烘烘地评判、指点中国足球的人与事，自然也要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直面被人家批评、漫骂的现实。对于批阎文章可能产生的后果，我作好了各种心理准备，包括来自足协的反击乃至制裁。

我很清楚，尽管几十年来，中国足协备受各界炮轰，从年维泗到王俊生，在位期间无不遭到铺天盖地的批评指责，但针对一个足协领导个人进行如此无情、如此系统的剖析，在我知道的范围里还没有前者，这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其他领域更是不可想象的。设身处地地想，换了谁，都可能恼羞成怒。

不过，实际情况远远要好于我的心理底线，我甚至有点杞人忧天了。阎世铎没有看到这篇连载文章的第一部分，显然，11月17日中国队被淘汰出局后，老阎要应付的事情太多，恐怕都无暇看报纸了。不过很快就有人告诉他《体坛》发了一篇文章，骂你骂得很凶。于是，阎找来了《体坛》，那已经是连载的第二篇。巧的是，那天马德兴又到足协去“蹲点”，老阎把他叫进办公室，聊了近一个小时，了解一些情况，末了请马德兴把登有第一篇的报纸捎给他。

然而，尽管第三篇、第四篇的剖析更为深入和无情，阎世铎也没有发太大的脾气，更没有采取什么动作。只有新闻官董华曾打电话给本报，执行主编张敦南，没有摆出兴师问罪的架势，只是询问《体坛》什么意思啊，我们这一阵关系还是不错的嘛，怎么《足球报》没有发难你们倒冲在前面了?张总的回答很巧妙，说我们并不是要趁机倒阎，这个选题很早就确定并操作了，否则这么长的文章怎么能这么快就弄出来呢?既然你董主任打招呼了，那还有五万字就不登了吧。

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倒是被我点到名的其他一些足协官员很不高兴，尤其是杨一民。连仅仅提到一次名的冯剑明也很过敏，一再打电话给瞿总和张总．称那时他还在“两会办”，还没有到青少年部，并没有协助阎世铎搞那个虎头蛇尾的青少年足球工程。大冯也很有意思，实际上在文章里我只点了他一次名字，且并无褒贬倾向，他却坚持要我们报纸更正。后来我查了一下，确实是我搞错了，在此，谨向冯主任道歉。

不过，张敦南的“五万字”也不是唬董华，我们确实准备了更多的“猛料”。在10月13日中国队客场输给科威特队后，很多人预感中国队出线形势不妙，鉴于当时中超革命的势头非常猛烈，我们估计届时这两件事撞在一起可能要出大乱子。为此，我特地赶到北京，与瞿优远社长和几个骨干记者商量我们可以做点什么，最后决定要操作一些有分量的大家伙，但不要再做技战术的东西，也不要做成政论的形式，而是以人物为主线，以“罪与罚”为总基调，讲述一些中国足球深层次的故事和问题。

当时确定了好几个选题，阎世铎、徐明、阿里·汉、沈祥福和福特宝等，商定首先搞阎、徐、汉三人，其余视情况而定。正是有这提前二十来天的筹划和操作，才能在11月17日晚中国队一被淘汰，当期报纸就能刊出，新闻点把握得相当好。执行主编张敦南很满意．因为各方面反映非常好，又没惹什么大麻烦。大家略感遗憾的是，另几篇文章没有达到我的水准，因而没有形成集团冲击效应。

我的遗憾是，徐明领导的中超资本革命失败得太快，让我失去了抛出另几篇重头文章的好时机，特别是关于徐明和福特宝的．我相信这些文章也会有不亚于“阎文”的冲击力。《体坛》与其他很多报纸不一样，一切以新闻事件为核心，不会因为你已经为一篇文章作了很多前期工作就一定要刊发，更不会因为你是王牌记者就什么文章都登。

中超革命过去了，徐明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再发徐明的文章有点突兀。同样，在足协公布了中超财务预算后，福特宝也已经逃过了各界的炮轰，再写似乎显得我们与这个公司有意过不去。

于是，相关的工作就停顿下来，直到出版社的这个电话。对我来说，写这类文章从来不是为了揭密，满足人们的猎奇愿望，而是希望通过特定的人与事来反映我们这个时代，反映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比如写阎世铎，或许在客观上搞臭了他的名声，但在主观上是为了通过对这位足协掌门人的剖析，比较真切和深入地揭示中国足球的体制缺陷、人事失误。

因此，即使新闻热点已过，即使《体坛》很难拿出那么大的版面刊登，我觉得这些文字所展现的这段历史，包括我的思考还是有价值。我必须完成这些工作，我既有此责任，也有此能力。 那么，具体又如何做呢?

在中国足球的历史上，2004年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份，用《三国志》式编年史方法固然也能记载，但总觉得太过平庸，既难以深刻反映灾年的由来，或宿命，也不能很好地揭示一些特殊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我一开始就想到了用《史记》中列传的方式，从人的角度去观察、。诠释这一特殊年份中国足球的罪与罚。

所以，这本书大概是这样的，着眼点放在2004年，实际上涵盖了阎世铎上任这四年多来的历史，可以认为是中国足球的断代史，但不是“封神演义”。尽管其中既有阎世铎这样的当权派，徐明这样的大老板，也有阿里·汉、沈祥福那样的前线指挥官。在很大程度上，是这四位大佬主宰了这几年中国足球的光荣与耻辱、梦想与幻灭，因而理所当然地成为本书的主角。

但我们的目光还必须更深邃、更尖利，射向中国足球的深水区。在那里，赌球的致命毒素正快速地糜烂着中国足球的肌体；进一步而言，中国足球呈现出越来越强烈的畸变成黑金足球的征兆。继出线足球后，黑金足球是我对中国足球的最新定义，对此，微观层面的暴露文学、匿名小说已经很多了，相关的警钟也早就长鸣。但那种剑指老板，并梳理出一条黑色产业链的宏观审视和理论剖析，还不曾有过。

另外，在这本对足球大佬们的非法律起诉书中，我还把福特宝公司列为必须被审判的对象，这个公司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此举也表达我的一个理念，即在历史进程中，体制很重要，特定的人物也很重要．两者不可偏废。阎世铎试图以一人之力把中国足球拉回到专业时代的狂想症当然要鞭挞，但那种体制不改，换了谁都没有用的颓废主义倾向也必须批判。

我相信，这样的构架搭好后，这段中国足球的历史就相当丰满了。遗憾的是，限于时间，更限于阅历和功力，我无法在细节方面做得更生动有趣，同时也难免发生一些细节性的事实出入，就像在写审判阎世铎时让冯剑明先生产生受伤感的那种失误。

出版方曾有担心．我用如此冷峻的笔锋去写那些大人物，会不会产生一些法律上的麻烦。我以为，类似对大冯那样的过错大概很难杜绝，虽然我力图避免，但大的问题应该没有。我以社会责任感写作，也对事不对人．即使对当事人造成某种感情伤害也无可厚非，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罪与罚的世界。大年变成了灾年，难道相关的责任人不该受到道德的审判、良心的谴责吗?

此时，做人就不能厚道，中国人应该用一种更磊落的方式生活。欣慰的是，出版方理解了我的用心。此前，我并没有与这家出版社的人打过交道，只看过他们出版的我的同事的一本书，感觉他们也是一批很用心做事的人。

至于请深受球迷喜爱的黄健翔同学作序，利用他的名人效应之意是有的，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在对中国足球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上有相近的感觉。大约七年前我们有过一次彻夜长谈，在中超革命之前和期间也交锋过观点，我的批阎文章发表后，他又给我发短信以示鼓励。我感到，他的激情并没有随这些年名气的飙升而消退而中庸，因此，我以为请黄同学为这本关于中国足球的小书作序是比较合适的。

对极度期盼出人头地的中国足球而言，在历史上，像亚洲杯、亚运会这些地区性赛事总起着“摇头丸”的作用。每当中国足球在世界杯或奥运会预选赛遭到惨败时，一个亚洲杯四强之类的名次总会适时地让中国球迷以及足球官员们忘了刚才的痛，忘了刚发过的要动真格反省、改革的誓，又屁颠屁颠地投入到下一轮豪赌中，然后再输个精光，如此循环往复……  在中国足球的词典里，“出线”在任何时候都是最高境界，其他都是从属的，只是手段。专业足球时代是这样，职业化依然不曾丝毫动摇这一目标模式……  一般认为，中国足球假赌黑等毒瘤的根源在俱乐部，又都是钱多给闹的。这样的说法显然流于表面，就如章健所说的，做事都要讲规矩，如果规矩是恶的，那你也必须恶，甚至要更恶，这样才能牛存……  我们的分析模式旨在揭示，中国足协宫廷游戏般的“深化改革”所营造的市场环境和体制环境，堵死了投资者依靠开发足球产业合法赚钱的途径，却打开了投机者通向赌球暴富的罪恶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