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以其敏锐独到的视角，以农户收入结构为切入点，在系统分析收入结构变动理论和农户收入结构变动相关研究成果与方法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农户收入结构的变动趋势，并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剖析了收入结构变迁的成因，最后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估计和评价了农户收入结构的合理性，并提出相应的政策性建议。这是一本具有较高理论价值的著作。

伴随农户收入增长的阶段性变化，农户收入结构和收入问题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新形势下，农户收入问题已不仅是一个单纯的“三农”问题，更是一个和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密切相联系，甚至和国际经济变化的大环境相联系的问题。而农户收入结构的变动能够很好地反映农户收入问题的性质变化。本研究正是基于这一思考展开的。  本研究的思路为：在系统分析收入结构变动理论和农户收入结构变动相关研究成果与方法的基础上，以农户收入结构作为切入点，采用规范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农户收入结构的变动过程，并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剖析了收入结构变动的成因，最后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估计和评价了农户收入结构的合理性。本研究就是按照上述思路展开的，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对已有农户收入结构变动的相关研究成果与方法进行了回顾与评价。首先对收入结构变动的理论基础、农户收入结构变动的相关研究成果作了回顾与评述，其中在评析农户经济行为理性纷争的基础上，提出农户经济行为理性的假定。其次，对收入结构效率估计的DEA方法进行了说明，同时确定出农户各收入来源的统计范围，并结合研究目的选择了本研究所使用的测度指标。该部分内容为研究农户收入结构变动问题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第二部分是对农户收入结构变动的总趋势分析。该部分主要运用收入结构变动值、结构相似度等结构指标分析了农户收入结构的时序变化，同时把农户收入增长贡献区分为绝对贡献与相对贡献，并加以测度。结果表明：从收入构成上来看，家庭经营和外出劳务收入仍是农户较为稳定的主要收入来源，而转移性和财产性等收入是农户的辅助性收入；在农户各项收入来源中，家庭经营和外出劳务收入对农户收入增长贡献的重要性发生了“质的”变化，即外出劳务的增收效应在逐步超过家庭经营的增收效应，而转移性和财产性等收入对收入增长的贡献较小且呈波动变化趋势。可见，家庭经营性收入与外出劳务收入变化是引致农户收入结构变动的关键。  第三部分深入分析了农户收入结构变动的微观与宏观成因。在微观成因中主要从农户家庭生命周期与资产水平和结构变化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在宏观成因中主要从区域差异与制度变革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在农户家庭生命周期变化的成因分析中，采用了家庭人口规模、主要劳动者年龄、劳动入口负担系数等多个指标来反映农户家庭生命周期变化，并且结合农户组织演变，动态考察农户收入结构变动的规律性。最后通过对家庭人口规模等指标与农户各项收入进行的皮尔逊相关检验，结果表明：家庭主要劳动者年龄与外出劳务收入呈较高的负相关性，而与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家庭入口规模与外出劳务收入呈现负相关，而与转移性收入为正相关；劳动人口负担系数与外出劳务收入呈现负相关，而与财产性等收入为正相关。在资产水平与结构的成因分析中，采用多重交叉分组方法，分析了在不同的物质资产与人力资产及其配置结构下农户收入结构变动的规律性。并且根据资产间替代弹性的经济学意义，建立计量模型，实际测度了实物资产与人力资产间的替代弹性及其变化趋势，并在此基础上计量分析实物资产与人力资产分别在家庭经营与外出劳务上的边际报酬，结果显示：随着资产之间替代弹性的提高，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以农业经营为主的家庭经营的边际生产力，使家庭经营性投入的边际报酬越来越小于外出劳务的边际报酬，这样在收入效应的作用下，促使更多的劳动者倾向于外出劳务，由此带来农户收入结构的变动。  在宏观成因分析中，首先运用区域发展与产业成长等理论分析了区域差异对农户收入结构变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区位条件的优劣对劳动力就业结构影响较大，其中地理区位较好与较差的地区，农户家庭劳务报酬收入增长较快，而地理区位相对一般的地区，就业结构相对稳定，收入结构变动不太明显；区域教育发展的差异带来农户收入结构变动的“趋异性”；农村产业结构转换效应对不同区域农户家庭经营内部各业的收入弹性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从而使得不同区域农户收入“非农化”变动趋势强弱不均；区域市场发育差异与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经济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农户经营分化、市场适应能力等方面的差别，进而表现为经营结构转换、收入结构变动上的差异。其次，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了制度变革对农户收入结构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农地制度变迁加快了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农村各产业的协调发展，开辟了农户收入的多元化与非农化，促进了农户收入结构的变动；农村金融体制变革过程中，加大支农信贷力度是解决农户经营非农产业资金瓶颈的关键，也是合理调整家庭经营内部收入结构的重要途径；对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前后农户农业投资结构的比较分析表明，减轻农民负担有利于提高农地的利用效率、优化农业内部的收入结构；化解城乡二元结构有助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缩小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差，逐步优化农户收入结构。  第四部分主要运用DEA非参数估计方法对农户收入结构合理性问题进行了创新性研究。在提出收入结构合理性原则的基础上，分别对处于家庭生命周期各个阶段、不同资产水平与结构、不同区域以及不同市场化程度的农户收入结构效率进行了估计。结果表明：①处于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收入结构效率存在差异性。比较而言，处于子女抚育后期的农户家庭各业效率较高，而处于家庭形成初期、空巢及消亡阶段的效率相对较差。②农户资产水平与结构对其收入结构效率的影响，随资产类型及其配置结构的不同而不同。人力资产水平较高的农户家庭能够更好地实现物质资产的快速增长及其优化组合，且有较强的举债经营能力，因而高资产水平组农户整体呈现出投资倾向较高、投资力度较大的特征，并且更有能力在人力资产与实物资产优化配置的基础上实现收入的快速增长与收入结构的合理转换。③随着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农户间收入结构效率的差异性在逐步扩大。不同区域间农户家庭经营效率呈“两极”化发展态势，其中处于无效率状态的部分区域农户，存在家庭经营投入不足、规模效率损失的问题。与家庭经营相比，外出劳务处于边缘无效率以及生产无效率的农户比重有所提高，由此带来农户家庭经营效率与外出劳务效率互为消长的趋势在逐步增强。④对于不同市场化程度的农户而言，中低市场化程度的农户在家庭经营中存在由投入不足所导致的规模效率损失，而该类型户在外出劳务上的效率优势却较为明显，尤其是在技术效率方面的优势高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农户。总体而言，随着经营分化及其主业优势的逐步形成，不同类型户“理性”程度均在提高，根据相对有效率状态进行调整优化后的收入增长潜力在逐步下降，也由此反映出决定农户收入增长及其结构优化的关键正在由农户自身转向产业成长、市场发育以及制度创新等外在因素。  第五部分是总结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并提出结论所蕴含的政策性含义。其中政策性含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加大财政支农力度，调整区域产业政策，有利于开辟农户收入的多元化与非农化，促进农户收入结构合理转化；②完善农村金融体制与教育体制改革，能够促进农户物质资产与人力资产整体水平的提高与优化配置，进而形成合理的收入结构；③化解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是保证农户合理调整和优化收入结构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