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克家是中国诗坛上少有的用诗的笔触迅速捕捉、直接描摹时代烟云的诗人。他一生创作了70余部诗歌，他的文学生涯、创作历程与刚刚过去的20世纪几乎同步前进。本书是作者近30年从事臧克家研究的一个总结。全书试图通过对臧克家诗歌的分类解读，完成一个诗人与一部新诗史乃至文学史对话的记录。

臧克家是中国诗坛上少有的用诗的笔触迅速捕捉、直接描摹时代烟云的诗人。他的文学生涯、创作历程与刚刚过去的20世纪几乎同步前进——臧克家诞生于1905年，从幼年起即酷爱文学特别是诗歌，中学时代接受了“五四”新文学的洗礼，1925年开始发表散文，1929年开始发表新诗，一直到2001年仍笔耕不辍。因此，通过对他的研究，便可以洞察中国新诗发展的历程。

本书作者试图通过对臧克家诗歌的分类解读，完成一个诗人与一部新诗史乃至文学史对话的记录。

引言

第一章 抒情诗解读

一、文本解读

丰富深广的含蕴 凝重严谨的诗风

旧时代农民的悲歌

时代的痛苦的记录

倔强灵魂的自白 民族心理的折光

含蕴深厚构思精巧

交织着罪恶和苦辛的城市交响乐

石韫玉而山晖 水怀珠而川媚

唐人风韵 时代剪影

春的赞歌 美的赞歌

冲淡的意境 怅惘的情怀

愤怒出诗人 歌呼为人民

理趣相生 意象谐和

探寻人生价值的哲理之光

二、抒情艺术

第二章 叙事诗扫描

一、《自己的写照》点评

二、叙事诗鸟瞰

第三章 象征诗简论

第四章 旧体诗漫议

一、自觉的理论倡导

二、个性化的创作实践

三、深远巨大的影响

第五章 集外诗概观

第六章 诗化的散文

一、个案分析之一：《老舍永在》赏析

二、个案分析之二：《(避暑录话)与(星河)》赏析

三、诗化散文的新形态

第七章 诗人的序跋

一、成功的选择

二、选择的复杂

三、坚持和发展

第八章 诗人的书简

一、鲜活灵动的个性坦示

二、丰富珍贵的文化史料

三、多样化的文体、语体

附录一 臧克家著作目录

附录二 臧克家生平与文学活动年表

附录三 参考文献与臧克家研究资料目录

附录四 心海帆影琐忆臧老

结语

纵观全诗，虽不免小有平平之处，但总体上是新颖奇特的，显示了诗人化抽象为具象的艺术功力。有人称赞第一个意象是深刻独到、一新耳目的，同时责备诗人不该离开这一意象另生枝节，以致破坏了整体的和谐一致。但细读《烙印》，就不免觉得这责备还有可议之处。一种情思，在一篇诗中集中用一种意象表现，固可收到集中、贯串因而印象深刻的效果，倘用多种意象，从不同层次、不同侧面来表现，也是常用的手法，不足为责备的理由。破坏诗篇整体的和谐一致的凶素，不在所使用的意象是单一的还是多样的，而在意象与情思契合得是否自然、意象本身是否新颖以及意象之间的内在、外在的联系是否紧密。如果要寻找《烙印》在构思上的不足，恐怕不宜以意象杂多、不够集中为由，而应指出各个意象之间缺乏联系的纽带。孤立地看，诗中不乏峰峦，时见光彩，总体来看，则各部分联系较为松散，缺少整体性的和谐统一之美。因此人们往往摘引“我嚼着苦汁营生，／像一条吃巴豆的虫”等名句，臧克家的诗名，也往往和这些呕心沥血雕琢锤炼出的警句紧密联系在一起，至于全诗，却很难如同唐诗中的若干名篇一样时时在人们记忆中浮起。这委实也不是臧克家一人的缺憾，要找同样的例证，在新诗史上是俯拾即是的。

《烙印》把诗人感受到的痛苦以如此新颖、婉转、恳切、鲜明的形式表达出来，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却没有点明这痛苦的内容。从这一角度看，《像粒砂》可以说是《烙印》的重要的补充。

《像粒砂》的基调，与《烙印》大体类似，但意象集中，主题明确，没有索解为难之处。诗人把包括自己在内的或一类人，比喻为在狂风的播弄、摆布下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显得软弱无力、卑微可怜，但心中依然藏着不平和愤激，依然未能忘情于昔日的力量和心中的方向的砂粒。使砂粒万般痛苦的，不但在于它只能在风的挟持下飞扬，直到“黄昏抛下黑影”，才“可以抱紧草根静一静”，自己完全成为狂风肆虐逞暴、颠簸戏弄的掌中玩物，丧失了自尊和自持，泯灭了人格和个性；尤其在于这并非一粒自甘沉沦或从未进取过的砂，它过去有过力量，心里有过方向，明白要去的地方。今昔对比，才倍感苦痛，才充溢着对现实的愤激。“不要记住你还有力量，／更不要提起你心里的那个方向”，正说明它在怀念着有力量有方向的过去，憎恶着无力量无方向的现在，并且隐约地也在憧憬着有力量有方向的未来。这就是使年轻的诗人把生活看成痛苦的谜，把自己比成一条“吃巴豆的虫”，终年“嚼着苦汁营生”的根本原因。

P22-23

2003年，煌煌12卷《臧克家全集》由时代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刘增人与冯光廉应约为之撰写了书评《世纪的诗典》，刊发于《光明日报》。文章说：

承载着中国最复杂、最曲折、最辉煌的一段历史的20世纪，已经离我们而去，用什么来纪念这和中国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伟大世纪?出版界的有识之士都在认真思考，各出招式。时代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的则是煌煌12卷的巨著《臧克家全集》。这部全集，记录着中国新诗发展演变曲折前行的历史，是20世纪中国新诗的经典，出版这部全集，当然也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新诗史、出版史上的隆重的庆典——世纪的诗典。

《臧克家全集》，是一个诗人和一个世纪对话交流的历史。出生于1905年的诗人臧克家，从幼年起即酷爱文学特别是诗歌，中学时代曾欣喜地接受了五四新文学的洗礼，1925年开始发表散文，1929年开始发表新诗，一直到2001年依然是笔耕不辍。他的文学生涯、创作历程，与刚刚过去的20世纪几乎是同步前进的。1930年，他考进创建伊始的国立青岛大学，师从著名诗人闻一多学写新诗。他最早刊发的青春诗作，幻美旖旎，空灵忧伤，颇带新月诗派印记——他是作为闻一多先生门下的“二家”(臧克家、陈梦家)之一开始走上诗坛的。但由于他出生、成长于苦难深重的山东农村，农民的苦难和泥土的气息，是那样浓重地浸染着他的灵魂，渗透进他的情感，升华着他的良知，于是，他不能一味昂首欣赏天边的流云，他不能不把头沉重地垂下，像自己笔下的“老马”一样，执著地品味农村的苦涩与质朴，深情地歌吟农民的悲苦与直率，通过对农村与农民的歌唱，他和时代的主旋律取得了共振的频率，获得了文坛前辈一致的认可和赞誉。他走出大学不久，就遭逢了强寇入侵的民族灾难，于是，他以笔代枪，在烽火硝烟的战场上为民族的生存与解放放声歌唱，诗，成为他磨砺灵魂、砥砺正气的南山之石，与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经过炼狱走向新生的宏伟桥梁。必须指出，在中国新诗坛上，是极少有人像他那样深入前敌，用诗的笔触迅速捕捉、直接描摹时代的烟云的，因此他也当之无愧地成为真正的“笔部队”的战士。当新旧中国的交战十分激烈的年代，他又自觉地成为中国人民抒情释愤、告别旧时代、迎接新中国的诗的代言人。此后，他和中国人民一起歌颂新的生活，体会当家作主的欢欣，一起经历频繁的政治斗争，体悟社会主义道路的复杂和曲折，一起迎接新时期的到来，探索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与心路历程——其中的成功与失误，都已经作为历史的经验教训，化为民族的精神财富。要从基本的方面感受刚刚离去的世纪，不可不读这部诗的历史。

《臧克家全集》，又是一个诗人与一部新诗史乃至文学史对话的记录。在这部全集里，我们不难看到诗人对诗的职能与特质的多方面探求，对新文学体式风格的多方位试练。他当然用诗来抒情，同时又用诗来记事，来写景，来议论，来为人物剪影，甚至来为战争、战役画像……。因此，诗的体式与风格，在这里得到多种多样的试练，不但有长短之分，而且有新旧之别，有叙事诗，有抒情诗，有论说诗，有歌颂有讽刺，有浓墨重彩有轻灵简约，有质朴写实有蕴藉象征……。同时，他又用诗来写小说，写散文，写杂文，写序跋，写书信，写文学评论，写诗词鉴赏……不同的文体，却体现着大体一致的诗的原则。除去戏剧，他几乎把中国新文学的各种样式都用诗演练了一番，也即用自己的心血熔铸成不同形式的诗。谁也不能说这部全集是字字珠玑篇篇精品，但《烙印》、《罪恶的黑手》、《运河》、《泥土的歌》中，显然有着谁也无法否认的名篇，从不同角度显示着中国新诗的实绩。如果说他建国前的诗作以新诗为上，那么建国后的旧诗成绩最高；如果说他建国前散文成就屡屡为诗名所掩，那么建国后他的散文实绩显然超过了他的诗作。要从中国新文学史、新诗史上寻找这样一位几十年创作不辍，每一个时代都有精品问世，每一种文体都有可观的成绩的作家，除去臧克家，也许是并不容易的。这既显示着他的才华禀赋，更体现出他的执着勤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部全集，不但是研究臧克家最权威最完备的版本，就是研究中国新诗史乃至新文学史，这也是必备的文献之一。

时间正在飞速地逝去，从那时到当下，又是将近四载春秋!从那时到现在，这个世界发生了难以记数的变化，而其中诗人的驾鹤西去，不免成为臧克家研究中最沉重的话题。笔者当年在《世纪的诗典》中深情祝祷的愿望——“《臧克家全集》，还是诗人自我生命活力的真实展现。诗是他生命的把手，和他已经难分彼此，融为一体。50年代，他曾以体弱多病著称，没有电梯，二层楼房就无法登临，医生药物，成为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但他硬是用诗作为生命的支撑，一次次病倒，又一次次站起来，一次次宣告病危，又一次次解除警报。本年5月29日，又大病一场，7月以后，高烧竞转为低烧，面色日渐红润，听力有所恢复，神志趋向清醒，在又一次生死搏斗中，诗人和诗，又高唱了凯旋的歌!这是生命的奇迹，更是诗坛的奇迹。我们真诚地期待着更大的奇迹：矍铄的诗人，向更为健康长寿的目标健步跋涉”——还是落了空!但我们始终相信鲁迅先生“纸墨更寿于金石”的名言!诗人虽然已经作古，但他的诗作却依然在诗坛上焕发着自身的光芒。因而，对于诗人最好的纪念，当然也就是科学地研究他的作品。本书的写作，就是想把这一位诗人，与中国新诗的发展历史，交错地观察考量：从一位诗人的长短，看一部诗史的得失；也从一部诗史的角度，评估一位诗人的地位、价值和影响。把原来的书名《臧克家论》改为《中国新诗启示录》，就是想体现这样一种思路，想力求避免孤立地研究一位诗人这一传统的个案研究的局促。至于书稿的得失，评骘的当否，就完全交付贤明的读者和四方的师友的评判。

本书应该是笔者近30年从事臧克家研究的一个总结。夸大一点说，就是在吾师冯光廉教授带领下从事该项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关于笔者走进这样一项研究事业的过程，在本书的“附录四”中，已经有非常详尽、似乎还有些罗嗦的交代。有兴趣的读者，自可以复按、检索，这里就不再聒噪了。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本书写作中的一些思路的变迁。新旧世纪之交，青岛大学文科基地正式启动。学校领导划拨了一宗基金，专门资助人文社科项目的研究和出版。作为该基地的发起人之一，我有义务支持这一大有意义的事业，而最好的支持，我以为无过于拿出有学术含量、有青大特色的学术专著。经过再三思忖，得到许多朋友帮助论证，我申报了“臧克家与中外文化”的选题，并很快得到批准，得到经费资助。但后来的写作过程，却一直在不断地变动。首先是选题内容的改变。当初选取“中外文化”作为研究的突破口，是为了适应“基地”成立后迅速改名为“跨文化研究基地”的要求——即所选课题，应该与“跨文化”这一范畴挂起钩来，才符合立项、资助的标准。但是几个月的冥思苦想，却一直没有找到臧克家与国外文化比较密切的联系，没有找到国外文化对于诗人产生影响的数量较大、联系密切的证据，没有找到国外什么作家、诗人、流派、社团是在臧克家或者臧克家作品的影响下蓬蓬勃勃的可靠例证。恰好这时我申报的关于现代文学期刊研究的课题，顺利地得到了批准，一面是一筹莫展，陷入僵局，一面是顺风顺水，限期完成——我于是停下了已经开手但并不顺利的臧克家研究，而全力以赴投入我一直非常钟情的现代文学期刊研究。2005年5月，在许多朋友帮助和支持下，期刊研究顺利完成，主持“跨文化研究基地”的先生也离开了青岛大学，基地恢复了“文科基地”的原名，我的臧克家研究也无须再硬要与国外文化挂钩、攀比、联姻……。经过与基地新的负责同志研讨，该选题于是更名为《臧克家论》，意思是把几十年来断断续续进行的这项研究，来一个总结，既是向诗人的一个交代，也是自我生命过程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自省。

关于这里的“交代”和“自省”，情况是这样的：当诗人委托我编选的《臧克家序跋选》就要完成时，有机会再次造访北京东城赵堂子胡同15号臧克家的四合院落，向诗人和郑曼先生告别。饭前畅谈，诗人问起我的研究工作计划，并且希望我承担他的传记的写作任务。其实这也是我早就在反复思考的事情。我当时以为，在完成了《臧克家研究资料》、《臧克家集外诗集》、《臧克家·中国现代作家选集》、《臧克家作品欣赏》、《臧克家序跋选》等书稿以后，自己对于诗人的了解，是比较具体和深入的。我比较熟悉的另外两位作家——叶圣陶、王统照，在编辑完毕研究资料以后，也都有撰写其传记的愿望和准备，对于自己介入颇多的臧克家研究，为什么不可以更加充分地发挥既有的研究成果的效应，写出自己心目中的诗人的生平和形象呢?但是，对于诗人生平和文学事业中的某些部分，我一直感到没有系统描述的能力，没有科学评价的水平。从大体上看，自己对于诗人是比较了解的，对于某些领域，应该说也有自己的见解；但其中还有一些盲点，一些我无法确知、不能明晰地述说和论证的问题。于是我对诗人这样回答：您的传记，已经有张惠仁先生的著作在前，我目前还没有超越的能力。比较现实的做法，是首先梳理现有的成果，加以归纳提升，从学理的层面促进其科学化、系统化。何时我具有了超越的学力，再行撰写不迟。臧老非常愉快地准许了我的规划。但由于种种原因，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我大约有十年以上的时问里，基本上纠缠在无穷无尽的但却基本上没有实际意义的行政事务中无法自拔，仅有的一点时间，几乎完全投入了几个大型的集体项目的组织与撰写。对诗人应许的课题，在心底难以言说的愧疚中长期地沉没着，也一直在躁动着，直到文科基地项目的得到批准和正式实施。

诗人驾鹤西去以后，这种愧疚之情，就更加深重，更加折磨人的心灵。期刊研究的稿子刚刚杀青，第二天就开始了计划中的《臧克家论》的写作。写作是顺利的，因为资料准备和理论准备比较充分，酝酿时间比较久长。大约半年，书稿已经初具规模。但这时我发现，这种就一位作家孤立地撰写一部作家论的思路，是有问题的：一是没有找到恰当而新颖的切入角度，就很难写出特色；二是对诗人的文学活动做面面俱到的铺叙，可能是最简单但却也是最平庸的写作套路。几经斟酌，最后决定选取作为臧克家最本质的特征，他的“质的规定性”的内涵，即作为中国现代诗人的臧克家——与“诗人”的身份关联不甚密切不甚直接的其他内容，必须毫不心痛毫不犹豫地割舍，尽管这些方面我已经写就某些篇章。同时，臧克家又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他的种种得失，其实都从不同方面印证、映射着中国新诗曲折复杂的发展历程。于是，从一位诗人看一部诗史，从一部诗史看一位诗人的思路，就越来越明晰，书稿的名字，也就相应地改作今名。

前已说过，我的走上臧克家研究的道路，是吾师冯光廉教授指引的结果，当年的许多成果，都浸透着师生二人共同的心血。冯师和我先后调入青岛大学以后，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冯师长期主持青岛大学中文系学科建设的需要，他的学术追求，日益向群体化、大型化靠拢，日益向文学史编撰及文学史学研究靠拢，对于单体作家的研究，不能不日渐边缘化。到90年代，他正式表示不再从事王统照、臧克家等山东现代作家的研究，而希望我把这一已经开始、基础比较厚实、发展前景比较乐观的事情继续下去，并且把我们多年积存的有关资料，陆续地全部转到我手中，让我任意使用。收入本书的若干章节，例如对具体作品的赏析，对象征诗的理解，以及几个附录的构成，都曾经与冯师联名发表过，尽管收入本书时作过一些改动，但从总体上说，这依然应该如实地看作共同的研究成果。

进入90年代以后，我的女儿刘泉，也开始对现代文学研究逐步产生兴趣。2000年，她考取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后，与我多年从事的研究工作，有了越来越多的共同的关注点。我的一些关于臧克家研究的思路、稿件，也就常常得到她的帮助、支持，从搜集资料到加工文本。再后来，她考进梦寐以求的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她的学业与我的研究的关系，自然越来越密切。本书的散文论、书信论，就是她执笔写成的。几个附录，特别是参考文献与研究资料目录，是她独立完成的。我清醒地知道，当本书出版之时，大约也就是我从事纯学术研究的结束之日，年龄的衰老与学识的老化，是我绝对无法抗拒的规律。在这样一个关头，幸好有人接替，哪怕是在有限的方面和有限的程度，无论如何，都应该是感到欣慰的。

本书的出版，得到中华书局特别是丛绿同志的帮助和支持，我应该向他们致以最诚挚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