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大问题。作者主要谈论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中国文化的前途和命运，中国传统文化在现时代的地位和出路，中华文化发展过程及其在世界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世界文化的未来走向等。

本书探讨的主要问题有：

第一，“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这是作者在台湾清华大学的系列演讲，包括在世界范围内考察中国文化与历史，强调知识分子在枢轴时代的文化形塑功能，针对李约瑟难题来回应近代科学革命未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

第二，“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作者认为，中国文化具有无一神论信仰，中和态度、恕道观念，天人合一等特点，使其在世界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第三，“我们生活的目标”：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世界文化间的碰撞等巨变之下，人类如何追寻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作者认为，爱惜自己的身体、心智、灵性，就为自己找到了生活意义，生活就不再枯燥平凡。

再版新序：劫难七印出现了

试论网络（旧版代序）

寻索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

中国历史在世界史中的地位

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

社会与国家

古代文化发展的特色

农业经济

国家形态

思想方法

转型期的发展

科学与工艺

谈李约瑟之《中国科技文明史》

西元1500—1700年的科学革命

中国科技发展的一些问题

未来科技世界中的新知识分子

〔附录〕论雅斯贝斯枢轴时代的背景

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若干特性

推动历史的因素

中国文化发展的点和线

秦汉知识分子

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

为世界新文化催生

未来世界与儒家

中华文化发展过程及其在世界文化发展中之地位

文化价值观的变化与建设

文化交流与比较文明

一——与李弘棋君谈话录

我们生活的目标

汉室建立大一统的政权，但是刘邦崛起民间，凭气力以定天下。汉代初建时，天下喘息未定，未遑其他。一二代之后，肯定政权的合法性，遂成为当务之急了。景帝时，儒家辕固生与另一位大约是黄老之徒的黄生有过一番辩论：“辕固，齐人也，治《诗》。孝景时为博土，与黄生争论于上前。黄生日汤武非受命，乃杀也。固日不然，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黄生日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无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杀而何。固日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耶?于是上日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②虽然这一场辩论是不了了之，由此也可见景帝时朝廷所关怀的问题。黄生所持是法家与道家的君权论，可是其自然与人事的大系统是静态的恒位，不容许改变。这种亘古不变的秩序置汉室的合法性于无地。辕固生把天命归结为民心，使汉室有了受命的合法根据。儒家理论，无疑的可以为当时政权提出一套最能取信于人的理论基础。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也正因为这一特点而能蔚为儒家。

儒家的早期人物，未尝不为汉室提供极有用的服务。叔孙通定朝仪，使汉高祖真正领略到天子的权势。叔孙通虽为同时儒生所鄙视，但也为儒家进入统治圈做了铺路的工作。贾谊博学能文，在文帝时，议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定官名，兴礼乐。这一番工作，也不外乎为汉室立下正统的规模，建立汉代的合法性。不过由传世的《新书》看来，贾谊主要的议论(如《过秦论》及论强干弱枝，及对付匈奴的战略各篇)，仍不出讨论形势与利害的范围。基本上，贾谊依旧继承了战国策士的传统，是一个政论家与战略家。贾谊并未在《新书》中提出天人秩序结合的大系统。就这一点说，贾谊犹不及陆贾，更不能与董仲舒相提并论。因此，贾谊的正朔服色诸论，缺少理论根据，不免被当世大臣认为少年多事了。汉初儒生，孙叔通与贾谊均为汉室提供了若干实用性的服务。然而到底因为只是实用，而不能自免于役属的地位。役属的儒生演变为能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还必须拥有另一层凭借，具备另一种信念。

P176-177

《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是十几年前出版的旧作，其中收集的诸文，也不是同时写就的，都是由贵州人民出版社编辑将若干论旨互相关联的文章，汇为一册，成为在中国内地出版的第一本拙作。当时我特撰一文说明自己论世的观点，以网络的假设贯穿林林总总的人间百相。今兹该书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回顾旧时来路，仍觉当时“代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同时也觉得有必要加上一些目前的想法。

20世纪的后半叶，治人文社会学科的同人大多已注意到巨大的世变正将来临，但是大家还未十分清楚地理解这些巨变的具体意义及其对于人类未来发展的冲击。今天，一个时代也将过去，人类纪元已是21世纪的初期，较之当年，我们已更清楚地认识了未来的不确定性。此时再看旧作，我以为应将未来的变化再作陈述。

今天的中国，诚如世人注意，正在重新崛起。一个古老的主要文明再度新生，已是人类历史上的大事。只是一个巨人从一百多年的“脑震荡”中重新站起，对于四周业已及正在发展的事物必须再经历一次认知，方能知道如何于长久停顿之后向哪一个方向举步起行。

中国传统的“天下帝国”是在19世纪民族国家的列国秩序中，为西方打倒的。中国传统的精耕细作及其相关的市场经济，是被西方工业革命后的生产方式及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排挤出局的。在这两个层面失败之后，中国文化也随着政治与经济的迅速衰弊以至解体。清末自强运动与五四以来的启蒙，一步一步地引进了西方的思想价值观念及其依附的思想方式。中国人除了学习西方之外，自己不能省视西方，以至在西方为主流的全世界正在经历的变化之时，中国人还是亦步亦趋努力地追随西方。

今天世界正在进行的巨大变化，许多人已有提示。大家共同认知的变化，当可化约为几个方向。

第一，世界的经济体系正在融合为一体。这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不可逆转。中国近来经济发展的庞大资金及市场正是拜经济全球化之赐。

第二，两百年来，民族国家体制的“主权国家”，长久以来独控胜场，俨然成为人类社会群体组织的终极形态：中国人花了一个半世纪，付出了无比的代价，也只是为了将一个“天下国家”的架构转化为上述的终极群体。但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巨变项目中，区域性政治群体，例如欧盟，明显地将要取代民族主权的国家了。恰在此时，必须明察世变的方向，省察其所必至，早日构建自己的群体框架，为经济中国的再度崛起有相应的区域性框架及地方性框架创造条件。许多中国人，才刚刚构建民族主权的国家，将很难在意识上又一次改弦更张。然而，这一方向的转变，几乎难以躲避。中国必须及早面对潮流，知所趋避。

第三，经济全球化之外，资讯革命带来的另一全球化，也是史无前例的。资讯远传，没有距离，过去的天涯现在成为毗邻。这一变化，将冲击邻里乡党的社区及家族亲友的社群，人类的社区社群性质将有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层面上，人群如何重组将是下一个时代的重要课题，否则，人人都将是寂寞无援的漂流者。

第四，今日生命科学的快速发展，正在逐渐将生命的奥秘揭密。西方文化一向以“神”的意旨作为“生命”的终极意义。现代生命科学的成果，正在减削“神旨”的解释功能。生命的神圣性，必须另辟途径，我们方能重建“人权”的尊严及确立人生在世的意义。“人权”的重新界定十分迫切，因为民主为自由的定义，一向都建立在“天赋(神赋)人权”的前提上。如何补缀这一正在出现的漏洞，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必须努力思考的问题。

第五，今天数理科学(包括物理学、化学、天文学……整个的科学领域)发展的知识已与牛顿时代延伸至今的宇宙观有相当的落差。牛顿时代的物理学(及其相关学科)都建立在由神律转化的“自然律”基础上，这一“自然律”，总体而言，既是理性的，也是绝对的。因此，“自然律”中的诸般现象，是可以经由理性的探索，找到其线索。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在今天已难有当年的信心。可是，今日大多数人，还抱持“科学主义”的信念，将这一信念与实证科学之间画等号。在我们这一代及下一代，躲不开对于上述“客观科学主义”(其实是一种信仰)的检验，寻找如何将相对论的基本观念以修正大家习以为常的绝对性。

第六，两个世纪的工业发展及消费商品市场，已使我们挥霍了无数的生活资源(包括自然物质与能源)。人类不断追寻更多更好更舒适的生活品质，我们正迅速地走向资源枯竭的大限。西方文化的浮士德精神，漫无限制的进取，促成了人类发展的动力，也透支了世界可用资源的极限。今天，科技文明的发展，已将全球卷入这一挥霍资源的狂澜。我们已经面临耗尽家当的窘境，可是我们竟难以刹住快速进行的大势。我们这一代人必须在这一课题上有所措置，庶免不致“太迟了”的感叹。

第七，世界各种文明正在相互碰撞，从碰撞中，有的会被强势文明消灭，有的会在磨合时导致严重的冲突。至今，最居强势的西方文明体系，其中有识之士已经提出了世界文化多元性及彼此“和而不同”的共存，但是西方还有不少当权者强硬地坚持其文化的优越性，贬斥其他文明为野蛮。甚至弱势文明体系中，有些人也随声附和，强调以西方文明为全球人类文明的唯一境界。这一形势，可能会剥夺了全体人类寻找未来方向的许多可能选项。我们这一代人，尤其不在西方文明圈内的地方，有责任也有权力，将各种与西方文化不同的观念与制度认真地评估与阐释，务使各处的人类都可在“和而不同”的共存中，为未来人类的共同文明塑造多彩多姿的多元体系。

基督教《圣经》的启示录中，有七个要打开的印，象征人类世界在走向劫难时的安全出口。我们眼前也有七重劫难之印，有待我们解厄。

我们准备好了渡厄解难的对策吗?

上述宗教词汇的劫难作为启示，仅是借喻而已。回到文化研究的主题。历史上，人类缔造的主要文明体系，各有自己的特殊传统，借用生物学的名词，当可称为文化基因。西方文明的基因，从埃及、犹太教以至基督教一系，从一神信仰发展了神造世界及上帝选民的观念，又承受了雅利安族系扩张过程中发展的战斗部落性格，于是西方文明的基因呈现为一些排他、独断与绝对、扩张与进取的特征。这些特征，从好处论，是积极进取，发扬蹈厉；从坏处看，则是侵贪务得，没有节制，而且自以为是，排斥他人。基督教原旨的博爱宽仁，也未必施之于其他教徒。一千年来，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冲突不断，其实质由于自身“一元排他”的文化基因而来。

上述今日七大问题，也与这些文化基因有关。今日的西方文明独霸世界，蔓延各处，当然由于近世西方科技的成就及民族主权的群体力量，使西方文明有压倒群芳的趋势。今日呈现的七大问题，则也可能是否极泰来，盛极则衰，发展过了头。

中国文明体系，并不只是儒家一系而已。北方的儒家，早已与南方的道家互相融合，也吸纳了东方沿海地区的自然主义。汉代以后，佛教传入中国，经过将近一千年的整合，中国传统文明，事实上已是东亚的南方与北方，南亚印度，及中亚启示性信仰的综合体。这一复杂的文明体系，具有一些与西方文明颇为不同的文化基因。约而言之，两方之互补，和而不同，执两用中，取中庸，不走极端；天(自然)人(人世)相应(亦即宇宙大系统与人身小系统之间层层套叠)，于是落实，空有，内外，取予，进退……都是相对的，而不必是绝对的。凡此特色，从好处论，可以心安理得，情理相融；从坏处看，则可以是消极因循，不知进取。

今日世界的七大问题，已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中国文明体系的特色，可与西方文明的基因互补短长，化解其痛根。若两种文明基因，同时纳入未来人类共同缔造的全球化文明体系之中，则人类未尝不是有了抉择的选项；长远而言，对于人类文明的永续，应当有所裨益。  上个世纪，积极的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指出，各地人类文明曾于两千多年前，分别经历大崩解，然后才进入另一阶段的大突破。这一次巨大变化，即是科技文明时代的来临。诚哉斯言!我们的确已进入大崩解，下一波的大突破如何化险为夷，从困境中走出另一境界，是看我们这一时代如何回应。身在中国文明体系之中，中国人如何自处，如何处人，也因此有待我们严肃地自省了。

许倬云

序于2006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