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述，清学者。乾隆间举人。曾任福建罗源、上杭等县知县。三十岁后，因群经传记注疏往往与经文有异，由怀疑而转入辨伪、考信。其考辨先秦古事，一切取信于经，对战国以下之书，以为不可尽信，遂由治经而转攻古史。其学说对近代史学界怀疑古书、古事的风气，颇有影响。本书探讨了清朝乾、嘉时期崔述在疑古辨伪、考信求是的学术生涯中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论证了崔述在特定的历史氛围中形成的特有的学术思想、政治主张和对历史、自然的理性思考，同时也评介了崔述思想的影响及其历史地位。

本书探讨了清朝乾、嘉时期崔述在疑古辨伪、考信求是的学术生涯中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论证了崔述在特定的历史氛围中形成的特有的学术思想、政治主张和对历史、自然的理性思考，以及他的历史局限性；同时也评介了崔述思想的影响及其历史地位。

书中揭示了崔述辨伪考信的精神，对传统的观念不是要必於从，也不是要必於违；而是要从事实出发，先分清虚实真伪，再评论其是非得失。要考问周详，考而後信；要考古必确，析理必精；要为天下的公言，不是一已的私意。同时也指出了崔述既要实事求是地进行辨伪纠谬，却又要尊经崇儒，事事都要以经书为准，都要考信於六艺的矛盾属性。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引 言

上编 生平述略

第一章 蛰居蓄势

一、家世的沉浮

(一)迁居魏县

(二)书香家风

二、成长的轨迹

(一)严格的家庭教育

(二)有特色的治学方法

(三)晚香堂的苦读

三、喜忧交加的生活

(一)迎娶

(二)水漫魏城

第二章 立志

一、异变的时代

(一)社会结构的变异

(二)高度发展的皇权

(三)考据学的发展

二、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取向

(一)互补与融会

(二)疑古与辨伪

三、走上考信之路

(一)纠谬与求真

(二)早期的考信成果

第三章 展露才华

一、考信经史的生涯

(一)追求真实反对虚假

(二)修志与考信

二、初见成效

(一)《洙泗考信录》

(二)《补上古考信录》

第四章 候选与出仕

一、候选

(一)巧遇陈履和

(二)鱼雁谈学

(三)《唐虞考信录》

二、出仕

(一)任罗源知县

(二)调署上杭县事与回任罗源知县

第五章 归里与撰著

一、回归故里

(一)归里途中

(二)撰写《竹书纪年辨伪》

二、《三代考信录》与《考信录提要》

(一)《夏考信录》

(二)《商考信录》

(三)《丰镐考信录》

(四)《考信录提要》

三、华果丰硕的全集

(一)撰著与修订

(二)亲自纂定全集

下编 思想约旨

第六章 辨伪考信的递变

一、辨伪思想的萌生与演进

(一)春秋战国时期疑古辨伪思想的萌生

(二)秦汉时期疑古辨伪思想的演进

二、辨伪的发展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辨伪的扩展与延伸

(二)隋唐时期辨伪的发展

三、辨伪的纵深发展

(一)北宋时期的疑古与辨伪

(二)郑樵与朱熹的辨伪成就

四、辨伪的昌盛

(一)明代的疑古辨伪

(二)清代的辨伪求真

第七章 求真求是的学术思想

一、学术研究必须求真求实

(一)古史古籍必求其可信

(二)主观臆度难得真实

二、求是的学风与注重实效的研究方法

(一)严谨求是的学风

(二)学术研究的方法和时代局限性

第八章 治法·治人·广开言路

一、“治法’’与“治人”

(一)“治法”的“理想盛世”

(二)“治人”的关键

二、广开言路上下沟通

(一)集思广益

(二)“广搜博采”

三、健全政治体制，关心民众疾苦

(一)集中权力

(二)设官分职的统治体系

(三)“治法”与民众的疾苦

第九章 对历史、自然的理性思考

一、历史的认识

(一)否定理学家称颂的“心法”

(二)对“五德终始说”与“谶纬说”的驳辨

二、自然的观念

(一)阴阳构成万物

(二)鬼神不能作人祸福

三、理性模式的思维

(一)在实际运用中的认识形式

(二)对立转化的思辨模式

(三)重事实、求真实的思维方式

第十章 影响与评说

一、传播与影响

(一)梁启超及其“新史学”

(二)胡适与顾颉刚

二、对崔述及其著作的评说

(一)同时代人的评论

(二)后世人的评议

结语

附 录

一 崔述简介

二 崔述生平要录

三 崔述遗著已刻(版本)与未刻书录

四 崔氏家谱

索 引

一、人名索引

二、词语索引

三、文献索引

后记

我国古代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及其社会结构，构建了我国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全面地奠定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础。同时，它又是我国封建社会诸多特征的集聚焦点，更是我国封建制度各种矛盾的积淀总汇。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就使清代乾、嘉以后的社会不能不出现日薄西山、江河日下的凄凉图像，不能不演出“天朝大国”一幕幕的悲剧。

欧洲的一些国家就在这时先后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创造出近代文明。这正是西方崛起的时期，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向外扩张，奴役、侵略其他国家的时期。而腐朽的清朝仍徘徊于封建社会之中。封建的自然经济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小农经济仍为主要的经济成份。不过，由于清代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商品经济的较大发展，萌发了清代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异。因而，清代社会明显呈现出新旧交替的迹象、过渡时期的特征和转折变异的取向。这一切，表明了它是处在一个社会变革的时代。

封建自然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自然经济以生产规模狭小，以产品自给自足、投入市场流通量较少为其特点。清代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集约型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产量明显增多；农产品的商品化，商品粮食越来越多，商业性农业的勃兴，使农产品成为商品，纳入了流通的轨道，从属于市场体系。市镇网络经济和专业性城市生产的发展，需要多种、大量的原料，促使农村经济作物种植业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农业人口非农业化趋势的增长，城市与集镇人口的增多，扩大了市场的需求，拓宽了商品流通的领域，发展了市场的规模。在此基础上，商品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封建自然经济出现了进一步分解的迹象，加深了封建经济结构的变化。

封建土地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农民永佃权的发展，冲击着封建土地所有制，长期为地主所控制的完整的土地所有权，分解为长期归农民所有的土地经营使用权(即田面权、田皮权等)，农民掌握这种权力后，可以转让出卖、可以传给后代、可以出租转佃等；地主仍掌握土地的所有权(即田底权、田根权等)，形成了一田二主的状态。这种农民永佃制受到“乡规”、“俗例”、“民约”和法律的保护。这时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已进一步削弱，法律地位有所提高，违犯刑律时一般均能“依凡论”处；分配关系也有变化，货币地租的比重不断增大。这都表明，封建土地所有制在结构上已有所分解，在不同地区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

P32-33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二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当我校完《崔述评传》样稿时，一种思绪油然而生，崔述的一生对生活在2l世纪的我们有哪些启迪呢?

崔述的学术生涯是清贫、困苦和艰辛的，虽然他用尽了毕生的精力，取得了卓著的学术成就，但是他在当时当世所得到的回报是冷遇、白眼、无人问津。直至百年以后，其人、其书、其思想才呈现出熠熠的光辉，其潜在的价值才被世人发现，展露出一代大师的“庐山面目”。就是这样，在1920年以前他的墓地上，依然是蔓草荒烟，荆棘丛秽，凋残零落，一片凄凉的景象。

崔述在科举失意、仕途挫折、家庭不幸、生活困窘等等交织组合的逆境中，跋涉、挣扎、苦斗，但他没有气馁，没有屈服于社会的种种压力，顽强地坚持走自己的学术研究之路。经过多年的努力奋斗，终于撰写成华果丰硕的全集，其主体部分被后世出版时称为《崔东壁遗书》。

崔述撰著《考信录》及其它著述不是为了猎取名利，也不是为了迎合权贵谋取进身之阶，而是出于对社会、对父母、对师友的责任感。他觉得自己心有所思并有所得，“茹之而不能茹”，不能不言，不能不写。他也想过，这种书有多少人肯看，在其家乡也不过一二人而已，“其余罕有过而问焉者”，他有生之日尚且如此，身后如何就更难以预料了。至于“传与不传”只有“听之时命”，甚至他也感到会是“徒劳”的。但他还是不能不写，否则，怠惰不言岂不有负于天地、有负于父母。于是在社会责任感的驱动下，才有决心尽全力撰成了这部斐然巨作。

他的学术研究是有目的的，崔述主张“学以致用”、“学以经世”，要辨伪考信，反对伪经伪书造言涉世，诬圣谤贤。他注意语言文字的考辨，但不搞繁琐考证，坚持辨析以假乱真的伪著，以维护经书的地位，弘扬儒家思想。他重视对经书义理的研究，但决不空言心性，虚谈贾誉，他强调辨伪求真、考信求实，不允许传注乱经，以求得经之真谛，维护孔孟之学和先圣之道。这是他考辨经史要达到的目的。这是其学术思想与汉学、宋学、朴学不同之处，也是其学术思想的特性。故其学是经世之学、致用之学。

崔述继承发扬了我国古代学风的优秀传统，做学问要一丝不苟，事事时时都要以“打破砂锅纹(问)到底”的精神去考证辨识，一定要察问周详，扎扎实实，决不投机取巧。对他自己的著作更是反复推敲，决不仓促付梓。他经常以朱熹直至死之前的片刻时光仍在修订《中庸》的集注，也以王羲之对其书写的每一个字中的点、撇安排不当时，犹如自己折股断肱一样极度不安的精神为榜样，要求自己对子孙后代负责。这种精神实在是难得而又可贵的。这都给予我们一种精神力量，告诉我们治学决不可浮躁、急于求成、急功近利，更不能有沽名钓誉、图谋私利之心。这是值得反思和自省的。历史经验值得借鉴，不能重蹈历史的覆辙，更不能再人误区。让我们一起自勉，共同探索适宜于我国国情的、二十一世纪的学术道路吧!

这部书的写作，得到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领导同志的关怀，以蒋广学教授为代表的诸位负责人多次莅临武汉垂询指导，盛情殷殷，十分感人。并承蒙厚爱，又特请著名史学家茅家琦教授、吴雁南教授亲自审搞，提出了许多中肯、有益的意见。更为感人的是思想家研究中心和南京大学出版社特聘周明教授任本书特约责任编辑，他从内容到文字的不妥之处一一进行修正。今藉此书即将出版之际，特向以上诸位先生和曾帮助过我的朋友们敬表诚挚的谢意。

还必须提及的是我曾去河北省魏县调查了解崔述情况，承蒙魏县县委宣传部、县方志办公室的同志和县里了解崔述情况的诸位先生和崔述家族中的后人热情接待，并提供了一些有关资料，对此一并表示由衷的谢忱。

校完样稿后，写此数语以示感谢之情和永志不忘的心意。

作 者

2000年11月28日  校完样稿后，写于武汉桂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