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书27篇专文的阐述、论证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交往的这50年，充满了中国外交丰富多彩、成效卓著的生动实践，不但特色鲜明，而且经验良多，建树不凡，谱写了人民中国外交史上的一段段佳话、一篇篇华章、一个个可资借鉴的案例。

这本文集汇聚了许多位高级外交官和教授精心构思、深入查证权威性资料、尔后认真撰写的文稿，是中阿关系史上弥足珍贵的文献。

位于亚、非、欧三大洲结合部的阿拉伯国家，战略位置突出，又是人类古代文明和世界三大宗教的发祥地，从来就是国际社会中的一个重要成员群体。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间的关系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多年前彼此就有了往来，开辟了“丝绸之路”。

新中国成立后，从1956年与埃及建交肇始，至1990年完成与沙特阿拉伯建交，先后通过三次高潮，成功地与全部22个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迄今，中阿已走过了50年外交历程。一批中国驻阿拉伯国家的资深大使，以及几位多年从事阿拉伯国家研究的知名学者，经过精心构思，深入查证权威资料，认真撰写了中阿关系重大事件的亲历记。这一篇篇华章、一段段佳话、一个个可资借鉴的案例，均为中阿关系史上弥足珍贵的文献。阅读这些文章，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中阿交往的这50年，充满了中国外交丰富多彩、成效卓著的生动实践，不但特色鲜明，而且经验良多。文章的字里行间都透露出这层意思：中国和中国人民与阿拉伯国家和人民永远是真诚的朋友。

序是纪念文集，更是历史文献

前言 中阿关系的回顾和展望

一、中阿外交关系的建立

中国埃及建交五十年

周恩来总理亲手培植中埃、中阿友谊之树

战友情谊历久弥坚

 ——中国与阿尔及利亚建立外交关系始末

睿智抉择

 ——记中国与突尼斯建交及两项重大合作项目 

中国科威特建交的坎坷历程

水到渠成：中国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建交

关于中国和沙特阿拉伯建交的历史回顾

患难知真交

 ——记中国人民与巴勒斯坦人民的友好关系

二、中阿领导人重要互访

周恩来三次访问埃及

杨尚昆主席阿拉伯四国之行

记江泽民主席对埃及的两次访问

胡锦涛主席访问阿尔及利亚

尼罗河连接长江和黄河

 ——记穆巴拉克总统对中国的第七次访问

布特弗里卡

 ——中国与阿尔及利亚友谊的缔造者

难忘的回忆

 ——记侯赛因国王两次访华

三、中阿合作硕果累累

中也友谊历久弥新

中国苏丹石油友谊之花盛开

中国和毛里塔尼亚的经济关系

中国同海湾阿拉伯国家能源合作全面展开

中国一阿拉伯合作论坛

 ——新时期发展中阿合作关系的重要平台

四、中阿文化交流

新中国成立后的中阿文化交流与合作

阿拉伯语在中国的传播

阿拉伯世界的汉语教学

五、中国在阿拉伯世界重大事件中的立场

旷日持久的两伊战争

第一次海湾危机期间的中国外交

关于伊拉克战争

万隆会议后，毛主席日益关注中东问题，开始同阿拉伯朝野人士接触，逐步形成了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扩张主义斗争的思想，把支持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提高到战略高度考虑，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统一战线。中国对尖锐复杂的阿以争端进行了认真深入的研究，决定冻结同以色列的建交谈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中东政策旨在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针对新中国的全面封锁、推动阿拉伯国家同中国发展关系、开创中国在亚非地区的外交新局面和扩大中国外交回旋余地。

中国在冻结同以色列建交谈判时强调，中国反对以色列的扩张主义而不是反对犹太民族和以色列人民；中国支持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权利的正义斗争，不支持笼统的排犹思潮。毛主席、周总理在会晤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士时，从未表示赞同否定以色列生存权利的说法，从未承诺过永远不同以色列建交。周总理曾对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明确指出，中国不能承担不承认以色列、否定以色列整体的义务。

中国同埃及建交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埃及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对新中国缺乏了解，又受到美国的压力，无意断绝与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在与新中国建交问题上一度犹豫观望。1953年4月，埃及政府委托商人昆地访华。商谈双边贸易问题。当时中国并不需要进口棉花，为做埃及的工作，中方满足了埃及的要求，与昆地达成购买埃及棉花的协议。1953年年底，埃及通过第三国试探可否在其同台湾当局保持“外交关系‰隋况下，向新中国派出总领事。周总理对此明确表示，中国不能接受这种等于承认“两个中国”的做法。但周总理积极考虑在坚持原则性的同时拟采取灵活的变通办法。

中埃实现建交的整个过程都是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和直接部署下进行的。对于同埃及建交问题，周总理的指示是：“善于等待，多做工作，水到渠成。”这就是在坚持中国建交原则的同时，谅解对方的困难，采取先发展经贸、文化关系，考虑同意埃及派贸易代表以半官方身份常驻北京，等待时机成熟再建交的方针。这种新模式也是后来中国与其他阿拉伯及亚非拉国家建交的指导方针。

1955年4月，周总理在仰光和万隆先后与纳赛尔总统进行了会晤，双方达成“从经贸开始，先互设商务代表处，逐步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协议。万隆会议后，中、埃两国在未建交的情况下，开始了频繁的友好往来。

1955年5月，埃及宗教事务部部长巴库里访华，受到周总理接见。中国宣布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侵略扩张的正义斗争。双方讨论了政治、贸易、文化和宗教等问题。关于贸易问题，双方同意向各自政府建议派贸易代表团互访、签订贸易协定、互设政府贸易代表机构、举办出口展览会并交换货单。双方签署了《文化会谈纪要》，内容包括：埃及派阿拉伯语教授来华任教，中国派中文教授赴埃及任教，中国伊斯兰经学院聘请埃及宗教学者讲授伊斯兰教义，互派留学生和文化艺术团，交换电影片等。巴库里访华的圆满成功增进了相互了解，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1955年8月埃及工商部长努赛尔访华，签订了两国贸易协定和第一个年度议定书。协议规定双方互设商务代表处，并规定商务代表处享有实际上的外交待遇。双方换文确认，两国商务代表处有权悬挂本国国旗、国徽，正副商务代表人身不受侵犯，公文档案不受侵犯，并有权使用密码。这是中埃正式建交的第一步，也是新中国外交的一个创举。

P24-25

是纪念文集，更是历史文献

朱威烈

由《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发起并支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和外交笔会组织并完成的这本文集——《丝路新韵》，旨在纪念中国一阿拉伯国家关系最近半个世纪(1956—2006)所跨越的光辉历程。经过一年的努力，文集终于在中阿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结束后不久付梓问世了，真是可喜可贺。这本文集的作者，是一批中国长期驻阿拉伯国家的资深大使，以及几位多年从事阿拉伯国家研究的知名学者。他们大都是我的前辈和老师，不但德高望重，而且经验学识都远非我所能企及。因不敢有违文集主持方之托，遂不揣冒昧，在这里稍谈几句对中阿关系50年的粗浅认识。

追溯当代中阿关系的发轫，我想，首先应归功于新中国建立初期在外交理念——指导思想和原则方面的创新，最突出的是由举世公认的杰出外交家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求同存异”精神。

据现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副会长黄桂芳大使回忆，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在接见来北京谈判的印度政府代表团时说：“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后改为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这是中国首次完整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见《新世纪初世界大势纵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页)。接着，1954年4月18-24日周总理在印尼万隆参加亚非会议期间，面对各国对中国政策的疑虑或误解，反复强调了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应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从而扫除了阴霾，受到了与会亚非国家的信任和尊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求同存异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凝聚成为对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观，不但符合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基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各国的稳定、发展，是对国际关系民主化作出的重要贡献，而且直接为中国外交赢得国际社会首先是亚非国家的广泛认同创造了必要条件，为拓宽中国的国际发展空间特别是进入西亚非洲地区奠定了坚实基础。从1956年5月底起，中国与埃及、叙利亚、也门次第建交，到1990年7月最后与阿拉伯世界中的沙特阿拉伯建交的全过程，以及50年来中阿在各个领域的关系取得的长足发展，都有力地证明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精神的强大生命力。

位于亚非欧三大洲结合部的阿拉伯国家，战略位置突出，又是人类古代文明和世界三大宗教的发祥地，从来就是国际社会中的一个重要成员群体。二战结束后，随着美国大规模向亚非扩张势力，中东地区的油气资源的大量被发现和开采，阿拉伯国家再一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成为大国角逐、争夺或竞相争取的对象，其大国关系互动的舞台作用也随之表现得更加明显。

从本书27篇专文的阐述、论证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交往的这50年，充满了中国外交丰富多彩、成效卓著的生动实践，不但特色鲜明，而且经验良多，建树不凡，谱写了人民中国外交史上的一段段佳话、一篇篇华章、一个个可资借鉴的案例。这里，仅以我的管见所及，略述一点体会。

首先，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50年，清楚地反映了中国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的外交政策。从1956年与埃及建交肇始，至1990年完成与沙特阿拉伯建交，先后通过三次高潮，成功地与全部22个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详见本书杨福昌大使：《中阿关系的回顾与展望》)，以及冷战结束后，中国准确把握住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先后与阿拉伯国家构建起面向新世纪的友好合作关系或战略合作关系，到2004年1月胡锦涛主席宣布建立中国一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以及是年7月温家宝总理会见海湾合作委员会六国财长与海合会秘书长，签订双边经济、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框架协议，开始启动中国与海合会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其间，由个别到整体，由局部到全面，由双边到多边的发展轨迹，都经历了认真细致的分析、客观科学的判断和务实周详的部署过程，从而推动了中阿关系不断地稳健提升，这不但符合双方南利益和需要，而且也跟上并适应了区域化合作和全球化形势的发展步伐。

其次，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外交始终具有明显的总体性。杨福昌大使在他的专文中指出，中埃“两国建交的政治基础是反帝、反殖、支持民族独立的共同立场，建交的过程经历了相互了解，先民间、后官方，文化、经贸开路，最终导致政治上建交”。这说明，中阿交往和合作的这50年，双方在政治领域的相互认同和取得共识乃是基础，但交流合作从一开始就不限于政府外交政策层面，而是包括了民间，涉及文化、经贸等其他领域，事实上，这50年期间，中阿双方的互访、交流和合作，已扩展、深人到经济、贸易、能源、劳务、工程承包、投资、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新闻、青年、妇女、旅游和宗教等极其广泛的领域。

阿拉伯国家数量多，国情各异。它们面积有大有小，人口有多有少，国力强弱、贫富相去甚远，有的是地区政治大国或油气输出国，也有的是文明古国或劳务输出国。它们的需求、利益取向和关注点不尽一致，需要我们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50年来，中国始终重视发挥和调动国内各有关部委、省市和行业的专长和积极性，做到统筹兼顾，分工协作，形成合力，取得了堪称丰硕的成果。一代又一代中国优秀的外交官是骨干，位居主流，其作用与贡献，向为阿方称道，自不必言，即便派出的医疗队、体育和杂技教练组、修路组、打井队等工作人员，也都为中国外交赢得了声誉，他们为阿拉伯人民真诚服务、无私奉献的精神与事迹，至今在当地流传、受人称颂。此外，2001年12月21日成立的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因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构筑起了政治、经济、文化三条学术对话渠道，使中国的对阿外交更趋完善，双方的合作内涵益发丰富。

第三，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外交话语体系，与某些西方大国截然不同。50年来，中国外交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有自己的视角、原则和方式，即从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出发，依据平等、互相尊重、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同阿拉伯各国的政府、政党、政治组织和民间团体发展交流与合作。这种尊重与平等相待，源于中阿深厚的历史文化，延续至现当代，又得到了更深、更广程度的发扬。中阿自古就有交往，丝绸之路上满载着互通有无、互助共荣的历史故事，进人近现代，双方又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和共同的发展任务。因此，中国尊重阿拉伯民族的传统、信仰和生活方式，尊重阿拉伯人民对社会制度、发展道路的选择，这既是合乎历史发展逻辑的必然，也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性质所决定的基本原则。反映在话语体系上，中国对阿交往也就从来不带有殖民地宗主国那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颐指气使的语汇和口吻，从来就不曾有过用武力相威胁，强迫对方去接受他们并不认同的价值观，去进行违背他们心愿的强制性改造。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都在讲求利益的当代，中国作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当然也重视利益交换，有自己的利益话语，但这种话语的出发点和宗旨是互利共赢，是相互促进、共同繁荣，而非唯利是图，只谋一己之私、不顾对方的损人利己。事实上，中阿交往50年，双方已经形成了一套共同话语，那就是总要讲历史传统友谊，讲共同的遭遇和任务，讲文化、价值观中的相似点，讲对和平、正义和进步的共同追求。这套话语从宏观上看，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符合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是中阿关系50年的共同财富，值得双方珍惜，继续用来增进人民之间的友谊，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

中阿关系50年，要总结、归纳的内容极为丰富，上述管窥蠡测，只是想表达一个心愿——希望日后能有中国的外交家或学者来编写一本中阿外交史专著，深化中国外交学的学科建设。

这本文集汇聚了许多位高级外交官和教授精心构思、深入查证权威性资料、尔后认真撰写的文稿，是中阿关系史上弥足珍贵的文献，能为之作序，真正是与有荣焉。这里谨向所有的作者表示我的敬意和祝贺，因为他们已为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外交史作出了贡献；也向《解放日报》国际部的负责同志和中国国际问题基金会、外交笔会的负责同志致以衷心的感谢，没有他们一年多来的筹备、组织和悉心主持，就不可能有本书的顺利问世。

2006年6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