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应星(1587—16667)的主要专长是科学技术，而非文史或哲学。但他在人文科学方面的著作表明，他作为一位有独创见解的思想家也是毫不愧色的。其《天工开物》(1637)驰名中外，是中国古代有代表性的优秀科学技术典籍，也是一部世界科学名著。此书真实地反映了中国明代及明以前在农业和工业各个生产领域内所取得的技术成就，内容广泛系统，文字洁简明了，插图生动活泼，深受海内外读者的推崇。

本书是作者根据30多年的实地采访和文献调查所获得的许多新的第一手史料而写成的有关宋应星的综合性评传。可供高中以上学校师生、干部、科技人员，以及历史、科学史和理论工作者参考。

宋应星是17世纪中国明代卓越科学家和思想家，他的《天工开物>是中国科学史中的代表作，也是一部世界名著，深受国内外学术界的推崇。他的<野议》等四种著作是中国思想史中的重要作品，其中闪烁看不少光辉的思想。

本书是作者根据30多年的实地采访和文献调查所获得的许多新的第一手史料而写成的有关宋应星的综合性评传。全书共13章，分别叙述宋应星的时代背景、家世、生平事迹、社会关系、著述、政治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科学思想、技术思想、历史地位、国际影响及其著作版本，对宋应星一生各个方面作了评述。附宋应星事迹年表。全书有插图80幅，其中不少为珍贵插图。

本书可供高中以上学校师生、干部、科技人员，以及历史、科学史和理论工作者参考。

第一章 时代背景

第二章 家世

第三章 前半生

第四章 后半生

第五章 师友

第六章 著述

第七章 政治及经济思想

第八章 哲学思想

第九章 科学思想

第十章 技术思想

第十一章 历史地位

第十二章 国际影响

第十三章 著作版本

附录

1．宋应星事迹年表

2．主要参考文献

3．索引

4．插图目录

采煤技术和煤炭产量在明代也有很大提高，煤的产地以北京门头沟、山西平定、河南丰城、江西萍乡、湖广荆州等地为主。煤炭除作民用外，还用以煎炼金属矿石，考虑到明代冶铁及其他金属产量很大，则用煤炭之量亦必十分可观。煤分为明煤、碎煤及末煤。孙廷铨(1616—1674)《颜山杂记》及宋应星《天工开物·燔石》对采煤技术都有记录。明代竖井采煤在井下有支板撑护，又用巨竹筒将有毒瓦斯放出。此时另一成就是将煤烧成焦炭作高效冶炼燃料。方以智(1611—1671)《物理小识》卷七记载说：“煤则各处有之，臭者烧熔而闭之成石，再凿而入炉日礁，可五日不绝火，煎矿煮石殊为省力”。从嘉靖《徽州府志》(1566)卷七还可看到采矿程序及分工情况：“凡取矿先认地脉，租赁他人之山，穿山入穴。深数丈，远或至一里，矿尽又穿他穴……既得矿，必先煎炼，然后入炉。煽者、看者、上矿者、取矿砂者、炼生者，而各就其任。昼夜翻换，约四五十人。若取矿之夫、造炭之夫，又不止是。故一炉之起，厥费亦重”。

造纸业及印刷业至明代已进入集大成阶段。造纸槽坊各地都有，但集中于今河北、山西、陕西、福建、江西、安徽、浙江、广东及四川等省。明初在江西设官局，后来大量民间槽户迅速增加。北方造桑皮纸、楮皮纸、麻纸，南方多造竹纸、皮纸及稻草纸。竹纸产量居首，如江西、福建的毛边、连史，多用于印书等。皮纸居其次，浙江及河北桑皮纸宋时已闻名。南直隶泾县(今安徽境内)宣纸为一时之甲，以青檀皮为主料，纸质坚白受墨，用于书画。稻麦杆纸用作包装纸、卫生纸及迷信纸(火纸)。雍正《江西通志·土产志》(1732)载明嘉靖至万历年间(1522—1619)在江西永丰、铅山及上饶兴起很多民营纸坊，皆雇佣工人造纸，纸坊内有扶头、舂碓、拣料、焙乾等专业分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造纸业中同样明显地表现出来。所产之纸除本色纸外，有各种加工纸，如五色笺、金花纸、粉蜡纸、洒金银粉蜡色纸、印花纸等。纸的用途很广，除书画、印书、包装及宗教活动用去大量外，还用以印纸币“大明宝钞”、制造壁纸及各种室内装饰品。王宗沐(1523—1591)在《江西省大志·楮书》中列举28种纸的名目。

造竹纸包括砍竹、沤竹、浆石灰、蒸煮、漂洗、浆灰水、再蒸煮、沃灰、舂捣、漂洗、打槽、加纸药、抄造、压榨、烘干等工序。蒸煮用大檀筒，筒围一丈五尺，筒下大铁锅受水十石余(图27)。造皮纸工序比竹纸还要复杂，抄大幅纸需七八人同时荡帘。明代纸中以宣德年(1426—1435)所造贡笺最为名贵。新安仿宋藏经纸、成都薛涛笺、松江笺和泾县宣纸也是上品。印刷业因纸的充足供应亦得到长足发展。刻书店铺多集中于南直隶徽州、福建建阳、江西南昌、浙江杭州、四川成都，还有南京、苏州等地，北京是北方最大的印刷业中心。从明版书可见除用雕版印书外，还用木活字和各种金属活字。“邸报”可看成一种官办的报纸，崇祯年间(1628—1644)用活字印刷。套色雕版印刷术也获得进一步发展，崇祯时出版的《十竹斋画谱》是代表作，应用了新的短板套印法。金属活字有铜活字、锡活字和铅活字等。明代插图本书籍的大量涌现，标志着印刷技术的进步。大型民营印刷厂常雇工几十人至几百人，其内部劳动分工也相当细。明代造纸及印刷无论在产量及产品质量上，都居于当时世界之首。  交通运输、造船、火药及火器、煮盐、制糖、油漆及建筑等工业部门，在明代也发生了与上述诸部门同样的进展。以车船为例，中国素有“南船北车”之语。宋应星说，北方四轮大马车可载重五十石，骡马多至10或12挂，少亦8挂，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陆上交通工具。南方江河湖?白较多，则靠舟济。永乐年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所乘远洋宝船，长44.4丈(148米)、宽18丈(60米)，载重1000吨，平均每船容四五百人，没有高超技术难以造成此巨舰。此外，漕船(图44)、福船、广船等也相当大，福船高大如楼，分为四层，可容百人，广船有时比福船还大。火药、火器的制造技术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明代历朝统治者都重视火器，早在洪武七年(1374)明政府一次就向朝鲜调拨硝石50万斤、硫黄10万斤及各种火器，可见其产量之大。火药、火器主要由兵仗局统一掌握，生产各种巨炮、三眼铳、鸟铳、水雷、地雷及各种火箭。地方由各官府掌握，禁止民间制造。茅元仪《武备志》(1621)火器部分对火药、火器性能、制造作了详尽的叙述。制盐在明代分为海盐、池盐、井盐、岩盐等数种。两淮盐运司在嘉靖年改用几百斤重的大铁锅熬盐，年产7—8亿斤。各地灶户也生产私盐。四川井盐用深井钻探法从地下深处汲取卤水，再用天然气熬盐，集中于自贡一带，官私皆从事生产。井盐生产比海产盐难度大。

明代工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进入市场流通领域的商品，因之商业和城市也随之呈现繁荣景象。“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徼(岭南)宦商横游蓟北(河北)”，这是宋应星的亲自感受，他将此商品经济的繁荣称为“圣明极盛之世。南北两京是最大的城市，弘治年(1488—1502)全国人口有5382万，而北京就有近67万人，占全国总人口1.4％。至万历年京师人口近百万，城内商业繁荣，店铺林立，百货齐集，还有各种专业集市，如米市、煤市、缸瓦市、猪马羊市、花市等，更有按时开市的灯市、夜市。琉璃厂、果园厂(漆器)、铸钟厂、盔甲厂及各种铜铁作坊、珠宝玉器厂等亦分布于京内各处。南京为明初首都，是仅次于北京的政治中心及南北客商聚集的大城市。市内人口稠密，商业兴隆，有绫庄巷、珠宝廊、锦纺坊、木匠营和铜铁作坊等坊市，居民日用百货均由市场供给。各省省会不但是当地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工商业中心，如太原、开封、济南、西安、杭州、南昌、武昌、成都、福州、广州和桂林等。大运河是沟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沿河城市如德州、临清、东昌、济宁、徐州、淮安和场州等地，也是著名商埠。还有些城市有专业化工业优势，成为某一生产部门的产销中心，如江西景德镇瓷业、苏杭湖松地区的纺织业、今河北遵化和广东佛山的冶铁业、江西铅山和今安徽泾县的造纸业、云南个旧的铜锡冶炼业、四川自贡的盐业、西北兰州的毛织业、徽州和福建建阳的印刷业等等，这些地方特产都经商业渠道运销国内外市场。

P18-21

呈现给读者的这本《宋应星评传》，有幸被收入著名理论家匡亚明教授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中。与本丛书其他大部分传主不同的是，宋应星(1587—16667)的主要专长是科学技术，而非文史或哲学。但他在人文科学方面的著作表明，他作为一位有独创见解的思想家也是毫不愧色的。中国传统科学有悠久发展历史和丰富文化遗产，在古代和中世纪中国曾完成许多卓越科学发明和发现，对人类文明史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吸取前代生产技术经验和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历代出现了许多优秀科学家和技术发明家，通过他们的创造性劳动，使古代科学技术得以系统概括和总结提高，从而达到新的发展水平。毫无疑问，古代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受社会生产所制约，因之从事生产实践的工农群众在历史上始终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和科学前进的首创力量。但是科学家的作用是一点不能低估的。没有科学家的活动和贡献，就谈不上科学和文化的发展，而社会生产的发展提高也会受到限制。

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中，明代(1368—1644)的学者宋应星要算是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其《天工开物》(1637)驰名中外，是中国古代有代表性的优秀科学技术典籍，也是一部世界科学名著。此书真实地反映了中国明代及明以前在农业和工业各个生产领域内所取得的技术成就，内容广泛系统，文字洁简明了，插图生动活泼，深受海内外读者的推崇。宋应星的科学业绩也因此得到世界各国学术界的高度评价。除此书之外，他还著有《野议》(1636)、《思怜诗》(16367)、《论气》(1637)和《谈天》(1637)等书流传于世，其中反映了他在政治经济、哲学和科学技术观等方面的思想，说明这位作者是驰骋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大知识领域的渊博学者。过去因对《野议》等未予注意或研究不够，宋应星在人文科学方面的成就一度被其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所掩盖，主要原因是这些书长期间只是明刊孤本，不易为人们见到，直到本世纪70年代起才再版刊行。从这以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宋应星作为科学家兼思想家的地位才被确认，其思想中的精华方为世人所识。

像宋应星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及其著作，是很值得深入而认真地加以研究的。这项工作是整理、继承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应当采取什么态度来进行这一工作呢?匡老最近强调说：“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我们既要反对否定一切，又要反对肯定一切的两种偏向。我们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批判、消除消极因素，继承发扬积极因素，使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精华，在当前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中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本书就是根据这一精神对1981年发表的旧作《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加以改写和扩展而成的。宋应星及其著作，正如所有其他古人及其著作一样，既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因素，但相比之下积极因素是主要的，正因为如此，他和他的著作才在今天仍受到称道。我们的任务就是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继承发扬其积极因素，使其精华在当前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当我们了解到他的一些科学成就和优秀思想一度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时，就会从他那里获得激励我们继续进取的精神鼓舞。春风杨柳万千条，十亿神州尽舜尧。明代先哲宋应星能做到的，在当今时代里我们也应当并且能够做到。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比旧作有下列较大的变动。将原来论宋应星思想的一章扩成四章，分别评述其政治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科学思想和技术思想，这样就能更详细地介绍其思想的各个方面。旧作论《天工开物》版本的那一章，在今本中改为论宋应星现存全部著作的版本，包括《野议>等四种在内，同时又将近年来国内外出现的《天工开物》新版补充进去。鉴于有关宋应星家世及事迹的原始资料不易得到，为保存史料计，此次一律给出全文，并加以解说，以便作进一步研究。宋应星事迹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是关于他早期和晚年活动记载不详，比如何时读小学入县学、何时拜邓良知(1558—1638)与舒日敬(1558—1636)为师、甲申(1644)后何时荐授滁和兵巡道及南端兵巡道等，史料均无明确记载，因而在这些地方显得模糊不清。我们此次从不同角度多方考察了这些问题，获得新的认识，初步理出一些头绪，排出了具体时间表。史料中对其师友事迹的叙述也常缺乏年代，而这又反过来影响到对宋应星事迹的探讨，此次亦设法给出具体年代。但愿这些方案成为今后深入研究的引玉之砖。在论国际影响的一章里，加入近年在国外获得的一些新资料。

因有些史料涉及宋应星一生的不同方面，如其友人陈弘绪(1597—1665)写的<复宋长庚刺史书)(1644)，涉及宋应星的著作、甲申后的思想，又涉及其社会关系，就不得不在有些章中出现重复叙述的现象，非此则不能使各该章保持完整性。而我们希望每章既是相对独立的专题研究，又是全书的有机组成邵分。这种重复是不得已而为之。在插图方面，此次新增46幅共80幅，新增后的图幅是旧作的2.4倍，其中包括较难得到的珍贵资料。对书中提到的各有关中外历史人物生卒年又作了一次重新考订，但宋应星本人的卒年仍未彻底解决。在对各有关背景材料核订后，仍倾向于过去提法，即他大约享年八十左右，卒于清康熙五年(166B)。关于其《思怜诗》成书年代，在作了研究后仍认为成于崇祯九年(1636)，亦即其任分宜教谕之时。

完成本书时想到，30年前当我在着手研究宋应星期间从著作上给予启发的日本学术前辈三枝博音(1892—1963)博士和从工作上给予指点的南京图书馆钱海岳(1901—1968)先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钱宝琮(字琢如，1893—1974)教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谢国祯(字刚主，1900—1982)教授，已先后作古，谨在这里表示怀念。此次写作计划酝酿已久，在日本工作时得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薮内清教授、山田鏖兄教授、吉田光邦教授和大阪关西大学宫下三郎教授的帮助。京都大学总图书馆及京大富士川文库、人文所图书馆惠予提供资料。特向以上各先生和机构表示感谢。回国后整理稿件，前后蒙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上海胡道静教授、江西师范大学黄长椿教授和江西社会科学院王咨臣先生来信指出旧作中若干错误，使此次得以更正。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社会科学部及奉新宋应星纪念馆也提供一些资料。亦当在此一并致谢。

当本书书稿交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时，丛书副主编林德宏教授先通读全稿，提出很多宝贵意见。1989年12月，又蒙丛书主编匡亚明教授亲自在宁主持召开定稿会议，听取了各专家意见后，再作修订。中心负责人潘群、丛书其余副主编周勋初、茅家琦、吴调公及时惠荣诸先生都关心书稿的修订、提了好的建议。赖有以上各位努力，本书才有出版机会，谨致谢忱。匡老主持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计划，是中国学术界的空前创举，对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弘扬中国思想文化遗产将有深远意义。我们祝愿他健康长寿，亲自看到200部评传出齐。但限于水平，本书有遗误之处，恳请海内外读者指正。

潘吉星记于不息斋

1990年3月3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