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中英文对照读物，左页为英文，右页为中文。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为中、英文版作序，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为中文版作序。本书从美国总统制的基本知识入手，介绍了总统的权力来源，伟大总统的特征，以及美国历史上几位最伟大总统的政绩，以此来证明乔治·H·布什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决不增税”，做出这样的决定，并非是轻松的，而是要付出代价的，它有助于解释和说明美国“1990预算政策”所产生的影响，这也将使中国的读者更加了解美国的现实政治和乔治·布什总统本人。

乔治·H·布什在1988年总统竞选中向选民做出了“决不增税”的庄严承诺，但他登上总统宝座后不久就发现国家的财政赤字庞大得像个黑洞，吞噬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潜伏着一场极为严重的经济危机。

在这民族经济繁荣或衰落的关键时刻，乔治·H·布什提出了所谓“1990预算政策”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其重要内容在于增加税收。这就遭到他的共和党内的保守派和控制国会的民主党派的强烈反对，布什因“食言于选民”而遭到了攻击和谩骂，反对派人物一时甚嚣尘上，有的竟成了《时代》杂志的年度风云人物。

现在，由于1990预算协议所带来的经济复苏，布什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一个总统首先为国家服务才有可能更好地为他的政党服务。

本书从美国总统制的基本知识入手，介绍了总统的权力来源，伟大总统的特征，以及美国历史上几位最伟大总统的政绩，以此来证明乔治·H·布什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引论 “君子一言”

第I章 总统领导

第Ⅱ章 总统领导的范例

托马斯·杰斐逊

亚伯拉罕·林肯

杰拉尔德·R·福特

第Ⅲ章 政府与政治

第Ⅳ章 乔治·布什总统演讲，记者招待会

在民主党国民大会上接受总统提名的演讲(1988年8月18日)

布什就职演讲(1989年1月20日于华盛顿国会大厦西侧前厅)

关于联邦预算谈判的声明(1990年6月26日)

在宣布联邦预算协定会议上的讲话(1990年9月30日)

在为保持政府工作运转提供资金决议签字仪式上的讲话

以及答记者问(1990年10月1日于纽约州纽约市)

就联邦预算协定对商界领袖的讲话(1990年10月2日)

对全国发表关于联邦预算协定的讲话(1990年10月2日)

关于联邦预算危机问题的总统记者招待会(1990年10月6日)

关于联邦预算协定的讲话以及答记者问(1990年10月27日于夏威夷檀香山)

总统国情咨文报告(1992年1月28日)

作者后记——务实的态度与国家元首的领导

Even though this section does not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theory of the Presidency on domestic policy, it does provide some of the key factors that must be understood to properly evaluate the actions of the modem President by keeping in mind the true character of the office. The framers of the Constitution did not conceive of the Presidency as the focus of lead ership, but only planned for the President to be the administrative head of the new federal government. But today, Presidents have vastly extended their leadership capacities with their influence in: legislative leadership,party leadership, public opinion, morals and global-strategy. The key question is how much power has the office of the Presidency really gained？Today, for most Americans, the President is the focal point of public life. Underlying their view of the Presidency is a common assumption that the President should be the leader in solving America’s domestic problems as well as the problems of an increasingly interdependent world.Public perception of what the President should do, however, often exceeds his real power. This section explores the potential power of the President as well as the boundaries that limit that power.

 A. The Image of the Presidency

 Understanding how the image of the office of the Presidency as well as the image of the person holding the office can expand and contract Presidential power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ing Presidential leadership. The image of the Presidency will be viewed from four different perspectives: (1) the image the President himself has of the office, (2) the image the public has of the office and the person holding the office, (3) the image Congress has of the President and the office, and (4) the image the media creates of the person holding the office as well as the office itself.

  The image a President has of the office will either expand or contract his powers as 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s concelat of the Presidency was: "pre-eminently a place of moral leadership. " Theodore Roosevelt (TR) once defined his concept of the President as "steward of the people" and held that "it was not only his right but his duty to do anything that the needs of the nation demanded unless such action was forbidden by the Constitution or by the laws. "Theodore Roosevelt lived up to his concept of the Presidency and is looked upon by historians as one of our more successful Presidents. William Howard Taft, who does not command the same respect by historians as the Roosevelts and succeeded TR in the Presidency, believed he could exercise only those Presidential powers derived from a strict reading of the Constitution or those given to him by an act of Congress. He scoffed at the idea of some "undefined residuum of power" that a President can exercise "because it seems to him to b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Jimmy Carter’s concept of the Presidency although legislatively: aggressive was much humbler in style than either of the two Roosevelts. Carter, like FDR, saw himself as a moral leader for the people and like TR, also saw himself as a guardian of the people’s interests against special interest groups, particularly those found in Congres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oosevelts and Carter was that Carter’s political style ran into difficulty with the media and the general public when he ixied to develop a "political form" that created a humbler image of the Presidency. By adopting different symbolic gestures during his term of office, such as carrying his own bags when traveling or using the nickname "Jimmy," Carter made the office and himself seem less awesome and in turn less Presidential. The consequences of Carter’s humble concept of the Presidency was he came to be portrayed as a man who literally and figuratively lacked stature and was dwarfed by his responsibilities. Although Carter was a better President than the media and general public give him credit for, what is learned from Carter’s experience is that the media’s impact can turn appearances into reality. Carter reduced the powerful image of the "imperial Presidency" to the image of the humble Presidoncy. Although humility is an admirable quality, the simple fact is that Presidential power is enhanced by the appearance of infallibility and invincibility, not humility.

尽管本章未提出总统有关国内政策的系统的理论，但却提出一些必须掌握的关键要素，通过牢记执政的本质特征，就可以正确评价现代总统的行动。制宪者并没有把总统设定为领导的核心。只是将其设定为新联邦政府的行政首脑。但是今天总统全方位地扩大了他们的领导职权，其势力范围涉及立法领导、政党领导、公共舆论、道德观念以及全球战略。关键的问题是总统实际有多大权力？今天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总统就是公众生活的焦点。人们对总统的认识基础就是一种普遍的假设，即应该是解决美国国内问题也是解决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问题的领导者。然而，公众对总统有所为的理解常常超出他的实际权力范围。本章探讨总统可能拥有的权力以及对这种权力加以制约的界限。

A 总统的形象

总统执政的形象以及执政的个人形象可以扩大或缩小总统的权力，认识其中的原委对理解总统领导具有重要的意义。总统的形象可以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看：(1)总统眼中的执政形象；(2)公众眼中的执政形象和执政的个人形象；(3)国会眼中的总统以及执政形象；(4)媒体创造的执政的个人形象和执政本身的形象。

总统眼中的执政形象将会扩大或缩小总统的权力。如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认为总统具有“精神领袖的非凡地位”。西奥多·罗斯福(TR)曾把他的总统概念定义为“人民的服务员”。并认为“他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去做国家需要他做的、宪法和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任何事情”。西奥多·罗斯福对他的总统概念身体力行，他也被历史学家称作较为成功的总统之一。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未能得到历史学家像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及其继任者西奥多·罗斯福那样的尊敬，他认为他行使的权力只不过是宪法明文规定的权力或国会法案赋予的权力。他对于总统可以行使某种“不明确的剩余权力”的概念加以嘲讽，“因为在他看来这不符合公众利益。”

尽管吉米·卡特的总统概念极力主张加强立法，但在他的心目中总统的派头远没有两位罗斯福总统的派头那么大。卡特像富兰克林·D·罗斯福一样把自己看成是一位人民的精神领袖，他也像西奥多·罗斯福一样，还把自己看成是人民利益的监护人，他反对特殊利益集团特别是在国会中出现的特殊利益集团。两位罗斯福与卡特之间的差异在于，当卡特力图展现一种谦虚的总统形象的“政治表率”之时，他的政治形象就会陷入媒体和公众的沼泽之中。他在任期间采取各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招式，比如旅途中使用的背包以及使用呢称吉米，这些都使得他的职位和他本人显得和蔼可亲，具有平民化的姿态。由于卡特心目中的总统具有亲和的形象，因此他被描写成外在与内涵都缺乏派头，卑微的程度与他的职责不相匹配。尽管卡特是一位比媒体和公众所认可的形象还要好的总统，但是我们从他的经历中可以看出媒体的影响能够将表象变成现实。卡特将“皇家总统”的高大形象降至谦虚的总统形象上。尽管谦逊是令人称赞的品德，但是总统的权力是由表现出来的无误和无敌而不是谦逊来提升的，事实就是如此简单。

P14-17

致中国人民

乔治·布什

自从我担任联合国大使和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以来，我个人就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早期经历使我对杰出的中国人民产生深厚而持久的情结。我和这个伟大的国家的交往始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杰拉尔德．福特总统提出让我就出任大使做出一个选择，他提到了巴黎和伦敦。但是我认为，在未来的岁月里，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将是举足轻重的。这种关系不仅对美国的亚洲政策而且对美国的全球政策都是重要的，因此我便问他能否派我到中国去，如果可能，何时可以成行。福特总统答应了我的要求，于是从1974年10月至1975年12月我和芭芭拉便一直住在北京。

在中国期间，我和芭芭拉带着极大的热诚去结识中国的领导和民众。那时我们与北京的外交非常活跃，虽然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我也乐此不疲。我们正在建设着与我们二十多年从未真正接触过的一个国家的关系，但我们感到我们的前景是十分可观的。我和芭芭拉决定全方位地扩大我们的接触。我们常常停下克莱斯勒轿车，而后便像中国人一样骑着自行车在街上游逛。我千方百计找出种种借口，邀请中国人参加集会活动．我也参加了其他国家举办的国庆纪念活动。我对中国人民和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总是由衷地产生一种敬慕之情。

我们两国有着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也有所不同。尽管存在着这些差别．但两国领导人有力地增进了两国和两国人民间的相互理解．我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在此期间中国已经建设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我认为邓小平、江泽民和现任主席胡锦涛的领导对于取得这样的成就是至关重要的，并且促使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发展成为国际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他们的领导还表明．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多于两国的分歧，每一方都可以从另一方获取巨大的利益。

在整个历史上成功的世界大国领袖都从经验中认识到：他们往往不得不做出务实的、常遭非议的，然而却是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决定。《君子一言：决不增税》这本书的目的在于说明这样的决定并非总是可以轻松做出的，而有时是要付出代价的。

因此我把这篇序言奉献给中国，她的领导人和她的人民．并祝愿我们两个伟大的国家共同享有的利益不断增长。

祝万事如意！

乔治·布什

务实的态度与国家元首的领导

在整个历史上。东西方文化发展的目标都是为给社会中的人提供政治和经济保障。在解决这个古老问题的尝试中，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人所怀抱的理想之间没有什么差别。他们使用的方法各不相同，这取决于文化的发展和时间框架，但目标是相同的，即政治和经济保障。在西方社会，特别是在美国，民主的崛起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息息相关的，业已证明是最好的、最有效的。中国历史文化悠久。是东方文化的集大成者，有近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现已证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符合中国的国情。

从公元前21世纪开始。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饱经外忧内患，国内战争连绵不断，外族入侵时有发生，政治和经济局势动荡不安。虽然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华文化出现过许多繁荣昌盛的阶段，但是内战和外族入侵往往不能使中国为其由各种不同民族组成的众多人口提供经济和政治保障。资深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曾把旧中国形容为国际竞技场上任人踢来踢去的“足球”。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美国的文化是新兴的，得到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保护。美国有广袤的自由的土地，人口稀少。在西部人们享有更多的自决权和社会流动性，这是中国所无法比拟的。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动荡不安，人口众多，种族各异，因此所形成的社会更注重集体价值，强调集体的重要性，而美国的价值观则强调社会流动性和个人的价值。地理资源、人口和由于缺乏安全保障而引起的动荡，两国之间这些历史性的差别就造成了两国之间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上的差别，为两国不同的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形成起到了作用。

世界上有近200个国家，不可能只有一种发展模式，只有一种经济、政治和社会观。两国领导的责任就是要深刻理解和欣赏形成文化差别的不同历史背景，这些文化差别又形成了各自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

历史表明，能够带来经济保障的最好的经济体制并不是民主主义或共产主义。最好的政治体制对于不同的社会是不同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国际上判断一个国家的标准不应该看它的政治体制，而应该看这个国家及其领导人对其人民生活质量的影响。这种观点可以从邓小平的一句名言中得到很好地印证：“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邓小平具有求真务实的态度，为中国制定了新的经济政策，实行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是中国新的社会和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为了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邓小平在1978年12月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发展和四化建设上来。邓小平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应该冲破意识形态对经济决策的束缚，国家政策的目标应该按照经济规律来制定。他认为政府有责任为老百姓谋福利，他的名言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他政治务实态度最好的表明。

邓小平纠正了“一大二公”的价值观，强调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因此他号召全党以四化建设为中心的新纲领取代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旧纲领。四个现代化是周恩来1976年提出来的，号召在四个领域内即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实行独立自主的经济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四化建设的步伐加快，与日本和西方的贸易增长，由于中国技术水平的提高。实行新的政策吸引外资，这对于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必要的。

根据邓小平提出的原则和中国共产党现阶段的思想路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目的是为了给人民提供经济保障。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经济大国，被认为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过去的25年中，每年经济增长近9％。

中国经济增长不言而喻地说明了邓小平务实的领导和改革政策是正确的，从1979—1994，年，人类史上的福利事业有了空前的发展。他的改革惠及数以亿计的人口。在历史上，和任何其他国家领导人相比，邓小平使摆脱贫穷的人数是最多的。虽然邓小平为贯彻经济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政治支持，但他所提出的各种经济改革很少是他自己发明的。一般说来，一项改革是由地方官员提出的，如果获得成功就会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推广，直到最终在全国实行。这种自下而上的方法可以确保渐进式的过渡，为经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是邓小平成功的主要因素。虽然邓小平的改革意义重大，他的务实的领导使中国沿着新的方向前进，但是还有一些重大问题有待于解决。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许多国有企业亏损，制约着经济的发展，难以维持，需要关闭。因此江泽民主席1997年提出一项关于合并、出售或关闭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的计划。他号召增加公有制比例，提高私有化程度。这种私有化政策在中国现任主席胡锦涛的领导下仍在继续，成千上万的国有企业在中国的两个股票市场上向私有投资者出售股份。

1989年江泽民担任国家领导人。当时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都处于非常困难时期。如同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1988年当选被认为是对其前任总统罗纳德·里根现行经济政策的肯定一样，邓小平在党内指定江泽民为他的接班人，旨在贯彻他的经济政策。在继续执行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纲领时。江泽民也主张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同诸如生产资料和自由市场等是相容的。

1997年10月在接受美国记者吉姆·莱勒的采访中，江主席说道：“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我自从参加革命的那天起，就一直怀着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正在淡化的观念。”胡锦涛主席在2004年4月28日的讲话中重申中国要搞马克思主义，他号召要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

在建立中国新的更为成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前任和现任主席使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朝着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前进。美国人有时候难以理解中国式的共产主义——从实际出发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为了满足中国人民的需要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进行调整而且将继续进行调整。中国领导人明确指出，他们的责任就是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为人民提供政治和经济保障。

理解这个过程首先要知道卡尔·马克思是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但他对社会没有经验。他的理想只是有待于应用的学说。毛泽东留下的遗产就是他在1949年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就开始了这个过程，作为务实的领袖，他。为了应用马克思理论，使用了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进行改革。毛泽东未能实现他的共产主义理想。但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强调，历史是一个社会要经历一些不同阶段的过程，毛泽东的领导和思想为中国破天荒地为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提供了机会。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推动新中国沿着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江泽民说过，共产主义不是一个正在淡化的观念，中国正按照自己的方式沿着实现共产主义的方向前进。由于这个结合的过程，由于江主席和胡主席的领导。中国近年来出现了过去150年来未曾有过的繁荣。自1978年以来国民生产总值翻了四番。

胡锦涛主席是更坚定的共产主义的捍卫者。他像江泽民主席一样懂得中国政治稳定的重要性。只有这样经济繁荣才能持续不断。他大力强调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党的作用。由于胡锦涛主席和共产党能够确保当前局势稳定。中国政府才能面对最重要的挑战，使沿海地区迅速发展的经济和内地贫穷的农业经济协调发展。由于中国实行了新的经济政策，一些人认为过于注重经济发展而忽视了环境保护，扩大了贫富差距，把社会的代价转嫁给落后的人们。这个过程美国也经历过，马克思主义强调历史是一种进程，这意味着经济发展不能也不会总是均匀一致的，而且在市场经济中总会出现不平衡的发展。

邓小平和江泽民一心一意要实现经济和产业迅速增长的目标，与此同时努力保持社会的各种需求与实现长期经济发展的需求相一致。这两位领导人建立起经济基础之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能够而且正在得到解决，以满足落后的人们的需求。这个过程可以用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说明：

总结八十年的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展望新世纪的艰巨任务和光明前途，我们党要继续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胜利前进，归结起来。就是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当前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正在力图使中国放弃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经济增长的政策。而主张经济更加全面协调的发展。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务实领导的一项基本原则，中国官员现在正在计划实行与罗纳德·里根或乔治·W·布什相。似的减税政策，对经济部门和企业进行调整。他们正在把美国80年代里根的税务政策作为中国新政策的模板。减税的一个主要目标在于推动城乡地区投资差别的缩小，鼓励国有公司与外国公司竞争。

除了关键的领袖人物之外，在中国保持增长和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早期历史由于叛乱和内战所造成的内部忧患，出现了政治和经济持续动荡不安的局面，为了避免重蹈历史覆辙，需要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强有力的政府，能够控制经济发展的节奏。给13亿中国人提供必要的经济保障。江主席和胡主席明确指出，共产党的责任就是领导，这样中国人的衣食就有了保障，中国人几乎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而拥有的耕地却只占世界可耕地的百分之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家李银河对中国政治稳定的重要性做过概括。他说： “经济不稳定会引起社会不稳定。”我们要切记：经济不稳定会引起社会不稳定，导致政治不稳定，从而破坏繁荣的局面，瓦解社会基础。

中国正在努力与时俱进，但它所坚持的原则没有变，这就是在理想的共产主义国家里依然努力为人民提供应有的经济保障，这一直都受到批评，而且继续受到批评，中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越来越分散的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紧张。这种批评加剧了紧张关系，从国内来讲是不足为奇的。但是由于有像中华全国工商联(ACFIC)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独立机构这样的组织的合作，将会出现或已经出现的紧张关系将会得到积极的处理，继续为所有的中国人提供更好的经济保障。自从19’78#：以来，由于实行务实的经济改革，中国的领导已经使3亿人口摆脱了贫困，中国年人均收入从1990年的1 000美元上升到2004年的5 806美元。预计2005年达到6 193美元。

从历史上来看，东西方文化中的人在欲望和需求方面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在寻求解决为人民提供经济保障这个古老的问题。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用实例证明了这种观点。在评论1938年大萧条期间政府角色时他说道，“政府要对人民的福利绝对负责。如果私有的合作努力不能为愿意就业的人提供工作，不能为不幸的人提供救济，那么不是因为自己的过错而受苦的人就有权利要求政府提供帮助；一个名副其实的政府要必须做出适当的回应。”江泽民主席也阐述过同样的观点，他说，“归结起来，就是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邓小平、江泽民以及现任主席胡锦涛已经做出了“适当的回应。”为了给人民提供经济和政治保障，美国的总统和中国的主席都证明，政治上的务实态度是效率型国家领袖的一个基本素质。

虽然我知道当时是在冒着巨大的政冶风险，但我认为在这个国度里，减少赤字，保持经济增长，以及就业问题比我竞选时“决不增税”的承诺更为重要。因此我们的预算协议符合国家的最高利益……本书有助于解释和说明“1990预算政策”所产生的影响，感谢奥斯特兰德教授为研究这项错综复杂的课题所付出的艰辛——他阐释了我在任期间发生的最有争议的事件之一……我希望本书将会使读者对协商、妥协以及我们政府体系运转的艺术有一些深刻的认识。

—一乔治·布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