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亚当斯，继华盛顿后的美国第二任总统。虽然他性格冲动易怒，但在许多方面却政绩卓著。然而，却因努力建构温和的政党体制这一举动，而被国人遗忘。本书叙述的就是这位美国总统的政治生涯，是我国国内读者了解他的优秀读本。

约翰·亚当斯是美国第一任副总统，其后接替华盛顿成为美国第二任总统。

亚当斯一直处于华盛顿与杰斐逊的阴影之下。冲动易怒的性格让他看起来并不适合当一个总统，但是，在许多方面，比如能力、经历与威望上，他又是华盛顿的继任者。在亚当斯任职时期，除了保持中立与恢复和平外，他还创立了美国海军部，使得海军站稳了脚跟，并留下了偿付能力巨大的金库。虽然他是北方的联邦同盟盟员，但是他却努力建构温和的政党体制。到最后，这被证明是亚当斯最大的失败，也是后来的领导者接受的最有意义的一课。本书叙述了这位似乎被历史遗忘的总统的政治生涯。

丛书序

序言 柏拉图的愿望

第一章 从“愚昧的邪恶”到庄严的职责

第二章 人类发明的最无意义的职务

第三章 有先见之明的总统

第四章 华盛顿的光环和杰斐逊的阴影

第五章 法国：朋友还是敌人

第六章 战时手段，自由演说，国家权力

第七章 美国的风景画

第八章 战争与和平

结论

大事记

亚当斯珍爱在巴黎最后的那段日子，既是出于个人的原因，亦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当与英国的谈判提上日程时，39岁的阿比盖尔与女儿(乳名娜布)也已经登上了开往大西洋的船只，准备与家人在巴黎重聚。在先前回国的简短旅行中，亚当斯是与他的另一个儿子查理斯一块回去的。查理斯起初见到广袤的海洋时还觉恐惧，但最终与他的哥哥约翰·昆西一样，成了一个“勇敢的水手”。这时候的约翰·昆西已经成为美国的外交家了，以后他将会无数次的穿越大西洋。

但是阿比盖尔与她的女儿乘坐的船只离开港口之后就遇到了风暴，所有的瓶子与盘子都摔碎在地板上，乘客们都紧紧地抓住能抓牢的东西。船上的妇女必须得忍受狭小而又令人窒息的船舱，而剩下的大批男人则睡在原先作为餐厅的房间里。这个地域的潮气使得阿比盖尔的风湿病犯了，每天的饭食又令人作呕，阿比盖尔经常强制自己吃些可以吃的东西。

早在出发的时候，阿比盖尔就恐惧海洋，但是在航行的过程中，在夜晚月色下看着神秘光线闪烁的景象，她体会到某种崇高的感觉。阿比盖尔在给姐姐的信中热切地说着“燃烧耀眼的海洋”，既危险又令人感到神秘，“伟大与神奇是你的杰作，万能的主与上帝啊!”P23

柏拉图的愿望

1813年，卸任美国总统多年的托马斯·杰斐逊写信给约翰·亚当斯，信中表达了这样一个愿望：未来“天生的贵族”都是直接源于民主政治，而非继承；它基于品德和资质，而非出身与财富。但亚当斯却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是按照出身，而是按照社会习俗这一标准来划分，那么，天生的和后天的贵族之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教育、财富、健康、美丽、身材、出身、婚姻、优雅的姿势与姿态、肤色、容貌，这些因素既包括一个人的先天资质，也包括其后天的才能与学识。”

时至今日，所谓“贵族的”属性却为运动健将、战斗英雄、圣洁的教皇、富有的亿万富翁、神气的时装模特、歌剧表演者、摇滚明星和艺术荣誉获得者们所拥有。正如亚当斯警告杰斐逊的那样：即使在民主的体制下，也会产生大批的“能够权威地发布命令、引起他人关注的”所谓的“贵族”。这样的认识已经为年轻人、富有者或者美貌者所接受，我们应当记住亚当斯总统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事情：当年迈的、臃肿肥胖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出现在巴黎时，人们仍然把他看作名人，既因为他的性感，也因为他在科学上的巨大成就。正是因为名望的吸引力，当代的许多艺术家追求名望，即使这些勉强被承认的名望仅仅持续15分钟。那么亚当斯总统呢，他自已是否曾经享受过名望带来的喜悦?是否也曾被“名望”所驱使?

许多总统在离职时，身后是名望与辉煌，另一些总统身后则是耻辱与羞愧。当杰斐逊当众宣誓就职的时候，在早上4点钟，亚当斯总统沉默而平淡地离开。他离开时如同他到来时一样。也许他是至今为止曾经入主白宫的最具智慧的总统，但是，他算是个伟大的总统吗?

困难的时代造就好的总统，更加艰难的时代则会造就伟大的总统。一个真正的领导人，他会在困境中茁壮成长，他天生就是谦虚谨慎之人，不管什么困难来挑战他，都只会增强他的力量。所以，在没有什么严重经济衰退的平常日子，总统很少引起美国人民的关注。当美国人民发现他们的国家将要面临一场战争(如1798年同法国的战争，1848年与墨西哥的战争，1950年与朝鲜的战争，1966年与越南的战争)的时候，议会却在讨论是否应该公开宣战。这只会使美国人民更加困惑，而不是信服。令人费解的是，提高总统个人威望的最佳时刻却是美国受到攻击的危险时刻(如1861年的福特·苏梅尔事件，1898年的缅因号事件，1916年的露西塔尼亚事件，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2001年的世界贸易中心事件)。如果缺少这些戏剧性的历史时刻，总统任期就像是一场没有主角与剧本的表演，观众观看的就像一场没有故事情节与中心的戏剧，既缺乏紧张、冲突，也没有结局。

约翰·亚当斯是美国的第二任总统，他任职期间(1797—1801)正是年轻的美国的成长时期。当时，光荣的独立战争已经取得胜利，“英明”的宪法体制早已确立，这就是亚当斯任职时面临的情形。18世纪90年代晚期，美国的领导者需要的是管理政府，而不再是创造历史了。所以亚当斯短暂的4年总统任期，如同一个主角受到环境限制的案例，与华盛顿和杰斐逊相比就显得像是一个可怜多余的插入者一样。乔治·华盛顿与托马斯·杰斐逊，开创了“弗吉尼亚朝代”(这在詹姆斯·麦迪逊与詹姆斯‘门罗身上延续了下去)，而亚当斯正是在华盛顿与杰斐逊两个耀眼的美国总统之间任职，他也是第一个只有一届任期的总统。和父亲一样，他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也只有一届任期(1825—1829)。与杰斐逊同样是南方人的安德鲁·杰克逊，在竞选中击败了约翰·昆西，并连任两届总统(1829一1837)。

20世纪60年代，在白宫宴请西半球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时，约翰·F·肯尼迪这样说道：“自从杰斐逊卸任总统独自就餐以来，美国历史上就没有过如此众多杰出人物云集的时刻了。”亚当斯总统会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亚当斯曾怒气冲冲地对本杰明·拉什说：“我每周一次或者两次宴请一大群人，而杰斐逊每天都宴请一打人；我每周举行一次招待会，所以我的时间才不会浪费在无聊的访谈上。而对于杰斐逊来说，他整个8年任期就是一个招待会。”

美国的政治历史以亚当斯与杰斐逊之间的不和为起点，而这种摩擦早在美国建国初期就逐渐形成了。亚当斯是联邦党人，也是起草宪法的理论家之一。亚当斯与杰斐逊之间存在的不是信任，而是猜忌。正如亚当斯指出的：促使政治秩序诞生的冲动和“永不停止的忌妒”，都是自由的侍女。尽管在早期政治生涯时期，他们处在相互猜疑和猜忌中，但是在去世之前，亚当斯与杰斐逊却和解了，他们犹如亲兄弟那样互相拥抱。

亚当斯不信任杰斐逊，把他看成是一个整天无所事事，把时间都浪费在无聊的活动和议论上的贵族。同样的，杰斐逊也怀疑亚当斯企图在美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尽管杰斐逊因为是一个无宗教信仰的人而备受谴责，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弗吉尼亚人，也因为他的精英主义者的教育观念使他“一跃从庸俗跻身于天才精英之列”。他的“追求快乐”的思想体系成为全国人民的信条，也使他免遭“贵族统治”的非议。然而，正如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样：“在历史上，闲适与快乐向来是属于有闲阶级和贵族社会的权利，他们没有繁重工作的束缚，可以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市民事务中去。”而与亚当斯同时代的法国人本杰明·康斯坦特说：“正如罗马人为他们那时的奴隶制辩护一样，每一个人都会为自己继承的东西辩护。”而杰斐逊几乎不须去工作挣钱购买奴隶，他只需要简简单单地从他岳父那里继承。与少数勇敢的南方人包括华盛顿不同，杰斐逊不仅不释放奴隶，而且还与其他南方人一样，把奴隶移交给债权人或者一代又一代、一家又一家地把奴隶作为私有财产传下来。就是这么一个维护继承权的贵族，作为奴隶主，他，杰斐逊，怎么能够逃脱指责亚当斯总统是“君主立宪派”的处罚呢?这样的指责应该是美国政治史上最著名的一次诬蔑。

那么亚当斯受人攻击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正如1790年的说法以及拉尔夫·华尔多·爱默生在1850年说的那样(这样的想法在今日已经被普通人接受)：民主政体不能也不应该能彻底清除掉多样化以及智慧、美丽、力量的差异，正是这些差异使事物产生了很大的不同，这也正是法兰西革命力求做到的。令人奇怪的是，猛烈抨击并力求降低这种单调乏味与千篇一律的杰斐逊，却完全误解了一样东西——这也正是亚当斯竭力解释的东西——沉闷的“千篇一律”不是继承式的贵族政体想要的东西，它只是虚假的、不可避免的(这种不可避免是以习俗中的某些想法为基础的)。

亚当斯的政敌同意汤姆·潘恩的说法：社会是以人们的需要为基础的，而政府则以人们的邪恶为基础。亚当斯的看法却与他们相反，他认为正是由于社会的专断，使得一定的政府规则显得非常必要。先进发达的社会，带给我们的是同时代的后现代主义者称为“重大意义与宏大场景的东西”，亚当斯把它称为“符号的语言”。在社会中，生活大部分只是一种礼节与仪式，是虚假的而非真实的。我们看到的比能被知晓的重要得多，写出的比能被证明的重要得多。社会如同一个剧院，政治的表演盘旋于其中，而贵族就是人们瞩目之所在。社会而不是政府，才是问题所在，因为它是激情、骄傲和虚伪的竞技场，在那里愚蠢的人们需要别人的赞誉。亚当斯所描述的那种罗马人虚荣的生活方式，正如斯科特·菲兹杰罗这个读过佩特罗尼乌斯著作的人所描述的那种奢侈的富人所过的生活，也正如托斯丹·凡勃伦所描述的有闲阶级所过的那种如影相随却又毫无用处的“虚幻生活”。亚当斯的警告体现了他的感觉的深刻性，他认为从任何宗教的或实验的观点出发，将无法判断社会的发展：

据说，人死万事空，很可能如此。但是这是否也就意味着财富、权力、自由等一切尘世的东西都会随之消失?高耸入云的宝塔、金碧辉煌的宫殿、神圣的教堂及伟大的地球本身，终究是毫无根基的幻觉?有人说：“生活本身就是一个传说，充满了美好与愤怒，却又毫无意义。那么，我们能据此说名声、自由、财富和生命都可以被蔑视与忽略吗?就因为法律与政府——这些曾经统治一切的东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显得毫无意义，就可以被忽略掉吗?”

有先见之明的亚当斯总统早就预料到：源于社会本身的在民主共和政体中的所有争论，经常向政府领域、法律领域，以及亚当斯总统为之辩护过的宪法领域转移。社会，为了公平的判决，必须超越它自身，除非它要以自己的方式获得公平，这也正是亚当斯总统与一些联邦主义者所警告世人的。

杰斐逊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总统，不仅肯尼迪，就是杰克逊、林肯、威尔逊这些大总统也总是提及他的名字；而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经济大萧条”时期亦援引杰斐逊的话为自己论证，即使在那些自称是坚定的杰斐逊主义者的人反对他的新政时也是如此。美国的许多公立高中都会以杰斐逊、华盛顿来命名。而亚当斯，在美国的建筑或纪念碑之类的东西上则鲜有其名(马萨诸塞州除外)。在历史教科书上，他只是被无关紧要地提了一下。但是，近几年来，大卫·麦卡洛的《约翰·亚当斯》与约瑟夫·J·埃利斯的一本颇有价值的早期研究著作《热情的哲人》，又使人们重新记起亚当斯总统。美国国会还考虑在首都建立纪念碑以纪念亚当斯父子，他们分别是美国第二任与第六任总统。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人民又重新对这个被遗忘许久的总统发生了兴趣。亚当斯总统是一个可爱但脾气乖戾的人，他逝世于1826年7月4日，终年91岁。据说，当死神快要降临时他视若无睹，只是竭尽最后一口气说道：“杰斐逊还活着!”(杰斐逊于同一天去世。)

约翰·亚当斯比那些宪法的制订者的资格要老得多，他参与了从1765年到1801年的每一个重大政治事件。早在美国脱离英国、宣布独立之前，亚当斯就为此作过论证。而对于亚当斯总统来说，人们只把他看作是美国政治史上一位曾经的总统而已。事实上，他在知识史与社会哲学方面应该拥有更加突出的地位。他的许多关于政府的理论，我们今天还在实践着，虽然我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同样，他关于自由与权力的理论也由于政府的原因而长存下来，即使他作为总统并未在激烈的政治竞选中获胜。

亚当斯从来就不是一个政客，这一点在总统中非常罕见，虽然《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都很伟大，也都有卓越的成绩，他们甚至也提及过需要加强“行政权的力量”，但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总统职位会成为美国政治结构中最重要的部分。早在亚当斯时代，欧洲的思想家们就倾向于人民的“普遍意志”与国会的权力并重之类的提法，而亚当斯则打破了二者并重的局面，转而更加重视行政的权力。他指出，人民与代表之间并不总是一致的，他们之间也会有不和谐的声音。“人民”一词就像是他的代表机构一样，仅仅存在于思想领域，而不是具体的某个事物，它仅是政客吸引听众的说辞。

联邦党人华盛顿与亚当斯，既反对法兰西的雅各宾党人，也反对南方的共和党人。亚当斯警告人们说，在民主政体中无限制地滥用权力，就像在君主专制统治下一样暴虐、残忍，也像是一个专断的国王压制公众意见一样武断专横。“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口号给人们制造了假象：以前的强制统治已经消失了，就像它也能够被相应地民主化一样；而在现实中，它却又以奇怪的方式表达出来——不是大多数人的慎重考虑，而是少数人的意志。所以，必须要有监督，否则少数的特权阶级就会力求控制国家，而民主的大多数人只有大声疾呼民主了。只有第三种机构——行政机构——的出现才能解决这两种相互冲突的力量之间的矛盾，并求得平衡。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弥尔顿也认为应该有一个强大的行政机构，只不过他是以信任的态度来对待那些“富有、出身高贵而有能力”的阶层，亚当斯则以怀疑的态度对待所谓的“社会精英阶层”。

当亚当斯的反对者告诉他：人民是可以信任的，因为人民对自由的热爱是如此强烈，亚当斯则回答说，狮子也热爱它们的自由，它们也不想被束缚。他还引用了莎士比亚的名言：“权力源于意志，意志源于欲望，狼一般的普遍欲望。”所以，只有政府能够控制“权力被滥用”。

但是，亚当斯相信的却是杰斐逊所蔑视的。杰斐逊宣称：“统治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他相信应该把人民主权还给人民，让他们自己来选择自己的生活。这样的模式也许会让美国人民平安无事，但是也会带给他们一定的问题：有多少神佑，就有多少诅咒。这样，美国人民就会面临人民主权与自然权利之间的矛盾，面临多数人的意志与那些向往自由和自我决定的有能力的少数人之间的冲突。美国的缔造者们坚持人民无权犯错，而杰斐逊则认为有权力的人民拥有充分的理智。关于自由人民不会犯错误的民主崇拜被用来为奴隶制度向西部领土的推移作辩护，排除外来移民进入民主王国也以此为借口。亚当斯敏锐地觉察出自由与民主之间的矛盾，也看到了不可转让的权力与受人民意见约束所带来的威胁之间的紧张气氛。然而，美国人民还是让亚当斯离开了总统职位，并打算继续忍受将要在民主战争中爆炸的“一颗理论定时炸弹”的威胁。

在评价亚当斯和杰斐逊时，史学家们似乎很不乐意承认亚当斯比杰斐逊地位更高。但是，当我们来研究他们对待自由与命运的不同态度时，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法国革命期间，抑或是发生奴隶起义的海地，每个人都承认，亚当斯才是出色的教育家。富有革命精神的法国人认为他们在所有的事件中都充满了革新的精神，包括在所谓的“断头台革命”中。杰斐逊呼吁革命的到来，因为革命意味着国王和王后被处死刑与血腥恐怖。革命还以理性、美德与人民的名义进行着。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被杀死在断头台上，是至今为止所有死刑中最冷酷最卑下的死法。它并不比砍下卷心菜似的脑袋或者喝下一杯水更有意义，甚至更无聊。”但这样的刑罚并不使杰斐逊感到难过，即使有，也仅仅是一点点而已。亚当斯在1793年写道：“全人类的自由都依赖于惨烈的竞争，曾经有过不流一滴无辜的血而获得的荣誉或桂冠吗?”亚当斯反对杰斐逊与汤姆·潘恩的“为革命积极而战”，反对他们的“只有牺牲，自由才会产生”的言论，他力求从恰当的角度来看待一切事情。“我们的革命是要反对革新”，他强调说。亚当斯还力求让美国人民记起“1776年精神”的本质：是要保持旧的自由传统，而不是宣传新的不相关的东西。

亚当斯察觉到了他的对手们力图否认的事情，这也是林肯总统所要面对的事情：共和形式的政府并不能保证人们会尊重他人的权利。杰斐逊与潘恩都认为自己是一个革命主义者，他们坚持认为，人民有权力做他们想做的事情。而亚当斯则认为自己是一个立宪主义者，他坚持强调“法律的目的不是要人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要防止他们去干可能想干的事情”。

杰斐逊与亚当斯的双重性矛盾在1858年的林肯与道格拉斯的争论中达到高潮。参议员史蒂芬·道格拉斯求助于所谓人民主权的原则宣称，堪萨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的人民有权力投票支持或反对他们所面临的奴隶制度。而林肯则回应说，正是所谓的人民主权，破坏了美国的《独立宣言》，并且使得它“缺乏源泉与几乎没有个人权利”，从而使它“仅仅被当作垃圾”和“旧的废弃材料”。即使林肯总统曾为亚当斯使得我们再也没有矛盾冲突这一功绩而辩护，但是，他在7月4日发表演说时仍然倾向于杰斐逊，虽然正是这位总统使得我们处在矛盾的境地。

亚当斯把政治看作是两头驾车的戏剧化冲突：一个想要统治别人，而另一个则希望脱离其统治。正如亚当斯警告人们的那样，美国人民对政府的嫌恶会削弱美国政府，使得它没有力量去阻止美国“虚伪的贵族统治”的肆意横行，因此使民主制所珍爱的人民任由那些贵族精英和他们的权力意志摆布。

亚当斯觉察到政府实际上是人性及其冲突的动力的反映，但他的对手却假设说，政府力量越强大，人民的民主就越小。美国的历史证明了结果与先前的假设恰恰相反，民主的参与会使得人们寄希望于民主，并希望民主能够帮助人们去做那些他们不能做的事情(这是按照林肯的方式推理的)。亚当斯的颇有先见之明的现代主义思想，源自他敏锐的洞察力，他看到了仅仅有自由的存在绝不会使世界摆脱统治的奴役。早在法国革命爆发之前，亚当斯就预见到，没有相互制约的力量构成的民主制议会，对于专制统治来说只会起一时的作用。“既融合交错在一起，又分成两个平等的部分，这样，贵族的专制统治才会永无藏身之地。”

亚当斯总统希望通过政府的结构调整来控制某一阶级的优势地位，他还认为国家是司法公平的武器。我们应该会记得，在杰斐逊负责起草的《独立宣言》中，国家不扮演任何角色。《独立宣言》使得美国从英国统治下独立出来，赋予了美国主权，但却难以实际运行。没有亚当斯拥护的政治机构——强大的行政权、国家的司法权和军队，《独立宣言》也不过是一张碎纸片。美国历史上的进步行动，从争取劳动的权利到妇女和少数种族的解放斗争，都要求政府为他们的实现付诸行动。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杰斐逊拥护的社会人人平等理念却恰恰要在他反对的政府机构中才能买现。

没有政府的权威，那么人类的权利就不能实现，更谈不上受到保护与实现永恒了。亚当斯认为政府的功能不仅在于保护自由，而且在于实践权威。亚当斯的对手们反对政府，且都同意潘恩的观点，认为政府的基础不过是由罪恶而产生的虚假羞愧感而已。他们现在仍然蔑视政府的权威，一如过去一样，他们认为政府不过是失落的纯真的一种象征，社会却是和谐与希望的竞技场。对于亚当斯来说，政府与社会没有那么容易区分开来，因为政府设立的机构本来就是用来处理社会冲动产生的问题的。不过，政府本身以及政府精确的结构与功能却使得亚当斯困惑，相对于美国人民的期望来说，历史仿佛不过是他们嘲弄的对象罢了。共和主义，以及想努力生存的不带有君主制的共和主义政治体制的故事，不过显示了他们那种体制的失败，显示了那种体制的衰落与衰退，而非其成功与长久。旧有的共和政府得意洋洋地出现，却又灰溜溜地在历史舞台上消失；它的衰落伴随着泪水飞溅与愤怒的豪情，却并不彰示着什么。亚当斯痛心地提醒美国人民，不管是古代社会的共和制，还是中世纪乃至文艺复兴时期的城邦制度，不过是在历史的海洋上溅起的泡沫，怒吼着进而破裂，直至消失得无影无踪。

约翰·亚当斯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只需想像一下这样的画面：亚当斯关于古典共和主义的演讲让他仿佛穿着一件宽大的罗马袍子；作为第一个预言人类学唯实论的现代主义者，他认为人的行为特征大多是因为原始的竞争形成的，而不是由于古典的和谐形成的；他是一个政治理论家，但对于政治却无法忍受，并且轻视各派政党；他是一个勇敢无畏的联合者，却一度把国家推向分裂的边缘；当美国必须在法国与英国之战中选择支持哪一国时，这个颇有耐心、力主中立的外交家却在两极世界中摇摆不定；作为一位犬儒学派的学者，冷静地批准通过《外侨管制法》和《惩治叛乱法》，预示着“恐怖统治的开始”；这个诚实正直的典范，对待《圣经》与对待他的妻子阿比盖尔一样的忠诚；他是一个行为怪异的政府首脑，似乎马上就会变得暴躁、冲动与慷慨激昂；他悄悄离开城市回到在昆西的家，以至于他的内阁成员怀疑他是否还要回来。也许我们从约翰·亚当斯身上所能得出的唯一确定的结论就是：我们再也不能见到他了。

一系列关于亚当斯总统的研究，引起了关于民主制度下领导权与公民权问题的争议。如果美国人民已经明确地知道他们的自我治理的新试验将走向何方，那么相信亚当斯总统会很高兴地领导美国人民实现这一目的。年轻的美国会接受新英格兰的高人一等的思想吗?会激起全国人民的责任感吗?它是否会勉强接受南方诸州的安逸的生活方式?是否会寻求舒适与快乐的生活?在新英格兰出生的亚当斯可能会有一些令人不愉快的诙谐，并且喜欢痛饮马德拉的白葡萄酒，但是他不会是一个轻易受舒适安逸所诱惑的人。纵观他的一生，他总感到自己的声望不稳固，他一直在追求被承认和杰出。在亚当斯看来，得到他人的关注、羡慕和尊敬的热情，更多的源于人类的本性。可是，令人惋惜的是，美国人很少注意亚当斯，尽管他是一位最接近于实现柏拉图的愿望——让哲学家来管理国家——的总统。

古希腊的思想家柏拉图坚持认为，共和国必须要由具有哲学智慧之人来统治，当然，也有可能，国家在完全自由的状态下也会发展得很好。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坚信：理智可以驯服激情，这样，公民们就会知道什么是好的东西，领导人也会去实现这些事情。然而，亚当斯反对精英的“亚里士多德教条”，这些教条赋予聚集在希腊城邦里的有闲阶级排除其他人享受公民权利的特权。亚当斯借助于两种拉丁文译本阅读，并对比了许多关于希腊的著名文章，他勇敢地承担起了阅读柏拉图全部著作的艰巨任务。他很欣赏柏拉图关于政府形式与人民热情之间关系的论断。亚当斯评论说，希腊的历史就像女人的闺房——每面墙上都有高大镜子的八边形房间，不管人们转向何方，都能看到他的变形的身体，这样的视角会帮助人们恢复他的心性。后来，亚当斯嘲弄杰斐逊说，他从希腊思想家那里学到的唯一真正重要的事情就是这样一个深奥的真理：“打喷嚏是治疗打嗝的良方。”读完柏拉图著作后，亚当斯在他的内阁会议上随时可以讲出一大串笑话来醒神。

虽然亚当斯写了大量的文章来维护美国的宪法，以回击欧洲的评论家们，在美国历史上，却没有亚当斯作为一位智者的立足之地。联邦主义者写道，“在一个充满哲学智慧的国家，依靠人民来共同遵守宪法与合法的条例，在这种情况下，由开明的领导人谆谆教诲，人民会养成敬畏法律的习惯。但是一个充满哲人的国度，如同柏拉图期盼出现哲学王一样，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美国人民不能寄希望于出现最明智最适合的人来领导国家，使利益冲突朝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方向发展。为什么呢?“因为不可能总是开明的政治家在掌舵。”亚当斯赞同这一观点。1787年，他写信给杰斐逊说：“我长久以来一直坚信我的观点，不是哲学，也不是宗教、道德、智慧、兴趣，能够领导国家与政党去反对他们的骄傲、愤恨、复仇、贪婪与野心勃勃等。除了暴力、权力与意志力，没有什么可以抑制它们。”

将亚当斯的哲学沉思与政治抱负相结合，我们能从中知道什么呢?是一个治疗沮丧的良方。当亚当斯怀疑人民是否有能力进行理智的思考与得体的行动时，他是能够做到这些的。他疑惑不解，为什么在一个未开化的民主国家中他不能获得赏识呢?而相比之下，杰斐逊只是简单地告诉人们他们想要知道的，而不是告诉他们应该知道的东西。亚当斯赞成联邦主义者的意见：柏拉图的愿望在美国不可能实现，美国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充满哲学家智慧的国家”。杰斐逊告诉他的追随者们说，这些“庄稼汉”比哲学家与教授联合起来还要聪明智慧，他相信遵循一定法则的社会的主人会引导年轻的共和国前进，美国人民是“上帝的选民”。作为总统，亚当斯不得不征求这些“上帝的选民”的意见，问他们是否愿意交税，以使美国在未来的战争中不受伤害。因此，亚当斯没有获得任何连任的机会。

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约翰·亚当斯的曾孙子，曾经讽刺说，美国总统的演变史，从乔治·华盛顿到尤里塞斯·格兰特，证明了达尔文的人类进化理论是错误的。1901年3月3曰，约翰·亚当斯总统任职最后一天的百年纪念日，亨利·亚当斯在他华盛顿的家中，给伊丽莎白·卡梅伦写信说道：“我看着白宫，同时在想着我的老朋友托马斯·杰斐逊会说些什么。从他把我无辜的祖先赶出白宫到午夜的街头时算起，到现在已经有100年了。”

亚当斯开创的法律传统，是一个家族向美国历史的伟大献礼，但是美国历史并没有接受亚当斯。在亚当斯离职12年之后，他的朋友本杰明·拉什向他保证说，即使是他的对手也没有怀疑过他的“正直”，并且相信他是“一个忠诚的人”。这并没有使亚当斯感到释怀。他提醒拉什说，他曾经因为有嫌疑试图让他的儿子作为他的继承人，并试图使美国人民接受世袭的君主制而受到指控。“美国人相信华盛顿与富兰克林是出于纯粹的与公正的爱国心做事；而我所做的一切却被归结为邪恶的动机。”总而言之，亚当斯对自己太苛刻了。人们从没有把亚当斯看作是能做大事的，或是改变美国历史进程的总统，但那些认识亚当斯总统的人，包括他的对手们，都认为他是一个杰出而正直的人。

亚当斯总统身材矮小，仅仅有5英尺7英寸高，有着肥胖与粗壮的肩膀，带着蜷曲在耳朵四周的邋遢的假发，头大而圆，一双喜欢凝视的眼睛随着情绪的变化而变化，从愤怒的注视到高兴的闪烁。亚当斯身上体现着美国政治文化中的承诺和自相矛盾的特征。他有时会爆发出那种男性的英勇好战，有时也会呈现出女性的阴柔敏感。他认为政治在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行为，他自己却又选择了一种颇具个人色彩的道路。他希望能讨得别人的欢心，却又拒绝做一个宫廷上的小丑。他力求给，厶＼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却又拥有平凡的体形特征：几乎撑不起他庞大身躯的粗短的腿；他个子矮小，在他的就职典礼上，上楼梯时他的佩剑不时碰到大厦的台阶；在他晚年不戴假发时，他秃秃的头顶周围有着浓密的头发；一张疲惫的脸，小而古板的嘴巴上满是赘肉。上天赋予了亚当斯这样的外貌，所以他渴望好名声却又鄙视公众意见，他绝对的忠诚能够赢得大家的尊重，却无法赢得公众的喜爱。他以从事社会活动为乐，却又讨厌政治活动。他相信政治机构的效能，却又否定政治党派存在的必要性。他能清楚阐述以怀疑、疑惑与不信任为基础的政治哲学，却又是一位坐在办公室的轻信的总统——有理由相信，他对于他的内阁干的那些反对他的事情是一无所知的。

早期的美国政治就交织着三股竞争性力量的斗争，其中杰斐逊指望大多数人，汉弥尔顿注重少数人，亚当斯则坚持只有强大的行政权才能够调和民主政治与富有的贵族之间的矛盾。虽然亚当斯既担心民主体制的混乱，也担心贵族政治的自大傲慢，然而后者的政治主张却构成了他的政治哲学的内容。当时的亚当斯相信现代社会理论家知晓的事实：大多数人赋予富有者一定的权威，又竭力仿效富人的生活与时尚。亚当斯既怀疑杰斐逊的民主政体，也怀疑汉弥尔顿的富豪统治，他指望着强大的行政权力，因为只有它才能保证政府既不为大多数人也不为少数人利用，而只为公众的利益服务。所以当他当选总统后，亚当斯认为，如果能够体现出他行动的公平性、公正性与独立性，他就能赢得他应得的尊敬与信任。

本杰明·富兰克林把亚当斯描绘为一个“总是很诚实，有时很聪明的人，但是有时候在一些事情上，他又总是完全没有常识”。亚当斯与其他的所谓道德家一样，相信一些缺乏常识的想法：有些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又不能违反；有些原则是难以坚持的，却又不能妥协。然而就是他——富兰克林，为了调和殖民地与母国的冲突，力主同英国妥协。当革命来临时，亚当斯以坚定的、坚决的、自主的、不屈不挠的精神鼓励那些殖民地的战斗者，使他们有勇气面对不可能的事情，在年轻的共和国斗争以求生存的最艰苦的日子里也从不屈服与投降。

亚当斯总统任职期间，正是美国历史风云变幻的时期，也可能比其他的任阿时候都要复杂，充满了道德与权力、正直与成功、信任与妥协的矛盾。为了获得选举的胜利，每一个政党都要采取承诺一定计划的对策，但是自从亚当斯总统以后，每个总统都会发现他们限难坚定不移地遵循他们所承诺的东西。亚当斯本来希望总统职位能实现“独立”，但政府已经与选民和金钱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美国人民希望有一个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想干什么或不想干什么)行事的政府，他们宁愿有一个没有任何“理论”的政府。

杰斐逊也非常看重“独立”与自我信赖的个人主义，他对此的关注并不比亚当斯少。杰斐逊警告人们说：“依赖会产生阿谀奉承与唯利是图，会使道德的萌芽窒息，并且会为那些野心家提供合适的工具。”1800年，杰斐逊在大选中击败了亚当斯，他宣称，是他把美国人民从贵族统治与君主体制中拯救出来。他没有意识到，他对政党政治的完全信赖也意味着他的理念的失败。一个任性的消费者依赖于债权人，一个农场依赖于奴隶的劳动，杰斐逊也成为一个政客，依赖于他的政党来实现他的政治目的。政治活动现在完全控制了政府，政府更多地关注着下一次的选举，而不是公民的品德与公众的利益。美国历史总有一天会发现，亚当斯学到的与历电学家亨利·亚当斯让我们记住的东西如出一辙：是人民的利益观念，而非总统的道德观念，决定着美国人民是支持还是反对抑或远离政府。政治会导致依赖，并窒息道德的火花，使得美国人民很少关心政治及其领导人。读过著名的小说家萨缪尔·理查森的小说后，亚当斯说，民主制度下人们的关系如同一个流氓的残酷的激情：逼迫着他的未婚妻去自杀。“民主是一个浪子，而人民如同克莱丽莎，民主这个狡猾的罪犯追逐着如人民一样天真的少女，直到她毁灭和死亡。”即使是源于民主制度本身的诱惑，产生的也只会是背叛，而人民需要的却是保护。

亚当斯是位长寿的总统，这让他能够理解为什么杰斐逊追求幸福和快乐的享乐主义观念，会取代他对政府及其责任的英勇呼吁。“人类的第一个欲望是饮食，第二个欲望是女人”，亚当斯承认“在人的本性中，没有什么欲望比对名望的要求更普遍”，他认识到在民主政治中，名望终究归于成功者，而不是那些品德高尚的人。在美国文化中，判断成功的唯一标准——“恶毒女神的成功标准”，如同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说的那样，评价专业的政治活动与一场专业足球的标准是一样的：成功不是所有的事情，而是唯一的事情。亚当斯远不是一个成功者，但是美国人民会因失去他而感到懊悔，直到我们重新找回因为对罪恶的恐惧和对真理的热受而产生的良心政治。

你的来信打动了我的心，我也许能够对我的孩子们说：“你涉猎甚多，举止得体。加油吧，我的孩子，去做好每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你是否考虑过“价值”一词的含义?仔细地掂量它……我宁愿你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和自己的事业，成为一个拥有诸多财富、值得人尊敬的人，而不是通过欺骗和赌博成为一个拥有亿万财富的人；我宁愿你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鞋匠，而不是一个通过诽谤中伤得来的国务卿或者财政部长；我宁愿你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制作扫帚和篮子的人，而不是一个通过阴谋、蓄意的诽谤中伤和腐化堕落得来的美国总统。

——约翰·亚当斯致史密斯·约翰·亚当斯．1812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