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革命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副产品，也是中国文学自身新旧嬗变的历史产物。梁启超关于文学革命的理论倡导与建构体现了20世纪新的文学审美意识与审美理想的萌芽，是中国文学审美理念更新的重要阶梯。本书系统地回顾了梁启超的文学思想发展历程，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近代这个激烈动荡的转折年代，牺牲了却也成全了梁启超们。当年多少一心吟诗、不问世事的纯文人早已被人遗忘，多少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也已烟消云散，只成为历史家的研究对象；可是,充满矛盾的梁启超还活着，起码他的追求、他的苦恼和欢乐仍萦绕在今天的文学家心中。

新版序

第一讲 导言：“觉世之文”与“传世之文”

第二讲 从“文学救国”到“情感中心”

  ——梁启超文学思想研究

第三讲 “新小说之意境”与“旧小说之体裁”

  ——梁启超小说研究

第四讲 “以旧风格含新意境”

  ——梁启超诗歌研究

第五讲 “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

  ——梁启超“新文体”研究

第六讲 反叛与复归

  ——梁启超与传统文学观念

第七讲 借途日本学习西方

  ——梁启超与日本明治文化

第八讲 “以稗官之异才，写政界之大势”

  ——粱启超与日本明治小说

第九讲 “欧西文思”与“欧文直译体”

  ——梁启超与日本明治散文

第十讲 结语：“但开风气不为师”

附录一 梁启超学术年表

附录二 梁启超著述要目

后记

这个玉成梁启超的时代，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却充满了苦难。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处在列强势力包围中的中国，面临着弱肉强食的瓜分危险；腐朽势力的倒行逆施，也加速了清王朝的衰败。而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而出现的“西学东渐”，则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不学习西方进行变革，就要亡国，是当时有识之士的共同认识。

梁启超生当中国历史上这个重大的转折时期，他顺应时代的要求，以报刊为阵地，大声疾呼变法图强，猛烈攻击顽固守旧派，宣传西方文明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法律学说及其他科学思想，给沉闷闭塞的中国带来了新生气。无论其说是否粗疏浅陋甚至多有错误，也无论其人的政治立场为保皇、改良抑或其他，梁启超大量著述的实际效果却是激发起人们对清政府的仇视与反抗情绪，加速了新思想在国内的传播，从而为政治上、文化上的革命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和封建社会同样悠久的封建文学，到晚清也失去了光辉，具有近代意识与近代色彩的改良文学随之兴起。作为这一文学运动领袖的梁启超，以日本明治文学为榜样，利用手中刊物《清议报》、《新民丛报》与《新小说》，为改良文学提供了切实的理论指导与专门的发表园地，团结了大批作者，造成了强大声势，终于使改良文学成为晚清文学的主流。虽然文学改良运动是与政治改良运动相辅而行的，但两者的命运很不相同。梁启超所从事的政治改良运动因落后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而未获成功，而他所发起、领导的文学改良运动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先声，自有其不容低估的历史价值。

由于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具有无所不在的影响，研究这一段的文学或文化，便不可能越过梁启超。梁启超又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最完满的典型代表，其内心的矛盾与困惑也缠绕着整整这一代人，并由这种共同的文化心态塑造出了中国近代文学史乃至文化史的基本面貌。揭示梁启超的矛盾与困惑，因而成为本书的重点。

P2-3

在我的学术履历中，《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这是我的第一本专著。

1982年，当我跟随导师季镇淮先生开始研习近代文学时，梁启超研究在国内学界还相当寂寥。孟祥才编著的《梁启超传》(北京出版社1980年初版)，今日读来虽觉保守、陈旧，却是其时国内出版的惟一一本最为详细且最具学术性的梁启超研究著作。因此，我在1984年6月完成的硕士论文《梁启超的“文界革命”论与“新文体”》里，所能参考的文献便极其有限。

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83年8月，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与丁文江、赵丰田编撰的《梁启超年谱长编》分别由北京的三联书店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同时推出时，那份“天助我也”的喜悦。虽然两书印数均有五六千册，可放在1980年代，这个数字实属微不足道。为确保捷足先登．我不仅动用了已从人民出版社(北京三联书店当时为人民出版社的副牌)退休的妈妈的关系，劳动其先前的同事直接从内部购书；并且恳请刚刚从王府井书店转了两三次公共汽车归来的哥哥立时再走一遭，替我抢买下那部厚重的年谱。如果说，学术研究不只需要勤奋，也需要机遇，那么，当年我选择这样的论题也还算是适逢其时。在勾勒梁启超的“文界革命”论与“新文体”所受日本明治文学的影响时，这两部及时到手的书无疑对我大有助益。

毕业留校，一向关照提携我的张少康老师，又先后两次约我以梁启超的文学思想为题撰写论文，使我得以在刚刚起步的方向上继续用力，并在反复阅读与写作中，不断推进与完善对于梁启超文论的理解与论述。其中稍晚完成却出版在先的一篇，即收入《中国古代文论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中的《梁启超》一文，显然比早些时候写出的《梁启超文艺思想刍议》论说更为成熟。此文因而直接成为本书的第二章。

关于梁启超“文界革命”论的考察既已拓展到其整体文学观，追索前后期思想的演变，梁启超对传统文学观念从反叛到复归的内在理路，以及其前期与日本明治文化与文学的深层关系，便相应地进入我的视野。其间，北京大学图书馆丰富的日文本收藏，特别是其中的《近代文学评论大系》、《日本近代文学大系》以及《现代日本文学全集》三套大书，为我的研究在资料搜集与思路落实上提供了特殊的便利。阅读中时时涌起的“发现”的惊喜，使原本相当艰辛的论文写作也充满了快感。

“好风凭借力”，我仍然要感谢这期间出版界的眼光与识断。李国俊所编《梁启超著述系年》1986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及时印行，我很快就在琉璃厂的中国书店购买到一册。在其中，我查出了梁启超曾给德富苏峰写过两次信，联系到梁氏提出“文界革命”时，正是以德富苏峰为楷模，声称其著作“余甚爱之”，则这一线索意义之重大可想而知。而在1981年中华书局作为“内部发行”读物出版的冯自由著《革命逸史》第四集中，我又意外地看到《日人德富苏峰与梁启超》一文。如此，依据梁启超的自白与同时代人的证言，梁之“新文体”与德富苏峰的“欧文直译体”之间的关联于是在我的眼中清晰呈现。

为了论著的相对完整，其后，我又补写了关于梁启超的小说与诗歌研究的两章，最后完稿的是“导言”与“结语”。1988年4月，我终于可以为我的第一本书画上句号了。书名确定为“觉世与传世”，自以为对于凸显论述主线，颇具画龙点睛之效，而此则有赖于平原君的一锤定音。

此书当年即列入“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主持的“入文研究丛书”第二批书目中，原以为出版会很顺利。殊不料1989年春夏间的一场风波，使这套书也受到牵连，暂时搁浅。经历了一波三折，总算在交稿三年以后，拙著才得以在原先落户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样印出。而政治之足以左右学术的命运，令人慨叹。彼时尚不时兴编辑在版权页留名，我只记得责编与我同姓，工作认真负责，我对他十分感激与尊敬。

1991年8月，《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出版以后，在国内研究界受到相当关注。而更大的反响来自日本。书中以将近一半篇幅讨论明治日本对于梁启超的深刻影响，引起了日本中国学研究者的极大兴趣。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接连在《北海道新闻》与《东方》月刊发表书评，以“探寻近代起源的实证比较文学研究”(《东方》1992年10月号)为题，揭示本书的独特价值。紧接着，1993年4月，以共同研究闻名的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也在狭间直树教授的倡导下，组成了“梁启超研究班”。这一共同体的研究结晶，即是1999年在日本出版的《梁謦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匕明治日本》。关于该项研究的缘起，狭间直树教授自承是接续包括拙著在内的“深入挖掘日本与中国之间文化影响关系层面”的研究成果而展开：“共同研究以‘梁启超研究——以日本为媒介认识近代西方’为题，将视点设置在梁启超与日本的关系上。” (《序文》)应该说，能够引发日本多学科学者对梁启超进行深入研究，自然使得刚刚踏进学术研究之门的笔者备感鼓舞。此外，神户大学的山田敬三教授也在研究生课程中，对本书做了专门研读，参与此课的学生逐章译注的细节虽不能详知，但相信对于拙著必定补益良多。

实际上，在本书新版的修订中，狭间直树教授主编的《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即上述日文著作的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最有参考价值。特别是笔者于第五章论述梁启超的新体传记文时，原先直接引录了《罗兰夫人传》中“河出伏流”一节文字，以为梁文中“有些议论甚至是作为全传的核心思想提出的”之范例。而参与“梁启超研究班”的松尾洋二先生，则在其提交的《梁启超与史传》一文中指出：“夏晓虹所引用的地方，是罗兰夫人传的高潮之处，同时也是全传的核心部分，反映了传记的中心思想。但是，夏晓虹未曾提到这里的内容其实是梁启超翻译德富芦花所编传记而来的。”松尾的文章以翔实的史料梳理出梁启超如何取材于《(世界古今)名妇鉴》的《法国革命之花》，其有所删改而隐去翻译痕迹的《罗兰夫人传》后来又如何流传到朝鲜，出现了朝文译本，并由此钩稽出一条近代东亚精神的历史交流渠道。此一梁文原始出处的揭示足以纠正笔者先前的误会，这次整理时，便依据其说做了相应改订。

不过，因为此书整体上仍属于旧作重印，对书稿正文的修整因而仅限于个别字句。即使如松尾洋二先生的指正，由于并未影响到主要结论，故也只放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大体而言，我的工作主要是核对引文，补充注释，以使之更加准确与详明。

遵照编辑的意见，我选择了一些相关图片配置书中，希望能够有助于理解历史场景与增加阅读兴味。毕竟梁启超所生活的时代，距离今日已经有一个世纪。

               2005年5月27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我开始研究近代文学、研究梁启超，是很偶然的。

大学期问，我的兴趣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对唐诗着力更多。不过，这只是相对而言。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勤奋的人，因为学问以外的嗜好太多，人又太懒散，这也注定了我的研究很难有大成就。由于多读了几本唐人诗集，写过几篇谈李白、杜甫等人的文章，颇得老师们的好评，后来竟也发表了，于是，我觉得，我的志向就是搞唐诗研究了。

大学毕业，考上研究生。由于导师们是联合招考，所以第一次召集我们见面，便是自报志愿，以便分配导师。我当然想搞唐诗，但那年隋唐五代段不招生；而除此之外，我都没有太多准备，本也无所谓。宋代文学方向最热门，我就表示愿意考虑两头。先秦文学研究毕竟需要大学问，也有人报，我就自动到了近代段，季镇淮先生便成了我的导师。

三十多年来，近代文学研究一直不景气。研究古代文学的，嫌它缺乏古典的魅力；研究现代文学的，又嫌它缺少现代的气息。在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学与生气勃勃的五四文学的光芒交映下，近代文学显得黯然失色。不过，初人此门的我倒是心中暗喜。既然这是一片生荒地，我即使捡出个破砖烂瓦，也算我的考古新发现。抱着这种念头，我开始接触近代文学。

需要补的课太多了。我对于近代文学的所有了解便是“四大谴责小说”，余者都未读过。补课当然要从“大家”读起。龚自珍、曾国藩的集子看过了，没有很多的感触，近代文学区别于古代文学的特色在他们那里表现并不明显。直至读到黄遵宪的诗歌，特别是梁启超的文集，我才对于近代文学的特质有了感性认识。

梁启超吸引我的不完全是他的创作。老实说，他的作品艺术水平并不高，不成熟和随意性处处可见。最引起我的兴趣的，其实还是梁启超这个人。梁启超很喜欢研究自己，表现自己，特别是他口吐狂言时，让我觉得很开心。辛亥年，他宣称：

吾数年来早有一宣言在此矣：若梁某某者，除却做国务大臣外，终身决不做一官者也；然苟非能实行吾政见，则亦终身决不做国务大臣者也。……数年以后，无论中国亡与不亡，举国行当思我耳。(《与上海某某等报馆主笔书》)

今天若有人如此倡言，难保不落个“政治野心家”的恶名(当年即有人以此视梁启超)。不管梁启超是否真正实行他的宣言，他敢于这样讲，已使我感觉此人活得自在，活得磊落，因而大为钦佩。读他的文集，卷册虽多，然而精言伟论，常能给人以愉悦。

我通读了四十册《饮冰室合集》，也浏览了同时代人以及后学们对他的评论、回忆，对于我的导师季镇淮先生所说的“梁启超是个跨时代的人物”才有了深刻体会。特别是当我在钱基博1930年所写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发现了这样一段话：

迄今六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之士夫，论政持学，殆无不为之默化

潜移者!可以想见启超文学感化力之伟大焉!我便意识到，研究梁启超，其实是研究近代文学的“捷径”。从李白诗歌的研究中，我已经感觉到，准确把握住一个时代的代表作家，对于从总体上认识这个时代的文学多么重要。而梁启超恰恰是这样一位代表人物，他的文学活动能够全面反映近代文学作为过渡时代文学的特性。他发动和领导的文学改良运动，是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主流。研究近代文学，不可能绕过梁启超。研究透了梁启超，也就可以说是了解了近代文学的基本面貌。

我本来期望的是捡到一截“破砖烂瓦”，没想到找到的是一座“金矿”。我得承认，其中的含沙量比较大。近代距离现在时间较近，资料保存较多，可说是看不胜看；不比经过历史淘汰的古代文学，精品占了很大比重。搞近代文学的人，常常需要沙里淘金。而金矿的开采又相当费力。近代文学在资料的搜集与利用上存在着诸多限制和困难，常使研究者处于欲看不能的窘境。想详尽占有资料后再发言，实际上根本做不到。梁启超的情况相对好些，《饮冰室合集》收集了他的绝大部分作品，《梁启超年谱长编》中保存了他的许多珍贵信件，为我的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

写作此书，我的准备显然是不充分的。资料的积累虽尽力而为，仍有欠缺，尚可以客观条件所限为托词；而我的不长于思辨，则使我在概括、总结时常感理论贫乏、力不从心。近代文学研究无疑更需要理论的阐释，而不是艺术的鉴赏。于是，我常常怀疑我之选择近代文学研究是否明智。以我的气质，我并不是研究梁启超的最佳人选。但我既已开始，凭着我对梁启超的兴趣，也总得把这桩事办完。我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发挥我在资料工作方面的耐心和细致，以求弥补理论把握上的不足。因而，此书更侧重于从文学史的角度描述梁启超的文学活动。

我注意到，梁启超是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的屡变、善变，可以说是他的矛盾心态最集中的反映。他的文学创作与研究也呈现出极不稳定状态，而这正好是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近代文学的典型形态。我力图较为充分地展现出梁启超的文学观念与文学创作中的基本矛盾，对造成这种矛盾状况的传统与外来文化的影响也尽力准确揭示。本书各章便是依据这一构想安排的。

如果以全面研究来要求，本书还应补入“梁启超戏曲研究”和“梁启超与日本明治诗歌”两章。梁启超的戏曲作品虽有四种，不过，除《班定远平西域》是足本外，其他均未完成，或者说仅开了个头。主要考虑到他的戏曲创作对国内的演剧界影响不大，故虽有若干创新可以阐扬，还是割爱了。至于日本明治时期的“新体诗”，对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论固然有启发，但限于梁启超的日文水平，他接触较多的还是日本的汉诗。我所掌握的有关梁启超与明治诗歌的材料很少，使我无法作专章研究。我注重的是直接影响，所以也放弃了平行比较。这也许有点可惜。

在我写作此书时，得到了许多真诚的帮助。我的导师季镇淮先生悉心指导了我的硕士论文《梁启超的“文界革命”论与“新文体”》，这成为本书写作的契机。

在其后的研究中，我也不断得到了他的鼓励和支持。季先生对自己的著作非要达到“毫发无遗憾”不肯拿出，对我则很宽容。当我表示担心此书不成熟时，他却认为即使存在不足，以后还有机会补充、修正。这令我非常感激。

我要特别感谢日本同志社大学社史资料室主任河野仁昭先生。我通过在日本东京大学讲学的孙静老师打听到他的地址，便贸然写信索要珍藏在该校“德富文库”中的梁启超致德富苏峰两封信的复印件，河野先生迅速满足了我的要求。对比国内的资料封锁，来自素不相识的河野先生的帮助弥足珍贵。我还要感谢我的同学宋红，她为我校正过书中的大部分日文引文；感谢所有关心、帮助过我的老师和朋友。

以我的懒惰，这本书的完工本来会旷日持久地拖下去。所以我要衷心感谢我的丈夫陈平原，他耐心的督促、不断的肯定，增强了我的信心，才使此书终于完稿。并且，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从章节的确定，到语句的斟酌，他都帮我仔细推敲。很难想象，没有他的信任和支持，这本书会顺利完成。

写完此书，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也有一种捉摸不定的惶惑感。我知道我的浅陋，书中有不少未尽如人意的地方：为了各章的完整性，有些论述的材料、观点出现重复，尽管我尽量注意有详有略；文字上也稍嫌繁芜，缺少与梁启超的文笔相当的气势。我不知道读者会怎样看这本书。我期待着批评。

                   夏晓虹

                  1988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