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随感伤零余的郁达夫、轻盈飘逸的徐志摩，身临“五四”文人的浪漫之境；追随奇崛嶙峋的李金发、忧郁孤独的戴望舒，踏寻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风；评说背着传统重担走出传统阴影的鲁迅，称引以反讽实践文字魅力的高晓声；崇仰史丹纳的人文精神，采撷塞弗尔特的灿烂之果；与昆德拉同笑同忘，和马尔克斯共孤共寂……李欧梵教授游历中西，文字发自真性情，所思所叙“不中不西，又中又西”，“欧”化又不无东方的“梵”音。他徊想文学，更是在记录那段徘徊中外的心路历程。

本书谈的是中国现代文学，收集了作者近年来见之于报端的学术随笔，从“五四”到鲁迅，从昆德拉到马尔克斯，在内容上颇为一致地反映出作者对中国尤其是大陆的现代代文学和世界文学尤其是东欧和拉丁美洲文学的关注、评论和思考，是一位有着中西求学、治学背景的学者在中西文化之间徊游辗转的产物。本书有关中西文学的通达见解对中西文学的思考颇具启示意义。

“五四”文人的浪漫精神

浪漫之余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代主义

“五四”文学与鲁迅

高晓声《李顺大造屋》的反讽意义

一支小调谱成的文学新曲

奇幻之旅

伟大作品的条件

作家写作家

语言与沉默

“东欧政治”阴影下现代人的“宝鉴”

捷克现代民族诗人塞弗尔特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敲醒了什么？

世界文学的两个见证

技巧与视界

鲁迅当年虽然骂的是创造社，用“才子加流氓”一语也未免刻薄，但他的绍兴师爷的一支尖笔，毕竟勾描出一个文坛上的重要现象——“文人”。本文所论的主要对象也是上海的“文人”。

“文人”由何而来，这个现象何以衍生?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就“五四”后十几年间的上海而言，如何才可以够格当“文人”，却是显而易见的。“文人”不似古时候的乡绅，至少要混一个秀才头衔，而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文人”，大多是自相命名的，一个典型的那个时代的“文人”的经历，可以简略地描写如下：

他(或她)生于19世纪未或20世纪初的东南某省(譬如浙江、湖南)，幼年受过私塾教育，一知半解地念过四书五经。少年时候，新式学堂在省城成立了，于是他(她)奋而背井离乡，甚至不顾由父母之命所订下的旧式未婚妻(夫)，到省城去接受新式教育。在这些新式中学里，他(她)开始念英文，学几何、算数、矿冶，但课余却看严复译的《天演论》、林纾译的《茶花女》和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未几民国革命，他(她)也在私生活上“革命”起来，剪了辫子、闹学潮、写情书，他(她)的第一个恋爱对象往往是中学时代新派的国文教师。《新青年》发行后，当然大家人手一册，五四运动一起，全国响应，于是他(她)禁不住内心的热情，开始用假名投稿，初试省城报纸的文艺副刊，登出一两篇短文后，他(她)的胆子也大了起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北京《晨报副刊》、上海的文学杂志，也逐渐有了他(她)的文章。这个时候他(她)已经是省城文艺界的名人，也许已经改了名字，弃本名以笔名行，甚至自己也在办文学刊物。最后，他(她)毕竟向往上海的文坛，于是辗转借债，终于乘船到了这个大都市，住在朋友服务的某个书局的阁楼，或者也可由朋友介绍，拿一张名片、一篇近作，到法租界去拜望某大名人，如蒙提拔，文章在杂志上发表，他(她)就顿时挂上了“文人”的雅号，赚来的稿费也花在酒楼酬酢之中，于是，他(她)成了上海的“文人”。如果他(她)家里有钱，有办法到日本、美国或英国、法国跑一趟回来，那么他(她)更不同凡响，非但是“文人”，而且是“名人”了。

P2-3

我在美国求学和任教将近四十年，但只出过三本文集：《西潮的彼岸》(1975年)、《浪漫之余》(1980年)和这本《中西文学的徊想》(1986年)。此书是香港三联书店的“海外文丛”之一，总策划是现任《明报月刊》编辑的潘耀明，责任编辑是名作家舒非(蔡嘉苹，她也是拙著《铁屋中的呐喊》中译本的编辑)。事隔三十年，我还是要表达一份感激之情。

我翻看这本书的目录，发现其中部分文章早在前一本书——《浪漫之余》——中已经收过了，又“再版”一次，有点像唱片公司把某位演奏家的旧版再重新包装出售，似乎有欺骗消费者之嫌。这本书在香港出版时，编者认为香港的读者未必看过我在台湾出版过的书和文章，所以愿意重印，这当然是他们的厚爱和善意。但此次再出新版，我不愿自我重复了，所以决定腰斩我的《浪漫之余》，将其中所有关于当代大陆和台湾作家的文章放入本书的前半部分，而保留本书原版的后半部分，庶几合乎《中西文学的徊想》的意旨。

我在1985年写的《初版自序》中曾对本书的内容略作解释，此处不赘述。然而我仍然感到一股凄凉：非但“五四”文学已成了过去，而且本书中讨论的几位作家，如钟理和、王祯和、高晓声早已作占。这些人的作品，有的早已成为文学经典，有的却似乎被时代遗忘了。在过去二十年间，海峡两岸的华人社会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迁，所以这几篇半学术性的义章也随着它们所讨论的作家成了明日黄花，甚至连“学术价值”也所余无多。我只能感叹，却无由自辩，只好说其保留了一点主观的见证。我也自觉是上一代人了，所以近年来对于当代海峡两岸的作家和作品不够关注，好在有令我尊敬的学者、“接班人”王德威，为当代作家写了不少权威性的评介，我甘愿做他的读者和所有后起优秀作家的读者。

我感到吊诡的是：大多数的中国人在年老时“落叶归根”回归中国自己的文字和文化，而我适得其反，越老越不安分，虽然是用中文写作，但近来感兴趣的题目仍然是西洋文学、音乐和电影方面的，而且变本加厉，想用中文著书立说，讨论这类本属于我专业以外的题目。所以我有时自嘲说：“看来我还要‘欧’化一段时期，才能够听到东方的‘梵’音，再回归‘此’岸。”

读者在本书中不难看到我对于现代南美和东欧特别是捷克文学的浓厚兴趣。后来我非但数次欧游，成了布拉格的常客，而且还陆续写了数篇关于东欧的文章。今年初，老友刘绍铭约我编一个自选集(《浪漫与偏见》，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我忍不住又把这些有关东欧的文章一股脑儿全部放了进去。其实还有两三篇曾在台北的报刊登载过，但至今连原稿也找不到了，否则理应放在本书中补遗。

我为什么对东欧和捷克的文化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原因至少与两个人有关：普实克和昆德拉。前者是我在哈佛大学求学时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的老师，后者是我最仰慕的当代欧洲作家(他久居法国以后的作品，我反而失去了兴趣)，二人皆是捷克的知识分子，况且普实克的命运，还和中国文化切身相关，他是欧洲汉学界的启蒙人物之一，我曾在长文《布拉格一日》中特别提到他，并故意和卡夫卡——我在大学时代最敬仰的现代主义作家——相提并论。

而昆德拉呢?他的早期小说当然令我想到了中国，本书中有两篇文章提到他，据说其中一篇《世界文学的两个见证》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武汉的一个学报转载后(是徐迟先生安排的)，还引起不少中国作家的讨论。至于捷克诗人塞弗尔特，则给了我接触捷克文的唯一机会，在我的心路历程中弥足珍贵。可惜我没有足够的功力再写一篇关于捷克的作曲家雅那切克的评论文章；还有另一位作家赫拉巴尔(Hmbal)，我也曾看过他的几本小说，也应该写点观感。看来我和捷克以及东欧文化的缘分还没有完。

如果找到遗失的三篇文章，我还会加注说：第一篇《费心生教授语录》纯属虚构，但主人公的影子则出自我在芝加哥大学的捷克同事、教我译塞弗尔特诗的什韦科夫斯基教授；第二篇《蓝胡子的城堡》纯系在布达佩斯的希尔顿酒店观赏一出歌剧(配以唱片)时的幻想；而《双城记》中游历东西柏林的经验，一是写实，一是虚构。在初版《中西文学的徊想》中尚附有两张和几位朋友同游西柏林的照片。多年后(2004年5月)我与妻子同游欧洲，我特别带玉莹去看我当年流连忘返的两个城市——布拉格和柏林，而东西柏林之间的那道墙也只剩下一小块供人凭吊了。

在欧洲的各大城市，我处处感受到历史的幽魂，反而在东方的香港和大陆，似乎真的觉得历史“终结”了，年轻的一代人往前(钱)看，而我处处在学本雅明笔下的天使，背着“进步”的时代之风前行——面向后看。这本书中的大部分文章所显示的，就是这种“直面后看”的产物，也算是个人的一种历史记忆吧。

2005年6月30日于大连旅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