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以前，中国以殷墟甲骨、西陲简牍和敦煌卷子等多项重大文物发现，闻名于世。而当代著名学者人物，自王国维先生著成经典大作《简牍检署考》之后，能将有关书籍历史文物众多方面总括贯通，进行系统而又深入研究的，惟有旅美华人学者钱存训先生的这部《书于竹帛》。在他之前，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也曾说过：“我们可以断言，钱著和卡特的名著（即《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西传》）完全可以媲美而并驾齐驱。”全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娓娓而述的风格，把一切文字学文物的“门外汉”，引入中国古代文字及其载体和书写工具之演变历程，多角度地观照其源远流长和多姿多彩。至于学术方面的真知灼见，宜称层出迭见，盘踞前沿，故又为一切研治中国文物学、考古学、文化史、科技史之学人案头必备。

一个世纪以前，中国以殷墟甲骨、西陲简牍和敦煌卷子等多项重大文物发现，闻名于世。而当代著名学者人物，自王国维先生著成经典大作《简牍检署考》之后，能将有关书籍历史文物众多方面总括贯通，进行系统而又深入研究的，惟有旅美华人学者钱存训先生的这部《书于竹帛》。在他之前，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也曾说过：“我们可以断言，钱著和卡特的名著（即《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西传》）完全可以媲美而并驾齐驱。”全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娓娓而述的风格，把一切文字学文物的“门外汉”，引入中国古代文字及其载体和书写工具之演变历程，多角度地观照其源远流长和多姿多彩。至于学术方面的真知灼见，宜称层出迭见，盘踞前沿，故又为一切研治中国文物学、考古学、文化史、科技史之学人案头必备。

本书版次说明

上海版新序

李学勤序

写作缘起

第一章 绪论

一、中国占代文化的遗产

二、贞卜和祭祀文字

三、官书和档案

四、史官的职权

五、私家著述和藏书

六、焚书之祸

七、古籍的整理

八、宗教文学的盛行

第二章 甲骨文

一、甲骨文的起源和性质

二、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

三、商代的字汇和书体

四、甲骨的形式和契刻

五、卜辞的内容和排列

六、甲骨中的记事文

第三章 金文和陶文

一、金文的性质和类别

二、金文的款式和用途

三、镜铭

四、货币文字

五、印章和封泥

六、陶器款识

七、砖瓦款识

第四章 玉石刻辞

一、石鼓文和古代刻百

二、碑碣、摩崖和墓志

三、石经

四、释、道经典刻石

五、玉器刻辞

六、拓印的起源和技术

第五章 竹简和木牍

一、书籍材料的演化

二、战国及秦代竹简

三、汉晋简犊

四、竹木的整治

五、简牍的形式

六、行格和书体

七、古书的单位和种类

八、编装的方式

第六章 帛书

一、丝织文化的起源

二、帛书的年代

二、帛书的发现

四、长沙缯书和帛画

五、帛卷的材料和形式

六、帛书的特殊用途

第七章 纸卷

一、纸的定义和起源

二、纸的发叫和改进

二、纸的流传和广被

四、纸的西源说

五、古纸的发现

六、敦煌纸卷

七、古纸的材料和制作

八、古纸的加工和保存

九、卷轴制度

第八章 书写工具

一、毛笔的发展

二、毛笔的形式

三、黑墨和丹书

四、烟墨

五、漆书和石墨

六、砚石的质料和形式

七、书刀的形制和用途

第九章 结论

一、书写材料的类别

二、古代文献的传承

三、各种铭文的年代

四、中国书籍的起源和发展

五、书写和复制的技术

六、中国文字的演化

七、字汇的增加

八、中国文字书写的顺序

九、中国文字记录发展的因素

后序 

增订说明 

附录

一、中文本《中国古代书史》评介

二、英文本《书于竹帛》评介

三、日文本《中国古代书籍史》序言

四、《书于竹帛》评介摘要 

五、书海求索，勤耕不辍 

六、钱存训书史著述编年

图版

公元前221年，秦并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帝国，土地分封的时代乃告结束。虽然大帝国只延续了15年，但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统一，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十分重要的变化和深远的影响。封建制度被废弃，度量衡制度标准化，书写的字体亦加统一而简化。为了增强统一，秦廷采取了一系列的管制方法，言论与思想的控制，只是其中之一。大量的古籍被毁弃，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便是这新王朝统治政策的一部分。

焚毁书籍作为思想控制的方法，并不始自秦始皇，先秦法家思想中早有此说。《韩非子》记载，商鞅为秦变法， “教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也说：“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焚毁书籍的方法，实际上早已为一些

P10封建诸侯所采用，因为早在春秋时代，已有文献不足征之感了。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称帝之后，丞相李斯建议：“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毫无疑问，很多图书是被焚毁了，其中主要是当时各国的历史记录、儒家经典和法家以外的诸子百家学说。但也有部分得以保留，因焚书令中，有很多种书籍是明白规定不在焚毁之列的，特别是《秦史记》和博士官所藏的书籍，以及医药、卜筮、种树等实用书籍都加以保存，也有很多私家藏书亦未被焚毁。

焚书令只严厉执行了一段很短的时间，禁书的种类亦有相当的限制，当李斯在公元前208年死后，焚书令的执行可能便松弛了。可是当公元前206年秦室覆亡，项羽攻陷咸阳，焚烧秦宫室，因为不加甄别，可能将秦代官方留存的书籍又都付之一炬。现在已经没有汉代以前的史料可以覆按，我们无法估计，到底有多少书籍因政府的管制而亡佚，有多少因后来的灾害而毁灭。总之，这是中国历史记载中书籍和文献所遭受第一次最大规模的损失。

P11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乐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中国古代书史》是钱存训教授英文名著《书于竹帛》的中文增订本。这部书接触到许多书写、铭刻、纸张、工具以及一切有关中国书籍的各种问题，给予世界各地的学者对中国这个独特性的文化及其贡献一些更深的了解，使得拘泥于西方书籍的发展而不知天外有天的人们得以广开闻见。自从这部书出版以来，许多大学的中国文学系及历史系曾指定作为参考书，同时一些重要刊物也撰作书评，加以推介，对于促进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是具有非常深切的意义的。只是原本用英文写定，对于国内的学人仍然不如阅读中文更为方便，所以此次中文本的刊行，实在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中国古代的书写方法和书写工具，因为记载不够详明，一直有许多误会。此书经存训先生广为搜集证据，澄清了不少问题。首先提示出甲骨中的许多因素，然后再申述铭刻的重要性，给予读者一些新鲜的意念。例如书中指出，甲骨文的字汇已经有5000字之多，其中仅1500字可以认识，比较金文使用的字汇并不算缺失太多。周代制作金文时期，是可以写长篇作品的，那么以商代当时情形来论，应当也可以产生长篇作品，这个意见至为正确。甲骨文用途特殊，所以词汇较少，何况就现有的甲骨文来看，发展的程度已经相当的纯熟。如其就现有可以认识的字，再加上形声和假借来拼凑，把《尚书》中的《盘庚》中篇用甲骨文来写，是不会成为太大的问题的(《盘庚》三篇之中，上、下两篇作者性格较为仁恕，中篇作者性格较为暴戾，不似出于一人之口，非常有可能中篇为原有记载，上、下两篇为周代史官补写的)。如其《盘庚》中这一篇文字曾经用甲骨文字体书写过，再证以甲骨文中的“册”字，可以证明古代文书必用许多根竹简来写，再行用绳索编连。也是意识到现存的龟甲及兽骨是本来用为占卜，其用于记事，就一般性来说只是占卜的附属用途，而正式记事应仍靠用竹简。

“简”字是从竹的，金石文字中只能推溯到石鼓文，但文献中《诗经》已有“简”字。存训先生用削竹的方便来推定简的制作，是一个创获。简的质料可以用竹制，也可以用木制。只是竹做成简却不能做成牍，木做成牍比做成简还要方便些。古代的册籍是用简而不是用牍，所以简的原始制作应当是竹制而非木制的。本来《诗经·卫风》所说的淇澳的绿竹，正在旧日殷商的境内。到了东汉初年，光武帝曾发过“淇园之竹”，唐时刘知几曾经怀疑过北方是否产竹一事，不过他或者是未十分注意地理环境与特殊物产的事实。就一般情况来说，黄河流域各处是不产竹的，可是几个特殊地区是以产竹著称，例如陕西的华县、河南的淇县和辉县都是产竹区。徐世昌因为住在河南辉县的百泉，当地多竹，所以他自号水竹邮人。这种特殊产竹地区的情形，直到现在仍和《诗经》时代一样，也就意识到殷商时代竹子的来源，不是在遥远的南方，而是在殷商的畿内。

竹简以及类似竹简的竹签，在中国的使用是非常普遍的，其采用可以推到极远古的时代。除了做记录用的竹简以外，其他如吃饭所用的箸、演算所用的筹、卜筮所用的策(甚至于马鞭也叫做“策”，所以古代马鞭也可能用竹鞭)，都是同一类的竹简或竹签。直到后代纸已经用得非常普遍，可是神祠的香案上、官吏的公案上，还保持着签筒以及从简策演变而来的竹签。直到民国初年，官吏还沿袭旧制，在新式法院成立后，才废掉签筒(但在京剧的道具中仍可看到)。至于神祠中的签筒，那就在今日的台湾或香港地区还一直保持着。此外，清代抽签的方法(这和《后汉书·刘盆子传》的“探符”一样)，不仅在部员外放要用掣签，甚至于决定达赖喇嘛的候选人，也间或用金瓶掣签的方法。可见签筹一类的传统，对中国文化及习惯的重要性。

对于中国书法的行款问题，在本书第九章中，存训先生曾经提到中国文字的排列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的原因和右手有关，是十分确切的。如其再找一下与书写竹简的关系，就更为明白。因为书写时是左手拿简，右手写字，一般是一根简一行字，并且为着左手拿简方便起见，空白的简是放在左边的。等到把一根简写完，写过的简为着和空白的简不相混，也就左手一根一根的向右边推去，并且排好。在这种情形下排出的行款，总是写好的第一根简在最右，依次从右排到左，更由于左手拿着的简是直立的，而一般人手执细长之物是与手指垂直的，于是中国字的行款就成为自上而下、自右而左了。

至于中国字体的写法，横行时每字的笔顺总是从左上角开始向右去写，所以横行的字自左而右，应当是中国字最合理的排列(这和阿拉伯文自右而左的笔顺正好相反)。其所以历来横行字的排列自右而左，还是受到古代竹简排行的影响，事实上写来是很别扭的。现在日本、韩国的市招都改为横行自左而右了。虽然台湾和香港地区目前的市招大多仍是自右而左，但人类社会总要向方便的路走去，看来也不可能沿袭太久，改成为自左而右是可以预见的事。

桑树本来是野生的乔木，滋生在黄河三角洲，商汤祷雨桑林，《都风》称“期我乎桑中”，《庄子·养生主》称“合乎桑林之舞”，在甲骨文中也屡见桑林巫舞的记录，显示着古代桑林弥漫着一些区域。蚕丝的采取，应当和大量桑林的存在有关。到了现在，中国北部除去还采取野蚕的丝以外，仍然还可以养育家蚕。民国初年山西省就办过蚕桑传习所，蚕丝的产品在山西的国货陈列所展览过，只是就客观条件说，华北养蚕的气候早已不如四川(三国时蜀汉就靠锦的出口)，以后再也赶不上长江下游，并且也赶不上珠江下游。更加上宋代以后，草棉逐渐移植中原，对于代替蚕丝的效用来说，比麻好得太多(江南有黄道婆传说，陕甘也是产棉区，却无此传说，显示陕甘的棉不是从广东海道传来，因为在新疆高昌早就种草棉了)，所以华北很少有家蚕蚕丝的生产了，但就历史来说，仍不能忽略养蚕这一个事实。

从长沙马王堆发现的彩绘来看，这种彩绘的方法，应当可以追溯到春秋或战国时代的。《尚书.皋陶谟》(《皋陶谟》可以暂定为战国时代作品，但所记之事应当更早)说到“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缔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这里指明了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在王的衮服上用绘，而其他比较简单的图案用绣。正如马王堆彩绘的禅衣可以参证。如其丝织品上可以彩绘，那就也当然可以用笔来写字了(“绘”字今本作“会”，但马郑本的真古文作“绘”)。若再证以《论语》中的“子夏问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日：‘绘事后素。’”这个“素”字，一般注家都引《考工记》“凡画绩之事，后素功”以为证，《周礼》郑玄注说“素，13采也”，并不清楚。 《论语》朱注说“谓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说“素功”为施粉，也有失旧义。其实，“素”就是《说文解字》所说的“白缴缯，……取其泽也”，“素功”是把缯面打磨光泽，然后才能在上面绘画，也就是说绘画时先要做好光面的缯帛。在孔子时，缯帛既然可以绘画，自然也可以作为写字的用途了。

帛书的观念为用纸的第一步，存训先生已经指明，现在再谈造纸的开始。纸的发明虽然公认为蔡伦的功绩，但蔡伦仍然可能是一位改良的人，而不一定就是创始人。其中最重要的证据是1957年在西安灞桥西汉墓中发现的许多古纸残片。这些纸片经化验以后，证明为植物性纤维，并黏有麻的残存。当然这些纸片是否和后来的纸一样作为书写之用是另一个问题，容以下讨论。不过灞桥纸确实是纸，而且是公元以前的纸，应当是不成问题的。

倘若比较灞桥纸和我所发现的居延纸，那就可以看出有趣的事实。灞桥纸是没有文字的，居延纸有文字，而绝对的年代却不清楚。当我做那篇《论中国造纸术的原始》的时候，把时代暂时定到永元十年(公元98年)的前后，这只能是那张纸的最晚的下限，再晚的可能性不太大，而较早的可能性还存在着。因为居延一带发现过的木简，《永元兵物册》是时代最晚的一套编册，其余各简大多数都在西汉时代，尤其是昭帝和宣帝的时期。如其讨论居延纸的时代，下限可以到永元，上限还是可溯至昭、宣。只是为了谨慎起见，当写那篇稿子的时候，觉着宁可估计的晚些，不要估计的早些(在我做《论汉代的陆运与水运》的时候，我认为汉代的商船不越过马六甲海峡[strait Malacca]，是从来讲古代南海交通所有各种论断之中最保守的论断，也是为着谨慎的原故)，所以只说了下限而不说上限。现在西安灞桥既然发现了类似的纸，那么这片居延纸的年代就不需规定得那么极端的严格了。虽然绝对的年代还不清楚，但从与灞桥纸相关性看来，灞桥纸应当在某种情形之下是可以写字的。

当时我要把居延纸的时代压后的原因，是因为我以为蔡伦造纸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还要加上质料的问题。蔡伦以前都是以废絮为纸，到了蔡伦才开始和《后汉书·蔡伦传》所说，“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这是不很正确的。因为在灞桥纸造成的西汉时代，已经用麻头一类的植物纤维了。因而蔡伦造成的纸，不应当属于质料方面，而是仅仅属于技术方面。

如其蔡伦的纸属于技术方面，其所造成的纸一定比灞桥纸好，也一定比居延纸好，至于好到什么程度，那是不妨加以推定的。因为不论灞桥纸或居延纸都是民间所有，这些纸都是只能将就算作纸，其实都是厚薄不匀称、边缘不规则的。照《蔡伦传》说“元兴元年奏上之”，那奏上给皇帝的纸，自然必须匀称和规则，这是起码的需要，也许就是当时可能的进展。如其真是这样，这就在造纸的路程上，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石，而开始使纸以书写为主要的用途。

既然蔡伦以前的纸，是不匀称、不整齐，那么虽然可以用做书写，其原仃用途应当不全是为着书写的，书写只是附带的用途，其主要的用途是什么是需要再讨论的。所以就得追溯到植物性纸的前身，动物性纤维的纸，以及所谓“漂絮”那一件事。

关于“漂絮”形成造纸的事，我在《论中国造纸术的原始》中，根据《说文》及段注的意见早先申述过，陈檗先生再根据我的看法重申一次。“漂絮”对于纸的关系是有因果性的，但依照这些年中新材料的发现，又得重新加以讨论。

首先要问“漂絮”是漂洗什么絮，是新絮还是旧絮?其次要问漂絮是做什么用?为富人用，还是为穷人用?然后才好作进一步的申论。

 “漂絮”所漂的絮，依照文献上材料来看，应当是旧絮而不是新絮。新絮是清洁白晰的，用不着再漂，只要直接装入袍内，便成丝棉袍了。所以要漂的，就是因为穿着了许多年的旧袍，里面的丝棉从一张一张的变成了破碎的块，再加上杂质和灰尘，使丝棉变了颜色，尤其是可能还加上气味，就不能不再加以漂洗。漂洗以后，再撕成一张一张的形状。虽然新絮的疏松洁白是不可能再恢复的，不过漂洗以后比较黏紧一点的成张旧絮，仍然可以装成为次等的丝棉袍的。这种成张的旧絮，不如新絮(今称“张棉”)的温暖，但装多一点，仍然可以有其效用。从另～方面看，这种撕成无定形小张的旧絮，表面上却比新絮要光滑。在非正式场合之中，也许更好作为书写之用。

这种漂过的絮既然是用过的旧絮，而且还是用差不多不堪再用的旧絮，经过漂洗、改造以后，当然是给穷人用而不是为富人用的。(《论语》孔子说：“衣敝绵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绵袍”指旧絮的袍，旧絮不如新絮暖，所以装得臃肿，一看就知道。如其组袍再加破敝，当然更不成样子了，和装狐貉之裘的人来比，是十分不成比例的。从这一点来看，漂絮的人当然也就是穷人了。《庄子.逍遥游》说：“或以封，或不免于游游洗(即漂絮)。”也正是一个贫富的对比。旧絮既然为穷人装袍之用，为了价廉易得，应当有时也用旧丝的代替品上场，这种代替品也就是从旧丝的动物纤维内搀用了旧麻、破布一类的植物纤维，或甚至全部用了植物纤维，拿来打碎撕破，再用树皮一类的黏性材料，黏结成一块一块无定形的薄片。拿这种代替品装入袍中，虽然更不如旧丝絮的好，却也一般可以作为保暖之用。  灞桥汉墓中发现的纸张，其中都是不定型的碎片，却不曾在上面书写过一字，我不相信这是作为写字用的纸张。最大的可能，还是次等“组袍”之内所装的“著”(也可能是《汉书·公孙弘传》所说“布被”一类的覆盖物，其中也有“著”的)。因为年深日久，袍的里和面都腐败化去了(也许里和面是丝制的，那就更容易腐朽；如其是薄麻制的，也比这种较为坚致的“纸”易腐些)，只剩了内部的“著”，这就是所谓灞桥纸。但是这种纸却和居延有字的纸属于同类的形式和质料，如其把这两处不同的发现连结起来，正可看出西汉一代(或者西汉到东汉)从“假纸”到“真纸”的演变，也更可以看出中国纸的演变和埃及的纸草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更进一步来说，如其我们把(1)古代桑林，(2)育蚕，(3)用丝棉作著，(4)漂洗旧丝棉作著，(5)用碎麻破布作旧丝棉的代用品，(6)初期纸的作成及书写，(7)造纸方法的改进可以供皇帝的御用，就知道“纸”这一种文化上的重要工具，发明的经过真是一件不寻常的事，在人类文化史上是值得去推重、去表扬的。

存训先生这部大著，体大思精，牵涉中国全部书写及铭刻的起源和演变，十分重要。承他不弃，要我来做序。我本想就我所知道的一一来介绍，并且补充一下。不过为着体裁，应当有相当的断制。所以我只就其中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依照我的看法，再来引申一下，因为这是平常讨论所讨论不到的。当然对于一个问题，讨论越多，也可能错误越多，这就希望存训先生和读者加以指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