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展现真实经历,再探青藏地域文化
一部《藏獒》让作家杨志军为众多读者所熟悉。其实在《藏獒》出炉之前,他已经创作了长篇纪实小说《敲响人头鼓》。记者获悉,他的这部“旧作”将于下周正式出版。
《敲响人头鼓》依然把视线对准了青藏高原,杨志军说,写作这部小说,是自己寻找心灵归宿的一个过程。
和《藏獒》一样,《敲响人头鼓》也描写了神秘的青藏高原,不同的是,小说讲述了杨志军曾经亲身经历的事件。2000年,青海土蕃大墓的一个人头鼓意外丢失,杨志军和他的几个朋友组成了一支寻找小队,踏上了寻找人头鼓的征途。杨志军表示,《敲响人头鼓》就是以自己的这段经历为背景,小说中出现的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实的。“我们在寻找人头鼓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曲折的事情,这些事情我都写进了小说,只不过用小说的写作手法处理得更加有悬念了。”
吐蕃墓群出土的镇墓之宝七颗无敌法王石真言人头鼓神秘也失踪了,作者与一群一直关注,保护吐蕃墓群的挚友从四面八方聚集西宁,踏上了追寻稀世珍宝的漫漫长途。
寻找人头鼓的过程既是探秘的寻访,又是对西藏宗教世界的寻访,作者以自已的亲身经历写就的视秘小说,悬念如《达·芬奇密码》,神秘悠远如古老之青藏高原。
在《敲响人头鼓》中,杨志军描写了青藏高原地区的独特文化、历史,还涉及到藏传佛教的宗教文化。
2000年8月的一个午夜,床头的红色电话惊醒了我。电话是青海西羌考古研究所所长许新国打来的,他十分难过且忧急地告诉远在青岛的我:都兰吐蕃墓群中出土的稀世之宝七颗无敌法王石真言人头鼓神秘失踪了。
我吃了一惊。我知道,七颗无敌法王石真言人头鼓是原始苯教的宝物,是藏传密宗的法器,是古代巫圣的象征,是护法神大黑天的标志,正是由于它的存在,都兰吐蕃墓群已经成了一个世界瞩目的考古现场。
我立即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另外几个曾经对吐蕃墓群格外关注的朋友。几天后,我们从北京、厦门、广州、青岛聚集青海西宁,踏上了漫漫长途,去寻找正在敲响的人头鼓。
1 出 发
位于青海省西宁市东部的周家泉原来是一个十分幽静的地方,名噪西北的马步芳水晶公馆就坐落在这里。后来,改革开放了,这里海市蜃楼似的突然就有了八百新居,九千商店,整天都是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热闹繁华的包围里,紧挨着绚丽的马步芳水晶公馆,有一个灰暗到如同失恋的心情的门洞。门洞上横挡着一面锈迹斑斑的铁门,仿佛是盖上去的,把里面屏蔽得严严实实。这就是西羌考古研究所的门。
考古研究所的铁门关着,永远关着,偶尔打开,那也仅仅是一条一尺宽的缝隙,吱呀一声,露出一颗两颗最多三颗人头来,地下工作者似的(这个比喻源于他们的工作,他们是深入地下挖掘坟墓的)左右看看,慢腾腾地迈出脚来,有点不知所措地走到人流如潮的街市里去了。
不远处的小食品商店里,一个叫赵福海的伙计每每看到铁门里走出人来,就要禁不住地哎呀一声——他又一次想起了他的一个远房姑舅哥。那个姑舅哥曾经有一天站在他的柜台前,惊诧诧地叫了一声:“大铁门里头有好东西哩。”
贼。赵福海当时就想到,他的这位远房姑舅哥是个见什么偷什么的惯贼。
从此赵福海就捏了一把汗,就像盯着女人一样盯着那扇冷冰冰的铁门。他知道让贼惦记的地方肯定是好地方,但到底好到什么程度,他就一无所知了。
铁门依然紧闭着,挖墓的地下工作者依然幽幽地来幽幽地去。小食品店的伙计赵福海最后一次见到他的姑舅哥时,是2000年7月31号晚上。他看着对方衬衣里头横七竖八都是玻璃划破的伤痕,突然害怕起来,低声说:“你到铁门里头去过了?”
他的姑舅哥满脸的肌肉动荡起来,恶狠狠地瞪他一眼说:“你问这个干什么?”
但是两天以后,他的姑舅哥就进到局子里头去了,罪名自然是盗窃文物。据说他盗走了都兰吐蕃墓群出土的唐代菩萨图像织锦和波斯文字锦,还盗走了两件漆器和古藏文木简牍。他正准备带出西宁,就在火车站被藏獒支队的警察抓住了。人家好像认识他,问都没问,铐上就走。
现在,小食品店的伙计赵福海看到,一辆新式的北京吉普鸣着喇叭飞快地驶来,停在了那扇铁门前面。铁门从里面打开了,走出一个满脸胡茬的彪形大汉,朝司机招招手。北京吉普开了进去。咣当一声响,铁门迅速关死了。与此同时,赵福海听到里面有人大喊一声:他来了。P1-2
公元2005年是藏历木鸡年,木鸡年的正月初一和汉族农历乙酉年的正月初一恰好是同一天,这样的重合并不多见,而重合之年对我来说有着另一层含义,那就是我和我的朋友德吉才让喇嘛约定的日子悄然来临了。半年前德吉才让就在电话里对我说:“你们汉历年和我们藏历年重年的这一天是最最好的日子,是汉神和藏神聚会喝酒共同欢娱的时候。这一天你来我们塔尔寺,我给你点灯。”
于是我和我的朋友孙学明欣然前往。大年初一的塔尔寺不收门票,所有的殿堂门口僧宝隐退,佛宝出世,幽静得就像最古老的历史。德吉才让喇嘛念着经替我们在宗喀巴的法座前点了两盏灯,我们献了酥油和哈达,在静默中享受了一会佛境的深寂与超然,然后就去踢足球。塔尔寺寺门内的广场上,早就开始了一场不拘人数的喇嘛足球赛,我和孙学明立刻加入其中,和几十个红袈裟的喇嘛纠缠在一起,正所谓“其乐也融融”。晚上,素宴之后,我们住在了德吉才让的僧舍里。聊到夜深人静,我仍然没有睡意,便打开电脑修改《敲响人头鼓》。金刚铃的声音随风入耳,值夜的喇嘛把经念成了神秘的悄悄话。我突然意识到,昌义是对的。他说:“庄严的宗教气氛和作者的调侃是不协调的,寻鼓人自称‘七匹狼’的描写应该淡化。”我立刻决定把调侃全部删去,把“七匹狼”全部删去。虽然不怎么幽默了,却少了许多“眼障”和“落差”。美就是和谐,虽然喇嘛是吃肉的,但正儿八经的素宴上,最好还是不要有荤菜。一个作家毕生要做的,大概就是把永远的不和谐变成短暂的和谐,把真实的不和谐变成虚幻的和谐。
写到这里,我才发现,我这个人最不擅长的就是创造和谐,最擅长的就是在不和谐的两极中挣扎。过去我习惯于在抒情与叙事之间挣扎,现在我又习惯于在真实与虚构之间挣扎,在表达与掩饰之间挣扎,在世俗与宗教之间挣扎。我是挣扎一次完成一部作品,所以我永远不能耐着性子花几年或者十几年时间去酝酿琢磨一部作品,因为挣扎是一个急于解脱的过程,我怎么可能让一根绳子捆绑我那么久呢?解脱了一根绳子,再去寻找另一根绳子,在自我绑缚和自我解脱中获得最大的满足与快乐,这大概就是我了。文学是戴着镣铐跳舞,所有的作家都一样。不同的是,别人一生只需要一种镣铐,而我是希望一年换一种,这一种镣铐舞还没跳好,就又去跳别一种镣铐舞了。好处在于我的经历和体验比别人丰富一些,不好处在于也许所有的舞蹈我都跳不精道。“十年磨一剑”是我对自己的勉励,但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往往做不到什么才会标榜什么,比如最清醒的人通常要把“难得糊涂”作为座右铭,最不能忍的人通常要把一个大大的“忍”字挂在家中最显眼的地方。我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表里不一的人,常常忍不住心问自己:“铁棒自有铁棒的用处,为什么非要磨成剑呢?”一直关心着我的《当代》编辑希望我一把又一把地拿出寒光闪闪的宝剑来,可我总是辜负他们,拿出来的仍然是粗铁。好在作家不似官员、演员和运动员,年龄对他们的限制不是太严格,他们任何时候都可以说:“我这才开始呢。”是的,我这才开始。梦是大家都可以做的,一根粗铁梦想成为宝剑,这本身就是一个饱含激情的过程,是一次幸福快乐的旅行,而不是结果。还是食指说得好:“相信未来。”“相信未来”的重点在于“相信”,而不在于“未来”。未来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也没有必要知道。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就是那些知道得太多的人。我一无所知,所以我是幸运的。
《敲响人头鼓》便是一次幸运的寻访。我们借用人头鼓填补了我们的无知,却暴露了我们更大的无知。说得形而上一点:这是一部横穿青藏高原的书,横穿是为了抵达,抵达彼岸。可是我们抵达了吗?我们的追问是这样的:深藏不露的人文源头在哪里?表达未来的神语真言在哪里?灵异巫统的血脉、藏地文化的骨髓、古老宗教的密码在哪里?今天的人文平台是否能够开演昨天的戏剧?当辽阔的原野和壮丽的雪山成为人文机密的避世空间时,我们的全部精神就是去聆听已在万山丛中被隐隐敲响了的人头鼓。 人头鼓正在敲响的雅鲁藏布江一如既往地流淌着,喜马拉雅山托起的天空上,那原始云朵背衬着的已不再是无边的混沌而是文明的湛蓝了。而对苦苦寻访人头鼓的我们来说,这是一次生命历险和激情出走,是一次肉体漂泊和灵魂放逐,在文化上是寻根,在精神上是寻梦。——流浪没有尽头,而回家的路就在身后。
至于《敲响人头鼓》的写作过程,就不想再哕嗦什么了,因为作品本身就足以说明一切。惟一想说的是,文中那九首用楷体和诗歌的形式排出来的歌词,其实不是唱出来的,而是吟出来的,也就是说它们还没有被作曲家谱成歌曲。我希望在这部作品出版之后,它们能够成为真正的而不是虚拟的歌曲,进入我们的音乐世界。
杨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