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曼是德国著名作家,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是一个对人性洞若观火的小说家,他深谙人类处境的复杂晦涩,知悉人类命运所拥有的含混模糊,对他来说,每一个答案和结论都是过于简单的东西,“简单化”及其所造成的粗鄙是文学的敌人。本书选收了他的八部中短篇小说,基本上是他的代表性作品,《马里奥和魔术师》是他对法西斯主义的强烈控诉和鞭挞;在《特里斯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微妙的对照,一种在不怎么分明的幽暗之中的黑白对照——高雅与粗俗,精神的艺术的世界与世俗的现实生活的对照;在《托尼奧·克勒格尔》中,托马斯·曼以大篇幅的对话、内心独白和书信的形式畅谈了他对艺术和生活的看法……
托马斯·曼是德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中学毕业后在一家保险公司就业,创作出第一部中篇小说《堕落》,后进大学进修,从事专业写作。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发表后成名,四部曲《约瑟和他的兄弟们》是他的最高成就。除了长篇小说,他的中短篇小说写作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文学地位。本书选收了他的八部中短篇小说,基本上是他的代表性作品,如《特里斯坦》、《死于威尼斯》和《马里奥和魔术师》等。他的小说结构精致,情节细腻,人物清晰,每部作品都有不同的情调和气氛,而且语言很有个性。他于一九二就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德国二十世纪的最重要作家之一。
托比阿斯·敏德尼克尔现在更少出外,他不愿意同以扫在大庭广众之前露面。他把全副精力都花在这条狗上,是的,从早到晚除了喂狗、给它擦眼睛、对它发号施令、责骂它、把它当做人似的跟它交谈以外,什么都不做。不过,问题就在这儿,以扫并不老是叫他快活。当它在他身旁躺在沙发上,由于缺乏新鲜空气和自由的缘故,无精打采地用郁闷的眼睛望着他时,托比阿斯便感到心满意足了。他摆出一副悠闲得意的姿态,一面抚摸以扫的背,一面说:
“你痛苦地望着我,我可怜的朋友?是啊,世界本来就悲惨,你虽然那么年青,但已经体验到这点了。”
可是,一旦小狗贪玩和好迫猎的本能发作,在房间里到处狂奔乱窜,咬弄拖鞋,跳上椅子,撒野地直打滚时,托比阿斯的一道茫然不知所措的非难眼光,和一个阴险、愤然的微笑,就会从远处紧随着它的每个动作,最后,暴躁地把小狗唤来,呵斥它:
“别胡闹啦。你凭什么乱蹦乱跳!”
有一次,以扫甚至逃出房间,奔下楼梯,跑到大街上,在那里立刻就开始追逐猫儿,吃马粪,兴高采烈地同小孩们戏耍。当托比阿斯痛苦地扭歪着脸,在半条街的欢呼和嘲笑声中出现时,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小狗大步地飞跳着逃避了主人。这一天,托比阿斯狠狠地把它揍了好久。
在买了小狗几个星期以后的某一天,托比阿斯打算喂它,从五斗橱抽屉里拿出一大块面包,弓着背,用使惯的一口骨柄大刀子一片片切下,扔在地上。贪食和鲁莽的小狗,盲目地往上一跳,右肩刚好碰在他笨拙地拿着的刀子上,于是流着血扑倒在地上。
托比阿斯恐惧地扔掉手里所有的东西,把身子弯近受伤的狗。他脸上的表情骤然变了,一道如释重负和幸福的光彩,可真的从他脸上闪了过去。他小心地把号泣的小狗抱到沙发上,简直不能想象,他是怎样忘我地照料起受伤的畜生来。白天他寸步不离开它,夜里把它抱在自己的床上睡,带着永不厌倦的乐趣和细心,替它洗涤和包扎伤口,抚摸、安慰、怜悯它。
“非常痛吗?”他说,“是呀,你难受极了,我可怜的畜生!静下来吧,我们不得不忍受痛苦。”说这话时,他脸上是多么安宁、忧伤和幸福。
可是,以扫日益健壮、活泼和胃口好起来,而托比阿斯随着越来越烦躁和不满意起来。他觉得不需要再护理伤口,只是通过一些话语和抚摸去表示他对狗的同情。以扫体质好,复原得很快,过了不久,又开始在屋里走来走去。有一天,它吃光了一碟子牛奶和白面包,健康活泼地从沙发上跳将下来,那股野性子又发作了,一面高兴地吠着,一面在两间屋里奔来奔去,一会儿扯拉床上的被单,一会儿又滚弄一只土豆,高兴得直翻筋斗。
托比阿斯站在窗台上的花盆旁边,一只瘦长的手从磨破的袖口伸出来,机械地揉弄深深覆盖在太阳穴上的头发,黑黑的身躯阴森森地从隔壁灰墙上凸出来。他一动也不动地站着,痛苦扭歪了他苍白的面孔,一双踌躇、忌嫉、凶恶的眼睛斜视着蹦跳的以扫。突然,他振作起来,向它走去,拦住它,把它慢慢地抱起来。
“我可怜的畜生,”他开始用悲痛的声音说,但纵野的以扫再也不肯接受这种待遇,机灵地去咬那要抚摸它的手,从他怀抱中挣脱出来,跳在地上,撒娇地朝旁边一跃,狺狺地吠起来,然后快活地逃去。
接着发生的事,是那么不可思议和不近人情,以致使我不敢详尽叙述。托比阿斯·敏德尼克尔微微弯着上身,站在原处,两臂紧靠着身子垂下,眼珠在眼眶里可怕地颤动。蓦地,他疯狂似的跃了过去,捉住小狗,只见一件白晃晃的东西在他手里一闪,从小狗的右肩深深地刺入它的胸膛。小狗一声不响地坠在地上,只是翻了个身,流着血,颤抖着。
一眨眼工夫,小狗已经躺在沙发上了,而托比阿斯跪在它跟前,用一条手帕按住它的伤口,结结巴巴地说: “我可怜的畜生!我可怜的畜生!一切是多么凄惨!我们俩多么凄惨!你难受吗?是呀,我知道,你难受——你多么可怜地躺在我面前!可是我呢,我在你跟前!我安慰你!我把我的最好的手帕……”
以扫躺在那儿,呻吟着。它暗淡、疑问的眼睛,盯着主人看,充满疑惑、无辜和怨诉的神情——然后,它稍微伸了伸腿,死了。
托比阿斯僵硬地保持着原来的姿势。他把脸贴在以扫的身上,痛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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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是德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八七五年六月六日生于德国北部吕贝克市一个商人贵族家庭。父亲是个能干的商人,但托马斯·曼却继承了母亲热爱音乐的天性和文学禀赋,他无意于经商,自幼倾心的是席勒、海涅和沙末索,十四岁时便自称:“托马斯·曼,抒情诗人和剧作家”。他的童话剧曾在本城木偶戏院上演,他的诗名在学校里也是尽人皆知。十六岁时父亲去世,他随母亲迁居幕尼黑。一八九四年,他中学毕业,进入慕尼黑一家火灾保险公司当见习生,同时练习写作。同年,他的处女作中篇小说《堕落》在当年颇有影响的杂志《社会》上发表,获得好评。第二年他离开保险公司到慕尼黑高等工业学校旁听历史、艺术史、国民经济等课程。父亲的丰厚遗产为他的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他决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把文学创作作为终身的追求。一八九五到一八九八年,他与哥哥亨利希·曼两度旅居意大利,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包括福楼拜、龚古尔兄弟、屠格涅夫以及挪威作家亚历山大·基兰德、约纳斯·李的作品,而读的最多的则是尼采的作品。这时,托马斯·曼的中篇小说《矮个儿弗里德曼先生》引起了出版家萨穆埃尔·费舍尔的重视。一八九七年五月二十九日萨穆埃尔主动来信向他约稿,希望他撰写长篇。萨穆埃尔的礼遇和厚爱唤醒了托马斯·曼头脑里的文学天才,一九○○年七月十八日,托马斯·曼在二十五岁就令人难以置信地向出版社交出了洋洋五十四万字的体大精深的《布登勃洛克一家》,这部小说精彩绝伦地描绘出了十九世纪后期德国资产阶级的风俗画,代表了当时德国小说的最高水平,就是到了现在,也只有极少数作品可以和它媲美。一九二九年托马斯·曼因这部小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在托马斯·曼众多的作品中,以小说的成就为最高。他的短篇、中篇都有名篇传世,而以长篇最为精湛。他的短篇如《神童》、《火车事故》,中篇如《特里斯坦》、《死于威尼斯》、《托里奧·克勒格尔》、《马里奧与魔术师》在东西方的读者中广为流传。而他的长篇在《布登勃洛克一家》之后,又有《魔山》、《绿蒂在魏玛》、《浮士德博士》、《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四部曲直到晚年的《大骗子菲里克斯·克鲁尔的自白》,卷帙浩繁,既表现了少见的高产,又表现了罕见的高水准,因而托马斯·曼被权威人士认为是德国文学史上仅次于歌德、海涅的伟大作家。
托马斯·曼是一个对人性洞若观火的小说家,他深谙人类处境的复杂晦涩,知悉人类命运所拥有的含混模糊,对他来说,每一个答案和结论都是过于简单的东西,“简单化”及其所造成的粗鄙是文学的敌人。
在本书所选的短篇小说《到墓地的路》中,罗布哥德·匹普桑姆,这个长着一副罕见的面孔、鼻子红得出奇、满布着一大堆疙瘩的酒鬼,丧妻失子,又因为酒瘾而丢掉了工作。他在去墓地的公路上向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无理挑衅,用最下流的话破口谩骂,甚至挥舞拳头,又蹦又跳,丑态毕露。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托马斯·曼预感到法西斯的威胁,发表了中篇小说《马里奧与魔术师》,对法西斯在意大利制造的恐怖气氛做了生动的描述。今天重读托马斯·曼的这篇小说,我们也可以从人性的角度对它作出新的阐释。小说描绘的是一场魔术表演,其中充斥着一种邪恶的东西。那个名叫马里奧的朴实的小伙子在心理上无法拒绝“显赫的”魔术师的召唤,在他的挤眉弄眼、卖弄风骚、甜言蜜语的诱惑之下,他终于说出他原本不想说的谎言。这场魔术表演是一个剥夺他人的意志并把意志强加于他人身上的侮辱性的实验,从中我们看到了人性中不可理喻的一面——自由的意志和思想是如此的脆弱,是如此的容易动摇,是如此的难以容身。可以说这两篇小说都是单向性的,反映的是人性的某一个侧面。相比之下,读者也许更喜欢短篇小说《托比阿斯·敏德尼克尔》。在这篇小说中,托马斯·曼对人性的剖析表现得更为复杂和浑然。敏德尼克尔,这个总是一副卑下、愚拙的可怜相的人,会用手帕为一个在马路上绊倒的孩子包扎伤口,这时他的眼睛里闪现出了光彩,他有了自信,嘴角也挂上了幸福的微笑。他买了一条狗,他用冷酷的目光、阴森可怕的语言恫吓它,而他在感受到小狗的身体发出的动人的温暖时,却又忍不住把它抱了起来。狗舔着他的脸,他的心软了下来,充满了同情和忧伤。他忘我地照料受伤的狗,替它洗涤和包扎,抚摩它,安慰它,怜悯它。狗的伤养好了,狗恢复了生气,它活跃地拉扯床单、滚土豆、翻筋斗,他在一旁看着,心里充满了嫉恨和凶狠,他竟然将刀子刺进了小狗的胸膛。在这里,温情与凶残,美好与丑恶自然而又浑然不可分辨地交织在了一起,文字虽不长,却达到了一种圆熟的境地。
在这本选集中,最有震撼力的是那些描写艺术家生活的小说。
一九○三年,托马斯·曼发表了中篇小说《特利斯坦》和《托尼奥·克勒格尔》,一九一二年他又发表了中篇小说《死于威尼斯》,这几篇小说主要以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为主题。
托马斯·曼的文笔十分微妙,行文中微带着一丝嘲讽。
在《特里斯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微妙的对照,不是明亮的阳光之下的黑与白的对照,而是在不怎么分明的幽暗之中的黑白对照——高雅与粗俗,精神的艺术的世界与世俗的现实生活的对照。史平奈尔,这个名字叫作宝石的作家,留在疗养院里不是为了养病,而是为了风格——古老的宫殿,线条笔直的桌子、椅子和帏帘,那种明朗的坚实,冷酷的朴素,拘谨的严峻能够给他以力量和尊严,能够洗涤他的灵魂。他一辈子都在跟良心扭打,他憎恨有用的粗俗丑陋的东西,甚至指责自己的早起是一种伪善。科勒特扬夫人,这位妩媚高贵、超凡脱俗的夫人,总是疲惫虚弱,食欲不振,时常发烧。她坚定、庄重地把自己一生的幸福交给了科勒特扬先生,而这位先生却在婚后,在她养病的疗养院里,在走廊上放肆地同一位侍女调笑。她的儿子小安东,圆胖,喷香,吞食大量的牛奶和碎肉,哭喊嘶叫,极为任性。史平奈尔崇拜高贵的科勒特扬夫人。在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序曲中,两个陶醉的生命,在渴望中相互拥抱。特里斯坦的爱情,伊索尔德的爱情,死亡也无法将他们分开。而在现实生活中,科勒特扬夫人又吐血了,她空前地衰弱了。史平奈尔给她的丈夫写了一封信,用夸张的笔调描绘了少女时代的她在花园里的情形,甚至替她虚构了一顶小巧的金王冠,她指责粗俗的科勒特扬先生把她从圣洁的花园带到了生活和丑恶之中。他,也是那样的软弱无力,在科勒特扬先生的训斥下,他站在那儿不知所措,就像一个大个子灰头发的可怜学童。
小说展示了托马斯·曼的过人之处,他为我们展现了艺术与生活,精神世界与世俗世界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但是他并没有用前者简单地否定后者,他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终极的答案,而是打破了精神至上、艺术至上的神话,显示出了精神和艺术的苍白以及生活本身所具有的带有邪恶气息的生气。
在中篇小说《托尼奧·克勒格尔》中,托马斯·曼以大篇幅的对话、内心独白和书信的形式畅谈了他对艺术和生活的看法,虽然有失于直露,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作品的艺术性,但是他对艺术和生活的见解却是发人深省的。
托尼奧年少时爱汉斯,他用独特的方式追求汉斯的爱情,这是一种真挚和痛苦的爱情。十六岁时他又爱上了少女英格波,爱情是痛苦的,但他仍然快乐地接受了爱情,他把自己完全献给了它,因为他知道爱情能使人的生命丰富和活跃。但是,后来他走上了自己的路,为了献身于精神和文字,他过着一种独特、放纵,不平凡的生活,但是在内心深处他是厌恶这种生活的。一方面,他相信,感情,那热烈诚挚的感情始终是平凡无价值的;只有艺术家反常的神经系统所感受的刺激和冷冰冰的喜悅,才算得上艺术。艺术家必须对人情保持一种疏远和淡漠的态度。正直、健康、规矩的人压根儿不会去写作。另一方面,对这些被众多艺术家奉为圭臬的信条,他又给予了反驳:“生活”作为精神和艺术的永恒的对立面,不是鲜血染成的伟大,不是粗犷的美丽,不是出现在不平常人面前的不平常的现象。一个人如果在内心深处只热衷于雅致、怪异和邪恶,却从不向往无辜、平凡和生气勃勃的事物,不渴望友谊、亲密和普通人的幸福,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艺术家。他曾以艺术作为自己的归宿——天鹅绒似的蔚蓝的天空。烈性醇酒和甜蜜的情欲——现在他要放弃了,他踏上了归乡之途,重新寻找精神的故乡。在船上,他遇到了昔日的伙伴——汉斯和英格波——他们让他联想到了纯洁、愉悦和一种既高傲又朴实的不可触犯的贞洁——他渴慕正常人的生活——在使人幸福的平庸中生活、恋爱和赞美。他看到了知识对自己的摧残,艺术使他内心日益荒芜——“在整个艺术领域、在所有的不平凡的事物和一切天才中,存在着一些极为暧昧,极为丑恶,极为可疑的东西;才使我溺爱那单纯、天真、正常得令人感到舒适、平凡和规矩的事物。”众所周知,艺术家历来是张扬个性,追求放任和不凡,反对理性束缚的,但是在这里,身为艺术家的托马斯。曼却表现出了一种对“规矩的”理性精神和“庸常的”平凡生活的向往。这是一个严肃正直的艺术家对艺术所作的包含自身深刻体验的反思,这种反思是令人深省的,也是警世的。
在中篇小说《死于威尼斯》中,阿申巴赫是一位在文学界享有崇高威望的作家,也是一位严于律己的作家。他每天一早就用冷水淋身,然后擎起蜡烛,开始写作。他相信伟大的事物是在敢于藐视孤独、道德败坏、七情六欲以及各种各样的障碍的斗争中诞生出来的。他在作品中声称:“即使一个人的知识到了顶,他仍可能保持道德上的坚定性。”但是,后来他的作品失去了犀利和微妙,变得循规蹈矩,一本正经和公式化。是那个波兰贵族少年给了他灵感——肉体美的蛊惑——如果人们了解到艺术家灵感的源泉,那么他们的作品就会大失光彩。他爱上了这个秀气的病态的少年,每天见到他时他总是感到欢愉,他把他看作是精神美的化身,满脸皱纹的他梳妆打扮,戴宝石、洒香水、染发,像着了魔一般四处跟踪他。这位昔日的严肃作家在威尼斯过着一种荒诞不经的生活,他甚至在梦中体验到了放荡和淫乱,为了那位少年,他舍不得离开威尼斯,即使是瘟疫也阻挡不了他追踪他的脚步。在小说的结尾,美少年在海滩上挨揍,阿申巴赫在一旁观望,在与少年的凝视中,他死去了。
在这里,托马斯·曼以艺术化的微妙的文字,以逼真的细节为我们展现了存在于艺术家身上的两面性——理智与官能之间的狂乱斗争——这正是艺术家所面临的困境。对于这一困境,托马斯·曼并没有为我们指明解决的途径,这不是他要做的事情,因为他明白,这不仅仅是艺术家所面临的困境,也是整个人类所面临的困境,也是无法摆脱的永恒的困境。他所做的是形象化的展示,展示这一困境的晦涩。在托马斯·曼看来,几乎每个艺术家天生都有任性而邪恶的倾向,那就是承认“美”所引起的非正义性,但是他并没有对这种贵族式的心理津津乐道,或是加以同情和欣赏,而是给予了犀利的正视和无情的剖析,这正是他可贵的地方。
林会敏
二○○五年十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