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集了一千多条典故，包含了自希腊罗马至18世纪末经常出现在各类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同时有大量首次露面的珍贵史料，形象地反映了西方两千年间占据统治地位的三种文化形态，即：古典文化、中世纪文化和人文主义文化。全书文笔清晰，编排得体，而且作为介绍西方人在艺术形象方面的创造才能的纲要式的著作，其本身即具有阅读的价值。

索引/1

译本说明/1

序言/3

正文/1

译后记/679

英汉条目对照表/687

年前我们已听说过，绘画的题材内容是无关紧要的，一切的关键全在于形式(因此有所谓"有意味的形式")和色彩。这可说是一种超乎常情的特殊理论。因为自洞窟艺术开始，昕有的艺术家对于题材内容都予以极大的重视。乔托、贝里尼、提香、米开朗琪罗、普桑或是伦勃朗都会觉得，像这样一种荒谬的理论居然行时，简直导难以置信。20世纪30年代以来，这种潮流开始转化。在艺术史领域中扭转局面的先驱者．是一位具有首创精神的名为阿贝·瓦尔堡的天才人物，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他本人研究的巨大成果只留下一些零碎的资料，可他的影响却哺育了一批学者。他们发现，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艺术题材中，无数层次的思想内涵，由于"形式主义"理论的影响几乎被几代人完全忽略了。毫无疑问，在这方面，K·潘诺夫斯基就是当时最杰出的艺术史家之一。

与此同时，在一般人中间，则日甚一日地对于过去时代艺术作品的题材内容缺少理解，只有极少数人读过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学，能像他们的父辈那样认真地读过《圣经》的人也为数不多。这就使得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对新的一代竟对《圣经》的典故元全无知感到吃惊。至于涉及更为深奥的绘画主题，更是很少有人读过《金传奇》或《仿福音节》，但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对于一些杰出的艺术作品的意义--例如阿列纳教堂中乔托的湿壁画，就无从把握。

虽然我们对于瓦尔堡学院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美术系在这方面所做的创造性的阐释工作深表敬意，不过一般对艺术感兴趣和有某种古物癖好的涉猎者，昕需要的却是一本说明艺术题材内容的书，它可以让每个业余研究者获得自中世纪直到18世纪末的艺术作品的必要知识。对这些主题的理解，也将使他在观赏作为"艺术作品"的雕塑或绘画时，增添巨大的愉快。古代大师对待他们选择的题材是严肃认真的，当然，他们往往遵循传统的范例，不过他们也总是希望观赏者信服他们的描写领域的真实性，而且是值得铭记在心的。构图、素描，以至色彩是为了使作品的题材内容更为生动和易于理解。假使我们不知道一幅或一组绘画描写的是什么，我们的注意力便会迷失方向，而我们体会到的所谓"审美经验"也会大大削弱。

詹姆斯·霍尔先生的这本书，旨在帮助非专业的艺术爱好者在观赏绘画与雕塑时掌握更多的知识。其中固然包括五十岁以上受过教育的人多半已经了解的东西，但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内容对我来说还是新的知识，因此，我料想对于其他读者也会是陌生的。本书文笔清晰，编排得体，而且作为介绍西方人在艺术形象方面的创造才能的纲要式的著作，其本身即具有阅读的价值。我愿向每一个人积极推荐此书，如果他希望在参观画廊或翻阅画册时提高自己的审美趣味。

肯尼斯·克拉克

方艺术事典》这部书绝不只对于美术的研究者有用，对于研究西方的文学、戏剧、音乐，以至一切想要了解西方传统文化的人都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因为其中除了文艺之外，也涉及神话学、宗教学、民俗学等许多人文科学。这部《事典》篇幅虽不算大，但作者霍尔除考察了分散在许多国家的大量现存艺术文物之外，他所引证的古代典籍也是极为丰富的，其中包括希腊罗马的名著(赫西俄德的《神谱》、《工作与时日》，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马克西穆斯的《轶闻》，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奥维德的《变形记》、《岁时记》，普林尼的《博物志》……，《旧约》、《新约》、《经外书》、《金传奇》等宗教著作，中世纪神秘主义者的著作以及里帕斯的《神像大全》，还有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戏剧以及人文主义者们的著述。这些典籍，今天西方五十岁以下的人已经不大熟悉，在我国则大多还从未有过译本，因此，我们也可以把霍尔的《事典》视为一部西方古籍的提要，它虽不全面，却选择得当，阐释精辟。

对于神话、宗教和历史事迹以及各种道德风习，作者采取的态度是颇为客观的。凡是在人民中流行过的有代表性的人或事都给予一定的地位。尽管1969年天主教会把圣尼古拉斯从教会历书上除了名(据说由于他的"履历不清")，本书仍然介绍了这位一向被视为穷人和孩子们庇护者的"圣诞老人的原型"。类似的情况还有那位自愿肩负起"世界重担"的圣克利斯朵夫，从16世纪始官方的天主教会就多次提出他的"历史可疑"，而终于在1969年取消了他圣徒的头衔，而《事典》除照样介绍他的善行之外还说明了教会与群众对这位圣者的不同态度。

霍尔还采取了宏观的角度和类比方法去追寻神话宗教故事的渊源和演变。比如从"挪亚方舟"联系到世界各个民族都有过的关于"洪水"的传说，以及比较了西方人与东方人对于龙(蛇)在看法上的歧异等等。为本书作序的著名美术史家克拉克称赞这部《事典》并非一般的材料的编排，而是"其本身即具有阅读的价值"。我想，其主要原因恐怕还不仅在于书中充满了形象化的描述，更重要的是作者广阔的视野和思路时时能给读者以启迪。

克拉克在《序言》中，不客气地批评了曾经对现代"形式主义"艺术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克莱武·贝尔的"名言"，即所谓"有意味的形式"。他认为由于"形式主义"的影响，历史上艺术名作无数层次的思想内涵""几乎被几代人完全忽略了"。幸好自20世纪30年代之后，这股潮流开始转化，一批严肃坚实的学者又转向对于艺术题材内容的系统研究，霍尔的著作即是这种系统的学术研究的成果之一。

克拉克的意见是很值得注意的。现代艺术中主张"艺术的本质完全在于形式"的思潮不仅不符合艺术创作自身的规律，同时也妨碍了人们深入地理解丰厚的传统文化宝藏。有一些艺术家，尽管对许多美术史上的艺术杰作翻阅过多少次，但除了在形式上有一些直观的感受而外，就再也提不出什么更深层次上的审美感受，这是很可惜的。

克拉克指出，半个世纪以前现代艺术中形式主义的"新潮"就已经开始失势。但在我国，由于初经开放，渴求西方文化的心理使人们对扑面而来的许多事物充满了新鲜感，尽管在外国，形式主义的"新潮"可能早已不新了，可是对于未经尝试过的人，它还算是新的--这当然无可厚非。或许人们的确能够从现代派的"抽象美"中汲取一些传统艺术中得不到的滋养。何况多年以来我们的艺术家们不敢纵谈形式，不能尽情地探讨艺术中的形式美，于今出现这样一种逆反心理，也是势所难免的。

不过，汲取西方文化如果不是全面地由古至今地去研究，而仅仅去追逐"最新的样板"并且视之为"捷径"，是不会取得什么好成果的。西方现代派艺术思潮中的一个核心论点是反抗甚至要弃绝传统文化(包括审美的、艺术方法的以至伦理道德的)。假使我们对西方的传统文化毫无所知，也就很难理解现代派为什么要"反传统"，反的是什么传统，用什么方法去表示反对。所以，即使是为了探讨现代艺术的内涵，也应该溯本求源理解产生它的历史背景。所谓"温故而知新"。

其实艺术文化的发展，是不可能完全割断历史的继承性的，即使是最革命的现代艺术，如果它想要取得人们的理解(哪怕是在一定的范围里)，也不可能完全脱开人类意识赖以互相联系的"纽带"--文化的传统。

霍尔的这部著作，虽然是以独立条目的形式，阐述了经常出现在美术作品中的题材、典故和寓意象征的形象，却在史料的陈述中论述了人类文化纵向上的递嬗与横向上的交流。

我们过去的文学艺术史，多半强调各个社会阶段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与对立，而忽略它们之间的联系与继承，比如说：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对于古典文化的对立和否定等等。否定当然是一个方面(《事典》中也讲到圣本尼狄克为建筑卡辛诺修道院而毁掉阿波罗神庙的事件)，但继承和借鉴(甚而是"借用")，也是不容否认的另一个方面。例如，赫拉克勒斯搏狮的形象来自古代西亚苏美尔传说中的英雄吉尔伽美什，而赫拉克勒斯闯入冥府救人的故事又成了基督降入地狱拯救亡魂的原型。古代埃及的豺头神阿奴比斯，执掌用天平称量灵魂的职务；到了希腊神话中，这一职务则分派给了神使墨丘利；基督教的传说中又把称量灵魂善恶的职务交给了大天使米迦勒，而米迦勒与魔王撒旦鏖战的情节又是受到波斯神话中白(善)神与黑(恶)神苦战故事的影响。更明显的例子是普罗米修斯，霍尔说，"每个时代都曾依其需要赋予这个形象以特有的象征意义"，这是合乎事实的。早期教会作家曾把这个由于传火种给人类而被锁在高加索山上的英雄，看做是为拯救世人而被钉上十字架的基督的先兆；后世的艺术家又把他比做从上天获得创作灵感的象征；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者则把他当做反抗暴君的先驱；而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又用他来比喻那些把真理传给人民的革命家。

《西方艺术事典》中收集的一千多条典故，包含了自希腊罗马至18世纪末经常出现在各类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形象地反映了西方两千年j间占据统治地位的三种文化形态，即：古典文化、中世纪文化和人文主义文化，故克拉克称本书为"介绍西方人在艺术形象方面的创造才能的纲要式的著作"。每一种新的文化或意识形态出现之后，都要求以新的东西代替或压倒旧的东西，但同时又不能不从旧的东西中去寻找"为我所用"的支柱。在艺术创作中这种继承关系尤为重要。正像霍尔所说，当一种新的题材出现时，最早的创作者往往要到前代的遗产中寻找可资借鉴的形象(比如，圣母把圣婴抱在膝上的坐像即借鉴了埃及伊西斯女神怀抱赫鲁斯的格式)，当然同时也加进去作者自己来自生活感受的新的东西。

人们常说"小说比历史更真实"，这是因为小说固然是虚构的，可是比起为胜利者所写的史书来更能真实地反映时代的生活和人民的经历。从这一意义上说，神话、民间传说以及种种传播久远的艺术形象，同样是更真切地反映了广大群众的悲欢、爱憎与愿望。这就使得凡是想要宣扬某种观念的人，常常先要借助于人民群众所创造的这些文化财富。中世纪的神学家们为了确立耶稣基督的威信，做了大量工作去证明《新约》中所述的许多"圣迹"，在多少代以前即已经有过"先兆"，甚至把参孙、大卫那样"恶德"与"美德"同样突出的复杂人物说成是基督的前身。而为了鼓起崇拜圣母玛利亚的热潮，伯纳德专门著文论证了《旧约·雅歌》中的"新娘"即是玛利亚的原型。事实上，《雅歌》不过是古代东方人民在举行婚礼时歌唱的纯粹描写男女欢爱的抒情诗。

在艺术形象中包容的审美观和道德观，比起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来说，要稳定和持久得多。尽管克拉克慨叹今天的西方青年人已远不如他们的父辈那样熟知《圣经》的典故，但传统的文化(古典的、中世纪的、人文主义的等等)不论好或坏仍然会影响着今天以至后代人们的思想情感--某些时候淡薄些，某些时候又强烈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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