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了解当代日本么？你知道目前日本在世界种种举措的原因么？一位美国著名学者勾勒了日本现代社会的巨大变化，让你从各个层面解读日本。

本书旨在描述当代日本生活，中心论点是：日本民族迫切地需要恢复作为记忆存留在想象力中的本土文化，以免它在现代化进程中被“外国”因素所吞噬。

引言／001

第一章 房子里的妖怪：迷茫的日本儿童／023

第二章 家庭危机／043

第三章 算术文化／067

第四章 创业者／093

第五章 新民族主义(一)：追寻幻象／113

第六章 新民族主义(二)：传统的机构化／131

第七章 “太阳王”石原慎太郎／157

第八章 “魔术师”田中康夫／191

后记：走出青春期／216

资料来源／236

致谢／240

走出青春期

日本经济停滞，但社会却在变化。关于日本社会具体走向的预测最好留给算命先生。但是，民族心理的变化肯定会影响21世纪日本的历史进程。就本书中的相关话题而言，最重要的是日本逐渐失去对美国的幻想，并且逐步重新发现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亲密关系，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仅是指经济利益。

自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日本的现实状况是由美国外交政策、被美国控制的市场体系，以及多种形式的美国文化决定和影响的。在政治领导人这个层面上，日本与美国的初期伙伴关系是在美国占领日本以后，通过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日本的得力助手——吉田茂——开始的。吉田是—个与皇室关系密切的贵族家庭的长子，曾在牛津受过教育，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吉田曾对太平洋战争表示憎恨和反对，而且具备非常优秀的能力，能与他所效忠的美国人打交道。吉田从1946到1947年、1948到1954年两度担任首相。在此期间，他领导中央政府致力于将战后的日本建成有力防御俄罗斯和中国的盾牌。华盛顿方面坚持，部长任命的条件就是要与二战以前及二战期间占上风的政界商界的保守反动分子结成联盟，吉田按照这个原则挑选了三届内阁的部长，他使战前的政治家重新上台，其中甚至包括许多甲级战犯。1951年8月，吉田宣布日本政府希望美国军事基地留在日本。他是在为美国以及与他秘密商谈的麦克阿瑟说话。第二个月，他在旧金山剧院签署了《日美安保条约》，允许美国在日本驻军。1954年，他在保守反动派中组织了一个联盟，这个联盟后来就演变为一直执掌日本政府大权的自民党。通过把日本置身于美国的保护伞下，以及不公开地进行军备重整(也是与美国冷战战略保持一致的)，吉田希望迁就美国外交政策可以给日本带来机会，从而使日本从军事失败走向经济胜利。结果，这种浮土德式协定的目的都实现了，即日本将会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这个国家——更准确地说，这个政府一将会一直受制于一种代价昂贵、时常阻碍发展的矛盾情绪：一边是国家主权，另一边是美国的需要和要求。

对日本自民党来说，对美国利益和压力做出积极响应——这种性情被石原慎太郎嘲弄地描述为“五十年急切的奉承”——是一种不可抗拒的传统。1960年，日本发生了战后历史上最暴力的抗议游行，当时的首相岸信介是一名确认的战争罪犯，他命令东京警察把左翼反对派从国会里直接赶出去，以保证签署新的《日美安保条约》。大多数日本人反对越战，但在越战中，政府却允许美国战舰停靠在横须贺及其他港口，并隐瞒战舰上武装有核导弹的事实。

2003年，小泉首相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支持是个最近的例子，证明了政府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条件反射。批评者要求小泉解释，他为什么要不顾国际舆论的反对而支持美国?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时，小泉宣称：“战后五十多年以来，我们的先辈已经做出了判断，即损害日本和美国之间的信任就是违背日本的国家利益。”

只要自民党维持其霸权，中央政府就难以采取有违美国利益的立场；事实上没有与美国对抗的先例。因为在日本重新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的五十年里，与美国联盟是日本必须做出的反应。但是，显然自民党对政府的铁腕控制已经开始松弛。自民党无法带领国家走出经济危机，而且党内丑闻不断，使该党在国民心目中的地位降到了战后最低点。自民党在国会和县议会中的多数席位也逐渐受到挑战，更年轻的政治家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在田中康夫等人的启发下，他们在竞选中承诺将国家从自民党机器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并在选举中赢得了胜利。

在核武器这个极度敏感的问题上，连中央政府也表现了异常罕见的反叛性。2003年年初以来，美国一直施加压力，要求日本用核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并将此意图告知中国，以间接迫使北京对朝鲜强硬一点。但是，日本政府断然拒绝了这个提议。3月，外务省事务次官竹内行夫告诉记者：“日本任何人，包括政府在内，都不会严肃地考虑核武器。”游戏机的生还提供了令人鼓舞的成功典范。怀旧似地回忆那个年代时，日产公司的墒义一说出了整整一代日本企业家的心声：“我们知道如果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就可以在美国卖出去。这让我们感到很安全。我们的梦想就是赶上并超过美国，那个市场似乎无穷无尽，拥有那个市场让我们觉得只要努力工作，就一定能够成功。我们的确成功了。”

八十年代中期，中曾根康弘和罗纳德·里根领导的两国政府关系亲密，日本战后资本主义蓬勃发展。1983年5月，中曾根在弗吉尼亚州的威廉斯堡参加高峰会议，会后他和其他工业国家的领导人一起拍照。第二天早晨，照片刊登在日本报纸上，全国人民为之自豪，这正是中曾根时代的特点。日本人习惯于看到自己的领导人站在行列的末尾，显得矮小而目无关紧要；但是高大英俊的中曾根站在照片的中央，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站在两侧。如果说1945麦克阿瑟和裕仁那张声名不佳的照片代表了被美军占领的年代，那么中曾根的照片则象征着经历了同样戏剧性变化的日美关系。

中曾根的竞选口号是“在战后年代达到收支平衡”。他的观点是，日本已经赶上了世界其他国家，达到了长期追求的目标，现在应该设立新的目标。他发誓在不增加税收的前提下重建日本金融基地，并解决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战。但是他的主要着重点一直是“国际化”，他所说的国际化就是要让日本和美国势均力敌。如果说他朝这个目标迈进了一大步，那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他和罗纳德·里根之间的“友谊”，两个人都利用他们之间的关系为各自的政治需要服务。日本媒体尤其喜欢报道“罗(Ron)和康(Yasu)”之间的会晤。

“里根经济学”导致了日本出口增长，并将日本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美国工业无法满足注重供给的里根经济政策所形成的需求，日本工业便在汽车、器械、工具、消费电子产品、视听设备和半导体等方面填补了空白。七十年代，半导体是美国企业资本主义的基石。这个产业是美国人开创的，其中汇聚了最出色、最聪明的管理人员。到八十年代中期，这些企业家逐渐让位于日本公司，如富士通和关本忠弘的日本电气公司。

1985年，在愤怒的国会和私营企业越来越大的压力下，里根被迫削弱日本的竞争力，于是，9月份签署的广场协议促使美元贬值，一夜之间日元的价格翻了一番，随后日元持续升值，大幅度提高了日本出口产品的成本。尽管如此，里根仍然向中曾根保证，他会否决任何保护主义的法案。从尼克松时代以来，日本和美国一直就贸易限制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辩。在1972年的纺织品协议中，日本同意限制出口总量。1981年，日本再次向美国施加的压力妥协，主动提出将汽车出口限制在每年160万辆。经过多年紧张的谈判，“罗和康”领导的两国政府宣布暂时休战。但是第二年，美国发现东芝机械公司违反国际出口规则，向苏联出售高端机床，于是美国的怨恨情绪爆发，转成狂怒。美国提出指控，要求一年内禁止日本所有出口商品。1987年夏天，美国国会议员砸碎丰田汽车，并在国会山的台阶上用大锤“攻击”东芝收音机和笔记本电脑。7月21日，国会战胜了里根的否决，通过了一系列针对日本的贸易法案，其中包括对所有日本笔记本电脑和彩电征收100％的关税、禁止进口所有东芝产品。这一行动结束了美国的保护性政策，结束了墒义一为我回忆的那种安全感，他也承认：“八十年代末期，我们醒过来了，被人粗暴地唤醒了，我们意识到只能靠自己。我还得说，在觉醒的同时，我们也抛开了一些幻觉，即依赖美国的幻觉，我们被共同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幻觉。”

但是，除了政治形式和经济需要之外，日本战后对美国的迷恋还有其他原因。日本的民族心理和对美国的经济、军事依赖没有什么关系，在这个层面上，日本人迷恋他们心目中所谓的“美国神话”，因此不得不处处效仿美国社会和文化。这是一种既深且久的迷恋，最早来源于被美军占领的年代，是被历史学家约翰·道尔①称作“拥抱失败”的过程的主要组成部分。大江健三郎曾描述他最早见到美军乘坐吉普车来到山村的场景：“人们告诉我们，他们会折磨或者杀死我们，强奸年轻的女孩子。但是，他们却扔给我们珠宝、巧克力棒和口香糖。我打开一个口香糖，闻着包糖的银色锡箔。那甜甜的香味就足以让我晕眩。我那时十岁，对我来说，那块美国的锡箔就代表着一切美好的事物。”在一篇自传性的文章中，大江唤起了日本人的期待，让他们觉得征服日本的美国人会教他们如何过上新生活：

一棵笔直的小橡树颤动着，立即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副校长的英语培训可不仅仅是让我们说“Hello!”他告诉我们，美国小伙子爱上一个女孩，他就会吻她。还说我们也要模仿美国人，自己来点接吻。可到底什么是接吻呢?

我走近那棵美丽的橡树，把嘴唇压在一根柔软的枝条上。

然而，日本人的情感是矛盾的。麦克阿瑟羞辱了日本人，把他们描述成“十二岁的民族”，日本人因此憎恨他。另一方面，1951年4月哈里·杜鲁门愤怒地解除麦克阿瑟职务时，二十万哭泣的日本人站在路旁为他送行。他是—个拥有极权的暴君。但在日本最脆弱的时刻，他又是受人尊敬的恩人。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日本日益壮大的消费者阶层形成了对美国过高的看法，这种看法最后发展成为全国的执著观念。美国的生活方式通过电视和电影传给羡慕的日本观众，从而成为成功和幸福的标准。日本人学习并带回一切美国风格和方式，从平头到保健食品店，从圣诞聚会到老年人之家。从呼啦圈到溜溜球，从漆弹枪到野外烧烤架，美国的时尚在日本造就了巨大的商机。索尼的盛田昭夫构想“随身听”的时候，他选择在美国市场发售，然后再作为美国的成功商品引入日本，这个战略后来被称作“回飞镖效应”。日本的电影少人问津，可人们却排起长队观看最新的好莱坞大片。美国的电影明星、运动员、歌手受到日本人的欢迎，其数量和狂热程度令这些美国人都不知所措。

当然，美国流行文化对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产生了引领潮流的冲击。但是日本人对美国生活方式的细节如此关注，仍旧是独一无二的。日本旅游局每年组团前往纳什维尔，就是为了让日本日益壮大的乡村和西乐乐队听到“乡村老大剧院”的现场演出。日本最大的酒吧服务学校把学生送到纽约和洛杉矶，让他们能够看到东西海岸如何用不同的方法冰镇银制调酒器里的玛格丽塔酒和代基里酒。

直到最近，日本人把美国看成文化典范的观点仍然带有尊敬的色彩。我还记得肯德基的一次宣传活动，这个例子既有说服力又荒谬可笑。1979年，肯德基初到日本，受到了消费者的抵制，因为人们认为这种食品太过油腻。1980年，麦肯光明博报堂制作的电视广告克服了消费者的抵制，使公司成为快餐市场的领头羊。广告竟然将肯德基炸鸡说成美国南方贵族的传统食品!在这则富有创意的六十秒广告的开头，七岁的桑德斯①上校在他“肯德基老家”一间大厨房里烤黑麦面包。“很久以后，”旁白吟诵道，“上校将这个追求卓越的传统转移到了他的炸鸡中。”看到广告提要的美国管理者大吃一惊：怎么可能让消费者把一块黑麦面包和炸鸡联系起来呢?他们没有看到的是，广告中暗示肯德基和美国南方一种值得尊敬的贵族传统有联系，这对消费者有强大的吸引力。广告取得了惊人的成功。第二年，公司发起了另一轮离奇的宣传活动，试图说服家庭主妇，圣诞节到肯德基用餐是美国家庭的“传统”。广告上刊登了预订圣诞节特餐的表格，包括所有的配菜：十二个炸鸡块、土豆泥、肉汁，结果这个圣诞周的销量达到了整个肯德基历史上的最高点。

今天的日本消费者也许会嘲笑广告中的胡说八道。问题不是现在日本人对美国社会的理解比1980年更加深刻。事实是，在日本人心目中，美国神话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光彩。1998年，日本动画片《幽灵公主》——十四世纪一个自我发现的寓言——成为日本电影史上票房收入最高的电影。此后，好莱坞大片逐渐让位于日本、中国、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电影。出版商开始拒绝支付斯蒂芬·金②、约翰·格里沙姆③、汤姆·克兰西④等作家要求的数额巨大的预付款，可见美国的畅销书并不能保证在日本获得成功。英语热也在降温；一些最大的口语学校已经关门，学生们开始选择俄语和汉语，而不是英语。到美国旅行的人越来越少；游客和学生选择一到欧洲旅行，或者到东南亚或中国，中国已经成为背包旅行者的热点地区，到中国的日本交换学生也越来越多。偏离美国的倾向在青年文化中尤其明显——青年人的服装时尚越来越注重创造性地使用传统和丝织物以及缅甸、泰国和中国的民族服装，而且这些国家的民族风味在年轻人中间已经非常流行。虽然星巴克咖啡馆仍然是年轻女性放学或下班后喜欢去的聚会场所，但是多利萝玛和疯屋子等美国式休闲去处却常常门可罗雀。今天日本城市中的流行去处却是越南餐馆和真正的中国茶馆。

这些因素和日本持续的幻灭过程密不可分。石原慎太郎的新民族主义强调日本奴隶般地迁就美国利益，当然已经产生了影响。在流行文化的层面上，煽动性的漫画家小林善纪有一定影响。以前的相声演员北野武一常被人称作比特武一也许更大地影响了人们的反美情绪。拉什·博①被介绍到日本的时候，他被描述为“美国的武”。五十六岁的北野武已经引领日本流行文化达二十多年。他写了十几本书，激烈地批判日本的软弱；还出演了十三部电影，导演了十部电影，赞颂了电影中人物所体现的大男子气的、虚无主义的匪帮暴力。但是人们最熟悉的还是他在国家电视台上策划和主持的谈话以及各类表演节目，多的时候在一个季节会同时播出九个。在每晚的游戏比赛节目中，北野武侮辱和恐吓反对者，攻击妇女、同性恋和残疾人，他的节目洋溢着激情，让人想起唐·里克莱斯②，但他的攻击比里克莱斯更加恶毒。

北野武电视节目的特点就是对日本任何神圣的东西表示鄙视并进行暴力语言攻击。他的一个节目是《这是你的生活》③的荒诞版本，受邀的客人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他最想避开的故人见面，比如以前的恋人、以前生意上的伙伴、甚至被逐出家门的儿女等。另一个节目对《坦白的相机》①进行了类似的扭曲，节目组雇佣一名匪帮成员，在无人的大街上恐吓老人，观众能够看到不知情的老人如何惊恐万状。另—个黄金时段最受欢迎的节目叫作《北野武超级喜剧测试秀》，他把四十个人放在一辆巴士上，用起重机将巴士吊在一个大水池的上方，参赛者如果回答错误，起重机就把巴士往下放，最后整个巴士都浸在水下；水下摄像机拍下他们在窗户上乱抓的画面，然后起重机再把他们吊上来。在另—个环节中，即将失败的参赛者头上被套上一个塑料袋，工作人员把他的脑袋塞到一个笼子里面，被迫观看一只猫鼬和一条毒蛇在笼子里决斗。

如果说北野武是个虐待狂，那他同时也是个仇恨外国者，公开表示他眼中的美国式虚伪令他反感。《日本怎么啦?》是他播放时间最长的节目之一，节目邀请住在日本的外国人，包括很多美国人，来到现场说出他们对日本社会的不满，同时北野武在对观众的旁白中嘲讽他们的日语。这个节目旨在笑话所有的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在十五年前，这种节目会令观众反感。但现在这个节目的流行就证明日本人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

2001年，美国对“9·1l”恐怖袭击的反应当然加深了日本人对美国的幻灭感。人们把“9·11”和1941年日本袭击珍珠港做比较，这一做法得到了广泛的宣传和急切的认可，让日本人深感愤怒，我认为他们的愤怒是有根据的，因为后者只是军事行动，目标是美国的太平洋舰队，绝对不是针对无辜平民的恐怖袭击。除此之外，从两个社会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来看，美国把基地组织的袭击解释成善恶之战的开始，让很多日本人觉得自以为是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虚伪就更不用说了。2001年11月，小林善纪脱离了“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指责他的同事们对美国版“9·ll”事件表示“阿谀奉承式的认可”。关于这件事情，他创作了几部“傲宣”，其中第一部为《美帝国主义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美国人说，这是对民主、文化、甚至文明本身的攻击，”Yoshi-rin愤怒地开始说道，“这是不是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只不过是一个教派，和奥姆真理教没什么区别，只是一帮恐怖分子?我认为不是。”在接下来的漫画里，小林使用了蒙太奇式的野蛮画面，来表现他所说的全世界“最堕落的社会”，即孩子们朝学校放乱枪、孩子们被绑架或者被父母虐待、财阀统治和物质主义、色情、种族歧视。“塔利班在结婚之前甚至没见过他们女人的脸，”Yoshi．血尖叫道，“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是文明落后的表现。”结尾，他策略性地提议道：“既然美国对它的文化如此自信，为什么不用这张最用力的王牌对付敌人呢?为什么不在阿富汗的山区安装大屏幕、一天二十四小时播放色情内容呢?为什么不用性爱主义来对抗恐怖主义?”

在政治谱系的另一端，田中康夫知事也表示，美国对“9·ll”的反应让他感到不舒服。同很多支持他的年轻日本人一样，田中从来没有被美国吸引。他的理想模式是瑞典社会主义和瑞士的参与式民主，欧洲的风格和情感对他具有吸引力。实际上，他认同欧洲对美国社会和文化的总体怀疑态度。在9月1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引用了美国有线新闻网(CNN)和《今日美国》的民意调查，该调查显示87％的美国人都认为“9·1l”是“他们一辈子所听到的最残酷、最悲惨的新闻”。田中说：“这让我怀疑。这当然是个可怕的事件，但是我不禁要问，那些把此事当作最残酷、最悲惨的新闻的美国人，他们知不知道由于美国干涉他国事务，世界其他地方曾经发生过什么事、一直在发生什么事?”

最近，对于美国宣称的动机，日本人开始感到更加不安和怀疑。2003年1月初以来，石原慎太郎多次把美国称作“第二个蒙古帝国”。这也许是典型的石原式的激烈言辞，但是很多日本人在听，而且在不安地考虑石原的话究竟对不对。

如果说日本正在走出美国的奴役和美利坚神话，看来他们正在多个层面上加强同中国的联系。最明显的联系在商业领域。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日本一直在中国大规模投资。丰田和日产都在和中国合资生产轿车和卡车。2002年9月，卡洛斯·戈恩购买了东风汽车一半的股份，开始在广州一家现有的工厂里每年生产8万辆日产小型轿车。日产计划到2006年每年生产55万辆汽车，到2010年增加到90万辆。2003年3月，索尼宣布将在年内把：PS2产全部移到中国。富士施乐准备投资3亿美元，扩大在中国的销售和眼务网络，并计划在2005年前，将打印机和复印机的销售量增加到原来的三倍，达到每年70万台，销售额翻—番，达到每年5亿美元。近来，中国大陆商务活动高涨，日本在中国市场的参与每月都在增长。2003年秋，一家中国制药商将在深圳——香港在大陆的姊妹城——为日本公民建—所十层楼的医院，医院将聘用日本和中国医生及护士，并将雇佣一组翻译人员。

日本在中国的投资开始收益。1990年以来，日本对美国的出口一直保持在全国出口总量的30％以下，但同一时期，日本对中国的出口由占出口总量的9.6％上升到了15.7％，仅2002年就增长了32.3％。仅在2002年12月—个月内，日本运到中国的出口产品总价值就达到了65亿美元，是出口美国产品价值的三分之二。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有可能替代美国，成为日本产品的主要消费者。同时日本从中国的进口也在增长，2002年，日本从中国的进口首次超过了从美国的进口。

日本和中国建立紧密的经济联盟，是个令美国不安的预测，原因是多方面的。日本是美国国库券最大的外国持有者，中国位居第二，美国的外国政府投资总额为16，600亿美元，日中两国持有总数为4，665亿美元，占总数的40％①。将来某一天万一日本和中国联合起来，对美国经济施加压力，他们只要撤回投资就可以轻易使美元贬值。当然，这样做会导致他们自己持有的债券大幅贬值，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较小，但并非完全不可能。

日中两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加，似乎还复活了两国一千五百年传统中深藏的文化联系。六世纪中叶，佛教通过朝鲜传入日本。在封建社会中，日中两国的僧侣、学者、教师和艺术家之间有着长期的文化交流。从十七世纪开始，日本社会被来自中国的儒家价值观统治了250年之久。

语言则是另外一个持久的联系。虽然日语口语和汉语口语完全不同，日语的书面语中却有中国汉字。从八世纪开始，日本的官方文件就是用古汉语书写的。德川幕府时代(1600—1868)，在封建领地上的寺庙学校中，武士家庭的男孩子每天要花好几个小时，背诵用中日混合语书写的儒家经典。日本学者曾在日本写出了讨论中国古典哲学、语言学和文学的重要文章，现在仍旧如此，考虑到日本汉语研究的悠久传统，这一点就不足为奇了。直到今天，要全面了解日本语言，就必须对中文的复合词和典故有广泛的了解，因为这类词语在日语中很常见，就像希腊语和拉丁语仍旧活在英语中一样。近来的汉语热反映了民族主义对重新发现过去的重视，也使很多日本人重新认识到汉语在他们本族语中的重要性，并激发了他们学习汉语的兴趣。在过去五年内，汉语学校开始在城市里出现；2000年，日本大学中汉语班的注册人数翻了一番，到2002年又翻了一番。

1932年日军进攻中国后，活跃的文化交流被中断，但近来这种交流正逐渐恢复。2000年，第一届日中作家年会在北京举行，由大江健三郎和他的好友莫言共同主持。在两国政府的资助下，科学家、医生、环保主义者和教育家频繁会晤。两国的大学积极聘用对方的教员，两国之间来来往往的交换学生正在急剧增多；2002年，在日本大学注册的中国学生首次超过了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的交换学生。

日中之间的旅游业也在蓬勃发展。根据日本旅游局的统计，除了夏威夷之外，到中国大城市背包旅行比到美国旅游更受人欢迎。东京的酒店里挤满了中国大陆来的大型旅游团。走在今天的银座地区，你能听到说汉语的人比说英语的多，让人感觉中国人无处不在，这种情况以前是没有的。日本街头到处都是茶馆，提供几十种中国茶，里面挤满了年轻的日本人。

毫无疑问，日本的年轻人正带着明显的好奇心和浓厚的兴趣急于了解中国。同时，中国对日本的态度似乎也在变化。日本分析家们提到了一篇题为《对目关系新思维》的文章，该文于2002年12月发表在颇有影响的中国杂志《战略与管理》上。文中激烈地批评了一些煽动者和官僚，指责他们仍旧把诽谤性的形象加在日本人身上，称其为“亚洲的魔鬼”。作者写道：“你从日本上空飞过，看到这个国家很小、山区很多，你就会意识到取得世界GDP第二是多大的成就。实际上，日本是亚洲的骄傲。”作者还认为，石原慎太郎这样好战的民族主义者只是少数，他说他在东京一个月内见到的几乎所有日本人都希望友谊与合作，他在文章结尾说道：“我们应该放弃不理智的民族主义，使我们和日本的关系正常化。”这篇文章表明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变化。

这些并不是说日本和中国要成为——用约翰·多恩①的措辞——“双方的最佳伴侣”。虽然，日本和中国彼此对对方都有一些不好的回忆，然而，日本在朝中国的方向移动，正在发展的和睦关系背后隐藏着内在的亲近，比日美关系所依据的双边互利逻辑更加有力。虽然人们幻想1945年以来日本加入了美国的对话，但事实是日本和美国不是天生的伙伴。而以日本和中国的伙伴关系为中心，建立亚洲各国公共团体，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是有可能的。而且这还有更深层次的基础，即各国之间真正的文化亲近，这是不可否认的。

可是，用重新依赖中国来替代美国的魔咒，仍然不可能为日本提供它所需要的自我确定感。日本需要成长，就像一位青少年脱离父母影响力的轨道形成自己的个性一样。夏目漱石曾哀叹日本未能找到自己的出路。夏目的直接继承人大江健三郎知道日本需要怎么做，才能够愈合他所说的“矛盾心态的伤口”。大江意识到，并讨论过日本困境的问题，他的清晰和激情无人能及。四十年来，在二十七部主要小说、数不胜数的短篇小说集和论文集中，他一丝不苟而不知疲倦地在战后的混乱世界中寻求真正的道德目标。不管从哪个角度讲，他的声音都是日本对身份的追求的一部分。

大江最伟大的小说中，都有对归属、和谐与安全感的热切渴望，小的时候，他曾经历过这种感觉，但是1945年战争结束后，他被驱赶到——他经常使用“流放”这个词一现实之中，与他的过去发生巨大的断裂。在努力重获与乌托邦式儿童时代的联系时，他成了一名神化制造者；他阅读了山口正男、米尔恰·伊利亚德①、和克洛德·莱维一斯特劳斯②等文化人类学家的作品，并从中提取了一种神话观，即把神话看成—个联系的网络，将每个个体生命，无论是过去的、现在的还是将来的，都纳入一个宏大的宇宙群体之中。他用类似于威廉·福克纳③的方式，创造了—个关于日本来源和前历史的复杂而真切的神话体系，作为皇室神话的外围替代物，他的神话建立在遥远的四国岛上，以他初生的村庄和周围神秘的森林为中心。他的人物都要回到这个超越时间、超出历史的地方，以追求自知和自新。大江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与新民族主义的观点相反，但他试图通过想象的力量改造过去，和民族主义者重写历史倒有相通之处。实际上，三岛由纪夫追求一个可以为之生、为之死的事业，从情感上来讲，类似于大江对联系的渴望。有证据表明，大江知道他们俩有着共同的需求，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他为什么在文章和小说中反复提到三岛的死亡，尽管他的笔调有时是讽刺的。

1970年11月三岛自杀时，大江不在国内，就以此为借口保持了沉默。两年后，他写了一部一百页的中篇小说，名为《他自己为我擦去眼泪的那一天》。毫无疑问，这部小说便是以三岛的小起义和自杀为原型的。无论医生对他说什么，叙述者坚持认为自己已生命垂危，在想象中经历着自己童年的一个时刻——那时他十岁——他跟着幻想中的父亲和—群造反者准备起义，目的是为了不让日本失败。那天正是1945年8月15日。在一次滑稽的起义中，那位父亲被枪打死，他的儿子看到了—个征兆表明他的死是神圣的，即一朵巨大的菊花(皇室的印章)像烟花—样在天空中绽开。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部讽刺戏模仿作品。大江在这部小说的序言中写道：“—个作家的责任在于把想象力放在皇室制度的镣铐中，从而找到一种新的解脱方式。”但这部复杂的小说显然不-仅仅是_部讽刺作品。当叙述者重新构建出导致其父亲荒唐牺牲的那些细节时，他的母亲以及其他人都向他证明，他对这个故事的想象即使不是错误的，也是美化的。然而他毫无畏惧，没有选择客观历史，而是选择了—个光芒四射的神话，这个神话属于—个历史本身已被彻底消灭的地方。《他自己为我擦去眼泪的那一天》表明，大江能凭直觉准确地理解三岛对某种超然、绝对之物的渴望。至少，有一点似乎是清楚的，他完全理解三岛由于这种矛盾心态而感到的痛苦，他认为，这种痛苦正是战后日本生活状况的特征。

1992到1994年期间，大江完成了一部小说三部曲，探索了在不信仰基督教上帝的情况下，是否有可能在基督教所承诺的包容和归属中获得和维持“信仰”。他给这本取名为《燃烧的绿树》，来源于叶芝④的诗《踌躇》：

一棵树伫立着，在顶端的树梢间，

半是熠熠的火焰，半是葱葱的绿阴，

茂盛的枝叶上闪烁着露珠点点；

一半只是一半，但又是景色一片；

一半和一半耗去它们重生的一切。

在大江的笔下，这一优美的矛盾变成了信仰矛盾的暗喻，即对某种不能经历也不能了解之物的强烈信仰，同时，它也喻指现代日本生活那难以调和的极端对立，也就是他在诺贝尔授奖演讲中谈到的那种撕裂的“矛盾心态”。

当我2002年11月最后一次见到大江时，他把信仰作为归属感的媒介，这一思路使他重新思考作为个体的自我。“不错，我们的确和我们的过去发生了断裂，”他开始说道，“但我逐渐感到，被抛弃也有价值。我并不希望回到过去的乌托邦时代，不管是真实的还是假想的。

“我们的日本人身份已逐渐枯萎。在欧洲人和美国人看来，我们似乎是日本人。但在我们自己的心里，我们是谁呢?我们能用什么作为构建自我身份的基础?过去，我们有对父辈和祖先的畏惧和敬重。这在韩国和中国依旧很有影响。但在日本，家族已经分裂，我们的群体感已经消失了。现在我们什么都没有了，只能在西方的眼里看到自己的映像。我们疑惑而迷茫。人们对迷茫的反应就是民族主义。石原之流聚集了那些没有身份基础的人，并用国家权力诱惑他们。他们说，我们都是天皇的孩子。那些人再也不能自己站起来，因此这个国家便成了他们的拐杖，就像把塑胶移植进一个失去性功能的阴茎一样。”

大江不把信仰寄托在任何自我之外的东西上，而是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站立的人”这条路上来。他背诵了几行诗给我听，这是叶芝另外一首诗，题为《塔》，里面包含了一条很适合他的定义：

我早就该写我的遗嘱了，

我选择了杰出的人们，

他们涉过溪流混浊，

最后泉水跳跃，黎明时

在滴水的石头旁抛掉

他们的模子，我声称

他们将继承我的骄傲，

人们的骄傲不曾

属于事业，也不属于国家

“叶芝所说的是一种极具道德感的无政府主义者，”大江说，“是一种独立的思想，不依靠自我之外的任何事物。当我读到这些诗句时，我就想到了哈克贝里·费恩①。他对任何东西都不抱有信念。但因为有独立精神和思维，他自然就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哈克是一个‘站立的人’，那正是我所希望的。我逐渐认识到，要想站起来，我不需要任何帮助，既不用依靠我想象中的乌托邦，也不用依靠对上帝的信仰。我们从来就没有过上帝，永远也不会有，不论我们怎么观察、倾听，无论我们怎么虔诚地等待着信仰的出现。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独立地、直挺挺地站立起来，作为个体独立前进，不去依靠自身以外的任何力量，我相信，我们都能够在充满多样性的亚洲找到我们作为日本个体身份的基础。我们会找到一个信条。而且，我还相信，我们将会找到一种新的道德规范的基础。”

大江还以当前关于核武器的辩论为例，说明“站立的人”如何能够重新获得身份和道德规范。当时，他正在计划与历史学家乔纳森·谢尔①交换有关核武器问题的已出版信件。他希望每—个日本公民者都能够通过拒绝参与美国的核威慑战略，从而步入一种新的道德规范体系。这就意味着坚持要日本走出美国的核保护伞。他承认：“我不知道，在不发展自身核力量的前提下，日本如何能够有远见地做到这一点。但是，保持这种姿态就足以让我们感到一种真正的骄傲一不是石原所说的那种傲慢，并切实地感受到我们作为日本人的自我身份，那也会反映出我们在1945年战争结束时的经历。”

我在赤坂见附地铁站与大江道别；当时还没到晚上九点，但因为牵挂他那智力迟钝的儿子光，他想回家了。我往回走，当我踏上办庆桥时，—个高大的身影从对面的黑暗处向我走来，是石原慎太郎。他一定是从我住的新大谷饭店来的。也许他在那儿吃了晚饭，或者在三楼的高级健身俱乐部游了泳，他是那里的会员。但我没问。

我与知事一起沿着街道往回走，他的车子停放在前面。当我们经过拐角处的警察岗亭时，值班的警官跳上前来，跟他敬了个礼。石原问我去了哪里，我便告诉了他。“大江……”他沉思道，“我把他看作朋友，但我知道他不把我当朋友。那个家伙没有朋友。他太自负了——总是谈他自己。”当我们走近他的车时，石原的特别警卫正站在车子的后门旁，冷冷地打量着我。石原上了车，随意地招了招手，车便开走了。

我难以相信：刚离开大江健三郎，便在路上遇到了知事独自一人，而且是夜晚，这可能吗?这真是一个出乎意料、不太可能，甚至有点让人震惊的巧合，但我觉得其中也有象征意义。这两个杰出的人都是在战争中长大的，都被看作是同时代的天才作家。同一批批评家和文学界元老都曾认可和推崇他们因为他们有相似的战后经历。而今天，尽管石原刚才只是有些情绪冲动，他们仍旧是不可调解的敌人。石原认为大江是国家的叛徒，而大江则相信石原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然而双方都认为自己是有道德的人，都在苦苦追求一种切实可靠的自我感觉，这种感觉在日本现代化早期就开始丧失。离开一个，偶遇另一个，仅仅几分钟的事情，却让我感到在矛盾的两端来回，而这种矛盾仍将继续困扰着当代的日本生活。

这话并不完全准确。2003年2月，保守的评论月刊《诸君》刊载了一篇文章。文中说，日本以为在朝鲜或中国进行核攻击的情况下，美国会冒着危险保卫日本，这是很幼稚的，文章敦促日本政府发展自己的核威慑力量，在海基巡航导弹上布置二百到三百枚核弹头。日本人目前还不可能抛开对核武器的憎恶，抹煞他们二战后期的重大牺牲。但是，这是日本第一次出现这样的辩论，正如他们也在严肃考虑修订麦克阿瑟宪法一样。日本一直坚持放弃战争权，因此拒绝考虑加强军备，但无情的是，随着东亚政治局势的变化，这将不再是可行的选择。当然，如果日本拥有核武器和核打击能力，同美国东亚外交利益结盟所带来的好处将会急剧减少。

全球市场的变化也使战后日美之间的经济联系逐步松弛。1950年3月，约翰·福斯特·杜勒斯①带着哈里·杜鲁门的经济使命访问东京，两个星期之后，他对大藏省一位官员说，日本的最佳选择是向美国出口鸡尾酒会餐巾。但是三个月后，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日本刚刚起步的经济获得了第一批意外的收获，美国军方向日本订购了大量物资和服务，称作“特别采购”。1950年6月到1953年底，美国在交通和建筑方面的采购达23亿美元，包括卡车、钢材、铁丝网、柱子、金属桶，以及其他材料。另外，在日本修整的美国军队也推动了急速的经济复苏。195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接受日本作为常任会员。1954到1956年，新的“特别采购”推动了17.5亿美元的附加业务，使股市增长了80％。丰田汽车为美国军队提供坦克、卡车和其他交通工具，股市价格增长了40％。

从1960年到八十年代中期，美国为日本提供了所有产品的市场，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