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理解的潮州学(简称“潮学”),是以潮汕地区(汕头、潮州、揭阳三个地级市)为中心地域范围的整体性、综合性的区域研究。该研究从历史角度出发,可涉及地区的经济、人口、社会、政治、宗教、教育等不同时期人类活动的各个范畴;以文化视觉而言,区域形成的方言(潮州话)、风俗(包括居住方式-潮州民居,衣食特征-潮州菜、潮州工夫茶,民间信仰、风俗习尚等等)、文学艺术(尤其民间方面——潮州工艺、潮州音乐舞蹈、潮剧、潮州歌册、歌谣等)也在研究范围内。总之,一切有关潮汕的人文现象,都可供潮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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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潮州学论集/汕头大学学术丛书 |
分类 | 人文社科-历史-中国史 |
作者 | 陈景熙 |
出版社 | 汕头大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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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我们所理解的潮州学(简称“潮学”),是以潮汕地区(汕头、潮州、揭阳三个地级市)为中心地域范围的整体性、综合性的区域研究。该研究从历史角度出发,可涉及地区的经济、人口、社会、政治、宗教、教育等不同时期人类活动的各个范畴;以文化视觉而言,区域形成的方言(潮州话)、风俗(包括居住方式-潮州民居,衣食特征-潮州菜、潮州工夫茶,民间信仰、风俗习尚等等)、文学艺术(尤其民间方面——潮州工艺、潮州音乐舞蹈、潮剧、潮州歌册、歌谣等)也在研究范围内。总之,一切有关潮汕的人文现象,都可供潮学研究。 内容推荐 潮州学的研究,涉及多个学科。历史研究却是最受关注的部分。这大抵是因为文化总是传统的积累,关注文化也就难免关注历史。而潮州区域史的研究,一开始就表现了多学科交叉的倾向。在景熙的论文中,我们可以容易感觉到这种倾向。无论早些年发表的《孙雨仙信仰研究》、《“林监丞破潮州风水”传说与“排他”集体无意识》,还是近来发表的《潮汕北斗九皇菩萨崇拜研究》、《1940年代达濠紫豪阁与德教的发展与建构》,都把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心理学理论方法应用在历史研究中。 受了学术潮流的影响,作者的研究,材料使用的范围已经远远逸出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文献”之外,档案,碑刻,科仪书、俗经卷、歌册、曲册一类民间杂文书,口传故事、口述历史,生活习俗、礼仪过程,以至实物和图像,都被采用到文章里。 目录 序言:黄挺 序言:林伦伦 第一章 民间社会编 孙雨仙信仰研究 己卯年(1999)广东澄海市山边村游神考察报告 半个世纪以来饶平柘林湾蛋家人的文化变异 第二章 文化心理编 自我实现·安全·爱与归属 ——韩愈贬潮三奏表的文化心理学研究 “林监丞破潮州风水”传说与“排他”集体无意识 第三章 地方文献编 潮末民国版潮州曲册述录 澄海鸡笼山出土陶瓷残片的清理及初步研究 潮汕善堂文征 第四章 社会经济史编 兄弟间的竞争 ——乾泰隆行与其联号[译文] 潮汕侨批与近现代汕头货币史 潮汕“七兑银·七兑票”考 ——清末民初地方虚位币制个案研究 官方、商会、金融行会与地方货币控制权 ——以1925年“废两改元”前后的汕头为例 第五章 海外潮人编 华侨在中外语言交流中的作用及其原委 ——以海外潮语为例 潮州北斗九皇崇拜考 ——“华南·东南亚跨国社会”华人信仰个案研究 海外华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借鉴 ——以新加坡的保护传承潮州歌谣为例 1940年代达濠紫豪阁与德教的发展与建构 ——近代潮汕侨乡与东南亚地区文化互动的个案研究 自跋: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 试读章节 引言:柘林湾与柘林蛋民 柘林镇隶属潮州市饶平县,濒临南海,“在明清历史上为海防要地,与南澳对峙,和黄岗、大埕相犄角,形势险要。明时设柘林寨,为海上门户,其地一带称为柘林澳”①。在当地的居民中,包含着一个蛋家移民群体。如同其他地方的蛋民一样,他们拒绝承认“蛋民”、“蛋家人”的身份,只肯接受“水上人”、“水卜户”的名称,并相应地把陆上居民称为“山顶人”。②而以往的山顶人则侮辱性地管他们叫“艇船狗”、“水上狗”。 关于该群体的由来及其归籍柘林的时间,已知的:有如下三说: 其,据1985年版《潮汕文物志》载:“相传其祖先原住本省番禺县海滨渔村,在满清时代,因当地封建统治恃强凌弱(原文如此),强占他们的房屋财产,他们遂以艇船为家,以海洋为业,过着漂泊的生活,迄今已有七代人了——一九七三年,才搬上大陆定居。”③ 其二,另据饶平县志办黄盛绥先生的报告,“他们说其先祖于清初自广州黄埔来此——一九六四年上岸定居,入籍于此”①。 其三,笔者近来在该群体中进行田野调查,所获口碑及地方文献、档案材料则指出: 饶平蛋民有三姓:冯、黎、黄。原籍依次是宝安、顺德和番禺。原均系陆上居民,后因乡间房界械斗失利而被迫下海沦为船民。其中黄姓原居番禺市桥乡(今市桥镇)。市桥乡分为上桥和下桥,下桥住着陈氏,上桥住着黄、氏。大约在19世纪中期以前(一说太平天国时期),市桥陈、黄二姓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宗族械斗,黄、氏败绩,不得已浪迹海上。冯、黎二姓也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成为了蛋民。三姓蛋民早期驾小艇游弋于珠江口的香港、万山群岛一带,以捕鱼为生,稍有积蓄后把小船逐渐换成功能较齐备的大船。距今约120年前,他们开始把饶平柘林港当作最常停泊的港湾。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上的最后一支正规军胡琏兵团从粤东沿海撤往台湾,大肆掳掠壮丁和船只。为避此难,饶平蛋民又集体迁移到香港附近的大鹏湾一带,直至1952年,他们四艘拖船七八十人才全部回迁柘林湾,籍属饶平第十区(1955年称东界区,1958年称东界公社)②。1964年6月10日,饶平东界(主要是柘林蛋民)、讲洲公社渔船22艘(249人)及福建渔船8艘(73人),在台湾海峡福建漳浦附近东定岛至礼是岛海面捕鱼,突遭四艘台湾军舰包围,在经过数小时的搜查和政治宣传之后,全部释放③。该“抓靠事件”引起了有关部门对于渔民,特别是蛋民的生存状况的关注,④因此从1965年开始全面实施蛋民上岸定居的民政工程。 不过,柘林蛋民的上岸居住,最早应从20世纪50年代初评定阶级成分时说起。返回柘林时,新政权除对这批蛋民进行登记并加以管理外,又在群体内部推行了土改运动。把他们按照经济状况评为“富裕渔民”、“渔民”、“渔工”三等,其中的“富裕渔民”相当于陆上的“富农”,被视为“成分高”。同时,拖船中的个别山顶籍媳妇,也有人娘家“成分高”的。当时的地方政府规定,“成分高”的蛋民家属不准下海,“成分低”的才准随船出海。因此,“成分”不好的蛋民家属遂向柘林港居民租借房子,开始上岸居住。 至于大规模的登陆定居则始自1965年。经过1964年的“抓靠事件”后,柘林蛋民党支部认为,蛋民家眷长期滞留海上委实不便,一则“不利于对敌斗争”,二则不利于妇女儿童的身体健康,尤其不利于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于是在1965年,组织尚未登陆的全部蛋民家属(老弱妇孺)上岸居住(个别家庭缺乏劳力,家长仍让年满15岁的女孩随船参加生产)。1971年,基层党政机关请求安置全体蛋民上岸定居的文件获广东省水产厅批准。而后,该群体在饶平县政府提供的柘林和邻近的大埕二地之中,选择了前者,动工兴建“柘林渔民新村”,并于1973、1976年分两期竣工。至此,该蛋民群体浮家泛宅的历史终于画上了句号。此外,截至1999年12月29日,柘林渔民新村共70户,家属227人(男84人,女143人),劳力80人(男114人,女14人),全村凡307人。 以上三说,在原籍何方、何时下海沦为蛋民、何时登陆定居三个问题上存在分歧。窃以为,前者或许可通过深入细致的方言调查与比较研究得到一定程度的印证;第二个问题则不仅无法考证,而且也是毋庸查究的,因为这种追溯祖先原系陆上居民,因故沦为船民——陆上民众眼中的“贱民”的说法,其目的意义在于强调自身群体与陆上群体在文化根源上的一致性,并以次作为获取平等社会地位的文化资源;至于第三个问题,笔者的采访对象均为当事人,且有档案为证,因而所得材料应较为可信。繇是下文探讨柘林蛋民数十年来的文化变迁时,将依据第三说确定其时间标尺。P46-48 序言 自上世纪90年代初,饶宗颐先生张扬起“潮州学”的旗帜,迄今十余年,这一研究领域已有不菲的成绩呈现于世人之前。 这十余年,有不少新锐加入潮州学研究行列,志趣高远,思想活跃而且用功甚勤,令人刮目相看。景熙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位。10年来,景熙发表的潮州学研究论文,也超过了20万字。这些论文将结集出版,让他们那一群年轻朋友,心里头羡慕不已。 潮州学的研究,涉及多个学科。历史研究却是最受关注的部分。这大抵是因为文化总是传统的积累,关注文化也就难免关注历史。而潮州区域史的研究,一开始就表现了多学科交叉的倾向。在景熙的论文中,我们可以容易感觉到这种倾向。无论早些年发表的《孙雨仙信仰研究》、《“林监丞破潮州风水”传说与“排他”集体无意识》,还是近来发表的《潮汕北斗九皇菩萨崇拜研究》、《1940年代达濠紫豪阁与德教的发展与建构》,都把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心理学理论方法应用在历史研究中。 受了学术潮流的影响,景熙的研究,材料使用的范围已经远远逸出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文献”之外,档案,碑刻,科仪书、俗经卷、歌册、曲册一类民间杂文书,口传故事、口述历史,生活习俗、礼仪过程,以至实物和图像,都被采用到文章里。 他效仿使用着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许多材料,都得之于实地调查。这个材料采集的过程,亲身做过的人都明白,必须耐心,细致,吃得苦。景熙从一开始就走了这条路,这一走10年,其中甘苦,实在是不必言说的。光这一点,已经使人觉得后生可畏。而像九皇、德教几篇论文,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把宗教研究放置到海内外潮州人社会之中进行讨论,探讨民间宗教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变化,及其对社会组织发展的作用。这恰恰是当前学术界所关注的论题。于是,讨论也就有了更高层次的学术对话能力。 景熙勇于应用新理论进行研究,以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说”论韩愈贬潮三篇表文,用民俗学的“民间故事类型”和心理学的“集体无意识”理论,解释“林监丞破潮州风水”传说都是显例。这些论说往往让人耳目一新,尽管难免叫人感到有点儿生硬。比如说.一个群体,不管是自我认同的,还是他者认同的,它总是在同另外的群体对立的情况下获得认同,换句话说,它总是“排他”的,恐怕并非只是“潮州人”如此。 景熙跟着我学习过,在集子出版之前,他让我写个序言,我就写下了这些话。景熙现在年在而立和不疑之间,来日方长,多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工夫,前途当未可量。切记,切记。 2005年12月20日凌晨于潮州 后记 因缘际会,虽鲁钝如我者,也意外地得到王富仁教授的恩准,将敝帚自珍的拙文遴选出版,呈献到诸位的文几之上。 结集之时,掐指一算,从1994年在韩师学报上发表了第一篇潮州学研究的论文,一篇现在自觉羞涩殊甚的文章,直至于今,已经在潮州学的路上踉跄前行了十余年。 十余载的潮州学路上,景熙一以饶公为私淑宗师,而亲炙的教泽,则直接仰承自业师黄挺教授、林伦伦教授,复参师庄义青、谢礼荣、陈香白、王永鑫、郑群辉、黄景忠、谢重光、潘家懿、陈春声、蔡志祥、陈伟武、李志贤诸师。 从诸位师尊的身教言传中,末学获益良多。检视笑中旧稿,虽则卑之无甚高论,然自许尚属本分笃实之作。尤其自得者,谬承师友眷顾,各篇拙文的发表,从最初的问世后杳无影响,渐次演进,爰收获越来越多的批评。子日:“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人知之而己亦得以知之,幸何如之? 十余载的用心潮州学,凝结成诸位案头的这册静候评判的集子;而对于作者而言,最大的心得,大概就是:“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中庸》敷演“素其位而行”义旨,归结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窃以为,殆与《老子》“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殊途同归。 顺其自然,随缘精进。印公老人曾开示云:“须知了生死,愚夫愚妇则易,以其心无异见故也。若通宗通教,能通身放下,做愚夫愚妇工夫,则亦易。否则通宗通教之高人,反不若愚夫愚妇之能带业往生。净土法门,以往生为主。随缘随分,专精其志,佛决不欺人。否则求升反坠,乃自误耳,非佛咎也。” 以愚夫之身而做愚夫工夫,实为我愿,至于能否“带业往生”,自是须持平常心作随缘行了。由是,忍心祸枣灾梨,以志雪泥鸿爪,聊作新塔旧题,并祈读者诸君不吝赐教。 是集付梓之际,承蒙尊敬的饶公欣然赐题书签,黄、林二位恩师掷赠序言,汕头大学出版社廖醒梦、蒋惠敏二位老师鼎力玉成,纪相奎君、丁烁君代为校稿,特此一并致以衷心谢忱。 岁次乙酉霜降后二日,陈景熙于海涯尘寄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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