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纪念文集是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为纪念罗西北而组织编写的。文集收录了单位、个人对罗西北生平点滴的回忆文章，报刊对罗西北的采访文章，众多人士的题词，以及由家属提供的珍贵照片等。本文集忠实地记录了罗西北的事迹，细致地刻画了他的性格，以多视角记录了罗西北的传奇经历和高尚品格，以及他一生为水电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

2004年9月26日这一天，来自全国各地的水电建设者，云集在祖国大西北的黄河公伯峡水电站，共同庆祝“中国水电装机容量突破1亿千瓦”，中国水电实现了历史的大跨越。中国的水电是在艰难曲折中不断发展壮大的，表现出了它顽强的生命力。在我们庆祝这个辉煌成就的时候，我们更应该缅怀那些为了中国的水电事业而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无数水电建设者们，在中国水电事业的发展历程中，他们洒下了辛勤的汗水，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罗西北同志就是他们中间杰出的一位。

回忆罗西北(代序)

前言

“4821”同学情

题词

单位悼文

悠悠乌江水 不尽思念情

拳拳水电心 深深赤子情 浩然正气留人间

情倾“三江” 心系凉山

个人回忆

回忆罗总二三事

忆在罗总身边工作的几件事

活在我心中的可敬可爱的罗伯伯

罗院长、罗总、老罗

良师益友 风格永存

远见的嘱托

怀念罗总

献身于中国水电的卓越代表

永远怀念西北同志

锲而不舍的献身精神

缅怀罗西北同志

忆罗总

山河魂

和罗西北同志在一起工作的点滴回忆

黄河人的怀念

追念罗西北院长

西北忆“西北”

悼念罗总

深切缅怀西北同志先进规划思想对我国水电建设做出的突出贡献

难以忘怀的罗西北同志

怀念西北

深切缅怀罗西北同志

我心中的父亲

怀念良师益友罗西北同志

坦诚、敬业的罗总

难忘那次座谈会

梦圆金沙江

回忆罗西北老局长几件事

“四非”友悼罗西北

深切怀念老院长罗西北同志

罗总给我留下的财富

老一辈水利水电建设者的执著追求

相随罗总的一些往事

报刊杂志文章

把握优势

他心里挂着中国地图

命运与激流

罗亦农之子罗西北：跋涉江河 书写水电人生

罗亦农和他的儿子罗西北

《红樱桃》以外的罗西北

罗西北

风雨不改水电情

罗西北：江河入梦梦久长

胡耀邦与“4821苏修特务案”

罗西北同志生平

罗西北工作年历

后记

他的名字挺气派的：罗西北。

近视眼镜。头理得平平的。烟很勤。相貌上，分辨不出他属于敦厚长者，还是倔老头儿。三年前。我听人称他“罗局长”，后来又称他“罗院长”，更多的人称他“罗总”……

新闻界不讲究官衔，老呀小呀，喊得特随便，所以我一直喊他老罗。

为写这篇东西，有事要问问，给他挂电话。怎么没人接?像样的文章一般都有个像样的开头，得琢磨琢磨。要在他的名字上做做文章，罗西北，西北，挺有色彩的。《黄土地》、《红高粱》都跟西北有关系。瞎想了，又不是看电影，是写老罗。怎么还没人接?“……你大胆地朝前走哇，莫回呀头!”我正哼哼着，电话那边传来了老罗的声音……

(一)

“我是个普通人，有啥好写的?”他的语气里满是惊异，把电话震得嗡嗡响。

我就知道他得这么说。

不是格言，是我邻居的一句话：了解是从观察开始的。虽然，他是在讲恋爱的经过，我倒是马上想到了老罗。

1986年8月，几个专业学会组织一批专家赴黄河上游考察，我随团采访。在首都机场候机时，大家闲聊。

“知道吗，罗西北同志是国内一流的水电专家，留苏的。可不是建国后才去的哟，是1941年从延安去的。瞧，他过来了。”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老罗。

“总提那干什么，没啥意思。”老罗嘀咕了一句，在我旁边的座椅上坐下，摸衣袋，“烟呢?”又嘀咕了一句。我刚要递烟给他，他已从裤子的口袋里掏出了烟，美滋滋地吸上了。

专家?留苏的?我端量着他那身“二尺半” (深蓝色干部服)，那大大咧咧的坐相，没话找话地问他： “俄文您还记得吗，‘好’这个词怎么说?”

他一边紧嘬两口那支已很短的烟，一边说出了那个俄文词儿。

我不懂俄语，也不知他的发音准不准，反正听起来那音像是“后脑勺”。

当飞临黄河上空时，他朝下努努嘴：“跟你说，咱们的黄河上游，是有名的水电‘富矿’。”

我刚打完盹，睡眼惺忪地应和道：“您说说吧。”

……起先是我，随之是邻座的人的眼睛，随着他不高的声调，渐渐越睁越圆。黄河水电概况，理论储量，已开发程度：规划，好艰难的建设；摇头，满脸的不满足……跟国外比，怎么个赶法；体制上、技术上，应试试这么改、这么办：挥手，加重语气……

“这位专家是谁?”邻座的乘客问我。

“水电专家，姓罗。”我告诉他。

对方还在问，显然很有兴趣。我只得双手一摊，表示所知甚少。不过当时我就决定，要好好了解一下这位不谈业务时不引人注意、一谈到专业便令人刮目相看的专家。

(二)

“还是算了吧。真是，我有啥好写的?”“好了，老罗，咱们不争了，见面再谈。”我挂断了电话。

这老头儿，跟我搭对打桥牌时从不上心，赢了哈哈笑，输了还哈哈笑，没见他较真儿。刚看了《红高粱》，第二天，孩子们问他前一天看的是什么电影，他答“黄高粱”。“什么?黄高粱!”“是啊，没错。”孩子们哭笑不得地纠正说是“红高粱”，他倒来了一句：“反正是高粱”。说了，没必要的气他才不生呢。这回倒好，编辑催稿子，他倒认真地推谢，反叫我为难了。

稿子总得写。摊开纸，迟迟下不了笔。写些什么呢?

写他原籍湖南湘潭，却出生在上海，那是1926年12月。第二年他那个“赤色家庭”无力保护这个婴儿，他被带到了四川乡下。1938年初辗转到延安，还不满12岁。不，他不喜欢别人总搬弄他的家谱，说他是某某先烈的遗孤。

写他1941年初在延安自然科学院毕业后去了苏联，在第三国际办的一所学校里就读时，正赶上苏联的卫国战争。1943年他加入了列宁共青团，各方面表现优异。1945年8月随苏联红军解放我国东北时回国，1948年初已是中共候补党员，在与国民党打交道时，显得精明强干。这段就算了，他总说“我做的那点工作不值一提”。这老头对评功摆好的做法不屑一顾。

或者就从他们1948年9月又去苏联，就读于莫斯科动力学院水能利用系写起。对所学的专业，他珍视极了，提起初衷，不无自豪：“那时是想，列宁说‘苏维埃政权加全俄电气化等于共产主义’，那不学电学什么?”成绩一直是5分，毕业时得到了红色(专发给优异生)毕业证书。1953年初回国后，第一个岗位是水电总局设计处主任工程师，年龄28岁。

像流水账，絮絮叨叨的。写老罗，看来只能从水电上写起。他不想扯水电以外的事， “文革”期间，曾一度强迫他脱离了自己的专业，他大病一场。

(三)

城里分区停电。邻居们骂骂咧咧，还向我吵吵：“当记者的，写篇批评报道嘛，供电局是干什么吃的，说停电就停电!”

我解释：不能怪供电局，严重缺电已是全国的突出问题，电力供应与需求间的缺口太大，城市限电是不得已的办法，“入不敷出”……

写不成了，我搬把椅子到户外，打腹稿。

稿子里要用缺电的例子，选哪个?要么就举重庆为例。去年夏天到那里，街上新楼房、新市场一个挨一个，但因缺电，营业时点着蜡烛。不少外宾读着导游图上“重庆是中国两南文化、经济重镇”的介绍，又看看街面店铺内点着的一支支蜡烛，不解地耸耸肩……

“水是可以再生的、廉价的、没有污染的能源。水能资源比其他能源具有显著的优越性。国外无论是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优先发展水电。

“有些人总喜欢拍着胸脯数我们有多少‘世界之最’，告诉你，我国的水能资源就居世界之首。可能开发的水能资源有3.7亿千瓦，年发电量1.9万亿千瓦时。但截至1985年底开发程度还不足5％。不用说跟开发程度已超过90％的法国、意大利等国家比，就连印度和巴西也分别达到了17％和12％。相形之下，我们的水电建设，落后，跟不上趟，到处都缺电，让老百姓戳脊梁。

“水电背了几十年‘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的帽子。好，就把水电的优点统统抛开，单论那三顶帽子，这是把屎盆子都扣在水电头上。你想想，原有的体制，设计是一摊子，施工是一摊子，运行管理又是一摊子，干完了一个工程，还不知下一步搞什么。条条块块、层层道道，得拿出多少精力去磨嘴、扯皮，关系怎么也理不顺，还谈什么效益。

“我是干水电的。在延安，憋着劲儿学自然科学；在苏联，那么用功学专业知识。快四十年了，我们虽一直在干，成就不能说没有，但‘水电落后’这几个字一直紧跟着我们。唠叨了这么多，可能什么也没说明白，但我心里明白，这事放不下……”

这是那次考察时，在黄河边上，老罗对我说的长长的一段话。说话时，他大多背朝着我，面向黄河。他不激动，真的，不激动，一直是低着头，没挪动……  话太长，太专业了，又被黄河的涛响吞进去许多。有些话若在正式场合，会被挑鼻子挑眼，有些话在不同的部门，很可能引起争议。但，好在是朝着黄河说的，黄河没有鼓掌，也没有反驳，只是荡荡而流……

作为局外人，我一直想找老罗聊聊，让他“反思反思”，他那段话是否有“专业偏见”，是否“带着股情绪”。跟他越熟，我倒不想问了。他并没有把自己因坚持技术上的观点而被打成“反党集团干将”的事掺合在里面，并没有把“文革”中在小黑屋里受的罪掺合在里面。他只讲专业，他的能力和精力全在这个专业的行进中沉沉浮浮。

一个跑遍了全国大江大河的人，一个参与了那么多水电工程设计规划与施工的人，要是净说光溜溜的话，他这人就变味儿了。

“打是疼，骂是爱”，这句老百姓用以打趣亲人间磕磕碰碰的话，我想，确实是格言。P67-71

罗西北同志是我国著名的水利水电专家。2005年11月17日，不幸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

罗西北是湖南湘潭人，1938年至1941年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1941年到苏联学习，参加了苏联反法西斯卫国战争。1945年回国在东北参加了抗日战争，后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1948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后在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学习。1954年起，先后任燃料工业部北京水电勘测设计院主任工程师，电力工业部成都水电勘测设计院总工程师，刘家峡水电工程局总工程师，水电四局设计院院长、书记，水电部水电建设总局副局长，水电建设总公司副总经理，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院院长，水利电力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院院长兼党组书记，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副董事长、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咨询协会副会长。2000年离休后，任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高级顾问、小浪底水利枢纽建设管理局技术委员会顾问和中国工程咨询协会顾问兼技术委员。罗西北是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在罗西北同志逝世后，水利水电界的许多单位和领导、专家以及他的生前好友，都以不同的方式表示了沉痛的哀悼和深切的怀念。其中有不少同志，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专门撰写了纪念文章。这些文章从不同的侧面，缅怀了罗西北同志对我国水利水电事业所作的巨大贡献，也反映了罗西北同志丰富多彩的人生和他的高尚情操。

罗西北同志是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第二、三、四届理事会的副理事长，在学会的学术活动和自身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了表达对罗西北同志的崇敬和怀念之情，也为了便于广大的水电工作者能更好地了解和学习罗西北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学术造诣，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将怀念罗西北同志的文章和有关资料以《罗西北纪念文集》结集出版。文集的内容主要包括：报道罗西北同志病逝的新华社电讯稿；罗西北同志的生平简介和年历：部分工作及生活照片；单位悼文；友人题词；同学、同事的纪念文章；报刊杂志上的相关文章等。

《罗西北纪念文集》由中国电力出版社出版。在文集的编辑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等单位的大力支持，罗西北同志的亲属也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谢忱。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

2006年6月

2005年11月16日下午6点我离开医院时，两北拉着我的手说：“今晚一定要睡好，否则不得了。”我问：“怎么了?”他说：“很难受。”于是临走之前我看着护士将安眠药放在床头柜上，摸了摸他的额头就回家了。没想到这竟然是永别。17日清晨5点我被电话铃声吵醒，心里一阵狂跳。每天都是6点打电话来告诉我两北的血糖值，然后我通过电话安排他早餐吃什么，难道……我紧张地拿起电话，护士说： “罗老不好”。我急忙赶到医院时，高光前已先我一步到达，但西北那颗脆弱的心脏已停止跳动。眼睛微睁着，身上还热呼呼的，好像在等待着亲人们的到来，但我和孩子们都没赶到，他什么话都没留下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的心仿佛也停止了跳动，欲哭无泪，却不南自主地大喊着：“两北，你让我心痛了一辈子!”眼前一片漆黑……

就这样，他从2002年元月5日住进医院查体，直到2005年11月17日再没能回到我的身边，回到我们虽不豪华但整洁而舒适的家里。他来到这人世间时就没有一个完整的家来迎接他，临走时仍然是独自一人，每想到这里，我就心如刀绞。

2002年元月4日我们一同游了泳，第二天他住进了友谊医院，仅仅是为了查体，我放心地在家里陪着小时工打扫卫生。中午赶到医院正值午饭时间，见西北左手打着吊针，坐在床边对我发泄不满：“也不说清楚，就让我去做检查，衣服没穿好，在那里冻了两个小时……”说着说着就大声连续地咳嗽起来，脸憋得通红，喘不上气来。我急忙叫护士，转眼间病房挤满了医护人员，七嘴八舌地嚷着：“快、快，是心衰，吸氧……打针……”“快、快找单位，把家人都叫来……”此时我方意识到病情已很凶险，但一个多小时后，竟然转危为安，大家都松了口气。

第二天清晨他又习惯性地在走廊里散步了。经过几次检查，终于了解此次心衰决非偶然，心脏血管已三支病变，肾功能也很糟。天哪!2001年12月底他还为了四川瀑布沟电站的水位问题而出差成都，当时病情就严重到随时可能出问题的程度，但从外表看他依然“健康”。这就是罗两北，对工作他极为认真，对自己的一切却从不在意，连对病痛的感觉都十分麻木。我这个随时都在他身边的妻子，也不知不觉步人了误区——以为他的身体不会发生什么大问题。正是冈为我们都太大意了，西北才过早地离开了我，给亲人们的余生留下了永远的思念；为喜欢与他共处、共事的人们留下了深深的惋惜和怀念；给我这个与他厮守了50年的妻子留下撕裂般的心痛……

回忆一下又将我拉回到初与西北相识时的1954年。有一天我们一起看苏联电影，银幕上的小伙子对他心爱的姑娘说：“亲爱的，为了你，我可以赴汤蹈火。”两北突然小声对我说：“我才不会呢。”我吃惊地问他：“怎么了?”他说：“我最重要的是事业!”我心头涌起一阵失落感，哪个姑娘不希望“他”把自己当成生活中的“唯一”?可当和他那诚恳而认真的眼神相遇时，我终于明白了，自己找到的是一个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己任的大男人，而不是只追求光宗耀祖个人名利和家庭幸福的小男人(人各有志，也都无可非议)，失落感顿时消失，反倒有几分感动。我马上对他说：“好吧!哪怕光着脚我也跟你跑遍天涯。”没想到初恋时的几句戏言，却整整贯穿了我的一生。我不仅光着脚，还在布满荆棘的人生道路上与他相守相伴，跑到了最终。

西北真是个把自己喜爱的事业看得比一切都重要的人，这“一切”包括了他的妻子、孩子和家庭。他从不把他那曾是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父亲向人夸耀，他从不将从小参加革命当作政治资本，他从不为自己上学时一贯成绩优异而自满。在他看来，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和将来才是最值得下功夫的，所以他一生都在努力探索着，学习着，工作着。即使是在休息时，玩得最起劲的时候，你与他搭话，他立即“习惯成自然”地将话头转到河流、水电上，这一点凡是熟悉他的人无不知晓。他不太会拉家常，很少扯“题”外的事。他对生活最大的欲望就是有肉吃，他最在意的是有个能施展自己才干的工作。有时他也会像个顽童一样与我和孩子们打闹，但这样的时候太少了，因为他满心满脑的几乎全是工作。

记得我生两个女儿时的情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他把我送到医院，在门口焦虑地等待着，一见孩子呱呱面世，说一句“我走了”，就出差去了。等他出差回来，我和孩子都早已回到空荡荡的家里了。他大概以为家家都是这样，冈为他从小就不知道家庭是什么样的，他应该为家庭做些什么。你能责怪他吗，我只能无奈地叹声气原谅他。

1956年初他28岁就在成都水电勘测设计院当总工程师了，那时尚无干部年轻化的提法。当时的技术干部和大学教师都很年轻，但是28岁就当上大区设计院总工却很少见。有一次成勘院两位三四十岁的科长当着我的面聊天说：“老子干了十几年才是个科长，罗西北吃了洋面包回来就成了院领导……”这不是个别人的意见，可以说是“群众”看法吧。果然1957年成勘院的“大鸣大放”，一开始就指向了罗西北，口径出奇地一致，即西北是靠着三块金字招牌：“共产党员”、“烈士子弟”、“留苏学生，”爬上总工程师宝座的。那是我们第一次领教政治运动，可是始终不知自己错在哪里。水电总局的领导当然比西北清楚，很快派来了曹秉权总工，形成一个设计院不分上下、并列两个总工的安排。“反右”时曹总对两北斜目而视，倒不一定有什么恶意，只是觉得这个“娃娃”太年轻了。可共同工作一段以后，曹总很快和两北合作得非常好，许多老工程技术人员也开始尊重西北了。曹总去世时，他的夫人盛维兰第一个要求是：请通知罗两北。还有吴师德老总去世时，他老伴儿的第一个要求也是见见罗西北。有一次我们出差经过扬州，到一个大饭店准备吃午饭，下车时我喊了一声罗西北，正在院子里说话的总经理马上冲过来，大声询问：“哪位是罗西北?”当西北指着自己时，那个经理眼圈都红了，说他父亲华钟明刚去世，临终前让他们找找罗两北。我问两北是怎么回事，他简单但动情地说了一句：当年在成勘院时跟华钟明常一起出差。那天华钟明的儿子让人搬了许多箱扬州酱菜、香醋等特产送给西北，我们哪能拿得了，在车上就分给了大家。西北平时不擅长嘘寒问暖，但他用自己特有的诚恳和正直与大家过心，凡是和他共过事的人大都信赖他，彼此心心相印。

这样一个坦荡无私的人，厄运却总是追着他。“反右”、“大跃进”以及十年浩劫，哪一次运动他都没能幸免。这些政治运动对西北精神上的打击、肉体上的摧残真是难以言表，本文集中许多文章都提到过。这些年来许许多多的同行、同事们为他鸣不平，可是偏偏西北自己“记吃不记打”，只要运动的最后有个大体上公正的结论，他就不记前嫌，忙于工作了。我们理解的“大体上”其实是功过不分，只要承认他不是反革命就行了。“文化大革命”后期“解放”了他，当时他的身体已很虚弱，我们反而觉得很庆幸，好歹又可以工作了。西北一心想着将损失了的时间，用加倍努力的工作来弥补上，所以他没有任何怨言，主动请战带队上了环境极其恶劣的青海省茶纳山去修龙羊峡电站了。有多少人知道，他每每以牺牲自己的健康为代价，为的仅仅是抓紧时间多做工作。

2005年的10月21日是我与西北结婚50周年纪念日，我已在医院陪伴两北快4年了，而且预感到他将不久于人世，就决定找些亲朋好友庆祝我们的“金婚”，在紧挨着协和医院西门的全聚德烤鸭店订了几桌。当坐在轮椅上的西北被推人布置得喜庆洋溢的会场时，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他气色极好。李锐夫妇来了，李老见到西北以后很高兴，夫人张玉珍不断地念叨着：“没想到两北会这么有精神，气色多好，简直不像个病人……”两北特别高兴，已经快4年没有与这么多的朋友、亲人相聚，他对贺光辉说：“我还要再活十年。”我听到后一阵心酸，泪水夺眶而出，冈为“还要再活十年”的话他已对我讲过多次，理由是他还有许多事没办完，他还有许多想法要付诸实施……

从全聚德回医院的路上，两北告诉我，他希望天天有这样的聚会，因为他可以忘却病痛，我马上想到12月23日是他79岁的生日，我决定满足他的要求，开始考虑筹备下一次的生日聚会，但没能等到那一天他就匆匆地走了。

几年来他一直以顽强的毅力和病痛做着抗争，每天以笑容迎来黎明，而黎明带给他的不是光明和愉快的思考与工作，而是又一天的吃药、打针，各种无力回天的治疗。自从2003年5月30日成功做了肾移植手术后，他的脸色一直是红扑扑的，不带半点病容。病痛折磨他时，他自己设法转移注意力，下棋、坐着轮椅到户外遛达，边走边唱，有时还举起手来打着节拍，这种形象几乎使他变成了协和医院的“名人”。记得初入院时，大夫和病友们说他是“国宝”，后来又开玩笑夸他是“老帅哥”、“很绅士”，直到他离开人世的那一天，从表面上看不出他的虚弱，一双眼睛依然有神。病魔再肆虐，也没使两北失去人的尊严，他留给我最后的形象，依然是宽厚的笑容，不时地挥舞着一双大手。

在他生病住院四年中，得到了许多中央和各级领导的关怀。曾庆红同志亲自打招呼为他安排在广州南方医院做。肾移植；中组部老干部局局长傅思和，从西北住院时起就给予了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做手术的那一刻，广州市委原组织部部长刘玉甫一直守候在病房，直到手术成功，广州市委组织部的老干部局每天都跟踪着西北病情的变化；在北京，水利部的汪恕诚部长对我说：“罗西北的事，只要我能办到的，我都管”，并向珠江流域委员会的薛建枫主任打招呼，提供一切方便，薛主任真的是尽心尽责了；张基尧及郭建堂等同志，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的主要领导同志只要知道西北需要什么，很快就会送到，虽然他们工作都非常忙，每逢节假日一定捧着鲜花来医院探视……

两北离开规划院已多年了，平时工作上接触并不多，但是规划院一次不落地连续六次通过电力部和中国科协推荐两北参加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遴选。这样的设计研究单位的技术骨干大多是南各大区设计院选调上来的有多年实践经验的出色专家，但是，他们一次次让道给西北，由于西北数次落选而规划院至今没能产生一位院士。自西北有病住院以后，规划院更是一路为他的治病开绿灯，只要是能办到的，都努力去做。还有许多延安时期、国际儿童院时期以及大学时代的同学和业内同行们，不断地以各种方式表达对他病情的关切和良好的祝愿。特别应该感谢的是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在郑和顺院长的支持下委派了该院人事处韩学英同志到北京，专职陪伴我并照顾住院的西北达两年之久，她非常认真地对待此项不是“正规”工作的工作，尽心尽力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医院的护士和亲生儿女。我想，这一切都出于大家对两北多年辛勤工作的肯定，对西北人品的肯定，对两北专业造诣的肯定。大家是在努力地挽留他，因为在人们心目中，两北虽年逾古稀，仍然可以以他近60年所积累的科学理论、实践经验，来指点江河，造福人民。

“自古人生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两北走了，走得坦荡，走得磊落。他是个平凡的人，却有着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和不平凡的业绩，他没有留给我们许多钱财，但留给我们的是对人生价值这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的思考与联想。

我和孩子们为有这样的丈夫和父亲而骄傲!

在西北去世后的第一天，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新上任的党委书记带人来吊唁，第一句话就是“龙羊峡电站建成已十八年，今年水库的水蓄满了，这是罗老多年的心愿，可以告慰罗老了。”是啊，黄河上游龙头电站的水库蓄了200多亿立方米的水，相当于黄河的全年流量，这蓄的是巨大的能量和丰富的水资源，可以给下游带来极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里也蓄着罗西北的心血，尽管这心血曾经被泼过污水，但蓄在这里的水电人矢志不渝、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报效祖国的精神，后人们会对其肃然起敬，因为这精神早已融入进浩荡奔流的黄河之水中。

可以告慰两北的在天之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