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中国文物与考古界开始科学探索的时代。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翻开这套书,重温那些重大发现不断、研究成果迭出的激动人心的岁月,也许就能看到奋斗的足迹,也许就能触动智慧的火花,也许就可以在学术前沿开始一轮新的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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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河姆渡文化/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 |
分类 | 人文社科-历史-考古文物 |
作者 | 刘军 |
出版社 | 文物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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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20世纪是中国文物与考古界开始科学探索的时代。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翻开这套书,重温那些重大发现不断、研究成果迭出的激动人心的岁月,也许就能看到奋斗的足迹,也许就能触动智慧的火花,也许就可以在学术前沿开始一轮新的接力…… 内容推荐 《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是一套学科发展史和学术研究史丛书。其内容包括对20世纪考古与文物工作概况的综合阐述;对一些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和古代区域文化研究情况的叙述;对文物考古的专题研究;对重要的文物考古发现、发掘及研究的个例纪实。河姆渡文化是浙江省境内非常重要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以河姆渡遗址为代表。本书全面介绍了20世纪河姆渡文化的发现和研究概况,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和深入探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书中配有彩图8幅及插图47幅,资料翔实,图文并茂,是这一领域内的必备工具书。 目录 前言 一 河姆渡遗址的考古发现 (一)河姆渡遗址的发现 (二)河姆渡文化的确立 (三)江南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 二 河姆渡文化的初步研究 (一)河姆渡遗址的保存条件 (二)河姆渡遗址的文化内涵 1.丰富的遗迹 2.独具特色的文化遗物 (三)河姆渡遗址大量的动植物遗存 1.动物群 2.植物群 三 河姆渡先民的生存环境 四 河姆渡先民的经济生活 (一)河姆渡先民发达的耜耕农业 1.栽培稻谷的大量发现 2.农业生产工具 (二)河姆渡先民的家畜饲养业 (三)河姆渡先民的渔猎与采集活动 (四)河姆渡先民的生活习俗 1.生活用具 2.生活情况 (五)河姆渡遗址的建筑 1.建筑遗迹 2.木构建筑技术 3.干栏式建筑的复原推测 (六)河姆渡文化的原始艺术 1.雕刻 2.陶塑 3.彩陶 五 河姆渡先民对人类文化的杰出贡献 (一)中国最早的干栏式建筑 (二)中国最早的织机 (三)中国最早的象牙雕刻 (四)中国最早的漆器 (五)中国最早的木构水井 六 河姆渡文化研究的发展 (一)河姆渡文化考古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1.考古调查 2.考古发掘 3.分期与年代 4.与周邻原始文化的关系 5.河姆渡后续文化 (二)河姆渡文化的多学科研究 1.考古学文化研究 2.环境考古研究 3.稻作农业研究 4.原始艺术研究 5.原始织机研究 6.干栏式建筑研究 7.其他方面研究 七 河姆渡文化前瞻 (一)开展聚落形态研究 (二)加强以稻作农业为主的多学科研究 (三)关注“环太平洋文化圈” 参考文献 后记 试读章节 随着耜耕农业和家畜饲养业的发展,河姆渡先民的生活状况得到了改变。但是,尽管耜耕农业和家畜业为河姆渡先民增加了产品,仍然还要靠渔猎和采集作为经济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补充。 河姆渡遗址出土动物遗骸数量巨大,其中仅能鉴别属、种者达六十一个门类,还有许多骨骸是不知其名的。如果把这些已知的和未知的加在一起,其数量肯定居国内外已发掘的同时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之首。这表明河姆渡先民渔猎活动是非常频繁的。 河姆渡遗址北面有广阔的水域,沼泽湖泊为河姆渡先民提供了充足的水生动物资源。南面有深山密林、灌木丛林和茵茵绿草,也为河姆渡先民提供了丰富的陆生动物资源。总之,优越的自然环境为河姆渡先民提供了充足的自然资源。 《尸子·广泽》记载:“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渔,庖栖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渔猎是原始社会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从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有关遗物推测,河姆渡先民利用弹弓发射陶弹丸击落飞鸟,也有的用弓发射骨镞击落飞鸟。河姆渡第一期文化有一种C型Ⅱ式骨镞。圆柱形长锋,锋尖多圆钝。一些研究民族学的学者告知,在一些少数民族中有这样一种习惯,为了猎取有美丽羽毛的鸟,怕伤它的身子,就用类似河姆渡这种箭镞。强弓可以发射箭镞击倒野兽。河姆渡出土了各式各样的箭镞一千七百件之多,这与河姆渡先民广泛使用弓箭狩猎有密切关系。像鹿一类的动物抵抗力弱且数量多,喜成群结队外出觅食游闲,容易成为河姆渡先民的首选目标。这可以从河姆渡遗址出土大量的鹿类标本中可得到证实。而且鹿类的下颌骨大都十分残缺破损,意味着确实曾被食用。从出土的动物标本来分析,犀、象、虎、熊一类大型动物骨骼标本数量很少,说明这些动物的确凶悍无比,不易捕杀。 根据专家们对动物骨骼鉴定的意见,水生动物也是河姆渡先民的主要肉食来源,鱼类、龟鳖类等水生动物的遗骸之多,不胜细数,仅龟的遗骸就有一千九百七十多个个体。从出土工具看,河姆渡先民捕捉水生动物主要是用骨鱼镖和骨镞,鱼镖仅发现二件,不可能成为当时主要的渔猎工具,推测用弓箭捕鱼可能是当时主要捕鱼手段。据说鄂伦春族、高山族和黎族等少数民族过去也常用此办法捕鱼,一般是在皓月当空,鱼儿浮出水面时,人们举弓射鱼。还有一种办法可能就是徒手捕鱼,据说古代彝族男人善伏水取鱼,摸鱼主要有掏洞和捉地鱼等方法。当代原始民族中,居住在秘鲁亚马逊丛林里的基巴罗部族今天仍采用徒手捕鱼法。“她们通常赤手空拳站在水里,以她们粗厚的手掌来捉那滑溜溜的鱼”。河姆渡遗址里还发现个别网坠,不排除当时人们还采用结网捕鱼的方法。 采集和渔猎是原始社会最古老的两项生产活动。在河姆渡遗址有限的发掘面积中,发现当时河姆渡先民的植物类采集品就有橡子、南酸枣、菱角、槐树子及芡实等,这些野果除南酸枣外,都是富有淀粉的坚果。这些果籽埋藏在地层中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成堆成坑出现,有的坑里果籽足足盛装一筐也还有余,可见野果数量之巨。从野果的完整情况看,许多果籽是被掰成两半的,表明它已为河姆渡先民所食用。这些野果多在秋天成熟采摘贮藏,以备冬日之需,补充粮食之不足。 在发掘现场还发现有赤皮桐、细叶香桂、江浙钓樟、山鸡椒、苦槠及桑科天仙果等树种的叶片,也曾发现过枫香的果实。因河姆渡处于湿热温润的水网与森林交接地带,可能蚊虫特别多,燃樟叶可驱蚊除秽,被蚊虫叮咬后人的身体奇痒,起疙瘩,煮熬樟叶所得水油相似于现代的风油精,可起到止痒、散毒和消肿的功效。枫香树也是一种很好的药材,其叶、根、果也可直接入药,根可祛风湿,叶可疏风解表,还可消炎,果则可通经活络。P71-73 序言 俗称“锄头考古学”的田野考古学的诞生以及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基本完善,由此而引起的古物鉴玩观赏著录向科学的文物学的转变,是20世纪中国学术与文化界的大事。它从材料与方法两个方面彻底刷新了持续了数千年之久的中国古代史学传统,不但为中国学术界和文化界开拓出更加广阔的研究天地,也为一切关心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人们不断地提供了可贵的精神滋养和力量源泉。 仰古、述古、探古,进而考古,向来为我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明显的学术特点。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发其端,汉代司马迁撰写《史记》,北魏郦道元作注《水经》。他们对相关的遗迹遗物,尽可能地做到亲自考察和调查,既能辨史又可补史。这种寻根追源的治学态度,为后世学术上的探古、考古树立了榜样。此后,山河间的访古和书斋式的究古相继开展,特别是对古器物的研究,成了唐、宋时期的文化时尚。不少学者热衷于青铜铭文、碑刻、陶文、印章等古文字的考释,进而有了对器物的辨伪鉴定、时代判断、分类命名等,逐渐兴起了一门新的学问——金石学,涌现出许多著名的古器物鉴赏家和收藏家。只是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金石学家们无法了解所见文物的出土地点和情况,也难以涉及史前时代漫长的演进历程,因而长期以来始终脱离不了考证文字和证经补史的窠臼。即使如此,他们的艰辛努力和取得的成绩,还是为推动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并且在事实上也为中国考古学和中国文物学的起步铺设了最早的一段道路。 20世纪初,近代考古学由西方传人。中国学者继承金石学的研究成果,学习并运用西方考古学方法,开始从事田野考古,通过历史物质文化遗存,探寻和认识古代社会,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早在1926年,中国学者就自行主持山西南部汾河流域的调查和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发掘。随后,我国学者同美国研究机构合作,有计划地发掘周口店遗址,发现了北京猿人。从1928年起至1937年,连续十五次发掘安阳殷墟遗址,取得了较大收获,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进行,田野考古勘探、调查和科学发掘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蓬勃有序地开展,许多重要的典型遗址和墓地被揭露出来,重大发现举世瞩目。它们脉络清晰,层位分明,文化相连,不仅弥补了某些地域上的空白,而且衔接了年代上的缺环,为研究中国古代史、文化史、科学史以及其他学科领域,提供了珍贵、丰富的实物资料,极大地影响着人文社会科学诸多学科专业的研究与发展。这段时间被学术界称为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下,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体系和方法论逐渐形成。有关研究成果不仅极大地改变和丰富了人们对中国文明起源、中国古史发展等重大问题的认识,同时也扩展了中国文物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式。可以说,考古学的发展与进步,直接影响到文物学的形成与发展,而且影响到全社会对文化遗产重要作用的认识以及世界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明的重新认识。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文物界就中国文物学的创立,逐渐取得共识,在共同探讨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学科体系。不少学者发表了有关论文,出版了专著,就文物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以及在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中如何对文物进行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发表意见。这些研究成果已获得学术界的赞同。 在这世纪之交和千年更替之际,对中国考古学和中国文物事业作一次世纪性的回顾和反思,给予科学的总结,是许多学者正在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如果能通过梳理20世纪以来重大发现和研究成果,透视学科自身成长的历程,从而展望未来发展的方向,以激励后来者继续攀登科学高峰,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为此,经过酝酿、商讨和广泛征求意见,我们约请一批学者(其中有相当多的中青年学者)就自己的专长选择一个专题,独立成篇,由文物出版社编辑出版一套《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并以此作为向新世纪的献礼。 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是一套学科发展史和学术研究史丛书。其内容包括对20世纪考古与文物工作概况的综合阐述;对一些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和古代区域文化研究情况的叙述;对文物考古的专题研究;对重要的文物考古发现、发掘及研究的个例纪实。 此套丛书的内容面广,而且彼此关联。考虑到各选题在某些内容上难免会有重叠或复述,因此在编撰之初,我们要求各选题之间互有侧重,彼此补充,以期为读者了解20世纪中国考古学和文物学的发展提供更多的视角。 我国的文物与考古工作,虽在20世纪得到了迅速发展,但仍有许多重大学术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我们主持编辑这套丛书,除了强调材料真实,考释有据,写作态度严谨求实外,也不回避以往在工作或研究上曾经产生的纰漏差错和不足之处,以便为今后的工作和研究提供借鉴。虽然我们尽了很大努力,但限于水平,各篇仍很难整齐划一。由于组稿和作者方面的困难和变化,一些计划之中的题目也未能成书。这些不周之处,敬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在丛书编印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文物、考古界的广泛支持。何东先生在出版经费上给予了热情帮助。在此,一并深表感谢。 2000年6月于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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