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历史故事，鲁迅笔下的咸亨酒店、孔乙己、阿Q,醇香的绍兴老酒，画家画笔下的乌篷船、油毡帽，改革开放以后兴起的绍兴轻纺城……，绍兴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既有许多让人回味的历史故事，也有流传至今的文化习俗。这套丛书由在绍兴旅游管理行业工作多年的专家编写，资料翔实，内容全面，值得旅游文化业的同仁以及对绍兴历史文化怀有兴趣的人士参考。

绍兴是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在当时公布的二十四座同类名城之中，也包括以后陆续公布的许多这类名城之中，从历史和文化两方面进行考察研究，绍兴都具有它与众不同的独特性。中国是个历史悠久、文化璀璨的大国，古都名城，所在多有。论区域历史，绍兴显然比不上中原秦晋；论城市规模，绍兴也远不及北京南京，但绍兴却拥有其他一切名城所无法比拟的特色。

我往年曾撰《聚落、集镇、城市、古都》一文(《河洛史志》1994年第3期)，从聚落地理学的观点，阐述这四种不同类型聚落的概念及其发展变迁的规律。一座现代城市，在其以往的发展历史中，古都是它登峰造极的经历。我在该文中曾为一个现代城市而获得古都称号设定了两个条件：

第一，这个城市，在历史上曾经成为一个独立政权的首都，却并不计较这个独立政权的辖境大小和时间长短。例如，五代的闽，建都长乐府(今福州)，只有三十七年；五代的南汉，建都兴王府(今广州)，只有五十五年。但福州和广州均可作为古都。第二，可以称为古都的现代城市，在地理位置上必须与当年的古都重合，或部分重合。

上世纪90年代，我受有关方面的委托，主编《中国都城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 999年出版)，颇有一些够不上古都称号的城市，因获悉我主编这部辞典，希望在辞典上列名。这当然是爱莫能助的事，我不得不在这部辞典的《前言》中重申这两个条件，以取得这些城市的谅解。

现在来看看绍兴，绍兴是从一个聚落发展成为古都的现代城市。我在拙作《历史时期绍兴地区聚落的形成与发展》(《地理学报》1980年第)期，收入于《吴越文化论丛》，中华书局1 999年出版)一文中曾经作过论证，这个地区在第四纪卷转虫海退以后是一片沮洳泥泞的沼泽地，从会稽山地进入沼泽平原的越族先民是在平原的一些孤丘建立聚落，从事垦殖的。绍兴城的前身，就是这个地区的若干孤丘聚落。远古人民在平原上利用丘阜建立安身立业的聚落，这是常见的事，不要说南方，在黄河流域也有不少这样的例子。但从孤丘聚落发展成为都城，不仅建城的年代确然可考，而且城址长期稳定不变，实在很难找出像绍兴这样的城市。以中国著名的古都为例，现代西安肇始于西周丰镐，但丰镐在今西安以西，绝不重合，以后的秦咸阳和汉长安则在今西安以南，也绝不重合。现代西安是在隋唐长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洛阳也是如此，周代所建的王城在今城以西，汉魏故城在今城以东，都并不重合，现代洛阳也是在隋唐故城上发展起来的。

绍兴却完全不同于播迁不定的其他古都，我在《历史时期绍兴城市的形成与发展》《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下册，巴蜀书社1 990年出版，又收入于《吴越文化论丛》一文中对此作了阐述：沼泽平原上的孤丘聚落在公元前六世纪前后已经出现，而今绍兴城一带，在东西约五里、南北约七里的范围内，冲积层上崛起的大小孤丘达九处之多，越王句践在其即位的第七年(前490)，以这些孤丘聚落为基础建成这座都城。其中最高的种山、蕺山和怪山，构成三足鼎峙的形势，这种形势迄今不变，成为城址稳定的座标。所以我在《论绍兴古都》《历史地理》第九辑，收入于《吴越文化论丛》一文中指出：“在我国，实在很难再找出像绍兴这样一个古都，在地理位置上如此稳定不变。”由于建城年代的记载确凿和城址的稳定不变，作为一个古都，它的存在实际上比现代西安和洛阳等都要早得多，这就是绍兴名城在历史上的不同凡响。

从文化的角度考察绍兴，绍兴的文化渊源可以追溯到禹的传说。早在上世纪20年代，顾颉刚就在《古史辨》中提出：“禹是南方民族神话中的人物”，“这个神话的中心点在越(会稽)”。我在拙作《越族的发展与流散》(《东南文化》1989年第6期，收入于《吴越文化论丛》一文中分析了顾氏的论断。由于当时在第四纪研究方面还显然落后，所以他在洪水的来源上尚未虑及海进，从当今的第四纪研究成果评价顾氏的论断，他的论断完全符合事实。我在此文中说：“越族居民在会稽、四明山地的山麓冲积扇顶端，俯视这片茫茫大海，面对着这块他们祖辈口口相传的、如今已经为洪水所吞噬的故土，当然不胜感慨。他们幻想和期待着有这样一位伟大的神明，能驱走这滔滔洪水，让他们回到这块广袤、平坦、富庶、美丽的平原上去。”这就是顾颉刚所指出的这个中心点在越(会稽)的神话的由来。

神禹确实为他们驱走了宁绍平原的洪水，但呈现在古代越人面前的，却并非祖辈所传的平原沃土，而是一片潮汐出没的沼泽地。对于长期生活在崎岖的会稽山地的越人，平原对他们当然是一种极大的诱惑，但早期进入平原的越人，显然面临着极大的困难。自此以后，越王句践领导越族人民，改造自然，发展生产，即所谓“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艰苦事业。早期流传于越人之间的神禹治水的神话，表达了他们“神”定胜天的愿望，而旬践的业绩，诸如兴修富中大塘和吴塘等，用以拒咸蓄淡，改造水土，发展垦殖等等，则是实实在在的人定胜天。不论是“神”定胜天的愿望和人定胜天的实干，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改造绍兴古代的水环境。越族先民的殷切愿望和越王句践的艰苦经营，都是为了让这个地区穷山恶水的自然环境，转变为山青水秀的沃土息壤。而绍兴的古代文化，就是从这种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孕育起来的。

越王句践初步完成了越族先民的愿望，后汉太守马臻以其巨大的魄力创建了鉴湖，绍兴的穷山恶水获得了根本的改变。随着自然环境的改变，人文环境也出现了飞跃式发展，两晋之间北人大批南迁，许多中原望族，都以会稽为安身乐土，东晋永和九年(353)的兰亭修禊，是绍兴文化高度繁荣的标志。以王羲之为首的四十二位全国一流名士汇集于稽山镜水之间，确实集一时之盛。自然环境的改造促进了经济发展，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了文化的繁荣。管仲曾谓”越之水重浊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在此时出现了“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的如画风景。司马迁目击的这个“地广人希”的鄙陋之区，发生了“土地褊狭，民多田少”的巨变。从两晋之后到两宋之间，在当地生产力已经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又一次接纳了大批北方来客，经济与文化因而更有大幅度的上升，这就是陆游在嘉泰《会稽志’序》中所说的：“股肱近藩东诸侯之首也”，“今天下巨镇，惟金陵与会稽耳。”所以综观绍兴的历史，从远古到于越，从于越到两汉、两晋、两宋以至近代，一直是循着改造自然、发展经济、繁荣文化的良性循环不断提高，不断前进，这就是绍兴这座名城的历史文化特色。独特的历史，独特的地理，孕育了独特的文化，这也就是我们编撰这部《绍兴历史文化丛书》的缘起。

文化的内涵十分广泛，加上绍兴这座名城自从建城二干五百年来不同凡响的经历，绍兴历史文化的整理研究是一个大课题。我们的前辈和当代的不少学者，都曾从各个不同角度对这个课题作过研究，并且获得了不少优秀的成果。由于这个课题实在深远广大，要对此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整理研究，或许不是一辈人和一个时代可以完成的。集腋成裘，聚沙成塔，有待于学者们的继续努力。

我们花了较大的力量，组织编撰这部《丛书》，尽可能地考虑到绍兴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选定了三十个课题，按课题性质，约请当代有造诣的专家学者执笔。这些课题中，有的以文化为重心，如《绍兴越文化》、《绍兴水文化》、《绍兴语言文化》、《绍兴旅游文化》等，有的以历史为线索，如(《绍兴农业史》、《绍兴灾异史》、《绍兴书法史》、《绍兴教育史))等，有的则以专题形式撰写，如《绍兴师爷》、《绍兴堕民》等。《丛书》包罗的这三十种书稿，内容当然各异，体裁也不尽同，但阐述和弘扬绍兴历史文化的宗旨是《丛书》的每一位作者都充分明确并作了最大努力的。《丛书》虽然出版于一朝，但其实都是每一位作者多年积累资料和长期辛勤耕耘的成果。我们当然不敢自诩这部《丛书》能对绍兴历史文化作出多少贡献，我们的意愿仅仅是在这新世纪之初，为这座历史名城奉上一份薄礼，同时也是为海内外绍兴籍人士以及其他对越文化有兴趣的学者提供一点资料。长江后浪推前浪，希望在这个世纪中，绍兴历史文化的研究能获得更大的成就，当然更希望绍兴这座知名于海内外的名城，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继续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这部《丛书》由前绍兴市旅游局局长傅建祥先生创议，经过他的周详擘划，尽力筹措，落实了经费和出版事宜。《丛书》的选题、组稿和编辑有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方面，前绍兴县地方志办公室的颜越虎先生做了大量工作。我忝为《丛书》顾问，在《丛书》行将问世之时，特写数言，祝贺此书的出版，也感谢各书作者们的奉献和中华书局的支持。

陈桥驿

2003年1 2月于浙江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