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并曾兼任哲学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他主要从事西方哲学史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美学的研究。这本文集是作者在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的记录，相信会对从事西方哲学及美学研究及教学的人士有所裨益。

这个文集是我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西方哲学和美学方面发表的文章中编选而成的，可以算是我在这些领域中从事的研究工作的一个记录。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思考和探索，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我终于领教了哲学和美学之难。这一苏格拉底式的回答决不是出于自谦，而是因为我认识到虽然谁都可以谈哲学和美学，但要真正懂得又是谈何容易。

其实·我开始和西方哲学与美学打交道也是多少有点偶然的。已故的周扬同志说我是研究“黑学”的，这大概是因为我在50年代当过贺麟先生的副博士研究生，曾经在他指导下学习黑格尔哲学的缘故。实际上，我是半路出家，原来学的并不是哲学。我在解放前夕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的是政治学，副修经济学。在大学里不仅没有读过黑格尔的著作，而且连一般西方哲学的知识也少得可怜，徐怀启先生讲的“哲学与宗教”课程，就是我在大学时期所受的全部正规的哲学训练了。当时从来没有想过会去从事哲学研究工作，后来怎么会走上这条路，用我们的职业用语来说，也许是由于所谓“历史的误会”吧。

关于这段往事，我曾在一篇带自述性的文章里有所叙述：“1950年冬，我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在冰天雪地里正好赶上了第二次战役，然后又南下参加了第五次战役，从长津湖一直前进到三八线。在艰苦的行军和敌机轰炸中几乎把随身用品丢个精光，成了彻底的‘无产者’，战役结束转移到后方，却意外地发现，在出发前轻装时留下的物品中还保存着一本俄文的《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它是我出国途经沈阳时在国际书店买的，就成为我当时在朝鲜战场能利用来提高俄语水平的惟一工具。这样，由于偶然的机会，我开始接触到西方哲学和美学。我学俄语不久，要读懂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在防空洞里微弱的烛光下，我逐字逐句地啃，反来复去地琢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意思，有时简直是猜。这样硬啃生吞的结果，不仅逐渐增加了我对这位‘俄国的普罗米修斯’的理解并油然产生了崇敬之情，而且越来越使我对哲学和美学发生了兴趣……现在回忆起来，在朝鲜战场上度过的几年实在是我的学习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955年我从朝鲜回国，转业到中国科学院干部培养部工作。这个部门的任务是组织科研人员的政治理论学习、派遣留学人员和实施刚颁布的副博士研究生条例。当时党正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广大科研人员热情高涨，在耳濡目染之下，我也萌发了想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强烈愿望。凭着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的干劲和勇气，我利用一切业余时间搞起研究和翻译工作来了。那时我除了发表过一篇关于经济学的文章外，还没有写过哲学文章。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我利用几个星期天写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社会政治观点》一文，寄给《文史哲》杂志，因为有同志告诉我这家刊物是最关心支持不知名的青年作者的。这篇幼稚的习作居然承蒙采用，这就大大增强了我研究哲学的信心。我真正开始学习和研究哲学，还是在我投考贺麟先生指导的副博士研究生之后。按我过去在大学里所学的专业，本来打算投考经济研究所的政治经济学专业，但有鉴于列宁所说“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觉得还是应该先学习掌握正确的方法，因此下决心到哲学研究所跟贺麟先生学黑格尔辩证法。贺先生收下了我这个哲学根基很差的学生，要我系统地从头开始阅读从古希腊到西方近代的哲学史上的重要原著，当然更着重指导我读黑格尔的一些主要著作，特别是《精神现象学》、《小逻辑》和《美学》。黑格尔的体系包罗万象，气魄宏大，思想丰富深刻，使我大大地开阔了眼界。《精神现象学》晦涩难懂，其著名的序言是贺先生逐字逐句向我们讲解的。这部著作正如马克思所说，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可称得上是辩证法登峰造极之作。在所有的西方哲学著作中，它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我把它租贝多芬的英雄交响乐一起，并列为法国大革命时期德国精神的光辉体现。当时《小逻辑》已经有了贺先生的译本，是我最花工夫反复熟读的黑格尔著作，它使我了解什么是辩证法，但说实话，我并不十分喜欢它那种抽象的逻辑范畴推演方式。我个人更赞赏黑格尔的《美学》，它对我的启示是理论研究必须有广阔的历史感和历史视野，必须重视历史，根据大量实际材料说话，否则就容易沦为空谈。那时朱光潜先生的流畅的《美学》中译本尚未出版，我只得利用英译本啃了一遍，觉得似乎还有一点收获，可以写篇东西把黑格尔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一比较研究。这个想法得到贺麟先生的支持和鼓励，文章写成后，由他作了认真的审阅，并推荐给《哲学研究》发表。《论车尔尼雪夫斯基对黑格尔美学的批判》是我的第一篇美学史论文，它和我后来写的《黑格尔的悲剧论》都是这个时期钻研黑格尔《美学》的结果。可以说，我对西方哲学和美学的兴趣就是从黑格尔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始的。

1958年，我结束了研究生的学习，留在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组工作。这时我已经深深地陷人西方哲学史的学习和研究，放弃了原先打算回过头来研究经济学的念头。在西方哲学史领域内涉猎的范围也逐渐扩大，从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到德国古典哲学以至杜威的实用主义，都曾是我研究探讨的题目。不过我的主要兴趣还在于从西方哲学史中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渊源，特别是辩证法思想的历史发展。当时在报刊上发表的不少文章是姜丕之同志和我合作写成的，他是长期在理论宣传和新闻战线上工作、富有革命经验的老同志，却下决心转行到科学院研究西方哲学，他的那种刻苦钻研的毅力和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问题的精神，使我在合作研究中获益良多。除了我的导师贺麟先生外，西方哲学史组的其他一些曾在西方国家留学研究哲学的老专家如杨一之、王久兴、温锡增、管士滨等先生，也在研究工作中给予我很多帮助和指导。他们的丰富知识和高深的学术素养，令人敬佩，我作为西方哲学史组学术秘书，常向他们请教学术问题，总能得到比较满意的解答。说实在，在50—60年代，政治运动不断，从事专业学习和研究的时间很少，我在这个时期写的一些文章都是利用运动间隙挤时间完成的，有的是未经深思熟虑的急就章，而且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这次选了部分文章编人文集，除了一些技术性的修改外，对内容未作更动，以保持原貌。实际上，人的认识是随着时代而变的，我对一些西方哲学家的看法前后也有所变化。通过这次编选工作，我觉得重新检查一下自己过去写的文章，认真地想一想其中有哪些失误，吸取经验教训，对提高认识是很有好处的。可是，我也不能同意这样的一种意见，仿佛过去对西方哲学的一切批判都错了，从柏拉图到杜威都不该批判。我认为，如果这样看问题，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革命的、批判的，它要改造整个旧世界，就不能不批判地对待旧世界的哲学思想。问题的关键是这种批判必须是实事求是的、充分说理的、科学的，这种批判绝对不应被曲解成打倒一切的所谓“革命大批判”，它决不是对以往哲学文化的简单的全盘否定，而应该是辩证的否定，也就是在批判对方的同时吸收和继承了对方的一切积极因素，从而扬弃对方、使自己丰富和发展起来并超越对方。我觉得，目前的理论研究中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不是多了，而实在是太少了。

50—60年代可以说是我在哲学研究生涯中的学徒时期。读书十载，似乎刚刚摸到一些门道，就迎来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使研究工作陷入停顿，使我白白浪费了十年最好的年华。“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使我们这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从噩梦中醒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新的思想路线，帮助我们挣脱长期以来禁锢着人们头脑的思想枷锁，看到展现在科学研究面前的大片新天地，真有如获新生之感。重新拿起笔来，我首先想到的是要进行反思，为拨乱反正做一点事。我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平反，发表在《红旗》杂志上，似乎没有引起什么不同意见。另一篇文章试图对历来受批判的人道主义作重新评价，在《人民日报》刊登后则引起了不少异议，虽然当时得了奖，却也受到了批判。现在事过境迁，可以比较客观地评论其是非得失，因此还是把这篇文章选人文集。我写这篇文章是有缘由的。在60年代反对修正主义的高潮中，我参加周扬同志主持的反修写作组，其任务是写一本书，彻底批判人道主义，挖掉修正主义思想的“根子”。经过将近两年的紧张工作，认真地钻研了许多马恩著作，编选了不少有关的资料，也写成了一个初稿，但最后“文化大革命”的来临使这本书流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周扬这位理论界反修的领导人自己也被打成“大修正主义分子”，而遭到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他主持的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也被诬之为“假批判”。经历了文革的风雨，目睹了许多人蒙受的惨无人道的遭遇，不能不引起我的深思，使我怀疑我们过去对人道主义的那种简单粗暴的高调批判究竟起了什么效果，究竟是否真的符合马克思主义。如果我们不能从中吸取一点历史教训，那么这些文革中的无辜牺牲者所付出的血的代价岂不是白费了吗?

在西方哲学史的研究方面，我又重新拣起了黑格尔。这时青年黑格尔进入了我的视野，成为研究的重点。这是受了贺麟老师的启发和影响。贺先生在晚年花费很大精力研究黑格尔早期思想并翻译出版了《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一书，他曾对我说，他一辈子研究黑格尔，但涉猎黑格尔早期著作却较晚，经过钻研才发现这是解开黑格尔哲学秘密的真正钥匙，不了解青年黑格尔，后来的辩证法思想发展将成为无源之水。正是在他的鼓励下，我完成了《青年黑格尔的社会政治思想》这篇长文和关于青年黑格尔论劳动和异化的几篇文章。这些文章都经贺先生审阅并提过意见，现在选两篇收入文集，也是表示对老师的感激和怀念之情。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我对青年黑格尔也许有一种偏爱，总觉得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洋溢着辩证思想的青春活力和对现实的批判精神，比他思想“成熟”后充当普鲁士官方哲学家为现实辩护的理论要高超得多。有的研究者说，青年黑格尔在精神气质上更亲近青年马克思，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文革后研究的视野更开阔了。过去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探索从康德、黑格尔经过费尔巴哈到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上，这确实是人类哲学思想史上的伟大转折，其影响和意义远远超过西方哲学史家所说的这样或那样的“转向”。但是我感到研究黑格尔还应该注意黑格尔之后发展起来的另一条相反的思想线索，那就是以突出个人为特征的社会哲学思潮。雅斯贝尔斯的一句话引起了我的兴趣，他说：“克尔凯郭尔和尼采使我们睁开了眼睛。”当时尼采研究在我国已停顿多年，被视为“禁区”，而克尔凯郭尔则鲜为人知，连他的著作在国内也不容易找到。80年代初我有机会去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那时哈佛哲学系可说是名家荟萃，蒯因虽已退休，但仍常来校讲课，罗尔斯和普特南正当盛年，然而不知为什么当代美国哲学总引不起我的兴趣，现在回想起来很惋惜没有充分利用向他们请教的在国内用中文发表，这次从其中选了三篇按发表时的原文刊载于后作为附录，或许还可供参考。

是为序。

汝 信

200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