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数量能否做到有效控制，人口质量能否迅速提高，人口结构能否在合理的范围内得到调整，是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因素。本书立足于人口学视野，探讨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中心围绕人口发展战略及其决策选择研究展开。深化人口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力图以实证研究的深入推动理论研究，再以理论研究的深化带动实证研究。

自序………………………………………………………………1

一、控制人口增长的理论与实践

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3

2000年中国的人口和就业 ……………………………………10

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转变

——建国35年来人口发展的回顾与展望…………………14

论孩子成本一效益理论和人口控制……………………………27

“中观”人口控制与社区综合发展……………………………41

80年代中国人口发展回顾与展望………………………………53

90年代的中国人口问题 ………………………………………65

中国人口态势：面对行将来临的五大高峰

——基于“五普”的数据分析和预测 …………………87

二、人口与经济

调整是目前国民经济全局的关键………………………………99

为社会主义的“托拉斯”恢复名誉……………………………105

对“人手论”的几点看法………………………………………110

四个现代化和从九亿人口出发…………………………………113

人口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121

人口年龄构成对经济发展的影响………………………………139

经济生产年龄人口的变动和就业战略重点的转移……………144

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人口…………………………………………155

论孩子社会附加成本一效益……………………………………167

中国1992年家庭经济与生育10省市抽样调查报告……………181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人口控制……………………………………199

我国劳动用工制度的重大改革

——论5天工作日与提高劳动生产率……………………217

西部开发重在人力资本积聚……………………………………221

三、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论第三世界国家人口和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233

人口发展走向良性循环的途径探索……………………………245

应高度重视潜在的“性别危机”………………………………271

论人口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73

人口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287

人口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299

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及其理论体系……………………310

人口健康：可持续发展关注的新视野…………………………321

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立场………………………………………333

走现代文明发展之路……………………………………………342

四、人口老龄化与城市化

中国老年人口宏观

——1987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分析 ……347

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老年保障体系……………………………364

现代化·老龄化·社会保障……………………………………373

驾驭老龄化新变动，延长老年人健康期………………………384

“二元经济”与农村养老保障改革……………………………596

“未富先老”：机遇与挑战……………………………………404

改革和开放给人口城市化带来新的生机………………………407

中国城市人口划分标准问题研究………………………………419

流动人口激增的理论思考及其政策选择………………………430

迈向21世纪的中国人口城市化…………………………………433

五、人口学科建设与学术交流

要建立科学的人口理论

——回顾建国以来关于人口问题的几次论战……………447

发达国家人口研究动向和人口问题……………………………462

关于老年学和建立具有中国特点老年学的宏观思考…………471

20世纪人口科学发展一瞥……………………………………482

解放思想，应对转变，谋求人口科学新发展…………………488

人口学·人口与资源……………………………………………495

人口学·人口与环境……………………………………………528

生育文化：人口科学研究的新领域……………………………551

中国人口科学发展的昨天、今天与明天………………………565

主要著作目录……………………………………………………582

进入60年代以后，刘少奇同志曾经在多种场合讲过要学习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经验，力办“托拉斯”，即专业公司，在他和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同志的积极倡导下，1964年前后试办了中国制铝工业公司、中国烟草公司、中国医药公司、中国橡胶公司等十二、三个全国性的专业公司，有的省、市也试办了一些地方性的专业公司。可是在十年动乱期间，林彪、“四人帮”掀起了一股大批“托拉斯”之风，把刚刚诞生不久的“托拉斯”扼杀在摇篮里，并给刘少奇同志办“托拉斯”罗织了种种罪名。现在，关于“托拉斯”的这一桩公案，到了需、要彻底澄清的时候了。

给刘少奇同志办“托拉斯”扣上的头一顶帽子，是在工交部门“复辟资本主义的铁的罪证”，是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黑纲领”。其“逻辑”是，办“托拉斯”搞“垂直领导”，使“托拉斯”及其所属企业脱离了党和政府的领导，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化”开了方便之门，可以为所欲为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等等。

办“托拉斯”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吗?否!恰恰相反，列宁指出：“只有那些懂得不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就不能创造或实行社会主义的人，才配称为共产主义者。因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空想，而是要已经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去掌握和采用托拉斯所造成的东西，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去向资本主义的第一专家学习组织托拉斯大生产的本领，那这种本领便无从获得了。”(《列宁全集》第27卷，第324—325页)这清楚地告诉我们，托拉斯虽然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出现的一种垄断组织形式，但它也是社会化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并且是可以为社会主义所借鉴的一种科学的经济组织形式和管理方法。

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发展起来以后，技术水平越来越高，分工越来越精细，专业化生产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发展起来。要把这些迅速发展起来的专业化生产组织起来，就需要有一种适当的组织形式。于是“托拉斯”应运而生。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一般地说，要以资本主义已有的物质基础为前提，要继承和发展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科学的东西，包括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科学管理方法。特殊地说，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度取得胜利，例如中国这样，那它更要学习资本主义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经验，其中包括组织托拉斯的经验。当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托拉斯”有着本质的不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不同，生产的目的也截然不同。所谓“托拉斯”不过是借用它的组织形式和科学管理方法而已。正是从这点出发，刘少奇同志在60年代提出了办社会主义“托拉斯”的主张。可见，把办“托拉斯”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把“托拉斯”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法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大生产中划出去，是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

给刘少奇同志办“托拉斯”扣上的第二顶大帽子，是“以帝为师、以修为师”，与国际上帝修反和国内牛鬼蛇神的进攻“相呼应”，是一个“政治大阴谋”。

然而，谁都知道，一种经济组织管理形式的确立，绝不是由什么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决定的，而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与这种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的。拿我国60年代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情况：

其一，国民经济经过建国初期的三年恢复，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头二、三年的发展，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据统计，国营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由1952年的二百四十点六亿元，增加到1962年的一千二百零九点三亿元，即增长五倍，其中工业增长七点三倍。工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一百四十亿元，增长到1962年的八百五十亿元，增长六倍多。工业所创造的国民收入。1949年只有四十五亿元，1960年增加到五百六十五亿元，即增长十二点五倍。这些情况表明，在建国后的十多年里，我国国民经济，尤其是工业生产突飞猛进的发展，为工业企业办“托拉斯”准备了物质前提。

其二，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托拉斯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程度越高，它活动的舞台就越宽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方面社会化大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私有制存在又使生产的社会化受到限制，加剧着生产资料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只有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才能真正解除这个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为广泛组织专业化协作，建立各种专业公司和联合公司，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其三，旧中国工业基础薄弱，解放初期为了尽快形成生产能力大都建成“全能厂”，这在当时是必要的、合理的。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全能厂”数目越建越多，按专业化协作改组工业便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事实上，50年代后期已经着手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进行了两次工业改组。一次是1956年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完成以后，主要是在机器制造业中按产品分类建立了专业分工的工广，讽整了某产品品种多而杂的工厂，使之走上专业化生产。另一次是1958年“大跃进”期间，为了适应当时工业发展的需要，从原有的工业部门中分出汽车、石油、电子工业时，成立了专业公司。这两次工业改组虽然规模还不够大，但却为后来创办“托拉斯’’提出了极为宝贵的经验。

以上三个方面的情况表明，60年代我们具备了按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工业，建立各种“托拉斯”的基本条件。刘少奇同志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敏锐洞察力，及时地、果断地提倡办社会主义的“托拉斯”，是有充分科学依据的。所谓“政治大阴谋”，纯属无中生有，恶意中伤。

给刘少奇同志办“托拉斯”扣上的又一顶大帽子。是推行“只许我办，不许你办”的垄断方针，“扼杀”了地方的积极性，“破坏了两条腿走路的工业体制”，“瓦解了社会主义经济”。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60年代办起的这批“托拉斯”，尽管还很不完善，但它已经别开洞天，初显神通，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按专业化分工组织社会主义“托拉斯”，从小生产转变到大生产，从分散的生产转到集中的生产，其优越性是十分明显的。一是可以统一使用资金和物资，合理调配劳动力，大大提高资产利用率，避免重复生产和重复建设，经济合理地使用各种资源，着眼综合利用这一切有利于降低成本，节能消耗，减少积压，杜绝浪费，从而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经济效果。二是可以有成效地推进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实行专业协作，生产的规模增大了，品种却减少了。企业定了向，产品定了型，零部件的生产也走向标准化。这样有利于采用最新科技成果，采取新设备、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便于组织流水作业和自动化生产线，大大提高生产的机械化、自动化水平。三是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在全公司范围内实行集中领导，统一核算，做到人、财、物、产、供、销统一管理，有利于集中指挥，灵活调度，讲究效果，减少层次，提高职工的业务水平和管理水平，克服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带来的各种弊病，有效地促进生产的发展。例如，60年代铝业公司成立后，对所属五个厂实行合并，撤销科室、车间及行政机构一百一十五个，精简职工五千多人，劳动生产率提高37％。从1965年1月至5月，可比产品总成本比上年降低34％，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加23%。1965年全公司统一安排一百四十五项技术革新项目，结果完成了一千多项。铝氧回收率、每吨铝氧碱耗等都达到世界的先进水平。从1964年到1966年，全国铝产量增加六万吨；而铝业公司停办后，从1967年到1976年增加的投资相当于1965、1966年两年的五倍。生产能力只增加一万二千吨，铝产量只增加四万八千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60年代兴办的一批专业公司取得的良好经济效果和停办后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得一失之间，雄辩地说明，刘少奇同志办“托拉斯”的主张是符合我国当时实际情况的，是完全正确的。P105-109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决定为学术委员出版一部《文集》，借此机会清理一下多年走过的研究路子，从中得到不少教益。“温故而知新”。通过对自己发表过的论著的重新审视，找到在不同历 史时期所处的学术位置，总结做得好和做得不够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于激励自己更好地站到学科前沿，有着实实在在的意义。1982年我到美国作访问学者，一位到中国作交换学者的博士，用歪歪扭扭的中文写信给我说：“看了你的《新时期人口论》50多页，心中有一股激情在动，我好感动”；无独有偶，国内一好友也对我说：“田老师的文章隐含着一股激情。”我想，不管我的文章别人作何 评价，但有一点她们言中了：我的文章中确实含着我的感情，一种期盼国家尽快强盛、人民尽快富裕起来的深情。之所以称之为深情，是因为这种感情在我的血液中经过五六十年的流淌和升华，已经深深地扎根、生长、开花、结果，有一天，这种深情连同我的躯壳一起会成为活化石。正是这种深情，驱使我在学坛上不断耕耘，从不敢有半点儿懈怠；正是这种深情，使我从经济学“服从分配”转到人口学领域，做了近30年的人口科学研究。说来话长，要说清我的学术观点是怎样融化在这种深情之中的，大概也是部分中国学者的一种学术情结吧，还得从头说起。

当我来到人间作为被称为“煤铁之城”故乡一员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日本鬼子的大刀，刀光剑影伴随着“八咯呀路”的吼声，在中国劳工面前回荡。当时不知道还有一个偌大的中国存在，只知道山海关外的东北伪满洲国。为什么日本人和中国人不一样?干的活不一样，日本人拿着战刀指挥，中国人干最脏最累的苦力；吃的饭不一样，日本人吃的是大米白面，中国人吃的是橡子面窝窝头；地位不一样，日本人说一不二，中国人却只能听吆喝。后来“八·一五”光复，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结束了中国人做牛做马的日子；可是中国人为什么会成为亡国奴的呢?这是我幼小心灵中解不开的谜。上小学时，做教师的哥哥送给我一本方志敏烈士遗著《可爱的中国》——我把它称之为打开我心灵天窗的第一本启蒙读物，当读到帝国主义列强宰割祖国母亲的身体、吸吮母亲的乳汁时，再也抑制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心头充满悲愤，作为祖国母亲的儿子，立下平生要为国家富强献身之志。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前夕，抱着这样的志向走进北京大学殿堂，心中好不欢畅；然而入学后不久便赶上第二次批判马寅初校长的《新人口论》，却使我陷入迷茫。于是便躲在图书馆第五阅览室一隅，找来马老发表的“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等文章，同时也找来一大堆批判文章读了起来。越读越觉得马老关于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论述讲得很有道理，更为那种年近八十誓死捍卫真理、直至战死为止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所打动；相反，那些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却讲不出多少道理，除了标签式的政治口号和扣大帽子之外，便是偷换前提一类的逻辑推演，其目的就是要将《新人口论》批臭，把马寅初一巴掌打下去。特别是康生亲临北大点名“属于哪个马家”之后，包括马老居住的燕南园在内的整个燕园，更是大字报铺天盖地，声讨之声不绝于耳，最后马老真的从北大校园、政坛和学坛上“蒸发”了。这使我着实困惑了一段时间，并且隐约地感到，有一天颠倒的历史还会重新颠倒过来的。当时不清楚，正是这种情结和不同认识，埋下后来我为马寅初《新人口论》翻案和走上人口科学研究的种子。

1964年从北大经济学系毕业后，先是参加两年“四清”，接着便是所谓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和干部下放劳动。除了和这一代人大同小异的经历外，作为系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说史的学人说来，原来盼望祖国尽快强盛、人民尽快富裕起来的情结受到莫大的伤害。在“四清”同吃、同住、同劳动过程中，亲身体验到新中国成立十五六年后，许多农民依然过着缺吃少穿的清贫日子的情景；城市也好不到哪儿去，直至70年代每人每月只供应几两油、肉、蛋，自行车等日用工业品都要凭票供应，在饥饿、温饱、小康、富裕和最富裕几个发展阶段中，处在由饥饿向温饱过渡阶段。由此不能不对当时的人民公社以及整个国家的计划经济产生疑问：为什么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忧虑的是生产过程，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国家则被短缺困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30年，我们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更大了，国家尽快富强起来的期望跌到了失望的边缘。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给我的感觉真的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于是便即刻投身到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中去。收入本《文集》的“调整是目前国民经济全局的关键”、“为社会主义的托拉斯恢复名誉”等几篇经济论文，就是那时憋了多年的理论上的呐喊。不过积压多年的最大学术情结，还是1959年入学后那场对马寅初的批判；于是我把积累的资料整理出来，写出收入本《文集》第一篇的《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等几篇文章。并将马老其他几篇有关人口的文章汇集到一起，以《新人口论》命名重新出版，三年内连续出了3版。自此，同人口科学结下不解之缘，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从事人口经济研究。后又将挂靠在社会学所的人口研究中心(筹备组)合并过来，组成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中心。不过我十分清楚，虽然经济学同人口学联系紧密，但是“隔行如隔山”，必须补上人口学这一课。机会来了，1982年春美国东西方中心邀请我到那里作高级访问学者，我利用这一年多的时间，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当今主要的人口学论著，并且结识了前往那里访问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A．柯尔、芝加哥大学的G．S．贝克尔和F．豪泽、布朗大学的S．哥德斯坦、伦敦大学的布拉斯、日本大学的黑田俊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考德维尔等名家交流，学习他们之所长，算是补上人口学这一课。二三十年来，以人口科学研究为主的研究路子，是这样走过来的：

第一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重点是人口理论的拨乱反正。收入本《文集》的，主要是第一部分“控制人口增长的理论与实践”中的前2篇，第二部分“人口与经济”中的前3篇，第五部分“人口学科建设与学术交流”中的第1篇等。中心是为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平反，破除“人口不断迅速增长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教条，提出并论证了我国人口问题的过剩性质，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政策建议。

第二阶段重点为中国人口发展战略。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0年3—5月中央召开人口座谈会，60多位相关部委领导和少数学者出席，大家共商国家人口大计，前后共开了5次。从中南海开到人民大会堂，最后形成文件又回到中南海，着实令人鼓舞。我除了用研究成果力陈大力控制人口增长及其政策选择外，受主持会议的中央领导同志委托，还担负会议向中央书记处起草报告的任务。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虽然许多天几乎是通宵达旦地工作，但对会议提出的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会不会导致新生儿智商下降、劳动力供给短缺、老龄化不堪重负、家庭发展四二一年龄结构、人口城乡和地区分布结构发生逆转等问题饶有兴味，并且接受领导交代的以个人名义对这些问题写出附件，附在主报告后面以备领导查询时，仍是欣然应诺。现在看来，对这些问题的阐释，至少是实事求是和经得住历史检验的；只是这些阐释许多尚不能收入《文集》发表。1983年6月我从美国归来后不久，主持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中心(所)的工作，承担的第一项任务是参与“200O年的中国”国家项目研究，主持首篇研究报告“2000年的中国人口和就业”。1980年中央人口座谈会讨论并定下我国人口发展的方针大计，我完全赞同；但要在2000年将全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除非实行更严格的生育政策，否则不大可能。本着“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原则，我在这份内部报告中提出和论证了200O年全国人口控制在12．0亿、12．5亿、12．8亿的低、中、高三种方案，并且倾向于控制在12．5亿左右的中位预测方案。为此曾招来某些非议和指责，包括来自有的领导同志和学术界“权威”人士的指责；这时我想起了马寅初，于是坚持12．5亿不动摇，最后还是实践作出了公正的结论。收入本《文集》第一部分的“2000年中国的人口和就业”等7篇，代表了前期我对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基本观点。这几篇文章，提出并论证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调整人口结构，“控制”、“提高”、“调整”相结合，并以数量控制为重点的人口发展战略，以及相应的生育政策决策选择。

后期为步入21世纪以后，针对新的人口态势特别是“五大人口高峰”的行将来临，由我主持的课题组提出“三步走”总体人口发展战略思路：第一步是将高生育率降下来，这一步已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现；第二步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直至人口的零增长，这一步也已经走过10年的路程，还有二三十年的路要走；第三步是人口零增长以后，再依据届时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资源、环境状况，确定理想适度人口目标，这是更长远的事情。当前的人口发展战略目标，应锁定在人口的零增长以及同零增长相适应的人口数量、质量、结构的合理选择上。从既要有效控制人口数量增长，又要兼顾到人口质量的提高和人口结构的调整实际出发，提出并论证了“软着陆”战略。所谓“软着陆”，是对照“硬着陆”和“缓着陆”比较而言的：“硬着陆”表现为生育率的继续持续下降，较少顾及到下降后对人口质量特别是人口结构带来的影响；“缓着陆”则过多考虑到人口结构以及人口质量方面的影响，在“着陆”的时间上向后推迟，空间上人口数量还有较大的增加。不管是哪种“着陆”，都以人口零增长作为“着陆”点是明确的。立足于中位预测的“软着陆”方案，较好地吸纳了低方案“硬着陆”人口数量控制有效，高方案“缓着陆”人口结构比较合理的优点；同时也避免了低方案“硬着陆”年龄结构变动过于急速，高方案“缓着陆”人口数量控制效果较差的缺点，因而是符合当前我国人口态势、扬长避短的比较理想的方案。可表述为：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通过人口数量、素质、结构的合理变动，积极稳妥地实现人口的零增长，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以及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人口发展战略。据此，提出生育率变动方案的决策选择。

第三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重点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老龄化以及城市化问题的研究。收入本《文集》的，主要为第四部分“人口老龄化与城市化”11篇。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中，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最大的担心，是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问题。因为生育率下降越迅速，数量控制越有成效，年龄结构老龄化便越严重，人口数量控制必须限定在老龄化允许的范围之内。从这个意义上说，由我主持的“七五”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老年人口调查与老年社会保障改革研究”，也是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继续。该项研究得到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以及公安部、民政部、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等相关部委的指导和支持，课题组与国家统计局城乡抽样调查队合作，进行了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分层、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调查。抽样调查标准时间定为1987年7月1日零时，人户调查60岁以上老年人口36755人，其中城镇17819人，共抽调除西藏、台湾之外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部特大、大城市，部分中、小城市和镇；乡村为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830个县，共18936人，对全国和省级有足够代表性，为我国首次最大规模的全国老年人口抽样调查。取得第一手完整、系统资料，编辑出版了《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配资料》；召开了国内、国际科学讨论会，出版了中、英文论文集。笔者在对该调查进行数据汇总和分析基础上，发表《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报告》，并撰写“中国老年人口宏观”等多篇学术论文，主编《中国老年人口》(人口、经济、社会三卷)，《报告》等6篇论文，收入本《文集》。这几篇文章，分析了中国老年人口现状、特点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积极发展社会供养、继续提倡家庭子女供养、适当组织老年劳动自养，实行社养、家养、自养“三养”相结合的养老保障体系，提供安全度过老龄化严重阶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实证研究成果。为了比较各省、区、市老年人口总体受教育水平，提出并具体计算了其意义为平均所受教育年限的人口文化教育素质指数。即依据调查数据资料，设定大学、高中、初中、小学、文盲和半文盲人口平均所受教育年数；再依据实际上各层次受教育人数作加权处理，得出总体人口平均所受教育年限。此项研究成果的最大优点，在于可将不同总体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加以比较，而不是大、中、小学、文盲等的单项受教育水平的比较。同时基于调查数据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做出预测，分析不同方案下老龄化的特点和问题，提供相应的决策选择建议。

与人口老龄化研究同步进行的，是人口城市化研究。因为无论人口发展战略还是老龄化，都离不开人口的城乡结构，离不开人口城市化进程的影响。收入本《文集》中的5篇文章，一是总结中国人口城市化发展的历史，着意说明改革开放给人口城市化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二是阐明中国城镇人口划分标准的历史沿革，不同划分标准的影响；三是对未来城市化发展趋势做出预测，进入21世纪特别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20年，将是人口城市化加速推进的时期。这对稳定低生育水平和人口质量的提高、结构的调整，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四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前期，侧重微观的家庭经济与生育研究并涉及中观社区研究。要落实人口发展战略，除了宏观上要制定科学的人口发展目标和做好发展规划，注意到人口老龄化等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外，还必须在中观和微观层面上展开研究，提出相应策略和解决的措施。为此，承担“八五”国家重点和联合国资助项目“中国家庭经济与生育研究”。这是一项实证研究性质很强的课题，同样要进行一定数量的社会调查。抽样调查总体，选取除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海南5个少数民族人口较多地区和台湾省以外，以25个省、区、市为调查总体；然后依据人均国民收入、农业人均纯收入、生育率等7项指标分为5类，抽取10个省和直辖市，每个省、市进行1400户调查，全国推论精确度在98％、省市一级在92％左右。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家庭经济与生育专项抽样调查，在全国尚属首次，取得的数据资料表明，对于贯彻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研究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相关关系很有意义。为了方便各界使用，公开出版《中国1992年家庭经济与生育抽样调查资料》，召开了国内、国际学术讨论会，出版了中、英文文选。笔者作为项目主持人，撰写了“中国1992年家庭经济与生育10省市抽样调查报告”，并主编《中国家庭经济与生育研究》专著。收入本《文集》第二部分的几篇论文，着重分析影响人们生育意愿的家庭经济基础，即目前中国孩子成本一效益的具体状况。借鉴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科学成分，提出并论证了社会附加孩子成本一效益理论，给出具体计算方法，可谓对已有理论的一项发展。因为迄今为止，关于孩子成本一效益的研究，还局限在家庭经济领域，局限在家庭经济学范畴。而我们的研究则突破这种局限，加进诸如对独生子女的奖励——增进该子女的效益，征收计划外生育子女费——增加该子女的成本等的社会调节要素，构成社会附加孩子成本一效益，从而构建成相应的理论。其意义在于，我们可以运用这一理论建立起相应的社会利益导向机制，发挥政府和社会组织运用利益导向在解决人口问题中的主导作用。

第五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将人口发展战略纳入可持续发展视野。收入本《文集》的为第三部分“人口与可持续发展”12篇文章，第二部分“人口与经济”一些文章也包含可持续发展思想。这一部分以“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及其理论体系”为代表，阐发可持续发展主要涉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5个领域的相关理论。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笔者提出：人口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只有人类参与的资源的物质变换，才称得上发展；其基本的理论为全方位的适度人口论，包括融数量、素质、结构于一体的全方位适度。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一切发展都可归结为资源的物质变换；其基本的理论为稀缺资源论，无论可再生、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还是社会资源都是稀缺的，以稀缺为核心建立资源开发、利用和再利用的战略。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终点，可持续发展最终是为了给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这样的环境以生态系统论为轴心，把包括人的发展在内的一切发展，纳入生态系统。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调节器，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主要依赖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针对当今发展实际，提出总体经济效益论，即不但要顾及一时、一个方面的经济效益，而且要考虑长远、全面的经济效益；社会协调发展论，特别是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国内与国际之间的协调。“论人口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重点分析了总体人口与生活资料、劳动年龄人口与生产资料、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人口城市化与产业结构、人口文化教育素质与科技进步、人口地区分布与生产力布局的可持续发展。其余人口与资源、环境、现代化等的可持续发展，各有专篇；“过渡模式”和“走现代文明发展之路”，强调的是从实际出发，走好从传统发展道路向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转变，处理好“可持续”与“不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这对于发展中国家说来，是至关重要的。

不难看出，本《文集》重点也是笔者二三十年研究的基本领域，是立足于人口学视野，探讨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中心围绕人口发展战略及其决策选择研究展开。与此同时，深化人口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力图以实证研究的深入推动理论研究，再以理论研究的深化带动实证研究。《文集》第五部分“人口学科建设与学术交流”收入的12篇文章，反映的是在人口学学科建设方面的成果，并对中国人口科学的发展，提出比较系统的见解。在中国，人口学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的销声匿迹、70年代的逐步恢复之后，80年代迎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建立了数十所科研机构，派出百人以上研究生和访问学者，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出现一片繁荣景象。到90年代中期联合国人口基金停止对华人口学科研和教学资助，加上前一个时期发展过于迅猛，一度出现某种收缩态势，研究机构有所减少，人口学本科教学也被取消等。但是笔者认为，这种一定程度的规模的缩减非但无害，反而符合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需要进行调整和提高的一般规律。挤掉原本就不够条件的某些“泡沫”，不但不是后退，反而是一种进步。经过一段时间的震荡，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经受考验保留下来和新建立起来的人口研究机构，研究方向更为明确，研究队伍更为合理，研究特色更为鲜明，因而迎来新的发展。目前，中国仍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正如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的，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是基本国情中的主要特点，是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办好中国的事情，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当前，中国已经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目标，人口数量能否做到有效控制，人口质量能否迅速提高，人口结构能否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得到调整，乃是影响未来20年以及更长远一些时间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因素。历史发展到今天，自然、产出(生产)、人力、社会“四大资本”中，人力资本成为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如何将中国从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大国，再将人力资源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本大国，是贯彻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加快现代化建设，实现国家强大、人民富裕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