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坚先生一位学养精深、成就卓著的语言学家。他对语言学的研究可谓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海内外享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书主要对语言学的相关知识进行全面、系统地阐述，从而使您理解与掌握语言学的发展与研究。

自序………………………………………………………………1

论助动词…………………………………………………………1

关于《刘知远诸宫调》残卷词语的校释………………………13

语词杂说…………………………………………………………24

校勘在俗语词研究中的运用……………………………………29

古代白话文献简述………………………………………………40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写作时代蠡测…………………………55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里的白话资料…………………………75

《近代汉语读本》补正…………………………………………86

“治鱼”补说……………………………………………………90

试论“和”字的发展，附论“共”字和“连”字……………99

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若干因素……………………………113

《训世评话》中所见明代前期汉语的一些特点………………130

略谈“话本”的语言年代问题…………………………………143

《世说新语》词语补释…………………………………………151

建国以来近代汉语研究综述……………………………………161

论汉语的语法化问题……………………………………………182

联系文化和历史进行词语研究…………………………………190

时态助词的研究与“V0过”……………………………………205

什么是“露柱”…………………………………………………213

后记………………………………………………………………218

壹  敦煌文献

1899年(一说1900年)，敦煌莫高窟千佛洞的藏经洞被发现了，其中所藏佛教经典和其他文献约在两万卷以上，这就是有名的“敦煌石室藏书”。从1907年至1908年，这批文献先后遭到英国斯坦因(M·A·Stein)和法国伯希和(P．Pelliot)的劫夺。1910年清政府才把劫余部分运来北京，押运途中及运京以后又遭到窃夺。斯坦因所获汉文古写本及刊本，今藏伦敦大英博物院，编号以字母S起头，已经整理出来的约有七千卷。伯希和所获约有二千五百卷(不包括藏文写本)，今藏巴黎国家图书馆，编号以字母P起头。这两批，特别是巴黎所藏，都是敦煌文献中的精华部分。劫余部分收藏在北京图书馆，按千字文顺序“天、地，玄、黄”等编号，总数约八千卷。此外还有散落在国内外的。

敦煌石室藏书绝大多数是写本，刊本只占百分之一二，写本年代大概从4世纪末到10世纪末。其中大多数是佛教经典，也有经史子集四部书籍、契约文书、账籍、民间文学作品、诗词，等等。对于古代白话的研究来说，民间文学作品、诗词、契约文书等是最重要的资料，因为这些材料大多比较接近口语。

唐代寺院中盛行一种“俗讲”，讲的内容多取材于佛经，也有不少取材于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讲的形式多半是有说有唱，讲唱的对象是一般百姓，所以必须通俗易懂。俗讲底本的名目很多，有变文、词文、传文、押座文、缘起等。大部分有说有唱，也有纯用散文，有说无唱的。这种俗讲文学作品与宋代话本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有的作品如《卢山远公话》在题目上就已经标明是一种话本了。一般说来，演述佛教故事和民间故事的作品，其白话化的程度要比演述历史故事的为高，对于语言研究就更有价值。

敦煌所出诗词，有五言白话诗、王梵志诗、曲子词等。

契约文书之类除了作为经济史的研究资料之外，对语言研究也是很有用的。这类材料虽然不是纯用白话写成，但写的人文化程度一般不高，常常露出白话的痕迹，而且这些文书往往有年代可考，所以对于我们的研究工作还不失为有用的材料。

敦煌藏书发现以来，诸家校录出版的俗讲文学作品和诗词辑集很多，利用颇为方便。解放以后出版的，较为重要的辑集有周绍良《敦煌变文汇录》(1953)，王重民等《敦煌变文集》(1957)，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1950)，任二北《敦煌曲校录》(1955)，等等。契约文书的辑集有中国科学院(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的《敦煌资料》第一集(1961)。不过敦煌写卷异文别字很多，利用过录排印的本子时，最好能用原卷照片参校。现在科学院图书馆藏有斯坦因所获文献的显微胶片，北京图书馆也藏有伯希和所获文献的一部分胶片，可供借阅。

利用敦煌文献，一份完备的目录是非常必要的。过去国内外编制的敦煌文献目录很多，用起来最方便的要算是商务印书馆编印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1962)，可以说是目前最完备的目录。P41-43

我原籍江苏省宝应县，汉族，1934年7月4日生于上海。

“八·一三”事变后，日寇入侵上海。父亲本在海关工作，因不愿在日伪统治下做事，只身逃往重庆，仍在海关供职。我和妹妹年幼，不能随行，由母亲抚养，依赖亲友接济，艰难度日，直到抗战胜利。

1939年入小学。沦陷的上海，百物腾贵，民不聊生，我的家庭没有固定收入，生活更没有保障。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母亲节衣缩食让我继续上学。这使我懂得读书机会来之不易，从小就培养了勤奋好学的习惯。当时生活非常清苦，家里经常的下饭菜不过是一小碟酱豆腐而已。可是每天在昏黄的灯光下，只要一拿起书本，我就忘记了一切。那个时候对我来说，书本是一个可以忘忧的世界。

1945年抗战胜利后人中学。在中学我深受国文教师海盐江辛眉先生和海宁孙玄常先生的影响，培养了对语文的兴趣。1950年初，父亲病故，因家庭经济困难，全家离开上海，投奔南昌叔父家。我也从当时就读的上海育才中学转学到了南昌豫章中学。

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55年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77年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先后在《中国语文》编辑部、宋元词汇研究组、现代汉语研究组、近代汉语研究室做研究、编辑工作。担任过组(室)秘书、副主任、主任等职。1956年至1958年曾任当时的所长罗常培先生的秘书。1979年提升为副研究员，1985年提升为研究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文学组成员，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

我的学术研究领域是现代汉语和近代汉语，而以后者为主。

20世纪50年代，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派对我国语言研究一度产生较大影响，这一学派(以及接近这一学派的观点的学者)的论著不断介绍到中国来。我认真阅读了布龙菲尔德、海里斯、布洛克、特雷格等人的语言学论著，并且试图采用这一学派的方法来分析汉语句子结构。《论助动词》(1960年)是这方面的成果。陆志韦先生的《北京话单音词词汇》(序论初印于1938年，全书初印于1951年)也是在方法上影响我的研究比较大的一部书。《论助动词》在这些论著的影响下，从句法标志而不是从意义出发来划分助动词这一个词类，明确指出了助动词不同于副词和动词的一些语法特点。

与此同时，我和语言研究所的几位同事合作翻译了美国弗里斯(C．C．Fries)的《英语结构》一书。弗里斯并不是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典型代表人物，他的著作也没有结构派忽视意义的偏颇，在他的著作里已经可以见到后来语用学思想方法的一些端倪。我在他以后的语法研究里注重词语的用法，多少也是受到这部书的影响。

70年代中期，我参加了吕叔湘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一书的编写工作。这部书主要供非汉族人学习汉语使用，因此与编给汉族人使用的词书不同，特别注重非汉族人学习汉语时的难点。选词以虚词为主，也收了一部分实词，每个词按意义和用法详加说明，实际上是一部现代汉语的用法词典。在编写的准备阶段，我深入到外国留学生中做调查研究，搜集材料，发现问题。调查研究的成果已大部吸收到这部书中。此书的出版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在国外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很快就有了日文译本。

80年代我的研究领域转向近代汉语，即现代汉语的前身，唐宋以来的早期白话。这是因为他在研究现代汉语的过程中越来越认识到，要认清现代汉语中的某些现象，就必须追溯它的源头；现代汉语是“流”，近代汉语是“源”，不做“穷原竞委”的研究，就不能真正认识现代汉语。在这方面，吕叔湘先生40年代所做的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已经为我树立了榜样。

早在1958年，我已经协助吴晓铃先生等编纂了一部《关汉卿戏曲集》、一部《关汉卿杰作集》，接触到近代汉语。1962年又写了论文《关于<刘知远诸宫调>残卷词语的校释》，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但是我深知要想在近代汉语领域内做一点工作，首先必须对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做一番搜集、整理、校勘、诠释的工作，否则就寸步难行。

“文革”前，我花了大约三年时间来做近代汉语的资料工作。由于历史上占据书面语统治地位的是文言，在白话文运动兴起以前的数千年内，很少有人用真正的白话写文章，因此要搜集早期白话资料，只能到汉译佛经、禅宗语录、宋儒语录、笔记小说、稗官野史、白话讲章、审案记录以及通俗文学作品中去爬梳。这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大学时期，我师从游国恩、浦江清、林庚等先生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前辈学者传授的知识起了很大作用，使我知道该从哪些典籍里去找到所需要的资料。50年代整理关汉卿戏曲，也使我得到古籍校勘的实践经验。这都是做近代汉语资料工作所不可缺少的。

经过三年不懈的努力，我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资料，不幸的是，这些资料经过“文革”动乱，大部散失了。从干校回到北京，恢复研究工作之后，能找到的只是一些零星材料了。但是我没有灰心丧气，在吕叔湘先生的鼓励下，我从头做起，又经过几年的努力，1981年发表了论文《校勘在俗语词研究中的运用》，1982年发表了论文《古代白话文献简述》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写作时代蠡测》。

《古代白话文献简述》从敦煌文献、禅宗语录和宋儒语录、诗词曲、文集、史籍、笔记小说、白话小说、会话书等方面系统地介绍了古代白话文献，论述了各类文献作为语言研究资料的价值。有的文献长期湮没，不为我国学者所知。例如成书于五代南唐的禅宗语录《祖堂集》，既是重要的禅宗史料，又是宝贵的古代白话文献，可是早已在中土佚失，陈垣先生《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失载。我根据国外资料，对这部书作了扼要的介绍。这篇论文对于开展近代汉语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

我试图运用某些语法标准来给那些年代不明的古代白话作品断代，进而利用这些作品来做语法史的研究。《(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写作时代蠡测》和《略谈“话本”的语言年代问题》(1985)等论文都具有这一性质。至于近代汉语词汇语法方面的专题研究则有：《语词杂说》(1978)、《“治鱼”补说》(1987)、《试论“和”字的发展，附论“共”字和“连”字》(1989)等。

近代汉语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队伍还不够壮大，大学里开设这方面的课程也比较少。为了提供一本合适的教材，向学生介绍用近代汉语写的各类作品，让学生知道除了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之外，还有近代汉语需要注意，值得研究，我编写了一部《近代汉语读本》(1985年)。这部读本主要选注晚唐五代至明代的作品，也选了9世纪以前的几段接近口语的文章，以资对照。每一种作品前面都有解题式的简要说明，后面都有注释。这部读本体现了我在近代汉语方面的研究成果。

接下来我以比较多的精力与北京大学蒋绍愚先生共同主编了一部《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这部汇编收录唐五代至明代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口语实际情况的文献资料，分卷出版，目的是为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者提供一份可资参考的基本材料，目前已经出版了“唐五代卷”(1990年)。预计出齐后字数达120万。

古代白话资料非常分散，有些书不容易看到，能看到的也往往要翻检一大部书才能找到不多的白话资料。即使找到这些资料之后，也还要做校勘、标点、考订年代等工作。如果每个研究者都要重复这一套工作，那实在是很大的浪费。《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为研究者修桥铺路而编的。美国康奈尔大学梅祖麟教授始终热心支持这项工作，并且慨允担任编纂本书的顾问。

参加编校工作的同志，在主编的领导下，严肃认真地从事这项工作，保证了工作质量。书中有些资料是国内未曾见过的。以“唐五代卷”为例，其中《游仙窟》的底本“醍醐寺本”和校本“真福寺本”、“庆安本”，《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底本“东寺观智院藏本”，都是国内罕为人知的，我设法从日本找来了影印件，通过这部汇编的出版，第一次介绍给国内的研究者。

我担负着繁重的行政工作和社会工作，并且患有多种疾病，但是我仍然挤出较多的时间尽力培养研究生。我深知“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道理，研究事业不是少数人的力量所能做成的，必须有几代人锲而不舍的奋斗才能够有所成就。因此我乐于帮助年轻同志，只要这些同志愿意学习，我可以放下手头正在做的工作，跟年轻人讨论切磋，并以此为乐。对于正在起步做研究的同志，我从来不问他们又写了多少文章，而总是问他们又读了哪些书。“厚积薄发”是我对年轻人的要求，也是对自己的要求。但这并不是不鼓励年轻人写文章发表自己的见解。我每年要花相当多时间为相识或不相识的同志审阅稿件，认真查对引文，认真提出意见。

近十年来，我曾出访美国、法国、日本等国，进行讲学和交流，得到这些国家学术界人士的好评。在国内接待了许多外国学者，加强了彼此的联系。我在这方面的活动，为把汉语语言学推向世界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刘坚先生自1955年至逝世前一直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77年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从事汉语研究工作。

在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先生治学严谨，笔耕不辍。曾出版《近代汉语读本》、《古代白话作品选》、《人与文》等专著3部，发表《论助动词》等学术论文数十篇，主编《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近代汉语断代语言词典系列”和《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等重要著作多部。还参与了《关汉卿戏曲集》、《关汉卿杰作集》、《现代汉语八百词》和《近代汉语虚词研究》等著作的整理和撰写。在现代汉语语法、近代白话文献的发掘和整理、近代汉语词汇、近代汉语语法、语法化等研究领域均有重要建树，特别是对近代汉语文献和近代汉语语法的研究可谓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海内外享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先生不仅是一位学养精深、成就卓著的语言学家，而且也是一位循循善诱、德高望重的师长。先生是汉语学界少数较早培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学者之一，曾长期担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语言系系主任一职。上世纪80年代以后，尽管他担负着繁重的行政、社会和科研工作，而且患有多种疾病，但仍然挤出时间培养和指导研究生。他对所内外的年轻学者也是有求必应、热情帮助、悉心指导，就像他自己说的：“每年要花相当多时间为相识或不相识的同志审阅稿件，认真查对引文，认真提出意见。”

先生离开我们已两年多了，作为学生，我们编辑出版这本集子，既是为了对先生的学术成果进行整理和总结，同时也藉此缅怀先生为师治学的精神风范。

本书的编辑和出版得到了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和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谨此志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