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任侠是我国著名诗人、东方艺术史与艺术考古学家。本书截选了他

1949-1952年间的日记，记录了他在这段时间内的生活、交游、治学等。从一个民主人士的角度反映了当时的国家建设和政治活动，诸如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有助于我们了解建国初期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特别是对于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群体的思想改造所采取的措施，以及被改造者的思想变换、生存状态，提供了有案可查、有文可征的重要资料。此外，为研究者了解常任侠这一时期的思想变化、学术研究以及多方面认知和多层次研究他的一生，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

本书截选了常任侠1949-1952年间的日记，记录了他在这段时间内的生活、交游、治学等。从一个民主人士的角度反映了当时的国家建设和政治活动，诸如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

一九四九年

一九五0年

一九五一年

一九五二年

《春城纪事》校订后记——沈宁

十月二十三日 日曜

晨作书寄郭沫若，贺其任科学院院长。在室候徐悲鸿电话，悲鸿云，上午将约李济深同往观薛慎微藏品，故候之。暖日烘窗，案头菊花一盆，已盛开矣。以无事，扫地，拭几案，整洁可喜。

下午赴东单小市，买《唐人万首绝句选》二册四百元；《外国人笑话奇谈》一百元，《梨园话》二百元。遇周定一，邀其同吃汤圆，更同游东安市场，买茅盾译《俄罗斯问题》一册，三百元。十月二十四日 月曜

上午收家信，云韵峰、良伍俱于本月十七日为地痞二流子所捕押，闻之甚为焦灼，故乡地方黑暗之至，对于毛主席政策，全不执行，一任地痞流氓乱打，不知家中情况，近数日内如何也。

艺专组织政治教学委员会，推余为主任，今日商讨就绪。十月二十五日火曜

上午赴医院，将牙补好，共费钱六千八百元。下午寄宋日昌皖北行署一函，颍上县政府一函，为韵峰、良伍被捕押事，请其按照法律裁断，如无犯罪证据，应即释放。

二时半至徐悲鸿家，与之同赴外二椿树下二条甲一号薛慎微家观画，先过东总布胡同李宅，约李济深、吕集义、陈此生等同往。薛藏巨幅大画多幅，其中清康熙时王云工细《楼阁山水》(王云字汉藻，号清痴子，楼台人物，近似实父，康熙时驰名江淮，写意山水，得石田遗意，见《高邮州志》)，明凌云翰《宿鹊卧鸭》(明凌云翰字五云，善山水，见《画史会要》)，元王若水《寒柯栖禽》，钱舜举人物横轴，白乐天墨迹诗轴，蓝田叔大幅山水，均未可多得。临行时余亟称其赵昌款花鸟小立轴，薛即举以相赠，余坚辞不受，悲鸿代收之。

薛又出所藏金石杂件，一司马相如玉印，颇精好，但篆刻不敢断为旧物；一盒八大件雪花玉盘，一墨漆古菱花镜，一传为甘肃出土骨化石两段，上刻楔形文字颇多，类巴比伦文；一藏文金写并彩绘药王经，一金村出土绿玉环大小一双，皆是不易发见之物。薛收藏玉器数百件，不少艺术精工之作也。十月二十六日 水曜

为法援投考师大俄文系，寄叶丁易、李长之函，托其照顾。寄法廉函，并将本日《人民日报》所发表之中共中央华北局发布关于新区土改决定，随函寄出。十月二十七日木曜

上午苏联画家费诺格诺夫来艺专演讲。下午开政治教学委员会，六时始散。收良伍来信，述说本乡二流子捕压兄弟情形颇详。本乡工作团，专门勾结二流子，而不发动农民，遂至乱打如此。十月二十八日 金曜

下午艺专音乐系学生曾某，来校自白其窃盗衣物及特务工作，可知反动分子潜伏甚多。晚间大风沙。收旧生许寿山函。作书寄老友宋日昌，并将良伍函附去。

P76-77

这几日，“非典”在北京肆虐。天上似乎总是罩着久久不散的雾霭。说是雾，却非雾；说是晴，也非晴，太阳遮遮掩掩地露出来，它也仿佛被某种莫名的东西压得喘不过气。

生活仍在继续，但是一夜之间已与以往大大不同了。

生与死、勇敢与怯弱、高尚与卑微、果断与无能……人性的诸多美好与缺陷，都在这一时刻呈现出来。

对于生活其中的每个人来说，这些日子将成为终身难忘的记忆。未来的人们回望今天，也许会说：那一年中国的春天叫“非典”；正像今天的我们在回望一个又一个遥远或不遥远的年份时，会用特定的词汇来勾画历史的某一个环节一样。

在这样特殊的时刻，有人在每日记下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就像我们的前辈们当年一样。

日记就其本来意义来说，是最具个人色彩的一种文体——这里需要排除某些刻意写给世人阅读的日记。因为诸如此类的文字，看似个人化，其实早已串了味。那些为了迎合某一需要而写，或者被人为加工的日记里，很难看到记录者真实的思想和情感，它们的价值，无论是文本上的还是美学上的，显然是要大打折扣的——我所看重的是真正写给自己的日记。打开日记本，写下一行行文字，或是为了备忘，或是与内心交谈，把个人交往、行踪以及高兴、痛苦、愤怒诸多心绪均如实记下。这样的日记，无论简略或者详尽，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将成为历史记录的组成部分，为人们认识记录者本人和历史提供大量真实细节。

“大象人物日记文丛”将陆续选录不同时期各界人物的日记，借他们对个人经历和心灵行程的记录，来多侧面地呈现历史原状。

不同的性情、不同的身份会留下不同风格的日记，从而也展现出历史生活的不同侧面。我很高兴在大象出版社的支持下，能够出版一套自成体系的日记丛书。我希望经过不断的努力，能有更多有价值的日记加盟到这套丛书中。

一个新的开始。既是文化积累，也是历史积累。星星点点的积累，把过去与未来连接起来。

在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春天，谨以上面的文字作为“大象人物日记文丛”的总序。

二00三年四月二十七日于北京

记得1995年间，我曾与常任侠先生对能否整理出版他的日记有过一次交谈，当时主要是考虑到争取将它整理纳入编辑中的文集里。常先生听了我的话后，感到很有兴趣，他告诉我：“早在三十年代，我的日记就与学生们相互传阅，毫无隐瞒之处。‘文革’中，日记被抄，成了断章取义、构置罪名的依据，待退回来后，虽有损失，但大体保存，不无可资参考之处。如果要出版，稍加整理即可。”他的胸襟坦荡、率真性情给我留下了永难忘却的印记。1996年10月25日，先生病逝。不久，我陆续从常夫人那里得见常先生记载了六十余年的日记，推算了一下字数，当有近三百万言。限于时力，很难在短期内完成整理出版工作，但我还是抱着完成常先生遗愿的想法，择要陆续整理出版。1998年，记录抗战时期生活的日记选《战云纪事》，由海天出版社出版。2002年，六卷本《常任侠文集》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仅收录了他的学术性著述及诗歌创作，日记、书信、散文、戏曲等内容未能辑入。在常先生去世十周年之际，记录他建国初期生活经历、学术研究的日记选，有幸被李辉先生收入由他主编的“大象人物日记丛书”中。能为世人贡献出一份难得的历史文献，实在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日记是极为私人化的载体，除去专门用于发表之外的日记体创作外，一般是用来记述每日生活、交游、治学等用来自律备检的。日记的内容因人而异，因时代不同，或约或繁，但总能留下作者的生活踪迹和时代的缩影，因而为研究者所注重，从中探寻作者的思想、生活、治学脉络，考察与之相关的人事关系，把握时代变化的进程，进而为专题研究寻找到新的切入点。常先生的这部日记选便具备这样的功能。从大的史实来讲，有关民主人士回归祖国参加建设，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新民主东北参观团的行程，中国民主同盟重大活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举办的政治学习班，乃至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运动中文化界的动态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对人物个案研究来讲，首先对作者本人这一时期的思想变化、学术研究、生活经历有了较为明确的交代，对多方面认知和多层次深入研究他的一生，提供了重要文献依据。其次如郭沫若从事历史研究及对国画创作的关注，徐悲鸿收藏书画的经历，郑振铎、张怀、傅惜华、周作人诸位转让图书的内幕，黄文弼、陆懋德等定期来今雨轩茶会的线索，“二流堂”成员盛家伦等著名文化人士的生活现状均有涉及和记载，为研究这一时期的人物事件提供了更为贴近史实的第一手材料。如果参照这一时期相关人物如郑振铎、阿英、叶圣陶、田汉、胡风、宋云彬、金静安等人的日记对照来读，则有相互补充之效，为我们客观了解建国初期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等政策的实施，特别是对于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群体的思想改造所采取的措施，及被改造者的思想变换、生存状态，提供了有案可查、有文可征的重要资料，在解读历史、认识现实方面，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此即出版这部日记的价值所在。

新中国即将成立前夕，常先生从海外反动敌特势力的围攻之下，历尽周折返回祖国，对新政权给予了极大的热情。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变革时期，随着时局的变化，政治的需要，党政机构的人选大都已为解放区和国统区两大势力政要和知名人士所占据。昔日称兄道弟的友人，由于位置的升降形成的上下级关系，逐渐拉开了感情的距离；往时不同阵营的斗争对象，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政府部门的重要岗位，这对于自诩多年来追求进步光明，如今反觉受到冷落的常先生来说，不啻心灵上的一种折磨。他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结业总结中曾写道：“我从印度初回国的时候，自以为作过民主活动，受过迫害，写过许多亲苏反美的论文，因此背上一个进步的包袱，看见过去许多年同工作的人，都担负了重要的任务，因此自己还有些闹情绪。”这应当是可以理解的。抱着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的信念，为着昔日的情谊，当然也是为了生计，他重操执教生涯，其中的酸楚之情，在1949年6月9日“赴艺专，始知已聘定余为专任教授，贫农又变为雇农矣。”一语中有所体现，看来这本不是他所希冀的职业选择。虽然聘为一级教授，但与他所教授的政治、国文、日语等课程看，显然与他所看重的中国古典文学和艺术考古学术研究，有着不小的差距。试想在一所强调专业知识的高等艺术院校里讲授不为人看重的公共课程，特别是在新的意识形态领域，摈弃旧文化、倡导新思想的时期，又能得到多少学子的青睐呢?至于为职工讲授社会发展史甚或中共党史，对于一个尚未从思想上真正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从组织上并未接纳为同志的学者来说，该是一件勉为其难、颇感滑稽的事情。在当时的教育人事制度下，没有自由选择职业的余地，也就注定了原本从事的艺术史专业研究工作将受到严重的影响。在考察他的这一时期乃至一生的治学及学术成果时，对这种至关重要也是倍显无奈的选择，将是不可回避的。这确是学术的悲哀，其中有作者的主观因素，但更多的还是当时的时代背景使然。

作为诗人，他一生中保留下来的新旧体诗作在两千首以上。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创作非常少。习惯运用诗歌形式来抒发情感的人，个人的真情实感受到政治上的压抑而不能放任流露；诗人的个性与才情与时代的发展形成错位，生活在不能给自己勾画诗意的空间环境中，处在即使是“悲愤出诗人”也缺乏语境的时代下，其内心的痛楚是可想而知的。旧的创作形式被否认，新的创作形式又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这令诗人无所适从，诗兴大减。难怪当好友艾青催促他多作诗时，使其不免陷入进退两难之地了。

作为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人，他的体内流淌着地母的血液，一生的亲情难以割舍。他的著述中，有相当的文字是以饱满的热情记录着远离故土多年的游子对故土的思念，对慈母亲友的牵挂。当得知家乡土改运动背离国家政策时，他焦虑万端，执笔陈言，但成效甚微。这些信件和记录，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都被当作了反党罪证材料，严加审查，作者本人也在被迫不断地自我剖析检讨后，方逃一劫。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对现行政策的疑惑，使他感到彷徨、不解。

购置图书文玩，是常先生一生中的最爱。举凡教薪所入与发刊稿酬，除家庭开支及子女教育外，大部分用于买书购物之中。在辗转迁移的动荡岁月里，在跌宕起伏的政治运动中，在捉襟见肘的经济困顿时，他也过着几乎无日不购书的生活。这种中国文人特有的品质，难以割舍的爱恨交加的情感寄托，成为了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从大量选购图书文玩的记载中，可以把握作者的生活兴趣、审美观点和治学方向，同时也记录了图书、古玩业的兴衰变更，文博好友间的切磋共赏，以及薛慎微、方雨楼等一些已为时人忘记的人物。这种特殊的爱好，也成就了作者日后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主任一职时，利用自己的学识和社会交游能力，把握时机，从张怀、郑振铎、傅惜华、周作人等一批著名学者和藏书家的捐献、转让和代购中，搜购了大量的珍贵艺术图书和作品实物，使得中国最高的美术学府藏书质量和数量雄居国内艺术院校之首。从这一点上来看，徐悲鸿先生择才任用是颇有眼力的，而作者本人是尽责尽职，颇有所建树的。这使我联想到了从作家被迫改行为文物考古研究者，进而在这一学科领域取得丰硕成果的沈从文先生，他们本是朋友，也可称得上是难兄难弟。是时代造就了他们的苦难，还是他们的学养成就了本该不属于他们的成就?这是值得深思的。从1951年底至1987年秋，常先生在这个仅仅相当于科级(后变更为处级)的岗位上默默奉献了三十六年，诚如作者在一篇文章中感言：贡献了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对于从事文博图书事业的人们，我们不应当给予崇高的敬意吗?

在经历了土地改革、思想改造、三反五反运动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后，这一代知识分子真正感到了重新做人的意义，学会了只有通过自我否定、相互批判来换取精神与人身自由的资格。当初以积极从事民主运动，推翻旧政权，对新政权充满希望的知识分子，如今与昔日的敌对者共处一室，相互揭发，清理思想，这种对人格的侮辱和精神的伤害，远非当事人所预料。而当通过对意识形态领域的规范，对自由思想的禁锢，彻底压制了知识分子的精神与物质的自尊，反叛的思想可以用限制生命来解决，生存的道路只有顺从一途。这就是为何我们在从事对历史人物研究时，必须要考虑到当事人所处的时代背景来加以评判的原因，也是为何我们要抱有宽容之心来看待这一代充满了悲剧色彩的知识分子的原因。

有了上述的背景，再来阅读常先生这一时期的日记，或许可以透过那些简约而不尽规范的文字记载中，获取更多有关20世纪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变迁的资料，使我们认真地品味历史的细节，同时感受到作者爱憎分明、疾恶如仇、待人以诚、严于律己的大家风范。他的悯天忧民、针砭时弊、廉洁自傲、嗜书如痴、向往爱情等等，无不显示着他的率真性情和诗人气质，行为举止间流露着中国文人特有的自由潇洒，但推开这扇看上去悠闲洒脱的生活之门，隐寓着的却是充满激情之内心世界与如火如荼之现实生活剧烈撞击后所带来的矛盾心态的真实记录。

常先生自20世纪20年代起即养成写日记的习惯，自1932年以后的日记基本上保留了下来，成为作者的人生写照。这部1949—1952年间的日记，是真正写给自己的日记，也是作者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从时间、内容上看，较为系统，很少缺漏。在整理过程中，以尽可能保持原貌和方便读者阅读为原则，采取了如下方法：

1.尊重作者观点，对涉及作者个人隐私及不适于公开的人事、日常生活开支账目等部分内容，适当做了删节；同时，参照同一时期作者所写的行程记录及会议笔记，对日记内容稍加补充。

2.对原文做了重新标点；将与作者关系较为密切的人物和事件做了简要的注释。

3.保持其习惯性用语、译音用法和原有( )内文字注释；对行文中出现的明显笔误，采取径改；对同名异写的人和书名尽量统一，实在无法断定哪一名称更确切者，则在首次出现时采取[一作××]注释办法，而后一如原稿。

4.保持原有数字及计量温度的不同写法。不同国别、地区的币种和书写方式，可以反映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变化情况。如日记中1949年3月以前部分，当系印度、新加坡、港币等币制，而归国后采用解放区关东券、人民币等不同币制，加上货币改制后对教师工资采取的薪给制等的币值记载，可能对读者阅读产生障碍，但考虑到原作的时代性，均一如其旧。计量温度则采用华氏、摄氏不同写法，阅读者当能容易辨别，无须统一。

5.日记中出现的中外文字及书刊名称等，限于整理者的学识水平，虽经尽力核对，仍然存在一些无法确认的问题，暂按原貌保留，期待方家指教。

郭淑芬女士为保存、整理常先生的遗著竭尽全力，承其提供日记原件，并认真审阅了整理稿；李辉先生和大象出版社的编辑人员为此书的选题、编辑、排印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和付出了辛苦努力，在此谨致衷心的谢意。

常先生作有《春城》一绝，诗曰：“春城寒尽小梅开，斜日东风细雨来。西苑垂柳丝万缕，和烟和雾隐楼台。”我曾有幸得到先生赐赠的墨宝，每于斗室壁端，瞻仰手泽，吟咏诗句，辄引发出无尽思念之情。其书法浑厚工稳，骨气奇高；其辞句洒脱清幽，意境深远，书意诗情似与本册内容相贴切，乃取《春城纪事》为书名。

沈宁

丙戌春日于中央戏剧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