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堪称一本伟大的书。这是巴金用全部人生经验来倾心创作的。没有对美好理想的追求，没有对完美人格的追求，没有高度严肃的历史态度，老年巴金就不会动笔。他在《随想录》中痛苦回忆；他在《随想录》中深刻反思；他在《随想录》中重新开始青年时代的追求；他在《随想录》中完成了一个真实人格的塑造。本书是《随想录》第4集。

巴金直面“文革”带来的灾难，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他愿意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他在晚年终于写作了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随想录》，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

九一 “干扰”

九二 再说现代文学馆

九三 修改教科书的事件

九四 一篇序文

九五 一封回信

九六 愿化泥土

九七 病中(一)

九八 汉字改革

九九 病中(二)

一〇〇 “掏一把出来”

一〇一 病中(三)

一〇二 我的哥哥李尧林

一〇三 怀念一位教育家

一〇四 “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

一〇五 谈版权

一〇六 又到西湖

一〇七 为《新文学大系》作序

一〇八 我的“仓库”

一〇九 怀念均正兄

一一〇 我的名字

一一一 我的日记

一一二 《茅盾谈话录》

一二三 病中(四)

一一四 我的噩梦

一一五 “深刻的教育”

一一六 关于《复活》

一一七 病中(五)

一一八 我的老家

一一九 买卖婚姻

一二〇 再忆萧珊

附 录 答井上靖先生

后记

前些时候我接到《大公园》编者的信，说香港有一位读者希望我谈谈我哥哥李尧林的事情。在上海或者北京也有人向我表示过类似的愿望，他们都是我哥哥的学生。我哥哥去世三十七年了，可是今天他们谈论他，还仿佛他活在他们的中间，那些简单、朴素的语言给我唤起许多忘却了的往事。我的“记忆之箱”打开了，那么一大堆东西给倾倒了出来，我纵然疲乏不堪，也得耐心把它们放进箱内，才好关上箱子，然后加上“遗忘之锁”。

一连两夜我都梦见我的哥哥，还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醒过来我才想起我仃J已经分别三十七年。我这个家里不曾有过他的脚迹。可是他那张清瘦的脸在我的眼前还是这么亲切，这么善良，这么鲜明。我不知道自己还可以工作多少时候，但是我的漫长的生活道路总会有一个尽头，我也该回过头去看看背后自己的脚印了。

我终于扭转我的开始僵化的颈项向后望去。并不奇怪，我看到两个人的脚印，在后面很远、很远的地方。在我的童年，在我的少年，甚至青年时期的一部份，我和哥哥尧林总是在一起，我们冒着风雪在泥泞的路上并肩前进的情景还不曾在我眼前消失。一直到一九二五年暑假，不论在家乡，还是在上海、南京，我们都是同住在一问屋子里。他比我年长一岁有余，性情开朗，乐观。有些事还是他带头先走，我跟上去。例如去上海念书这个主意就是他想出来，也是他向大哥提出来的。我当时还没有这个打算。离家后，一路上都是他照顾我，先在上海，后去南京，我同他在一起过了两年多的时间，一直到他在浦口送我登上去北京的火车。这以后我就开始了独往独来的生活，遇事不再征求别人的意见，一切由我自己决定。朋友不多，他们对我了解不深，他们到我住的公寓来，大家谈得热烈，朋友去后我又感到寂寞。我去北京只是为了报考北京大学。检查体格时医生摇摇头，似乎说我的肺部不好。这对我是一个意外的打击，我并未接到不让参加考试的通知，但是我不想进考场了。尧林不在身边，我就轻率地作了决定，除了情绪低落外，还有一个原因，我担心不会被录取。

从北京我又回到南京，尧林还在那里，他报考苏州东吴大学，已经录取了。

P53-54

我的第四本《随想录》又编成了。我把它叫做《病中集》，只是因为收在这个集子里面的三十篇“随想”都是在病中写成的，其中五篇的小标题就是《病中》，而《病中(四)》和《病中(五)》还是在病房里写的，当然讲了些我生病和治疗的情况。

我当初制订写作计划，相信每年可以写出“随想”三十则。那时自己并未想到生病、摔伤以及长期住院治疗等等。但这些事全发生了。我只得搁笔。整整八个月，我除了签名外，没有拿笔写过字。以后在家里，我开始坐在缝纫机前每天写三四行“随想”时，手里捏的圆珠笔仿佛有几十斤重，使它移动我感到十分困难。那么就索性扔掉笔吧。然而正如我去年年底给一个朋友的信中所说：“沉默也使人痛苦，既然活下去，就得留一点东西。”因此我还是咬紧牙关坚持下去，终于写出一篇接一篇的“随想”。

有一位朋友见我写字那样吃力，不觉动了恻隐之心，三番五次地劝我改用口述。但我写文章从来不是发挥个人才智。离开了笔，单靠一张嘴，我毫无办法：讲不出来。有笔在手，即使一天只写一百字，花两年功夫我也可以完成一集《随想录》。我不靠驾驭文字的本领，因为我没有这样的本领，我靠的是感情。对人对事我有真诚的感情。我把它们倾注在我的文章里面，读者们看得出来我在讲真话还是撒谎。不谈过去，单说现在吧，我绝不写文章劝人“公字当头”，而自己“一心为私”。自己不愿做的事情，我也绝不宣传。我的座右铭便是：“绝不舞文弄墨、盗名欺世。”不管写什么长短文章，我时时记住这句话。

病中写的短文大概不会是“无病呻吟”之作吧。我写文章并非为了消遣，也不是应酬朋友，只是有感而发，也无非根据几十年生活、阅读和写作的经验。我虽是病人，但医生说我的脑子清楚，没有病态。我自己经过反复思考，也觉得我还能顺着一条思路走下去，似乎未患老年性痴呆症，不至于信口胡说。当然，医生讲话，并非法令；自我吹嘘，也不可靠。何况小道消息又传我“风烛残年”、“抱病在身”，有些好心人不免为我忧虑，经常来信劝我休息。我不是一个固执的人，我也知道搁笔的日子近在眼前，自然的规律不可违抗。但是人各有志，我的愿望绝非“欢度晚年”。我只想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爱憎消耗干净，然后问心无愧地离开人世。这对我是莫大的幸福，我称它为“生命的开花”。

我提到“小道消息”，近几年来关于我流传着各种各样的“叽叽喳喳”，使得朋友和读者替我担心，为我痛苦。我曾多次要求：让我安静，将我忘掉。但是并没有用。有时谣言自生自灭，有时消息越传越多。有的完全无中生有，有的似乎义有线索。谣言伤人，锋利胜过刀剑；只是我年到八十，感觉越发迟钝，不会一吓就倒，一骂就死。有时冷静思索：为什么我不能安静?是不是因为我自己不肯安静?……我想来想去，始终在似懂非懂之间。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按原订计划我要编写五册《随想录》，现在只差最后的一册，快结束了。这样一想倒又处之泰然了。

这两年中间除“随想”三十篇外，我只写过一篇短文《答井上靖先生》。我喜欢这篇书信体的文章，它表达了我对日本朋友、日本作家、日本人民的真挚的感情，我将它作为附录收进这个集子。

最后我还想讲一件事。从写第三十几则“随想”起，我养成一种习惯，让女儿小林做“随想”的第一个读者，给我提意见。小林是文学刊物的编辑，有几年的工作经验。她校阅我的每一篇“随想”认真负责，有话就讲，毫不客气。我们之间有过分歧，也有过争吵。我有时坚持，有时让步，但也常常按照她的意见删去一些字句，甚至整段文字。今天编辑《病中集》，重读两年来的旧作，我觉得应当感谢小林那些修改的建议。作为年轻人，她有朝气，而且她受不了我那种老年人翻来覆去的唠叨。  1984年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