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同寻常的访谈，真实的自白；

44位伟大新闻摄影师的传奇故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的重大历史事件……

《生活》杂志摄影师缔造了世界新闻摄影的开端，也创造了世界新闻摄影的辉煌，为我们留下了这个时代难忘的历史剪影。

1936年，随着《生活》杂志的创刊，新闻摄影作为美国人叙述故事的一种革新方式，开始以迅猛之姿进入人们的视野。这里是那些创造图片故事和图像文体的先锋们不容置疑的声音。系列访谈从新闻摄影之父——艾尔弗雷德·艾森斯塔特开始，他们的精彩故事提示了艰难的奋斗历程和取得的光辉胜利，这些因素创造了令人瞠目的摄影传奇，并使《生活》杂志成为美国人的家庭相册。

1936年，随着《生活》杂志的创刊，新闻摄影作为美国人叙述故事的一种革新方式，开始以迅猛之姿进入人们的视野。这里是那些创造图片故事和图像文体的先锋们不容置疑的声音。系列访谈从新闻摄影之父——艾尔弗雷德·艾森斯塔特开始，他们的精彩故事提示了艰难的奋斗历程和取得的光辉胜利，这些因素创造了令人瞠目的摄影传奇，并使《生活》杂志成为美国人的家庭相册。“《生活》杂志对我来说意味着美国国旗，”艾森斯塔特回忆说，“我们感到了一种巨大的责任感。我们教育了世界。”

艾森斯塔特和同事们，像卡尔·迈登斯，和其他44个接受访谈的《生活》杂志摄影师事实上在实践新闻摄影，但又使之成为了一门艺术。

在长达100多个小时的录音谈话中，他们吐露了自己的抱负、焦虑以及对约翰·洛恩加德——《生活》杂志最伟大的当代专栏作家的祝贺。这些关于摄影师的冒险和不幸——从欧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至70年代的重大历史事件——描述和刻画了新闻摄影的黄金时代。“我们所拥有的共性之一，”洛恩加德说，“就是我们都热衷于拍摄周边的世界，尤其是人，而且我们每人都认为自己比其他人干得好。”这些伟大摄影师的照片，忠实地记录了我们这个时代难忘的历史剪影。

本书为你讲述艾尔弗雷德·艾森斯塔特、雷克斯·哈迪、约翰·菲利普、彼得·斯塔克波尔、霍勒斯·布里斯托尔、汉塞尔·米斯、卡尔、雪利·迈登斯和戴维·E.谢尔曼等杰出摄影师的故事。

艾尔弗雷德·艾森斯塔特(Alfred Eisenstaedt)：《生活》杂志最受尊敬的摄影师之一，拍摄题材极为广泛，曾为政治、娱乐、艺术等领域的很多著名人物拍摄过。从1960年开始拍摄约翰·F.肯尼迪，一直到他当上总统，得到过他的信任和厚爱。他最著名的照片是二战胜利后时代广场上一个水手吻一个姑娘的照片，由此向全世界传达了经受过战争的人们感受和平的狂喜。但这张照片却一直被质疑是否摆拍，直到现在还引起广泛的争议。

雷克斯·哈迪(Rex Hardy)：《生活》杂志最年轻的摄影师之一，在《生活》杂志只工作过3年，拍摄偏向于冒险和体验，自认为“可以算是《生活》报道拍摄酒会这一类事件的摄影师”，但实际上他也拍摄过很多著名的人物和大场面，如美国著名喜剧电影明星哈波·马克斯，海地与圣多明哥的战争，海地总统就职典礼等，为记录历史留下了生动的原始资料。

约翰·菲利普(John Phillips)：194 3年著名的《德黑兰会议》的拍摄者，并被邀请参加了温斯顿·丘吉尔的69岁生日庆祝会，之后又拍摄了法罗克国王、南斯拉夫游击队领导人铁托等，并有两幅照片在“人类之家”展览中展出。他有一种非常超然公正的摄影态度，拍摄的照片总是给人眼睛一亮的感觉，他生动的图片反映了伟大的历史时刻。

彼得·斯塔克波尔(Peter Stackpole)：他是一个雕塑家的儿子，却有着对摄影的兴趣和天赋，很早就认识了摄影大师安塞尔·亚当斯和爱德华·韦斯顿等人，并加入了F64小组。曾跟随美国著名儿童电影明星秀兰·邓波尔进行拍摄，曾连续几年拍摄、报道奥斯卡电影奖的颁奖过程。二战期间到塞班岛进行拍摄。斯塔克波尔善于根据现有环境来设计情境，关注构图、质感和画面的设计，是位相当出色的摄影师。

霍勒斯·布里斯托尔(Horace Bristol)：他关注到加利福尼亚州移民劳工的生活状况并拍摄成故事，这个故事后来成为畅销书《愤怒的葡萄》的题材，并被“二十世纪之狐”改编成电影。他还拍摄了广受欢迎的巴厘岛的故事等。他善于发现题材的社会意义，喜欢把自己看成是新闻摄影师而不是艺术家，这在《生活》杂志中一是为数不多的，，

汉塞尔·米斯(Hansel Mieth)：《生活》杂志仅有的四名女摄影师之一，很有才华也很有个性，因此曾被一些报纸的新闻记者妒忌而发生冲突，得了一个“拳手”的绰号。她拍摄的《多丽五胞胎》构思新颖，颇有趣味。在罗斯福总统的母亲莎拉，罗斯福86岁生日时，拍到罗斯福四世同堂的照片，这张珍贵的照片极具纪念意义。

卡尔和雪利·迈登斯(Carl&Shelley Mydans)：《生活》杂志摄影师中的夫妻档，配合极为默契，卡尔拍摄时只需要拍摄图片，雪利会为他记录好一切。他们手下曾经产生过大量的优秀作品，如日本福井的地震，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吕宋登陆等。1963年肯尼迪总统被刺，他拍到了那张各报抢登头条新闻、地铁中人人读总统被杀消息的照片，这是他图片中被用得最多的一张。他曾经说过：“世界是有感情的，摄影师必须以某种方式抓住这种动人的瞬间。”

戴维·E.谢尔曼(David E Scherman)：一位极为聪明的摄影师，在拍摄“柠檬奇缺”这个题材时设计的拍卖的形式让这张照片赢得普遍的赞誉。除了拍摄这种极富情趣的照片，他还有着让人钦佩的策划能力——在6个月的时间内编辑成《(生活)之最》，半年中卖出去160万册，成为美国出版史上销售最快的一本书：他想出主意拍摄英国文学名著中的英国景色，出版成摄影集《文学的英国》，成为美国在战时的“每月畅销书”，后来与妻子合拍的《文学的美国》，也成了“每月畅销书”。

艾尔弗雷德·艾森斯塔特(以下简称艾森)：在我的一生中，我拍谁拍得最多?我告诉你，是索菲亚·罗兰。我是在1961年认识她的。《生活》的一名编辑打电话给我说：“我们有个好差使交给你，你手头的故事什么时候拍完?”我当时正在拍哈佛大学毕业典礼的故事，我还想把这个故事引申一点，所以就回答说：“也许明后天吧。”那编辑说：“你必须马上去罗马拍索菲亚·罗兰。”“我15分钟之内就结束。”我说。第二天我就上路去罗马了。索菲亚在那儿拍一部电影。她对我好极了，我可以随意拍摄。大约一年之后，《生活》杂志的文字记者问索菲亚：“你为什么可以让艾森随意拍照?”她说：“因为他让我想到我的妇产科医生。”

在最初开始拍照片时，我从没有想到摄影会成为一个职业。我的第一台相机是叔叔给我的生日礼物，那是在柏林，我11岁的时候。那是一台伊斯曼·柯达三号折合式相机，我拍摄一些喷泉、树叶、街景这一类业余爱好者们拍的东西，自己冲洗。1916年被应征入伍时我不再拍了，我只是个孩子兵，直到战后的1925年，我买了一台蔡司·伊-3相机，是用9×12厘米平板胶片的，这时我才又开始拍照。我还是拍些风景、蛛网、森林之类的东西。到了1927年，我与父母亲去波希米亚度假，我拍摄了一幅一名女子在打网球的照片，时间是下午4时，她的倩影让我着迷，于是我拍了一幅照片，其中还有别的景物。回到柏林后，我把这张照片给一位朋友看，他也常常玩玩摄影。他说：“你可以把它放大。”

我说：“什么是放大?”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词。我到他的住处，他给我看装在墙上的一件新发明，是用木头做的。他表演给我看，可以把我那幅照片中的打网球的女子放大，而把别的杂乱背景裁掉。我就这样开始了我的摄影生涯。我看到了各种可以做的事，以前我只是印相，照片只有3×4英寸。我买来放大机，把我父母亲的卫生间改成了暗房——没有人可以用那个卫生间了。

有人说：“你应该把这幅照片给‘Der welf spiegel’杂志的什么人看看。”那杂志的意思是“世界之镜”，有点像《纽约时报》的星期日杂忐版。编辑对我说：“我非常喜欢这幅照片。”当这幅照片刊出时，底下的说明是：“日西下，影渐长。”

那编辑说：“再给我拍些这样的照片来。”两周之后，我到柏林的阿荷特·巴豪夫车站，我拍到一位老妇人穿过铁道，那儿停着四五辆巨大的蒸汽机车，阳光正照到老人的头发上。编辑喜欢那幅照片，他们付给我三四美元，大概是12马克，我甚至不知道照片可以挣钱。那时我是纽扣和纽带推销员，只是业余爱好摄影，对这方面还一无所知。我一直不是个好推销员，我对这一工作毫无兴趣。我喜欢的是艺术、戏剧、音乐。那位编辑对我说：“如果你还想干下去，你应该去买一台像埃里克·萨洛蒙博士用的那种相机。”萨洛蒙博士很快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他拍摄那些重要的政治家，他可以避开警卫拍到他们自然的神态。所以我买了一台Ermanox相机，拍夜景。我喜欢这一类照片，我也拍戏剧女明早们。P21-22

一

中国摄影出版社以前曾出版了一本十分好看的书，叫《世界的眼睛——马格南图片社与马格南摄影师》，那是描述世界顶级图片社以及顶级新闻摄影师的开山之作。现在，它的姊妹篇《美国(生活)杂志摄影师访谈录》(共四册)中国摄影出版社即将付梓，此书无疑在纪实摄影上和前者难分伯仲。

其实，这两本巨著中的摄影人物本身有很多重叠，如罗伯特，卡帕既创建了马格南图片社，最终又死在《生活》杂志手里。两本好书从不同侧面表现了同一伟大事物的不同方面。伟大的事物往往诞生于伟大的运动，伟大贯穿于事物的各个方面，伟大来源于无数细小的认真准备之中。

传教士之子亨利，鲁宾逊，卢斯出生在中国台州，曾受五四运动影响。1936年，卢斯回到美国，着手创办一本靠照片讲故事的“新书”——《生活》杂志。这本“新书”从一开始就概括了中国人“一图胜千言”的诗词意境，推翻了以往照片仅是文章插图的传统习俗，摒弃了照片的画意表现和简单记录，首次把照片提升成独立、连贯的“摄影故事”。

卢斯发明的“摄影故事”和以往成组的风光照片截然不同，不再是简单元素的堆砌展示，而是通过“人”讲述一个主题——它不但包含巨大信息量，而且充满人性，十分有趣。创造“摄影故事”的生产工具不再是派克钢笔或雷明顿打字机的键盘，而是“有思想指导的相机”。

二

1990年初，为了追忆《生活》杂志的辉煌历史，著名记者、作家约翰·洛恩加德几乎找到所有健在的《生活》杂志摄影师，对他们逐一进行1—3个小时的电视采访，然后根据录音整理出80万字，再精心压缩到20万字。这就是眼前这套《美国(生活)杂志摄影师访谈录》。这是《生活》杂志摄影师首次面对摄像机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他们的照片破天荒地被用来辅助他们的文字。

《美国(生活)杂志摄影师访谈录》把我们带进一个不可恢复的浪漫时代，往事如烟，有趣而引人入胜。那时候的许多男女，年轻时就热爱摄影，好奇心伴随他们的年龄成长。他们有极强的想象力，他们把自己特有的洞察力带入自己的作品，以知识的方式讲故事。他们自己经常被《生活》杂志扔进熊熊烈火，要么烧死，要么百炼成钢。

与此同时，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就连举世公认最严谨的摄影师艾尔弗雷德·艾森斯塔特也有完不成任务的时候，当他受命《生活》杂志拍摄保加利亚王子和意大利公主的婚礼时，由于邂逅墨索里尼而忘了工作。更何况极其聪明而又反复无常，贪杯、好色、嗜赌、聪明可爱、习惯冒险的罗伯特·卡帕?而在这方面做得最出格的要数尤金，史密斯，他完全无法与编辑合作，无法与美编合作，也无法与主编或最高头头共事。可尤金·史密斯具备摄影师必备的所有特性，他和他的照片充满激情，具有纯粹绘画的艺术性，传递出一种强烈的情感和戏剧效果。

在每一位《生活》杂志摄影师嘴里，摄影的本质各个不同。法宁格说，“我并不认为必须把摄影看成一门艺术”；乔治·西尔克认为，“摄影只不过是挣钱过日子”；德米特里，凯塞尔说，“摄影只是一种运气”：柯耐尔·卡帕却认为“摄影可以成为革命者、受压迫者和社会底层人士甚至那些关在监狱里的犯人们的呼声”。

三

半个多世纪前，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骄傲地宣布：“从奥斯陆到马德里，《柏林人画报》的发行量已经超过300万份。”与此同时，远在大洋彼岸的亨利·卢斯对戈培尔博士的宣布一笑了之：“德文作为一种地方语言，突破300万已经不容易了，而我们《生活》杂志在美国本土已经轻易突破1200万份。”在1936年到1941年那段激动人心的日子里，刚刚诞生的《生活》杂志妙不可言地把整个世界带进了人们的客厅。  与《柏林人画报》摆布出的辉煌不同，《生活》杂志刊登的照片都是自然发生的，既有娱乐性，又有资料和信息价值。《生活》杂志没人告诉摄影师应该拍什么，应该怎么拍，《生活》的一切体现了美国式的随意。直到电视出现前，《生活》杂志一直弥补着广大读者对视觉图像的迫切欲望。

随着电视走进家庭，就连顶级的《生活》杂志摄影师也不得不改弦更张。迈伦·戴维斯曾被派驻麦克阿瑟司令部，在太平洋战场使过卡宾枪，参加过萨勒诺和安齐奥登陆。电视普及后，他主动找到《广告年代报》当初级记者，日积月累之后成了报社的主编。而其他各位摄影师也伴随着《生活》杂志的停刊而激流勇退。

尽管曾经辉煌的《生活》杂志早已烟消云散，但它开辟的生活方式正在普及，自由自在地生活业已成为大多数人的追求。撒哈拉的沙子静卧依旧，潮白河的沙子被建筑成国贸大厦，日本的沙子烧出佳能、尼康，德国的沙子造出了徕卡、蔡司，而唯有生来自由的加利福尼亚的沙子，烧出了奔腾的芯。

“翻阅《生活》杂志，能够看见全世界，见证重大的历史事件……”

——摘自美国《生活》杂志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