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通过对庄子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了他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

本书抓住了先秦道论的主要问题和内在矛盾——道产生自然知识还是道是自然典范，剖析了庄子哲学“道在自然”的特质。

本书以隐者传统和道家思想为背景，重新解释了庄子的游世思想和道论。庄子是战国中期一位伟大的隐者思想家，他的思想涉及当时知识界关心的许多重要问题，但最核心的思考，是要回答乱世如何找到个人出路。庄子对社会黑暗和人生痛苦有独特的认识，他不相信传统隐者找到的种种避世方法能躲避黑暗，因此独倡游世。游世思想表面上戏谑恢谐，无可无不可，实质却足坚守内心的孤独。另一方面，庄子又继承了隐者的理想主义传统，要在世俗生活的腐烂气息之外寻找清新的人生。他把这种清新的理想与自然之道理论结合起来，创立了一种关于个人与世界如何建立全新交往关系的理论。先秦自然道论到庄子这儿达到思想的最高峰。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生平著述

 一、生卒年与故里

 二、生平身世

 三、与惠施的交往

 四、与隐者的关系

 五、著述问题

第二章 痛苦意识

 一、生命的孤弱

 二、精神的奴役

 三、善恶的困惑

第三章 游世思想

 一、从避世到游世

 二、戏谑生命的卑微

 三、客串存在的角色

第四章 人生理想

 一、随遇而安

 二、品味孤独

 三、生命清新

第五章 道与知识

 一、对“经典”的质疑

 二、老子之道

 三、道与自然知识的分化

第六章 新的世界

 一、道就是自然

 二、道与知

 三、道与言

 四、道与行

 五、存在之本

结语：无我之境

索引 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词语索引

后记

二、生平身世

有关庄子的生平，我们现在知道的很少。史料所提供的庄子生平事迹记载，太过简略。有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已经无法弄清楚。例如，庄子的家世，幼年时的成长环境与所受教育，思想与性格形成的过程，生平遭际对思想发展变化的影响等等。这些问题不弄清楚，理解庄子思想特别是他的思想发展历程，就要受到很大限制。

不过，先秦时代的重要思想家，其生平事迹在史料中保存下来的都不多。相比之下，有关庄子生平事迹的史料还不算最少。我们可以根据有限的史料，对庄子生平活动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种了解，从为一个思想家写思想传记的意义上说是很不够的，仅可以粗略把握庄子其人的一些主要特点。分析庄子思想，同分析先秦所有思想家的思想一样，最可靠的办法是从《庄子》书中保留的原始文献出发，梳理其思想展开的内在逻辑。对庄子生平主要特点的把握，可以为这种梳理提供一些背景参照。

《史记》庄子本传和《庄子》一书都未曾提到庄子的家世。庄子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里，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但是许多学者都认为庄子应是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出生，是贵族后代。对此本书也持同样看法。我认为庄子出生贵族世家的理由有二：第一，庄子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学识渊博，《史记》本传说他“其学无所不窥”。这一般来说当与家世出身、从小所受的教育有关。虽说战国时代平民从学的不少，但是平民出身的人，一般倾向于通过学习知识改变社会身份，寻求跻身上层，他们不大会对缺乏实用价值的精神问题有过多的兴趣。而庄子的学识教养似乎全都环绕着某些纯属精神的问题。这种学识教养，很难想象是从一个以谋生为急务的家庭环境里培养起来。第二，庄子有很深的厌世情绪，这也像是一个败落贵族家庭的子弟所容易有的性格。虽然战国时代社会动荡，生活不稳定，充满危险，整个大环境容易使人消极避世。但是另一方面，各国招揽贤才，任用名士，贵族制度解体导致社会阶层上下流动，这一切又为年轻的知识人才提供了成就功业的广阔前景。事实上那是一个士人阶层非常活跃而且情绪昂奋的年代。在这样热闹的时代，庄子似乎连一点进取的努力都不曾做过。所有关于他的故事和他写的文字都表明，这个人自始至终对政治就是厌倦的。从一般的情理推断，平民出生的士人不大会一点向上奋斗的热情都没有，直接就走向忧伤的厌世主义。只有在社会剧变或残酷政争中败落的贵族后代，才会有这样悲观的性格倾向。

庄子很可能出身贵族，但是庄子自己这一生是彻底从上层政治以至整个上流社会退出，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庄子究竟以何为生？史载不明确。《史记》本传说“尝为蒙漆园吏”，这个为“吏”的经历，《庄子》书中所有关于庄子生平的记载，都未见有踪影。估计庄子做漆园吏的时间不会很长，他一生主要的生计当不是靠做“吏”的薪俸维持。而且“漆园吏”应该不是什么政府官员，而是较下级的执事人员。钱穆估计与孔子曾做委吏乘田是差不多的性质。庄子一生能从官府获得薪俸的时间不会很长，他主要是游迹于社会下层的各种人物中间。从《庄子》中看，庄子与渔人、船夫、工匠、屠者、农人交往密切，对这些人的生活很熟悉。此外，庄子与隐者阶层中的各色人物也交往比较密切，熟悉这些人的生活。隐者阶层的人流品很杂，《庄子》书中所写到的隐者就已是斑驳陆离各色人物都有，有受过刑残的高人，有导引养生之士，有钓鱼闲处者，有神秘主义者。隐者与一般下层劳动者的区别是有知识教养（许多人来自上流社会），有独特的想法和人生见解。但他们往往要自食其力，这一点与下层劳动者已无区别。庄子主要就生活在下层劳动者与隐者这些要自食其力的人中间，估计庄子的谋生方式与这些人相同。他可能没有固定的职业和特别擅长的手艺，否则有关他生平的寓言故事当有所反映。庄子自食其力的方式是什么，我们知道的不是很清楚。《庄子》中曾提到庄子钓鱼捕鸟打草鞋，可能都曾是他的谋生活动。此外，庄子有弟子。按古时的通例，收授弟子当取束惰，可能这也是庄子生活来源之一。但应当指出，庄子收授弟子规模不会很大，没有形成显赫的学术集团。与庄子同时的孟子、惠子等人授徒很多，形成显赫的集团势力。庄子与他们是不一样的。

庄子一生主要活动在社会下层，他的生活很苦。有人讽刺他“处穷闾隘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就是说住在偏僻的陋巷里靠打草鞋为生，脖子枯瘦，脸色发黄。庄子曾有一次见过魏惠王，穿的是粗布的补丁衣服，用麻线系的草鞋。魏王说：“何先生之惫邪？”庄子回答说，我这是“贫”不是“惫”。还有一次，庄子穷到没有饭吃，去向朋友借粮：

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监河侯曰：“诺。我将得邑金，将贷子三百金，可乎？”

庄周忿然作色曰：“周昨来，有中道而呼者。周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周问之曰： ‘鲋鱼来！子何为者邪？’对曰：‘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诺。我且南游吴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鲋鱼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与，我无所处。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

庄子贷粟是为了救急，家里已近于断炊。所以监河侯贷三百金的许诺救不了庄子的急。这一故事表明庄子有时生活状况十分窘迫。在这样贫困的生活条件下，庄子始终不肯做官。关于庄子拒绝做官的故事，《史记》本传和《庄子》中有关庄子生平的小故事都曾经提到，《庄子》中还提到不止一次。这些故事虽然免不了有些夸张，但估计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楚王礼聘庄子之事，《史记》本传也提到了，一所记略有不同。说楚王直接派人请庄子，“许以为相”，这可能有些夸张。我们在前一节引《黄氏日钞》对“楚聘庄周为相”一事提出的质疑很有道理。但至少可以认为，楚国官方曾经试图罗致庄子，为庄子所拒绝。战国时代的风气，是政治家普遍重视士人，他们视招揽人才为富国强兵的急务。而且那时候各国君主重士有一个特点，就是并不以士人所学是否实用为唯一标准。只要某个士人有名声，哪怕这名声是因为某种无法付诸实践的学说，甚至与治国完全无关的奇谈怪论，这个士人也会受到尊重。如杨朱派的学说，是一种轻视政治的个人主义学说，从理论上说对当时各国的集权政治有害无益，而杨朱派的领袖人物却能受到各国礼遇。最有意思的是名辩家公孙龙，他提出“白马非马”与常识对抗因而出名。“白马”论与治国修身都无关，纯是一种聪明的巧辩，但公孙龙因之而出名，就有人礼聘他。战国时重士之风就是这样，有点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有名就行的味道。庄子所学固不实用，但庄子学识渊博，思想深奥，文笔精美，在当时想必有某种特别的名声。楚王礼聘庄子这件事可能是有后人夸张编造的成分，但从战国时的一般风气看，我们可以相信庄子当时若想要做官甚至是职位很高的官并非难事，因为他是很特异的才士，这种人是很使当时政治人物敬畏的。《庄子·秋水》中还记述了另外一件事：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曰鹩鹪，子知之乎？夫鹚鸲，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鸩鸲过之，仰而视之曰：‘啉！’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啉我邪？”

这个故事里并没有人礼聘庄子。但有人威胁惠子说庄子到梁国来有可能取代你的相位，惠子就相信了。这就是因为庄子的名声使这种潜在威胁成为可能。这件事也从侧面说明庄子若要想做官，并不是很困难的事。庄子与惠子是朋友，他们的关系我们下一节专门讨论。但是他们两人志趣不同。所以庄子以鹌鹪（凤鸟）自比，而把惠子重视相位，视作鸱（鹞鹰）得腐鼠。

庄子不仅不愿做官，而且不愿意被当作清客养起来。战国中期的时候，士人普遍受重视，有才能有名望的士人可以做官，也可以做被官府或贵族供养起来的学者清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齐国有一个著名的稷下学宫，是齐威王时为吸引四方学者建立起来，齐宣王时（与庄子同时）’学宫最盛。学士有“数百千人”，其中很多是名重一时的人物，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慎到及儒家大师孟轲等等。稷下学宫犹如官办的科学院，广纳天下贤才。学者在学宫中受到政府供养，衣食无忧，特别有名的还“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而学者在学宫中并没有政治责任，只管谈论学问，“不治而议论”，与政治有关无关的学问都可以谈，而且学者离去自由。如果庄子不愿做官是为了怕俗务缠身失去自由，或者怕官场上权力倾轧太有风险，那么稷下学宫就是一个理想的去处。事实上稷下学宫对当时的学士们有很大吸引力，可以说，战国中期思想界的风云人物，绝大多数都曾涉足稷下。像孟子鲁仲连这类性格高傲不愿曲事权贵的人，都不拒绝稷下。庄子为什么躬逢其盛，却不愿意去那里过衣食无忧的清闲日子？现在由于资料所限，无法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白解答，我们只能从庄子拒绝官府的清高态度出发，推测庄子是因为厌倦官府而推展到厌倦一切与官府有关的事务。此外，从《庄子》书中经常批评儒墨的言论看，庄子像是很不喜欢当时主流知识分子装腔作势的样子。《田子方》篇写一个名叫温伯雪子的南方高人（成玄英疏说：“楚之怀道人”）到齐国去，路经鲁国时有一个人一定要见他，温伯雪子不愿见，说“吾闻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吾不欲见也”。后来他从齐国归来路过鲁国，这个人又来求见，温伯雪子没有办法，只好出来相见，结果不欢而散。他回来对仆人说：“吾固告子矣，‘中国之民，明乎礼义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见我者，进退一成规，一成矩，从容一若龙，一若虎，其谏我也似子，其道（导）我也似父。”把一个摇曳姿态没有性情的文人活画了出来。温伯雪子对“中国之君子”的看法，应该是代表庄子的看法。所有有关庄子的资料和《庄子》一书都表明，庄子不大喜欢正经八百的文人。那么，不去稷下学宫，恐怕也是因为讨厌文人圈子里面的气氛吧。

庄子生平穷困，却清高孤傲，拒绝与官府往来，这对于理解其思想有重要的参考意义。长期安于贫困，做起来并不容易。庄子一生不肯入仕，也不肯做清客吃一口现成饭，这说明他性格中有某种很认真的东西，说明他是迂直而不肯灵活权变的人。为什么我们重视庄子这种性格呢？因为《庄子》一书（尤其内篇）恰恰提倡一种凡事不要认真，无可无不可的游世主张。按这种主张，人生在世没有什么应该特别坚守的原则，别人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照这种主张，庄子岂不是可以随意弄个什么职事做做，反正“外化而内不化”，心里不拿它当回事就是了。《楚辞》里有一篇《渔父》，是楚人悼念屈原之作，写了屈原与一位渔父对话。屈原自诉因为认真而痛苦：“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劝他说：“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漏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铺其糟而啜其酶？”这位渔父的观点，就类似庄子的游世主张。可能庄子思想在战国后期楚国一带已有些影响，这位《渔父》的作者就受了影响，所以拿游世的观点来与屈原的坚贞迂直做一个对比。可是，庄子既然主张不必认真，他自己为人处世为何又那样清高认真呢？

P8-17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干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孑L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旋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匡亚明

1990年10月7日

写这本《庄子评传》，从准备资料到动笔，前后用了两年多时间，但我对庄子思想的研究则早于此。1988年，在《南京大学学报》发表第一篇关于庄子的论文，题为《庄子道论新释》，提出道就是自然本身。1992在《道家文化研究》第一辑发表《生命·自然·道——论庄子哲学》一文，初步从人生问题的角度，对庄子思想进行了贯通的解释。这本《评传》是在以往断断续续研究的基础上，对自己所认识的庄子，做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总结。

《庄子》一书，内容博大。《史记》本传说庄子“其学无所不窥”，本书没有全面探讨《庄子》书涉及的所有问题，只是集中探讨了人的痛苦和出路问题，我觉得这是庄子思想中的根本问题。前辈及当代学者研究庄子，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成果，这些成果是我能提出一点新意见的基础。我的新见解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一个问题是游世思想。游世思想多年来学者已不大注意，或者说有意回避，因为弄不好就会把庄子说成“滑头混世”，有损这位伟大哲人的形象。但我觉得有一种激烈的东西包含在庄子夸张的游戏言论之中，不分析这种夸张过火的游戏之言，揭示包含在其中的痛苦与冷嘲，便无法真的理解庄子。当然这是一个很困难复杂的问题，我的理解以及措辞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希望将来能通过学术批评，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下去。另一个问题是道论。学术界比较流行的见解，是把道理解成天地本原和自然规则，对此我十年前发表第一篇关于庄子的论文时就提出不同看法。经过多年的思考，我现在把自己所得的结论集中在第五、六两章。这个见解是不是站得住，且待学术界的批评意见。

庄子思想一向被视为自由精神的渊源。本书不强调自由，而强调“无我”，这是我对原文精神的理解，并不是希望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排斥自由而倡导无我。现代知识分子实用意识很敏感，我不得不作此说明。对于庄子思想可能有什么当代意义的问题，我还缺乏认真的思考。但有些初步看法可以先说出来：第一，中国需要文化重建，庄子思想肯定是重要的精神资源。这是一种什么资源，现在还看不透。现在首先需要一种超乎当下社会功用的纯学理研究，把求有用的心事先放在一边。就像宋代理学家那样，有一种书生的执拗，先求把一个纯粹的“理”弄清楚，立住脚。如果在人文知识分子的小范围讨论中，一种古代文化的“理’’通过再阐释和反复争辩立住了，被大家接受了，它就有转变成社会精神资源的可能。第二，就目前紧迫的文化需要来说，应当提倡自由精神。但现在需要的是当代自由主义理论。这个理论的精神资源是人权观念。庄子的自由理想有完全不同的精神资源，与此不大相干。人文学者和艺术家汲取庄子的自由精神，蔑视权威，注重个性和创造，那是另一回事。但我想他们要真的在精神创造活动中有所借鉴于庄子，就应当理解庄子自由精神的资源是什么。第三，从长远来讲，一个社会不能单靠解决利益分配合理化（这是现在最紧迫的问题）就能良性发展，而必须要有较深的对人的生存现象的理解作为精神基础。包括庄子研究在内的所有古典思想研究，其可能的实用意义都是在提供这样的精神基础。庄子的道论，以自然的光辉照出我们人类（每一个个人）的“本体论的”黑暗倾向。所有伟大宗教的意义也许都在这里。我相信文明的进步有赖于各种伟大宗教和思想对人类黑暗倾向的永久的警告。庄子思想的这一层意义也许与“现代化”没什么关系，但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写这本书，开始时就有一个考虑，要把问题简明化。一但写到最后发现简明非常不容易。真正好的简明叙述需要对问题有通透的理解，并且需要充分的时间来锤炼词句，否则就难免缠绕。本书有些章节差强人意，但全书未能达到“简明”的效果。有时叙述是简单了，却不能携起深刻的问题；有时是反过来，罗唆半天，意思就是不能到位。刘勰《文心雕龙》中说到写文章的甘苦：“方其搦翰，气倍辞前；及乎篇成，半折心始。”现在对此有了切实的体会。

尽管如此，本书总算对我较长时期的庄子研究作了一个交待。能够做出这点工作，要感谢先师刘毓璜教授生前对我的教诲，是他把我引进了学术研究的门；感谢陈得芝教授、阎韬教授，他们是我在职读博士学位的导师，以广博的学识为我点拨途径，开启思路；感谢余敦康教授、陈鼓应教授，他们对我的庄子研究初作给予了热情鼓励；感谢魏良韬教授、蒋广学教授，在多年来的交往中给我许多指导和帮助。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他们给了我很多支持，使我能够安心于书桌。最重要的是，他们只是支持我的工作，却从不要我“出成果”来作回报。

我可以肯定，这是一本在庄子研究中有新见解的书。我也知道，这是一本仍有不少缺点的书。希望此书能得到学界前辈同人的批评指点。

1998年7月记于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