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哲学家们的理智力量、诚实、明晰、勇敢和对真理的无私的热爱,直到今天还是无人可以媲美的。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人类生活中最美妙、最富希望的乐章。本书摘选了洛克、贝克莱、休谟、托马斯·里德、孔狄亚克、拉美特利、哈曼和利希滕贝格等人的重要著作，并以富于洞察力的导言和评论解释了这些哲学家的核心概念，他们的思想和时代，是一部十八世纪哲学的最佳入门读物。

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们试图让世界上一切事物都遵循不可改变的物理定律，从而把哲学变成一门自然科学。在本书中，伯林广泛摘选了洛克、贝克莱、休谟、托马斯·里德、孔狄亚克、拉美特利、哈曼和利希滕贝格等人的重要著作，并以富于洞察力的导言和评论解释了这些哲学家的核心概念，他们的思想和时代，揭示了他们在十八世纪和今日的意义。

导论/1

第一章 约翰·洛克/20

第二章 伏尔泰/104

第三章 乔治·贝克莱/106

第四章 大卫·休谟/155

第五章 托马斯·里德/253

第六章 孔狄亚克/258

第七章 拉美特利/261

第八章 约翰·格奥尔格·哈曼/263

第九章 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269

洛克的哲学对整个十八世纪的思想产生过无可争辩的影响。他生于1632年，二十六岁时在牛津大学获硕士学位。他断断续续地生活并执教于牛津大学，一直到1683年，也就是“光荣革命”四年之前。他的思想对这场革命的形成贡献颇多。由于有参与辉格党特别是他的庇护人莎夫茨伯里勋爵密谋的嫌疑，洛克被驱除出境。他曾做过莎氏的政治顾问和医生。洛克流亡到荷兰，只是在得到威廉·奥伦治的准许之后才回到英国。在生命的最后十五年里，他平静地生活在乡村。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出版了大量改变了人类思想的哲学和政治论文。

他为人彬彬有礼，羞怯而又秉性和蔼可亲，广泛地受人爱戴和尊敬，没有敌人，而且天生有一种吸收并以简练的语言解释一些有创造性、革命性思想的惊人能力，这些思想只有在他的时代才是丰富的。他同他的时代谐调一致，他所涉及到的一切课题无不成就辉煌。他是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的主要哲学和政治传统之父，他的实践才干也不是无足轻重的。因为他的健全的思想给近代英国的经营机构特别是处理商务的机构留下了印记。

如果说笛卡尔通过尝试运用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标准和一些概念而消弱了经院哲学的魅力(他本人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的进步贡献很多)，那么可以说，在科学上造诣很平庸的洛克则把哲学从哪怕是这种程度的专门化中解放出来了。对十八世纪来说，他至少不再把哲学描绘成一门深奥的学问，而只是一门基于经验观察和常识判断的正常能力之上的学科。笛卡尔仅仅认为那些得自严格的演绎的论据才是值得注意的，这些演绎都是从自明的或者被认为是正确的先天前提出发的，洛克则求助于对自然界的观察，试图追溯心灵的当下信念与状态的心理来源，并解释它们由此而来的“自然”的增长。像霍布斯一样，他首先把人看做自然中的客体，与其他自然的客体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并且把人看做是可以通过心理学的自然科学的发生学方法予以描述和解释的——尽管他并没有这样称呼那种方法。他的一些理论经常是十分奇异怪诞的，他所犯的错误在于有很多前后矛盾、嗳昧不清的地方，并且陷入了他本人应该反对的思维方式。然而，他的思想或者至少是他表述这些思想的技巧所产生的后果(十七世纪后半叶和整个十八世纪的文学趣味显然与我们不同)确实是革命性的。他认为很多基本的错误都应归于指称事物的词的误用。心灵——或者它们的思想——能写就其自然史而并不逊于植物或动物，且同样令人惊叹，富有成果；哲学家的发现不应远离稳定的常识信念(几乎可以说是洛克发明了常识这个概念)；哲学问题并不通常都起源于哲学家心灵中的混乱，倒不如说起源于问题固有的困难——所有这些观点都改变了人们的思想，仅仅是伏尔泰的无限倾慕就足以证明洛克著作的影响。他认为自己正在实践牛顿的方法，而事实上他更像一个试图医治各种疾病(这里指对外界和人的精神能力所产生的错觉)的医生(他曾做过医生)。而追溯这些疾病的根源，考究它们的症状则是这过程的一部分；由此洛克发现他自己正在编纂的东西部分地是一部解剖学教科书，部分地是一册治疗方案指南。这部著作是以朴实明晰的语言写就的，这种语言极大地有助于揭示许多思想本身的含糊与暖昧。开场白《致读者》就具有理智上谦逊而有魅力的特点。他告诫读者，要得到正确的知识，并不需要和神学家一块飞入云端，也不需要和形而上学家们一起潜入黑暗之井，而只需要研究他自己的本质。这一点如果做得谨慎小心，将清除“虚荣与无知的庇护所”——即无意义词语的浮云——并因此为坚实的、关于人的经验科学扫清道路。通过这种告诫，洛克感染了当代读者，从而赞同他的思想。

P20-21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囿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迻译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像，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本书堪称十八世纪哲学的最佳入门，……用心的读者不仅会从中获得信息，还会受到启蒙。  

  ——《纽约时报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