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汇聚了夏晓虹先生在其专著《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之外写下的几乎所有关于梁启超的长言短语，共收录近十余年来研治梁启超的随笔、书评、序跋、论文等二十三篇，内分五辑。由文及人，由人及事，由事及史，由史及论，既有对梁启超生平与著述、事功的总体评述，包括时人与后人、师友与家人的感性印象；也有对梁启超剧曲创作、文类概念与文学史研究的专深探讨或考辨，较为全面地展示了这位近现代政治、学术大家的历史面貌。

他的《少年中国说》是青春中国诞生的第一口呼吸；他的《变法通议》是一新文化向旧文化宣战的第一把利剑；他的“小说界革命”的尝试为腐朽的旧文学注入第一支兴奋剂。他就是梁启超！他力主变法却踏上流亡之路；他推行共和体制却步履艰难；他指挥讨袁护国却遇重重阻拦；他与康有为同为戊戌干将，却最终分道扬镳……本书汇聚了夏晓虹先生在其专著《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之外写下的几乎所有关于梁启超的长言短语，共收录近十余年来研治梁启超的随笔、书评、序跋、论文等二十三篇，内分五辑。

结缘梁启超(代序)

辑一

学者梁启超

以觉世始以传世终

——梁启超与20世纪中国

著论求为百世师

——说梁启超的“善变”

寂寞身后事

——时人眼中的梁启超

梁启超的家庭形象

——读吴荔明著《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

梁启超与吴其昌

——吴其昌著《梁启超》前言

辑二

菊砚端砚尽关情

登陆塘沽

——梁启超流亡归来

来自巴黎的警报

——“五四”期间的梁启超

梁启超墓园的故事

 梁启超墓与母亲树

 先行安葬的李端蕙夫人

 墓园的购建经过

 提前到来的梁启超葬礼

 墓园的兴衰与逝者的命运

辑三

梁启超曲论与剧作探微

 剧作考实

 “戏曲为优美文学之一种”

 “以中国戏演外国事”

 “在俗剧中开一新天地”

梁启超的文类概念辨析

 “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

 “诗本为表情之具”

 “情感之文美术性含得格外多”

梁启超文艺观刍议

 文化史视角

 “文学救国”论

 “情感中心”说

梁启超的文学史研究

 改良群治与有益人生

 科学精神

 文化视角

 历史意识

辑四

中国学术史上的垂范之作

——读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清学的有用与无用

——读梁启超的学术史二种

考据与图表的现代功用

——读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

梁启超与《和文汉读法》

近代传记的新变

谁是《新中国未来记》第五回的作者

也说梁启超的“盗用”

辑五

《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后记

《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新版序

《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序

后记

梁启超的家庭形象——吴其昌著《梁启超》前言

做梁启超研究多年，对与梁氏相关的大事小节不免时刻留意。不希望观察对象只定格在书本中，更愿意知道他在举手投足、一颦一笑之间蕴藏的故事。起码，对于我来说，活人更容易理解，较少歪曲，所以，“虽死犹生”也成为我对梁启超的特别期望。

出于这一兴趣，前几年编过一本《追忆梁启超》，专收与梁有过交往的亲友甚至敌对者的忆述文章。窃以为，梁氏虽属于感情外露类型，喜欢不断谈论自己的经历、兴趣与矛盾，但这也只是使人比较容易接近，其间仍有大量的省略。这些有意或无意的遮蔽，恰恰是研究者最当用心之处。因而，知情人对同一事件的多种解读，有助于我们立体地观照人物。

就此而言，家人的回忆也是不可或缺的角度。不同于古代子孙辈写的行状专记大节，现代散文为私人的情感表露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名人家话这一隐秘的角落也受到了公众的极大关注。由于在家庭中，人物最无须遮藏，其生活形态也更自然本真。倘若有如实的记录，资料价值不言而喻。阅读这类文献，也容易获得亲切的感知。问题是，传统的制约在近、现代之交仍有留存，近代名家的家庭形象也不免若明若暗。因此，编辑《追忆梁启超》时，得见吴荔明先生的《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文，自然极为欣喜，并毫不犹豫地以之作为选文的殿军。虽然此文在回忆文章中已属长篇，而我仍不满足。如今，在大加扩充之后，又出现了同名专书，对于如我一般的期待者自是好音。

记得文革中，借助“最高指示”的东风，“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古代贤人名言曾耳熟能详。姑不论其中包孕的政治谋虑，单考历史事实，“传家久”、“继世长”在名人后裔中确乎很难见到。非有严格、细致的家庭督导，一世而斩也不稀奇。曾国藩的训子书格外受人青睐，便因其以方正之道体现了父亲的爱心。而在一家之中，能集中出现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庄、梁思礼如此众多的知名学者，梁启超在子女身上花费的心思之多也可想而知。加以梁氏看重感情生活，更显得儿女情长。其大量家书首先披露于《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后经过修订，更名为《梁启超年谱长编》正式出版），还多半是为着重大事件的说明所作的摘引。而《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专从对子女的关爱与子女的成长两个角度切入，辅以作者个人收藏的未发表书信以及家庭成员的记述，便凸显出梁氏的无微不至与因材施教。

下列事例或许最能表露梁启超与康有为这两位近代史上重头人物的性格差异。吴书中写到，梁启超曾希望作者的母亲、梁的二女儿思庄学生物。作此建议，在梁氏是经过了缜密的思量。其中有家庭的考虑，“弟兄姊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也有学术的考虑，梁认为，生物学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而且为哲学社会学之主要基础”；小而言之，对女孩子来说，它又是“极有趣而不须粗重的工作”，因而“极为合宜”，且“容易有新发明”；大而言之，“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男子也很少）”，故鼓励女儿“做一个‘先登者’”（48－49页）。但如此周到的安排，只为思庄的缺乏兴趣与苦恼不安而最终放弃。梁启超反加以肯定：“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而要思庄以“自己体察作主”，“不必泥定爹爹的话”（49－50页）。正是由于梁氏能够体贴个人性情之不同，尊重孩子们的选择，梁思庄日后才能成为有成就的图书馆学家。

与之适成对照的，则有康有为弟子卢湘文写的《万木草堂忆旧》中的记述。卢氏以资深教育家的体验，对康氏戊戌以前改革幼学、拟新编蒙学书的计划评论说：“盖先生天分太高，视事太易，不能为低能儿童之设想。”其编书之悬的过高、不切实际，注定在教学实践中无法应用。这自然与康所教万木草堂生徒“皆一时之秀”有关，故不知中人以下者读书的甘苦。他曾把女儿同复送到卢处受教，并言：“此女甚钝，幼时尝教以数目字，至数遍尚不能记，余即厌恶之。”（《妇孺韵语》）以康氏眼界之高，便只能教天才而不能教常儿。

两相比照，我们也可以体味康有为的强悍与梁启超的平易，从作文到作人，均一以贯之。由此更推进一步，二人治学以及思想历程之不同，也约略可见。康氏自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梁氏则“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其前所治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而康之抱定宗旨、不再转移与梁之与时推进、久领风骚，便从此分途。

吴荔明虽以第三代的身份，讲述上两代人之间的亲情故事，却并不回避矛盾。《谱写“凝固音乐”的人——二舅梁思成》一章，便引录了林徽因1936年写给美国朋友费慰梅的信，其中有大段文字抱怨“小姑大姑们”的家务琐事使她厌烦。也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不和谐音，书中关于梁家的生活描述才显得真实可信。

不过，作者毕竟隔了一辈，对于上代人的记述也偶有失误。如述及林徽因之父长民先生行迹时，谓其“在浙江海宁任官职期间，创办了求是书院、蚕桑职业学堂等”（135页），便与事实相左。1897年在浙江创办求是书院与蚕学馆的林氏，乃是时任杭州太守的林启（字迪臣）。林长民当年虚龄22岁，尚在其父林孝恂（字伯颖）开设的林氏家塾中读书。其家塾分东西两斋，分别聘请了林纾与林白水主讲旧学与新知（参见陈与龄《林长民及其从兄弟》与梁敬金享《林长民先生传》）。林纾的《畏庐文集》中因而留下一篇《赠林长民序》，便是这段因缘的雪泥鸿爪。

虽有此微瑕，《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仍值得珍藏。记事之外，书中收录了一百多帧梁启超全家照片，其文献价值为目前所有梁氏研究著作之最。这些从梁家后人的家庭照相簿上汇集的留影，在公众人物之外，更多展现了作为父亲与丈夫的梁启超形象。同样，梁氏的两位夫人，尤其是王桂荃也从幕后走到前台，使读者在获知这位梁氏家书中称为“王姑娘”与“王姨”的女子身世的同时，也可以一睹其饱经沧桑的面容。至于梁家的儿女们，也各自在专章叙述中现身纸上，令人备感兴味。再配以梁启超题写于照片以及书信的手迹、旧居摄影与房屋结构图，梁氏的家居环境透过历史尘埃，又复显于我们眼前，我所渴望的活生生的感觉，也在此书中得到了极大满足。

1999年6月9日于东京弥生寓所 P036-039

结缘梁启超(代序)

对于读书人来说，大概一生中总有几本书会与之长久相伴，因而构成个人生命流程的一部分。就我而言，这类书中首推梁启超的文集。在我四十五年的人生中，与梁氏文集“剪不断”的日子，竟有十五载之多。今日回思，也觉惊心。

与一部书深深结缘，往往需要特别的契机。我之得以相遇《饮冰室合集》，起初纯粹是出于研究的需要。1983年，我就读硕士研究生已进入第二个年头，两年半的学制时间过去了一半，我该为学位论文圈定一个大致的范围。正在此时，我开始阅读1936年出版、厚达四十册的《饮冰室合集》，那套书在系资料室的书架上，占据了一层的大半格。起初，我还对是否能够读完全书缺少信心；而一旦相接，阅览本身立即变成愉悦的享受，梁启超所自许的其文字“别有一种魔力”(《清代学术概论》之二十五节)的效应，竟然历久不磨，在我身上重现。我的论文题目也最终确定为(《梁启超的“文界革命”论与“新文体”》，希望有幸揭示魔力产生的谜底。

算起来，1929年去世的梁启超与初读其书的我，中间横亘着半个世纪；我所看到的梁氏最早的文章，更写于近百年以前。可我全然感觉不到其间的距离，那些印在纸上的铅字充盈着生命力，把一个元气淋漓的任公先生引入我的世界。

中国古来就有“文如其人”的说法，仿佛这是一个文学评论的通则，天生为批评对象所具有，就像一个人的胎记一般，与生俱来。而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不易达致的很高境界，虽经努力，亦未必可以企及。对于政治家与学者，尤其如此。但此语移用于梁启超的文章，却极为贴切。

也许是我的偏见，政治家以深谋远虑的理智应世，看重的是社会效果而不是个人趣味，撰文难免戴假面具，少见个性；倘若身居高位，更多了一种职业性的“纱帽气”，个体已经消融成为职务的符号，“官样文章”之讥便无可遁逃，然而这还是排除了秘书代劳的情况。学者发言虽有更大的自由度，可学术研究的科学、谨严又要求“言必有据”，可以覆按，司空见惯的“学究气”于是弥漫学界，人们也约定俗成地以之为学术论文的特征，向规范化靠拢的结果，常是个人风格的消泯。

梁启超恰好兼有政治家和学者两重身份，其一生以1917年底辞去财政总长之职为分界，区划为政界与学界两段生涯。尽管作为政党领袖与大学导师必须面对不同的大众，梁启超却能够始终如一地坦露胸襟。无论所写为何种文字，作者的个性总是分明可见。

不妨抄录几段当年令我动心的话，以作佐证。

1899年底，意欲远游美国的梁启超开始写作记录此行的《汗漫录》(又名《夏威夷游记》)，心中洋溢着“生二十七年矣，乃于今始学为国人，学为世界人”的自豪。其自述平生履历的一段话便说得相当动情：

余自先世数百年，栖于山谷。族之伯叔兄弟，且耕且读，不问世事，如桃源中人。余生九年，乃始游他县，生十七年，乃始游他省，犹了了然无大志，梦梦然不知有天下事。余盖完全无缺不带杂质之乡人也。曾几何时，为十九世纪世界大风潮之势力所簸荡、所冲激、所驱遣，乃使我不得不为国人焉，浸假将使我不得不为世界人焉。

在80年代初“思想解放”的高潮中，读到如此贴切的话语，发觉梁氏的决心仍然适用于今日中国——“既生于此国，义固不可不为国人；既生于此世界，义固不可不为世界人”——而岁月流转，已近百年，在生出亲切感的同时，也不免伴有些许悲凉。

1901年，正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写下《自励》二首，全无去国万里、飘零天涯的苦态，而满怀“著论求为百世师”、“十年以后当思我”的极度自信，令人不得不佩服其乐观与远见。此前一年面世的《少年中国说》，更是豪气干云。开篇一连串的比喻精彩绝伦，诸如“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放人当时的语境，其奇思妙想，新颖别致，足以倾倒人心。而文章对未来中国的理想描述，又分明带有青年梁启超意气风发的个人印记。

在随后几年陆续刊出的一系列学术论文与外国思想家学案中，梁氏当仁不让地认真履行其导师职责，于输入新知之际，仍保持了选择的主体意识。以按语形式出现的议论，也往往将话头引向中国现状或作者自身，使读者在读文时也能读人。最有名的当属《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的自我评定：“若夫理论，则吾生平最惯与舆论挑战，且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者也。”虽因言论不断改易而受到“反复无常”的责难，但处于形势急剧转化的过渡时代，梁启超之“善变”反而成全了其不落伍，郑振铎因而对五十六岁去世的梁氏有“仍是一位活泼泼的足轻力健，紧跟着时间走的壮汉”《梁任公先生》)的印象。

完稿于1920年的《清代学术概论》，总结了三百年来学者的贡献与缺失，对作为个中人的自己，梁启超也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客观地加以评说：

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委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虽然，国人所责望于启超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历史上所积之资格，实应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若此人而长此以自终，则在中国文化史上，不能不谓为一大损失也。

在我平生的阅读经验中，还从未看到如此苛刻而自负的坦诚自责，其针砭准确、褒扬得体，也只能出自梁启超这位性情中人之口。此语也可视作梁氏对自己的“盖棺论定”，我们实在找不出比它更精到的历史定评。

除鉴赏其人，读其文，还时有精妙的议论启人心智，引人神往。因此类例证太多，不暇枚举，略翻其书，观者自可领会。

不过，仍然值得一说的是梁启超的两次系列讲演：一为1912年10月归国后在各团体欢迎会上的发言，一为1922年应南北各学校及学术团体之邀的讲学活动。前者曾由张君劢、蓝公武辑为《梁任公先生演说集》，后者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三卷本的《梁任公学术讲演集》。虽是面对各式听众，且有时密接至一天一场，梁启超却绝不敷衍。即使邀请者有八旗生计会、山西票商或北京美术学校、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之天壤之别，梁氏所讲题旨却均能切近对象，出自心得，而别具新意，毫无政治家强人就我、以不变应万变的恶习。

被其文字、归根结底是为其性格的魅力如磁石吸铁一般所吸引，我开始着手写作平生第一部研究专著，那就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印行的《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梁启超也成为我为之付出最多的历史人物。以分类编排的方式选辑的两卷本《梁启超文选》，逐一复核引文出处而编校的“现代学术经典丛书”中之《梁启超卷》，辑录散见的梁氏亲友、学生为之撰写的印象记成《追忆梁启超》一厚册，所用时日均可以年计。特别是历六七寒暑、始终未曾歇手的《饮冰室合集补编》，虽积稿已多，犹未肯脱手，总期望求全求善。尽管出版社与家人均一再提醒，存在他人捷足先登的可能性，市场只认速度，并不在乎质量，而私心终怕对不起读者，也委屈了任公先生。

也许正因为与梁启超结缘太深，对其著作的刊行便看得太重。坦白说来，至今在我家数量可观的藏书中，竟没有一部号称收录最全的《饮冰室合集》，好像是以文字为生的人没有笔，不免使人惊异。而道理其实很简单：在我苛求的眼中，这套嘉惠学林的巨著，存在着遗漏甚多、校勘不精的毛病。我不愿意自己最喜欢的学者，并不完美地出现在我的书房里。不仅出于求全责备的心理，自己不购藏，也曾经劝说朋友，等待善本，致令其坐失良机。精善之本至今并未出现，影印本再版反提价二百元，徒然加重了朋友的负担。只有我仍然决心坚持，希望终有一日，可以拥有一部让我满意的梁启超全集。

1998年3月25日于京北西三旗

(原刊《十月》1999年第3期)

在我四十五年的人生中，与梁氏文集“剪不断”的日子，竟有十五载之多。今日回思，也觉惊心。

算起来，1929年去世的梁启超与初读其书的我，中间横亘着半个世纪；我所看到的梁氏最早的文章，更写于近百年以前。可我全然感觉不到其间的距离，那些印在纸上的铅字充盈着生命力，把一个元气淋漓的任公先生引入我的世界。——夏晓虹《结缘梁启超》(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