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温暖的告别；一段全新的启程；十二年里最精致的抒情和最犀利的笔锋。

本书由作者选出最喜欢的一部分抒情散文，编辑成为这本散文自选集《沉默的告白》，可以窥见十多年来作者的心路历程和创作变迁。

我的生命在日光之下展开，我的写作也在日光之下开始，我在赞美光明的同时，也在指证黑暗。感谢上帝，赋予我拒绝与黑暗、谎言和邪恶为伍的力量，让我有成为“光明之子”的渴求与盼望。

文字其实就是某种神秘的呼唤，呼唤那些相似的灵魂前来聚集。

好的文字必然有直抵灵魂深处的回音。

他们微笑着接受厄运的降临，并因此获得了穿透性的视力。他们在无边的黑暗中与光明紧紧拥抱。

我始终认为，抒情散文比杂文更接近我的内心世界——我的柔弱和腼腆在其中得以更真实地呈现。我并没有那么剑拔弩张，在烈酒与奶茶之间，我选择后者。

序  走向远方，走向幸福

第一辑 真情

3／牵手

10／我生命中的三个女性

17／今夜飞雪

20／激越之爱

26／绝望之爱

34／薄酒与丑妻

37／欲望号街车

40／赤足之美

43／那段岁月，那段爱情

65／俩人行

85／大地的孩子

89／父亲的自行车

91／九种武器

第二辑 风景

115／那塔，那湖

120／关于“五四”：那一天，那些人

126／水边的故事

130／舟的遐想

136／秋瑾故居的柚子树

139／斯堪的纳维亚的海风

——北欧散记

152／谭嗣同三题

160／鲁迅三题

167／月亮上的蝴蝶

171／丽江，更加接近天空的地方

177／鼓浪屿访舒婷

180／成都的茶馆万岁

183／山田君的忏悔

186／永恒的美丽，永恒的生命

189／那跟天上的星空一样灿烂的……

193／从太空中看，地球没有边界

——写给为人类宇航事业献身的英雄们

197／瓦尔登湖：大地的眸子

205／那栋朴素的小房子

——普林斯顿爱因斯坦故居侧记

213／马车上的阿米西人

第三辑 岁月

225／毕业生

232／牛

232／屠杀的血泊

239／残缺之美

243／谁是白痴?

247／口吃的人

251／讷言者说

255／圣诞树

259／小号手的忧伤

263／幸运杜内

266／城市的灵魂

270／张楚：一个躲着布道的布道者

276／教育者的伤痛

281／你是一颗星

——致李尚平

285／哪里有柔软的石头

——为柔石诞辰一百周年而作

第四辑 序跋

293／文字的破冰船

——(《火与冰(修订版)》序

300／为抽屉而写作

——《铁屋中呐喊》跋

304／铁屋子与窗户

——《铁屋中呐喊(修订版)》序

308／言说的自由

——《说，还是不说》序

312／寻觅表达的可能性

——《想飞的翅膀》序

323／为了痛，更为了爱

——《爱与痛的边缘》跋

330／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

——《压伤的芦苇》序

348／读友

——《铁磨铁》序

352／求索爱的光芒(答康志刚问)

——《铁磨铁》跋

361／“八仙”还是”九仙”?

——《光与影》跋

364／”了解日本”乃是“关怀中国”的前提

——(《暖昧的邻居》序

371／永不绝望

——((期待幸福》序

380／未完成的转型

——《彷徨英雄路》跋

妻子

奶奶与母亲，跟我之间都有着一种天生的、神秘的血缘联系。而妻子与丈夫的关系，则显得更加神奇。想想看，一个几年前还跟你素不相识的女子，突然与你相识、相知、相爱，最后成了你的妻子，成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并且，她还将与你共同结晶出一个可爱的孩子，因为这个孩子，你与她之间也将产生一种血缘的关系。这本身就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

我与妻子的缘分，比电影《罗马假日》的情节还要富于传奇性。本来我已经不相信二十世纪末还能够有这样的传奇，但它居然发生了。

妻子是我的读者。她大学时候学的是金融，毕业后在南方的一家香港公司担任部门经理。她喜欢文学远远甚于喜欢自己的专业。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读到了我的《火与冰》，便按照模糊的地址，尝试着给我写了第一封信。她在信中写道：

迄今为止从未写过一封给陌生人的信，但王小波的死给了我极大的冲击，因为他就是我曾想要写信的人，而如今，信还在心里酝酿，人已渺然不知所向。我体味到前所未有的痛心与悔恨。世事喧嚣，人生寂寞，我一直以为，支撑我的生活动力便是罗素所称的三种单纯然而极其强烈的激情：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而在这样的动力下生活注定是孤独，无尽的近于绝望的孤独。我想，如果还有一双眼睛同我一同哭泣，那么生活就值得我为之受苦吧。

于是，因为王小波，因为孤独，因为生命的脆弱与无助，我终于提起了笔，给你，严重而真诚。

这封信深深地打动了我。我立刻给她回了一封信。从这以后，我们开始了通信。我们谈论的都是些严肃而沉重的话题，而不太像青年男女之间的通信。

就在我二十六岁生日的那天深夜，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女孩的电话。那充满磁性的声音，我好像在梦中听到过。对了，那声音来自于那些信件!

我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她说她并不知道这一点。她给我打电话的原因是，她刚刚拔掉一颗智齿，麻药失去药效后，伤口疼得厉害。身边没有亲人和朋友，不知为什么就想给我打电话，只给我一个人打。

那天晚上，我们居然在电话中聊了一个多小时。她说，她每天都与那些豪商巨贾打交道，在香港也见到过腰缠亿贯的商人。但是，金山银山也有散尽的那一天，而诗人的诗句永远在自己的心中。茫茫时空中，多少政客和富翁们灰飞烟灭，而穷困潦倒的诗人却能够以一句诗歌而获得永恒。

窗外，是北京已经很少见的满天的星光。几千里外的南方的天空呢?南方的星光一定比北方的还要亮。天空的星辰实际上对应着我们内心的星辰，正像康德说的那样，心中有星星的人，头上才会有星星。

那个晚上，星光把我们的心房照得好亮好亮。

一些看似偶然的事情，实际上很多年以前，上天早已经作了巧妙的安排。古语说得好：“水到渠成”。

几天以后，她获得了一次到北京出差的机会，我们约好到北大校门前见面。远远地，我就看见了一名清秀的女孩站在寒风中，嘴唇冻得发白。我想，一定是她。

她来到我简陋的小屋，我打开电脑给她看我新写的文章。她毫不客气地就在上面修改起来，好像在修改自己的文章。而一向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自己文字的我，对她的这种“放肆”的行为，居然也没有生气。刚刚见面，一切礼仪都已经消失了。我们好像认识了几个世纪。后来，妻子说，当时她就有一种十分奇妙的感觉，觉得这间小屋就好像是属于她自己的。

见了第一面，一切就已经尘埃落定。她回了一趟南方，放弃了曾经拥有过的所有东西。老板提出给她加一倍的薪水，提出安排一套别墅给她自由使用。她微微一笑，拒绝了。

于是，她来到北京这座陌生而寒冷的城市，来到我这间时常停水停电的小屋，成了我风雨同舟的妻子。她曾经是时尚的都市白领，穿宝姿牌的衣服，用迪奥牌的化妆品，去女子健身俱乐部。如今，她舍弃了当初这些奢侈的消费习惯，因为她选择的人生伴侣是一个穷书生。同时，她也选择了一条颠沛坎坷的人生道路。我曾经很认真地问她：“假如有一天我像俄罗斯的十二月党人那样，被残暴的皇帝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去，你怎么办?”她咬了咬小虎牙说：“我跟你一起去!在那冰天雪地中，我们互相温暖对方。”

我是幸运的，我生命中的三个女性一一奶奶、母亲和妻子，都给予我爱、信心和勇气。

我想，在感恩节的时候，男性是最需要感恩的，感谢白发苍苍、皱纹满面的奶奶与外婆，感谢未成年时候养育我们的母亲，感谢成年以后眷恋我们的妻子，感谢所有曾经、正在和即将给予我们关爱的伟大而平凡的女性，她们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珍宝。

P14-16

走向远方，走向幸福

——序

在编辑这本散文集的时候，我又把在北大念书时自己编印的四本简陋的小册子拿出来翻检，它们分别是《行者手记》、《明天》、《远方》和《思人》。我最美好的青春岁月都浸润在这几本小册子中了。它们的封面无比粗糙，印刷有些模糊不清，装订也歪歪斜斜，但对我来说却都是无价的珍宝。回头来看这些曾经被禁锢在抽屉里的文字，不由感到分外地亲切和温暖。有了它们，我的青春便永远不会逝去；有了它们，我的生命便有了意义和价值。

最近一段时间里，抒情散文写得愈来愈少了，这缘于外部环境的恶化。但是，我始终认为，抒情散文比杂文更接近我的内心世界——我的柔弱和腼腆在其中得以更真实地呈现。我并没有那么剑拔弩张，在烈酒与奶茶之间，我选择后者，并因此遭到友人的嘲笑和读者的失望。我的勇敢是因为爱。或者说，是爱让我变得勇敢起来。有意思的是，特别注意到我的抒情散文的，大多是学校中的女孩子。大约是女性的心灵本来就更加接近真与美吧。

从一九九二年考入北大求学至今，十二年的时间一晃而过。其间，我个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读友”们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依然不变的呢?

不变的就是“说真话”一一“说真话”是我一直坚持的理想。我写的几百万字的作品，其价值归根到底无非就是“说真话”三个字而已。“说真话”不仅是我写作的旨归，也是我生活的原则。

差不多十年前，我在名为《远方》的这本小册子的开头，曾经写过一篇短短的序文——一般而言，序言是一本书中分量最重的文字。这段文字让今天的我亦深感吃惊：

读尤金·奥尼尔的剧本《天边外》，这个名字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我。顿时，我忘记了自己是在北大一间阴暗、潮湿而狭窄的学生宿舍里。“天边外”，是的，“天边外”究竟在哪里呢?

“天边外”在我不安分的心里。小时候的我很“大”，那时候有好多的野心，仿佛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都能顺利地实现；长大了才发现自己其实很“小”，因为十之八九的事情自己都无能为力。这也许是人类不得不面对的最基本的荒谬之一。于是，一步一步地退却，终于退却到语言的象牙塔里，开始了被一些人羡慕也被另一些人不齿的文字生涯。

有朋友问我，你干嘛一天到晚写个不停?

我笑笑，回答说：我也很遗憾，因为我只会写字。

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是我把写作当作自己抵达“天边外”的途径。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天边外”，即便是白痴也不可能全盘地认同于现实。“天边外”是现实中不存在的地方，它存在于梦和想象中，对于我这种依赖梦和想象生存的人来说，它显得尤其重要。我常有生错时代与地点的感觉，关于自己的前生，却寻不到蛛丝马迹。于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出现了，我必须也只能用文字来填补。

诚实的生活是艰难的，你要坚持什么，你就得付出相应的代价；相反，倘若什么也不坚持，反倒可能获得一切所想。我的愚昧使我只能选择前者，选择失去，选择孤独，选择不被选择。这样，我不得不愤怒，不得不尖刻，不得不轻蔑——面对那些向我蜂拥而来的卑琐而贪婪的面孔时。无疑，这些情绪对一个青年来说是有害，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做大，让它们控制我。我应该反击，挑战这些即将压倒我的情绪；我应该行走，让能量都消耗在浸透汗水的足迹里。

鲁迅说，要“沉静下去”，是的，要真正的沉静下去。死水微澜无济于事，沉静是为了大波大浪的到来。

沉静之后，愤怒遭到了压抑，则很可能走另一个极端：冷漠。初识的朋友，都说我给人一种冷如冰的感觉；然而，多年的知己都知道，我是个心肠最热的人——就像半睡半醒的休眠火山，外面是白雪皑皑，内里的岩浆却已然沸腾、奔流、涌动。

在鲁迅诡谲奇异的散文诗集《野草》中，我最喜爱的一篇是《火的冰》。在形容自己的时候，我也不妨借用这个词，不过要打个颠倒：冰的火。

昔日的北大，像《山海经》中的神话在一样遥不可及。但北大毕竟是北大，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这些暮霭沉沉的楼群之间，我这个“能为青白眼”的家伙依然能自由地行走，这就足以说明北大宽容犹存。

少年时代，北大于我确乎是“天边外”。等到我真正成了北大人后，这才发现，尽管北大是一个最像“天边外”的地方，但也仅仅是“相似”而已，它不是我的伊甸园，我还得走下去。

我对北大的评价，与对自己的文字生涯的评价一模一样：自以为是，其实自己什么也不是；恃才傲物，其实自己并无才可恃。

而远方，真的很远。

——一九九六年圣诞夜于北大图书馆

那时，很多忧愁凭空就产生了，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文字像蜂蜜一样分泌出来，并开始流淌。有很多文字不是我写的，是神借着我的手写成的，我为这些文字而惊叹，不是出于对自我的骄傲，而是对神迹的敬畏。究竟是我选择了文字生涯呢，还是文字生涯选择了我?我不知道最后的答案。但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永远不会为此而感到后悔。那段在北大的时光，透明如玻璃。我没有荒废那些美好的日子，这是我最大的幸运。所以，这些文字也算是我对神的一分感恩吧。

离开北大之后，我依然行走在一条漫长的路上。对于北大，离开是必然，怀念也是必然。而写作是我行走的方式之一，在这条仄仄的山间小路上，每天都会遇到新的景色和新的朋友。每一篇文章的发表，每一本书的出版，都是一次新的战争与搏斗，都是一次新的给予与获得。我真是上帝所宠爱的孩子。《圣经》中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这是人类最可悲的状态。感谢上帝，我的生命在日光之下展开，我的写作也在日光之下开始，我在赞美光明的同时，也在指证黑暗。感谢上帝，赋予我拒绝与黑暗、谎言和邪恶为伍的力量，让我有成为“光明之子”的渴求与盼望。

我已经不再是孩子，但我依然要说出“皇帝什么也没有穿”的事实。上帝赐予我这样一种品质，让说真话成为我的饮食和我的呼吸。于是，在这个大众已经习惯了皇帝的裸体、并喋喋不休地称赞皇帝如何如何美丽的世界里，我选择了“颠僧”和“畸人”的角色。

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很喜欢寻找关于“畸人”的故事。本科毕业论文，题目就叫《畸》。这是我看待中国文学史的一种相当个人化的视角。我也注意到，在《聊斋志异》一类的志怪小说中，常常出现这样的一种异人：他们拥有某种神奇的“第二视力”，能透视土地的表面，看到某处某处有古人埋藏的古董和金银财宝。他们一夜之间便成了富可敌国的财主、炙手可热的权贵。不过，他们的结局大多极其悲惨——不是因为泄露天机过多而突然丧失了这一神奇本领，就是被更加贪婪和凶残的达官贵人们囚禁、利用甚至杀害。因此，拥有这种“第二视力”的“畸人”们并未拥有自由与幸福。他们时刻生活在危险和恐惧之中。

我所看重的“第二视力”，与之无关。我所看重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意义上的“第二视力”(或“双重视力”)。俄罗斯思想家舍斯托夫在《在约伯的天平上》一书中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一位拥有双重视力的人。”一场故意中止的绞刑(这是沙皇强加给他的一个残酷的玩笑，虽然沙皇本人曾经被他的作品感动)赋予陀思妥耶夫斯基以“第二视力”，他开始从高处看到了所有人看不到的东西，这些东西与他先前的知觉器官和理性经验形成尖锐的冲突。

从刑场回来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然”看到：天空和监狱高墙、理想和镣铐，并不像他和常人从前想像的那样是对立的。它们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致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天空，有的只是狭小受限制的“视野”；没有推崇备至的理想，有的只是锁链，尽管看不见，但比监狱的镣铐连结得更加牢固。任何功勋、任何”善举”，都不能使人们摆脱自己“无期监禁”的处境。这种新的“视力”构成了《地下室手记》的主题。

这种“第二视力”也是一种神秘的声音，它召唤着期望拯救自己灵魂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敢想敢干，要走向沙漠，走向孤独生活。要忏悔，要承认自己是”地下人”，是最丑陋的、最下贱的、最卑鄙的、最无能的人。认罪和忏悔是觉醒的开始，舍斯托夫写道：“基督教的全部意义以及中世纪早期和后期精神生活主要推动力的赎罪愿望，就是由这种恍然大悟产生的。上帝怎么是人，上帝为什么要变成人，为什么要经受福音书上所讲的一切闻所未闻的痛苦折磨与凌辱?这仅仅是因为，不这样就不能拯救和赎回人的卑鄙行为和渺小。”是的，人是何等的卑微，人的罪性是何等地严重。我们都生活在地下室中，却并不明白自己糟糕透顶的状况。陀思妥耶夫斯基清楚地认识到，与小说中那些最恶劣的人物相比，自己丝毫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由此，写作才得以延续；由此，拯救才成为可能。

伟大的文学和艺术需要“第二视力”的介入。有了“第二视力”，才能脱离“一般”，才能突破“应有经验的传承”。有意思的是，许多拥有“第二视力”的人都是失明者，比如博尔赫斯。一九五五年，阿根廷的庇隆政权垮台之后，久遭放逐的博尔赫斯被任命为国家图书馆馆长。这是新政权给这位智慧者和抗争者的最高荣誉。此时，博尔赫斯已经完全失明了。在他的面前，一座宏大的图书馆犹如一个巨大的坟墓。

在《关于天赐的诗》中，博尔赫斯写道：“上帝同时给我书籍和黑夜，这可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与其说这是“绝妙的讽刺”，不如说是上帝特殊的美意——上帝让博尔赫斯视汗牛充栋的图书馆如无物之阵，而致力于自己内心世界的开拓。其实，博尔赫斯对自己的失明早有足够的心理准备。由于家族遗传，他的视力从小就很差。从青年时代起，他先后做过八次手术。对于博尔赫斯来说，失明“就像夏日的黄昏缓缓而来”。幸运的是，失明之后的博尔赫斯看见了满天星辰，人类的命运在神秘的天象图中永恒地流转。他开始致力于破解这些谜底，一直到生命的终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博尔赫斯比那些双眼明亮的人看得更加辽远和深邃，他成了一个真正的“光明之子”。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博尔赫斯都是“因苦难而幸福”的人。他们的受难是个人默默地进行的，他们不是战场上的“英雄”，他们也不愿接受诗史般的“英雄”的命名。他们微笑着接受厄运的降临，并因此获得了穿透性的视力。他们在无边的黑暗中与光明紧紧拥抱。

光明永远是黑暗的对立面。没有深入黑暗的核心，就无法真正洞悉光明的价值。卑微如我，所需要的“第二视力”仅仅是：在冠冕堂皇的官修史书的缝隙发现流淌着的鲜血，在莺歌燕舞的王府花园的角落发现哀哭着的奴隶，在光明正大的领袖语录的背后发现蠕动着的蛆虫。当然，这种“第二视力”又不仅仅局限于“视力”，它更是指一个完整的“感觉系统”。比如，在农贸市场农民们摆出的豆腐和青菜中发现生命的朴素与坚韧，在地铁站口流浪歌手吟唱的歌词和曲调中发现青春的浪漫与忧伤，在权贵们的满汉全席中尝到毒药的味道，在明星们的涂脂抹粉中闻到阴沟的气味，在学者们的夸夸其谈中嗅到谎言的耻辱。我感觉到了这一切，并将它们统统写下来。

当然，拥有这套特别的“感觉系统”，必然会给我带来种种意想不到的“麻烦”——一个如此“不适时宜”的人，怎能像某些“成功人士”一样高歌猛进地“走进新时代”呢?在这个“白内障”疯狂流行的土地上，无论赞美光明还是指证黑暗，都有可能被定义为“疯子”或者“狂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十字架，成为“光明之子”的道路曲折而漫长。有一天，我终于认识到了自己与那些批判对象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差别，我就在“他们”中间。这一天，我痛哭流涕，我告别了自己的青春自恋，也告别了自己的“自以为义”。这一天之后，我与“他们”唯一的不同之处乃是：我认识到了自己与生俱来的罪性，如舍斯托夫所说：“人的卑贱竟然如此之大，人竟然如此深陷进去，以致人世间任何宝物，无论是金子、银子，还是六脚韵诗，甚至最大苦行僧的修炼，都不能赎回他的罪过。需要上帝献出自己的独子，需要作出这种牺牲，否则就决不能拯救罪人。”从此，我怀着一颗感恩和忏悔的心来思考和写作。基督徒的身份，既没有使我丧失颂扬光明的热情，更没有削弱我指证黑暗的勇气。

这些年来，搬了好几次家，离城市的中心越来越远。我不是一个向往中心的人，我喜爱安宁。在院子外，有鸡犬的鸣叫，还有农夫的吆喝。这才有家的感觉。写作也更加从容不迫了。我想，我还会写更多的抒情散文的。

文字其实就是某种神秘的呼唤，呼唤那些相似的灵魂前来聚集。妻子便是这样被我呼唤来的。妻子去公司上班了，我一个人在家中读书、思考和写作，每一天都像是上一天，底片的颜色相同，而；中洗出来的照片却不同。

好的文字必然有直抵灵魂深处的回音，这说明孤独是可以通过写作来战胜的。前些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上海的“读友”的信，信中有这样的段落：

知道你又出新书了，看来你创作颇丰。从书的名字，让我肯定你和宁萱的生活应该幸福，而这幸福也给你带来了价值。别人可能很奇怪，我为什么那么关心两个陌生人的幸福。当我看完《香草山》后到今天，读了你其他的书籍，深知你是一个思想深刻，内心单纯的人，且又勤奋，你应该可以创造更为精彩的东西。

这样的人难免孤独和敏感，有个能爱他的人在他身边，他的生命会更明亮和旺盏。

上帝爱了这个孩子，给了他宁堇。

没有仔细看你新书的内容，因为那时书店快要关门了。但在有的篇目后面，看到你写着“写于北京家中”，在你的文字里说到“家”、“妻子”这样的词语时，我真替你高兴，我能感受到你写它们时的心情。

对于我来说，最大的享受是：能写出美的文字，能安慰陌生人的心境，能关怀到一个平常个体日常生活的幸福。文字表达思想和情感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比原来的生活美好，这是它的优点和局限性所在。但对于可以相通的灵魂，这样的局限性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上帝是善良的，他喜欢制造一些相似的灵魂，那么他们可以减轻些孤独。当别人把《香草山》当成小说或散文在读时，我却感受着两个相似灵魂的温度，为你们流泪，为你们高兴。

……你们都知道爱，都能爱，知道珍惜，知道宽容。你们从自己身上找到了美好。你们也许永远不知道有人为你们祈祷和担心，也许知道，你们知道同样的灵魂之间有极其单纯的感动。文字就有那么神奇，让遥远的人的心灵近在咫尺。可以永不相遇，但互相祝福和安慰。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靠写文章来讨谁的喜欢。我也不会乞求别人的“理解”——对于八十年代北大学生呼喊的“理解万岁”，我一直就不以为然。相反，我服膺于但丁所说的“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不当权力的帮忙和帮闲，也不当金钱的帮忙和帮闲，这两点很容易做到。但是，不当群众的帮忙和帮闲，却很难做到。《圣经》中说过：“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二十九节)既然我要做光明之子，我就不能顺从“大家”的意愿，而要遵从从天上而来的评判标准。

一直以来，我都不惧怕误解和侮辱。面对网络上曾经有过的铺天盖地的辱骂，以及昔日同学背后的冷嘲热讽，我从来都是一笑置之。我看到了那些人被我冒犯的“自尊”，以及由此“恼羞成怒”的模样。当然，我也需要知音的安慰，知音不必很多——对于孤独的写作者来说，得三五知己足矣。正是为数不多的心心相印的“读友”，支撑着我一直从事着艰难的文字工作。对于以爱来联结的“读友”来说，文字总是最好的礼物。我愿意将我的散文集献给每一位可爱的“读友”，让我们一起分享生命的良善与美好、哀愁与困苦。我会一直写下去、走下去的，我一定会走向远方、走向幸福。

保罗在给弟兄们的书信中说：“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五至六节)我在写作的每时每刻，都警醒自己所要追求的是“光明之子”的身份。我选择了写作，写作选择了我，这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啊。我一定要好好珍惜上帝的赐福，以农夫耕田般的虔敬心态对待每一行文字。

书一本本地出版，然后与“读友”们见面。市面上各种盗版的《余杰文集》有数十种之多一一其实，我除了自己选编过一本名为《文明的创痛》的自选集外，并没有授权出版过任何个人的“文集”或“选集”。那些盗版文集中的文章虽然大都出自我之手，但其编排的方式实在与我本人的思路大相径庭。阅读这样的盗版书对爱我的“读友”是有害的。于是，我特意花费了几个星期的时间，选出我最喜欢的一部分抒情散文，编辑成为这本散文自选集《沉默的告白》，可以窥见十多年来我的心路历程和创作变迁。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散文自选集，既是对过去的细心的总结，也是温暖的告别一一告别之后，我要到更远的“远方”去。

是为序。

未完成的转型

——《彷徨英雄路——近现代文史论集》跋

我对近代文学史、学术史和思想史产生兴趣，缘于对当代文学以及当代学术界和思想界深深的失望。当我发现当今的文坛和学界几乎无法为当下的生活提供多少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时候，我便将目光转移到一百年之前。结果我惊奇地发现：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许多富于挑战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命题，早在一百年前人们就已经遇到了。上个世纪之交的知识者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回应了“千年未有之变局”。他们的努力大都失败了一～在这一百多年间，中国在每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都选择了那种最坏的选择，连“次坏”的那种也未能成为选择，比如一八九八年，比如一九四五年。史家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中，以舟过三峡来比喻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可谓相当贴切：“近一个半世纪中国变乱的性质便是两千年一遇的‘社会转型’的现象。在历史的潮流里，‘转型期’是个瓶颈，是个三峡。长江通过三峡是滩高水急、波翻浪滚、险象环生的。在这激流险滩中，摇橹荡舟、顺流而下的大小船夫舵手，风流人物，触礁灭顶，多的是可歌可泣和可悲可笑的故事  回看百年史实，便知一部‘中国近代史’，实在是一部从古东方式的社会形态，转向现代西方式的社会形态的‘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史’，也可以叫做‘中国现代化运动史’吧!康梁师徒在这段历史潮流里所扮演的角色，便是上述三峡中的一叶扁舟里的两个小船夫。在急流险滩之间，顺流而下，终于触礁沉没。”戊戌之后的五四那代知识分子，又何尝不是这样的悲剧英雄?他们的苦涩、他们的寂寞，又有多少后人感同身受呢?

这一转型至今仍然未能完成。我痛苦地发现，今天我们的处境与一百年前是何等的相似：尽管我们不再面对被列强瓜分的迫在眉睫的危机，尽管我们拥有了氢弹和宇航员，以及奥林匹克硕果累累的金牌，但直到今天，文化、道德伦理和社会基本价值的溃败之势仍未得以扭转。社会组织机制尤其是基本的国民信仰仍未由“失序”状态转入“有序”状态，文明的更迭与重建尚未全面启动。我们身边充斥着这样一些坏消息：“有毒奶粉”和“问题疫苗”的泛滥，“卖血村”和“艾滋村”的蔓延，以及残疾人易子而杀、宝马车草菅人命的悲剧等等，这些亦只是冰山一角而已。那么，在此背景下，探究戊戌变法至五四运动那两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立场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一一它将为今天提供富有刺激性的启发：病根究竟是何时埋下的?先贤是如何看待这些病症的?他们开出了哪些有效或无效的药方?今天的我们如何才能真正根治这些严峻的病症?

对我来说，历史性的研究不是象牙塔中的学问，它乃是生命的撞击和灵魂的相遇。关于文学史、学术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台湾专治近代思想史的学者王尔敏先生指出：“治思想史较一思想家尤其为难，即必须具备天资，有高度之敏感力与同情心，并须胸怀恢阔，能包罗全局。由是始可有特出见地，重大发现，以及达成公正之结论。”学问之难，不在读书之多少，亦不在勤勉程度之差异，而在于王氏所强调之“敏感力”、“同情心”与“全局观念”。这三者恰恰是如今学者最匮乏的素质，我亦竭力追求之。陈平原先生将学术史研究分为三个维度，即“学术史”、“学术规范”和“学人活法”。曾经写过《新潮学案》和《九谒先生书》的夏中义先生，即十分关注对知识分子个案的分析，他的研究工作重在考量“学人活法”即“学魂”在百年学术史上的现代演化。而对于这种“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学术思想暨学人灵魂史”的研究，也是我最感兴趣的部分。当我在另一个迥然不同的时空中，与一个又一个的特立独行的精神存在相遇时，我会兴奋地倾听他们神采飞扬的言论，并参与到一场场也许没有最终结果的对话与辩难之中。这样的经历，对自己的灵魂来说是一种激励、安慰与照亮。夏中义先生曾充满感情地谈到：“先哲仙逝久矣，但其亡灵未亡，还分明活在其对中国学术字里行间，活在其亲人、弟子的深情缅怀中，更活在其对中国学术史的深远影响里。但若你不去自觉、细心地打捞，搜集，且审慎地重估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它们又迟早将封存在淡忘乃至遗忘的坟墓里。‘盗墓’之功能则在于‘化腐朽为神奇’，将先哲的精神遗产置于新世纪的阳光下加以重新审视，既可给我，或许也可给我的同仁及弟子以启迪，以期读出遗产之凝重。因为这不仅是用先哲的智慧，也是用先哲的血泪，更是用先哲的叹息、忏悔乃至终生遗恨而凝成的世纪性精神遗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不是已经过去的“昨天”，因为“昨天”里正孕育着“今天”和“明天”，或正如克罗齐所云“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自己的“现实关怀”就重于“历史好奇心”，换言之，我的“历史好奇心”是在“现实关怀”的驱动下展开的。具体来说，我对戊戌变法和五四运动这两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有着浓厚的兴趣，不是一种对观察和研究对象的随心所欲的选择。与其说我密切关注的是“他们”的命运，不如说我更关心我自己的命运一一从他们的身上汲取创造力和想象力，从他们的身上汲取自由之思想与独立之人格，反过来，也就洞悉了他们的局限性和致命弱点，这正反两个方面对于提升我的生命质量来说均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在我完成了硕士论文《知新报研究》的答辩之后，一晃五年的时间过去了。当年在北大写作这篇论文时的情形，与在北大七年的学生时代一样，一半依稀，一半真切。我告别了北大一一北大只是我人生道路上一个不可或缺的驿站，而不是我最后的精神家园，因为如今的北大早已不是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北大早已不是精神流浪者们的庇护所。离开北大之后，我“被迫”开始了作为“独立写作者”的生活一一我不喜欢使用“自由撰稿人”这个似是而非的定义，因为在今天谈论“自由”是一件过于奢侈和虚空的事情。“自由”从来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它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我失去了许多某些人看起来梦寐以求的东西，所有这些代价都是为“自由”而付出的。五年过去了，再回过头去看，这样的代价是值得付出的一虽然我不在一所大学或者学术研究机构里面任职并享受各种优厚的待遇，但我照样可以做自己的学问，随心所欲而不必“戴着镣铐跳舞”。我的学术文章的写作，完全在自由的心态下进行的，它与学位无关、与职称无关，与所谓的”核心期刊”无关，而只与我的兴趣和志向有关。这是何等幸福的状态啊。因此，我要感谢上帝对我人生的安排。

在离开北大之后的五年间，虽然少有写作此类比较学术化的论文——我写作最多的是匕首和投枪式的短文，但我一直都在关注着近代文学史、学术史、思想史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我所写的每一篇论文至少都是“有感而发”、“有的放矢”的。我注意到，在这几年的时间里，此一领域内又有若干优秀的研究论著、译著出版与发表，它们都给予我以丰富的启发与参照。在去各地漫游的旅途中，每逢大小书店，我必寻觅有关的学术著作。甚至在一些不起眼的小书店里，也不时有令我惊喜的发现。另外，一有机会，我便与这一领域的优秀学者们讨论相关的话题，从中获益良多。于是，我对近代文学史、学术史和思想史的若干问题亦有诸多新的认识。比如，在我的硕士论文《知新报研究》中涉及的清末报业的发展状况、近代文体的变迁及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型等一系列互为因果的问题，经过与若干师友的讨论，我的看法也不断地深化之中。仅就《知新报研究》的修改而论，在二零零五年的春夏之交，我重新点开这篇在电脑中“休眠”了许久的论文，整整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对其进行全面的修改和补充。这篇论文虽然“休眠一了许久，但一直都在让我“牵肠挂肚”、割舍不下。就像雕塑家精心打磨一尊塑像的面容一样，这次的修改甚至比当年写作初稿的时候还要辛苦。虽然大的框架没有变化，但每个细小的论点我都反复斟酌之，差不多一半以上的句子都作过润饰和修订。修改完成之后，论文的篇幅从原来的八万多字扩展到现在的十四万字。我的其他论文的修改过程，大致也是如此。可以说，在我的十多本书中，这本论文集确实是花费时间和精力最多的一本一当然，由于内容的限制，它也许是读者最少的一本。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反比”。

从这本论文集中写作时间最早的一篇论文(《苍波何处问曼殊略论苏曼殊小说<碎簪记>中尴尬的叙述者》，写于一九九六年)到写作时间最迟的一篇论文(《“拚却名声，以顾大局”——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写于二零零五年)，横亘了整整十年的时间。这可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十年啊。这些文章曾陆陆续续地发表于各种学术刊物，但集中起来观察，却又有一番别样的风貌。俗话说，十年磨一剑，但愚钝如我，十年的时间亦未能磨出一把锋利的宝剑来。无论如何，相当幸运的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得以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刘鄂、曾朴、苏曼殊、鲁迅等一群伟大的知识人相遇和相知，成为他们的朋友与学生。在这一过程中，我领悟到，不朽的生命、不朽的思想和不朽的文字是存在的，人类因此而谦卑，人类因此而自信，人类因此而迥异于其他的生物。

一本书终于完成了，此时往往是最累的时候，如同母亲的分娩。一个阶段的生命也就告别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像清明上河图的画卷一样缓缓展开，我以感恩的心对待每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我深知，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一样，永远都是一项带有深深的遗憾的事业，这本论文集中的每一篇文章都不可能达到所谓“尽善尽美”的程度。每篇论文中都仍然会存在诸多的不足和谬误，以等待方家的斧正。尽管如此，我依然十分珍惜地把这本论文集看作自己的一个宝贝的孩子一这本名为((彷徨英雄路》的论文集虽然完成了、出版了，但我依然“在路上”。在寂寞的学术道路上，我还会与更多的师长和朋友们相遇。

——二零零五年八月于酷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