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到达美洲的人比哥伦布早两千多年？他是谁？他来自何方？他怎样到达美洲？“太阳”号草船将引领你展开一段险恶的发现之旅……

托尔·海尔达尔，这位1914年出生于挪威的当代杰出人类学家和海上探险家，演绎了比哥伦布还要惊险、比麦哲伦还要神奇的英雄史诗。他质疑哥伦布之于美洲大陆的发现权；他质疑太平洋海上文明的传播方式；他大胆勾勒几千年前亚非欧文明的海上传播线路；他组织了几次震惊世界的探险之旅。他的结论——惊世骇俗，震动学界，重绘人类文明史！

金字塔、木乃伊、精确的历法，以及原始的芦苇草船……在中南美洲的莽莽丛林里，曾兴起过这样的古印第安文明，它与古地中海文明极其相似。这些文明从何而来?是起源于本土，还是早在三四千年前——哥伦布发现美洲两千多年前，古埃及人跨越大西洋传播过去的?

为了解开这个世界之谜，托尔·海尔达尔费尽周折，辗转于非洲、中南美洲，终于仿造了一艘吉埃及式的纸莎草船，与七位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年踏上了横渡大西洋的冒险之旅。

第一章 谜

第二章 为什么是芦苇船

第三章 仙人掌丛林中的岛屿

第四章 在非洲的心脏

第五章 在尼罗河的源头

第六章 航行前的准备

第七章 在大西洋上

第八章 沿非洲海岸南下

第九章 落入大海的魔掌

第十章 进入美洲海域

第十一章 有志者事竟成

后记

复活节岛是全世界居民最少的岛屿，位于秘鲁海岸线之外宽阔的海面上，而不是在尼罗河三角洲之外。1722年，当欧洲人终于到达并“发现”这块四周环海的、巨大的火山岩时，他们看到上千块被遗弃的人形石像，昂着头，默默地仰望着苍天。我们给这个岛起名叫“复活节岛”，因为一个荷兰人从南美出航，恰巧在复活节那天碰上这个岛。波利尼西亚人叫它“世界的肚脐”。在此前好几个世纪他们就划着独木舟到了这里，却发现这些小岛上早就有以海洋为生的人居住。就是那些人在一些石像的胸前刻上了芦苇船的图案，船上还有桅杆和风帆。在表现复活节岛最古老的村庄仪式的壁画上，也有这种镰刀形的芦苇船、太阳的标志，以及神秘的鸟头人。岛上居民每年都要参加一种为鸟头人举行的祭礼，并且要在许多小芦苇船的帮助下，游到海里的小岛上去。直到1868年，传教士引进了基督教，这种仪式才停止下来。

复活节岛上有芦苇船。我的思绪在这个点上停住了。有一点对我来讲非常清楚，就是芦苇船是从这里开始的。不过，从地理学的角度讲这里也许正是芦苇船历史结束的地方。

我确实早在去复活节岛之前就见过芦苇船。我们在安第斯山脉的的喀喀湖用过这种船。这些船只的运载能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它们居然载着好几吨重的巨大石块渡过的的喀喀湖，到达了已经被毁灭的蒂亚瓦纳科城。当时我只是把这种奇怪的船当成一种古董。像所有读过印加帝国历史的人一样，我认为这种的的喀喀湖上的芦苇船不过是前哥伦布时代水上运输工艺的遗留物，西班牙人登陆秘鲁时，沿大西洋海岸航行的都是这种船。事实上，那时候，直到北边的墨西哥，以及今天的加利福尼亚都有这种船。最小的芦苇船像一颗弯弯的象牙，只能负载一个人，这个人上半身趴在芦苇船上，自己还要游水。西班牙人见到过每条都可以负载十二个人的芦苇船队，那是他们见到过的最大的芦苇船。如果把这种船只成双地捆绑起来，足可以载着他们的牛马跨洋渡海。在秘鲁，芦苇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白塞木筏时代，事实上，还可以追溯到印加帝国文明之前的时代，因为生活在秘鲁沿海的，建造了金字塔的莫奇卡人，从来没有忘记把航海用的芦苇船画在各式各样的绘画中。

当我决定建造“康提基”筏时，我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古代印加帝国使用的航海船有三种：木筏，通常取材于厄瓜多尔丛林中的白塞木；托托拉草船，制造所用的草在湖泊山地问是野生的，在大西洋沿岸的沙漠地里是靠浇灌培育的；还有一种是平底浮船，用交叉的杠子把两个大海豹皮袋子像犁耙一样捆绑在一起。

我毫不费力就做出了决定。形势不可能让我选择往海豹皮袋子里充气制造平底船，因为那个季节正是海豹连续多日呆在海里的时候，印第安人得不断地游到它们身边，才能把它们轰上岸。这个选择对我没有吸引力。我也不是特别相信芦苇船，人们通常都认为芦苇，或者稻草，是特别易碎、易折的东西。人不能把自己的自由意志依托在一棵花茎上呀。于是我选择了轻巧的，却十分坚固的白塞木筏。白塞木是一种很轻巧却很坚固的木材。芦苇船被放弃了，而且也暂时被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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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是人类的天性，求生是人类的本能。原始时代的人类生产能力极其有限，生存能力低下，只能经常性地、无目的地迁徙。在此过程中，应该有大量自觉与不自觉的探险经历。可惜年代久远，当时又没有文字记载，所以即使是世界上一些文明古国或拥有辉煌古代文明的民族，也没有留下早期的探险记录。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称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黄帝的踪迹东至山东半岛，西至今甘肃，北至今内蒙古，南至湘江流域。如果将此记载看成一个以黄帝或其部落为首领的部落联盟的活动的话，其中应该有不少探险事迹，只是当事人未必有自觉的意识，或者虽有而未留下记载。

不过从《山海经》的内容可以看出，古人并非没有探险，也不是完全没有记录。学者对《山海经》的成书年代的看法分歧很大，但最迟不会晚于西汉，其中包含的原始资料则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代。一般认为，《山海经》所记述的地理空间基本不超过今国界，但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阔，自然包括了不少境外的奇闻趣事，其中总该有得于记录者直接的经历。从这一意义上说，《山海经》是中国早期探险记录的汇编。如果认为(《山海经》的内容过于荒渺，那么在内地，甚至沿海发现的和田玉则是实实在在的存在，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人将产于昆仑山的玉石运到数千公里之外，其中肯定有不少探险故事。

《穆天子传》尽管未必是周穆王的经历或当时的记载，但至少反映了先秦时代中原人对西方的向往。而其中记录的内容，也或多或少显示了当时人的地理知识和丰富想像。昆仑山、西王母被神化，固然与人们的愿望有关，但不能完全脱离现实的基础，说明当时的人还习惯于向外界寻求精神和物质财富。生活在战国后期的屈原，尽管游踪有限，但从他的作品中却不难看出他的探险精神。

在公元前221年完成一统大业的秦始皇，虽然正式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皇帝体制，却是皇帝中为数不多的旅游和探险爱好者，对自己统治范围以外的地方也有浓厚的兴趣。在灭六国后，他几乎没有停止过全国性的巡游，最终死在途中。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一批方士扬帆远航，虽然他们始终没有为秦始皇找到不死药和神仙，却由徐福完成了一次至少有数千人的大规模移民。

汉武帝时代的开疆拓土一度激活华夏诸族的外向意识，被誉为中国第一探险家的张骞，正是奉武帝的政治使命，尝试联络已迁至中亚的月氏夹击匈奴，才意外取得“凿空”——通西域的伟大成果，将中原人的足迹远推到大宛、乌孙、大月氏、大夏、康居、安息、身毒等地(今新疆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伊朗、印度、巴基斯坦等国)，所了解的地理知识范围更大。而武帝本人也步秦始皇后尘，在国内广泛巡游，并且特别钟情于边境和海滨，显示了他对外界的强烈向往。

但秦始皇、汉武帝式的帝王从此成为千古绝响，随着中央帝国的巩固和疆域的扩展，由皇帝到臣民，对境外的兴趣越来越淡薄。从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各方面因素考察，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从汉朝至清朝中期，中国都是亚洲乃至世界最强大、疆域最辽阔的国家。特别是在东亚汉字文化圈内，朝鲜、越南等政权都是中国的藩属，日本也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直到明治维新时还无法望中国的项背。太平洋、青藏高原、横断山脉、欧亚大草原给中国提供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直到16世纪西方的远洋船接近中国之前，还没有外来势力构成对中国的威胁。北方的游牧民族虽然曾不止一次成为军事上的征服者而入主中原，但最终无不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虽然中国的人口在12世纪突破l亿，17世纪突破2亿，19世纪突破4亿，但完全可由本国出产的粮食供养。除少数奢侈品外，中国的物产中心能满足全国的需要，对外贸没有依赖。所以当英国向乾隆皇帝提出在北京设立常驻贸易代表时，理所当然地被断然拒绝，除了体制上从无先例外，一个重要的依据是“天朝无所不有，无需仰赖外人”。儒家的“夷夏之辨”和“五服”学说，更加深了这样一种观念：天下再也没有比中国更文明富裕的地方，除了华夏诸族和中原王朝的疆域之外，其他都是蛮夷之邦和要荒之地。

长期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国人自然失去了向外寻求财富和文明的动力，更不会想到要到境外去旅游或探险。就是在汉唐盛世，号称中国历史上最开放的时代，也只是敞开大门让境外的人进来，而不是同时允许甚至鼓励自己的臣民走出去。在外贸发达的唐宋时代，外贸商人也主要来自外国。当西方商人已经敲响中国的大门时，明朝的反应是“片板不许下海”的禁令，以致福建沿海的商人只能采取武装走私的手段而成为“海盗”，甚至雇佣日本武士形成“倭寇”。尽管600年前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七次“下西洋”，远达西亚、东非，却连完整的档案都没有保存下来，更没有像哥伦布那样导致新大陆的“发现”。

与中国悠久的历史、强大的国力、众多的人口、发达的文化极不相称的一个现象，是直到进入现代社会以前，中国始终没有出现职业旅行家和探险家，现存的有关境外的记录都是非职业旅行家和探险家的副产品。例如，张骞、《中天竺国行记》作者王玄策、《真腊风土记》作者周达观、《西域行程记》作者陈诚，《异域录》作者图理琛是外交官，《佛国记》《法显传》作者法显、宋云，《大唐西域记》作者玄奘是往西域取经的虔诚佛教徒，《经行记》的作者杜环是怛罗斯之战的俘虏，《长春真人西游记》的作者李志常是奉召谒见成吉思汗的道士丘处机的随员。他们的记载往往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或惟一的，如《大唐西域记》中有关今阿富汗境内巴米扬大佛的描述，不仅证实了大佛建造于公元7世纪，而且还给今人提供了附近另有一尊卧佛的重要信息。要是没有《真腊风土记》对吴哥城的记载，这座古城也许会继续掩埋在热带丛林中。这些记载的产生和保存也有偶然性，如玄奘返国后就要翻译佛经，要不是唐太宗专门下令，就不会撰写《大唐西域记》。《岛夷志略》作者汪大渊或许是例外，他是因“好游”才多次出国的，不过他有幸搭乘外国商船，否则就只能梦游或卧游了。

真正的异数是徐霞客，他是惟一称得上职业旅行家和探险家的人物，并且留下了具有非常高的地理学成就的著作《徐霞客游记》。但他的成就得益于一系列特殊因素：科场失意使他不得不绝意功名，富裕的家境使他能有充足的旅费，能干的母亲使他无家累之忧，社会对知识分子的优待使他能在旅途享受不少公费或私人接待，友人中的名流使他的著作能在身后流传，现代地学家丁文江的发现和表彰使他的地理学成就得到肯定和发扬。只要缺少一点，或许就没有今天大家了解的徐霞客了。不过徐霞客的足迹没有超出当时两京十三布政使司的范围，连西藏也没有到，更不可能出国探险，这也是历史的局限所致。

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不具备实施探险的能力。至元十七年(1280)，元世祖忽必烈想查清黄河的源头，在那里建一座供吐蕃商入与内地贸易的城市，并设立转运站，下令都实与阔阔出两人率队考察。他们于当年4月从河州(今甘肃临夏市东北)启程，四个月后到达河源，冬天返回。此后潘昂霄根据阔阔出的口述写成((河源记》，将黄河的正源确定在星宿海西南百余里处，对黄河最上游的水文、地形、地貌和人文景观的记录已相当具体准确。乾隆四十七年(1781)，阿弥达受命探寻河源，以便就地祭祀河神。这次的探险将黄河正源定在星宿海西南的阿勒坦郭勒，即卡日曲，与1978年青海省政府组织的考察结果完全一致。这证明中国长期缺乏探险传统、中国人不能去境外探险的根本原因，还是缺乏现实的需要。

反观世界上一些航海、探险发达的国家，探险的范围广、产生探险家多的民族，无不有其深远的传统和迫切的需要。例如，古代地中海沿岸国家无不以对外贸易为致富手段，以对外殖民和扩张为立国之本，其前提是这些国家的本土一般幅员不广、资源匮乏、耕地有限，甚至连水源都不足。而穿越地中海的航行并不困难，海外的土地、资源和人口自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以后，阿拉伯、西欧、北欧一些国家致力于航海和外贸，大批航海家、探险家不顾艰险寻找环球航路，发现新大陆，也无一不是出于国内的生存压力和扩张需求，无不以夺取土地、奴隶、黄金、木材、矿产、市场、要塞、殖民地为目的。连早期的南极考察也是如此，甚至是为了猎杀企鹅获取制皂的油脂，出售海豹的皮肉牟利。但是正是这样卑鄙邪恶的目的，促成了新大陆和南极的真正“发现”，造就了不少杰出的航海家和探险家，也在一些国家和民族中形成了探险的传统。在这样的条件下，职业探险家，包括一些纯粹出于人文和科学目的的真正的探险家应运而生，有的不惜为之献身，成为人类的骄傲，他们的记录和著作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拥有优势或长处，也不可能始终先进，所以都必须向其他国家或民族学习。应该承认，直到今天，中国的探险事业还比较落后，中国人在世界范围的探险还很有限。2000年我参加中国第十七次南极考察队去长城站期间，就受到很大的震动。当然，中国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向世界，在地球的两极、全球所有的高峰、五大洲、七大洋都已留下了当代中国人的足迹，在中国出现世界一流的探险家指日可待。但历史无法重复，了解人类以往的探险经历和经验不可或缺。而且由于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变迁，以往探险家记录的现象有的已永久消失，只能从他们的书中领略了。

重庆出版社新近推出的《旅行与探险经典文库》，其着眼点显然正在于此。该文库融探险、考古、文学、文化人类学于一体，既勾勒探险家们多姿多彩的极限生涯，也凸现积极向上的个人英雄主义，更重绘人类文明不为人所知的曲折发展图景。该文库预计推出三辑，首辑推出的十本新书中，有20世纪最为激动人心的探险经典海尔达尔的《孤筏重洋》、《太阳号草船远征记》、《复活节岛的秘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坦贝克冷战时期的涉险名作《俄罗斯纪行》，有勘探成吉思汗古老帝国秘密的冒险旅行《寻找成吉思汗——骑马横越蒙古大草原》，有复原名著《白鲸记》惊险氛围的《寻找白鲸记》，有追溯著名探险家维迪亚生平足迹的《维迪亚爵士的影子》等等。稍后即将推出的二、三辑，预计会在继续关注名家名著的基础上，更注重地域性、民族性以及探险方式的独特性，在提炼个人探险经验的前提下，将世界各地文化的丰富多彩与人类生存方式的多种多样，更真切全面地描绘出来。

这些探险作品涉及范围之广泛，记载内容之丰富，情节之生动惊险，描述之细致传神，只有读过的人才有体会。无论是为了科学研究，积累知识，还是为了陶冶性情，欣赏休闲，都会开卷有益。与一般读者相比，我的游踪或许较广，但我自知对这套书中涉及的地方，大多是这辈子都到不了的。2001年从南极返回途经智利时曾想去复活节岛，因多种原因未去成，不知今后是否再有机会。好在第一辑中就有《复活节岛的秘密》一书，多少能够弥补我的遗憾。

                        2005年6月5日

双脚都是干的，头发也是干的，一切都是干的。窗户紧闭，窗外的大树在风中摇晃，但我书桌上的纸张却一动不动。我的座椅也一动不动。一切都是稳当的，固定的，结实的。我安然无恙地回到自己的工作室。在几株参天大树的摇曳不停的枝叶间，可以见到蔚蓝色的海水。这就是地中海，古代文明的桥梁，欧、亚、非三个大陆之间的纽带。波峰上冒着白沫儿，但听不到拍岸的涛声。若要听得真切就必须打开窗户。如今又能安全地呆在这四壁都是书橱的书房里，令人多么惬意啊。但可怜的水手，在这样的大风天气里，还要在海上搏斗。窗前挂着一幅很大的地图，我把它打开。浩瀚的大西洋在地图上只是一个毫无生命的天堑，把一个四四方方的世界分成两部。右边是非洲，左边是美洲，上边是北极，下边是南极。把大西洋这样一个最为能动的、精力充沛的、永无止息的、不断奔腾的运输通途和传送工具画成这个样子，真是天大的误解。正如把一头跃在半空的羚羊摄人照片一样。这幅地图把永恒的运动画成静止的画面，正如把富有活力的海洋变成像撒哈拉沙漠似的静止，像阿尔卑斯山脉那样的僵化。惟一的区别只在于用色的不同。流动的海洋涂上蓝色，静止的陆地用绿色、黄色和白色。

真是一个美妙的游戏棋盘啊!你掷一下骰子，然后把你的小人儿移动几格。再掷一下，再移动几格。直到小人儿都被蓝颜色的地方挡住为止。你若把小人儿跳过蓝颜色的地方，就是作弊了。传播学的信奉者的确在作弊。他们把小人儿处处放在蓝格上。如果这蓝色的地方像海洋一样会转动的话，玩游戏的人全都要惊呆了。若是果真如此，就得制定几条新的游戏规则。只要白色和黑色的小人儿走到摩洛哥外面的一格，就可以借助加那利洋流，跳到美洲去。如果黄色的小人儿走到印度尼西亚外面的一格，就会碰上从波利尼西亚那里传来的日本洋流和美洲西北洋流，必须退回原处。总之，小人儿走动的方向若同转动的方向一致，就可以跳一大步，若同它相反，就停步一次。在这个比较现实的游戏中，只有黄色的沙漠、白色的坚冰和绿色的沼泽才是天堑。

我收起那挂在窗前的地图。窗外的地中海又出现在眼前。我推开窗户，静听那拍岸的涛声，任凭那海风吹乱我的文件，打乱我的沉思。让文件见鬼去吧!让那些“学派”，无论是传播学派还是孤立学派，统统见鬼去吧!洞开的窗户、清新的空气、暴雨、迅雷，这才是现实。只要那隆隆作响的大海会说话，它就会讲到古代那些未经文字记载的航行，足能同中世纪时正式记载下来的任何一次航行相匹敌。中世纪走的是下坡路，还不如古代哩。古代人民并不是游戏棋盘上的棋子。他们那些伟大的创造，表明他们是何等地生气勃勃、富有幻想、追根究底、勇敢大胆、聪明伶俐。他们比我们这些“电钮时代”的人要健壮得多，对于他们的上帝要比我们虔诚得多。但他们全身充满着自从亚当以来一直贮存在人类的腺体和神经中的全部虚荣、热爱、仇恨和欲望。古埃及水手离开红海，去访问美索不达米亚和其他遥远的亚洲海港。他们从尼罗河口出发，交叉往来于地中海东部，在遥远的岛屿上强行征税，赋纳于法老。古埃及人和腓尼基人，虽然语言不同，文字迥异，但却相互交往，并都在遥远的岛屿上养育着水手和建筑工匠，把这些岛屿当做台阶，向北和向西进发，通过海洋来传播文明，并使这种文明生根发芽，开出灿烂的花，但仍是语言不同，文字迥异。我们不知道这些古埃及人是在何时涉足这些岛屿并造成上述影响的。但腓尼基人逐渐取而代之。对于他们的族源，他们最古老的船是什么样的，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但他们东面和南面的近邻都用的是芦苇船。甚至西面的近邻也是如此——克里特岛的一枚古代指环上刻着一艘新月形的芦苇船，桅杆、船舱和索具俱全。马耳他岛的巨石寺庙遗迹上也镂刻着许多芦苇船。古代的文明，从腓尼基海域又传播至直布罗陀之外，传播到利克索斯，那里的芦苇船沿用多年不衰。如今，谁也无法追溯当年这些船舶来往的路线了。谁也不能根据遗迹来设想当年那些各种各样的文明之间的接触和交往的原来面貌了。比如，葡属亚速尔群岛距离北美要比直布罗陀近得多，那里发现了一坛公元前4世纪的地中海金币和铜币，谁能说出这是哪些海员带来的呢?为了寻找财宝，为了躲灾避难，在古代的时候，有成千上万只船离开自己的港口出航，而没有只字可考。王室的画家把法老的红海之行描绘得十分显赫，垂诸不朽。可是，只是机缘凑巧才给我们留下一份材料，记下当年埃及商人航行到印度最远角落的壮举。这是古代历史学家埃拉托塞尼斯叙述他们用尼罗河上的芦苇船装备由锡兰航行到恒河的这段距离而以航行的天数来表示的记录。当时根本不可能为纪念这些商人而建造一所寺庙。至于那强大的君主汉诺在公元前5世纪时带着六十条船，塞满了给养，载运着腓尼基男女移民，到大西洋航行之举，则又是另一回事了，因为这件事至少镂刻在迦太基的石柱上，留诸后世。在汉诺时代以前很久，寻找锡矿和紫色染料的商人和寻找未开发的陆地的移民，就驶出了直布罗陀。因为在汉诺的船队沿大西洋海岸航外的第四天，就抵达了利克索斯古城，并找到了当地的向导，从而能把随后二十八天的近海航行中所经过的海角的名字一一记录下来，汉诺的船队携带着充裕的给养。记载说，他的船队一直航行至西非的赤道地带，两个月以后才回到利克索斯。根据后来希腊人的记载，这位君主的石柱所镂刻的文字讲到利克索斯的居民时，把他们当做异国人，而前来探索的人在此逗留很久，获得了他们的友谊和指点。这些古代的航行者甚至同怀有敌意的原始部落也能建立富有成效的关系。根据他们自己的记录，他们总是先把一件诱人的礼物放在沙滩上，当做友好的表示，由当地的土著捡去，然后才敢离船登岸，这个法子应用于西非的丛林海岸，在其他任何地方的没有组织的丛林部落中也能起作用，正如哥伦布及其追随者后来所体验的一样。

古代人充分了解在远航至异国他乡的事业中进行国际合作的好处。因此，在汉诺的著名探险前将近两个世纪时，腓尼基人和埃及人自然而然地在第一次有记录可考的环非航行中携手合作。法老尼卓的这次环非航行是由埃及人主持而由腓尼基船舶和船员参加的事业。但因法老本人没有亲自前往，所以埃及王墓和腓尼基的古代石柱都没有记述这件事。只是希罗多塔斯在访问这两个国家的时候，才在他著名的世界史上记录下来，不然就将被人遗忘了。

如果有一个船队，载着埃及人和腓尼基人驶过大西洋，那么，在大洋彼岸丛林的原始狩猎人将兴起什么样的文明呢?他们将兴建什么样的金字塔呢?

这幅愚蠢的地图把大西洋画成静止的蓝色无人区，把摩洛哥与墨西哥的距离(以航行时间计算)从几个星期拉长到几千年。的确，在哥伦布以前，美洲人不知木板船为何物，但他们的芦苇船却与地中海世界的芦苇船相似，从东到西的大洋流把美洲和地中海世界之间的一切幻想的疆界冲得一干二净。在几个湖泊人民的帮助下，我们造成了两艘芦苇船，并在两次航行中跨越了六千海里或一万一千公里，每次航行耗时两个月。在第二次航行中，我们登上了美洲的海岸。如果我们制造了一百艘“太阳”号，我们也会像利克索斯人民一样，学会在朱比角外的非洲海岸安全地往返航行。可是，我们也会多么经常地蒙受舵桨折断并在美洲登岸的危险啊!真要这样，我们“太阳”号上的八个人，在美洲丛林的原始部落中，将建立起什么样的文明呢?只有老天爷才会知道了。

我关上窗户，振笔疾书起来。

芦苇船是能够航海的，大西洋是一个由东向西的运输工具。除了这两条以外，其余的我们仍然不知道，还是没有什么理论可言。不过，在上下几千年的过程中，如果地中海的航海者从来没有追随太阳的轨迹而向西远征，如果自古以来没有一艘芦苇船在直布罗陀之外不幸折断舵桨，如果在躲避那危险的朱比角时竟没有一艘芦苇船偏离了航道，那倒是咄咄怪事了。我们“太阳”号如今漂洋过海来到美洲，难道这是由于我们史无前例地折断舵桨，或是由于我们绝无仅有地能始终呆在芦苇船上的缘故吗?  写到这里，我倒的确掌握了一条理论：我们能够跨越大西洋，也许正因为我们并不是在地图上航行，而是航行于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