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是19世纪俄国的伟大作家，人道主义构成了他作品的主旋律。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着人民，几十年来，一个想法一直折磨着他，那就是“不可再在周围是一片赤贫的情况下，过可耻的生活了。”在本书中，你可以看到一个作为丈夫、作为父亲的列夫·托尔斯泰，一个以前并不为我们所知的托尔斯泰，一个个慢慢从家族中脱离出来、全身心投入到人道世界的一个列夫·托尔斯泰！

这是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夫人所撰写的关于这位大文豪家庭生活和家族成员之间的日记。它从侧面给我们描述了一个以前不为人知的列夫·托尔斯泰，一位父亲、一位丈夫、一位哥哥、一位弟弟，一位儿子。

译者前言

托尔斯泰一家主要成员及亲属

日记

1862年

1863年

1864年

1865年

1866年

1867年

1868年

1870年

1871年

1872年

1873年

1874年

1875年

1876年

1877年

1878年

1879年

1882年

1883年

1885年

1886年

1887年

1890年

1891年

1892年

1893年

1894年

1895年

1897年

1898年

1899年

1900年

1901年

1902年

1903年

1904年

1905年

1908年

1909年

1910年

6月3日  昨天一个从柏林来的德国人在我家待了一天，他是专程来看看托尔斯泰，同时为他的德国犹太老乡——列文费尔德及其他人索取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文章用来翻译的。他本人是个商人，在俄罗斯各地收购羊毛，很会阿谀奉承，令人讨厌，整个一天都叫他给毁掉了。晚上廖瓦契卡、妹妹丹尼娅和我谈论了一些抽象问题。廖瓦契卡说，有些行为是怎么也做不出来的，因此才出现了殉教的圣徒；他们不能去酹酒祭奠偶像的牺牲者，农民也不能吐出圣餐，等等。我说，这类行为根本就不能去干，但若是为了什么目的，例如为了拯救亲人，为了使他得福——那什么都可以去干。他说：“瞧你说的，那去杀婴吧。”我说：“这可不行，因为没有比这更坏的行为了，不管是为了什么，这种事绝对干不得，这种行为最坏不过了。”他对此说很不高兴，怒气冲冲地反驳，声音嘶哑地喊着：“啊，啊，啊!”他这种腔调触怒了我，我对他说了许多不好听的话，我说跟他没法谈话，他所有的朋友早都有了这种看法，就是他只喜欢对别人说教，又说我不能在他恶意的“啊，啊”声中说话，就像我不能在狗吠声中说话一样……我这样说当然是太不好了，但我当时很恼火。

我去了一趟图拉，跟公证人就我极讨厌的分财产的事谈了很久。我顺便去看了拉耶夫斯卡娅，在达维多夫家吃了中饭。晚上季诺维耶夫(省长)和他当工程师的弟弟来了。

廖瓦契卡现在经常发表极端言论的题目有两个：反对财产继承和宣扬素食主义。他还有第三个题目——不过他什么也没有说，好像是在写，这就是比以往更加反对教会了。

我的孩子们整天都在游玩，骑马，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我跟他们接触很少，心里很是遗憾。万尼契卡、萨莎，丹尼娅和库兹明斯基家的两个女儿出来迎接我和妹妹丹尼娅。年轻的钦格尔来了。天气很冷，不像夏天的样子。

6月5日  白天暖和晴朗，夜里月光皎洁。心里很不平静；我不满意自己的活动，我所做的一切我都觉得没有什么真正价值，需要做些别的什么，但我不会做，也不能做。起床之后跟妹妹丹尼娅一起朗读波达宾科的中篇小说《将军的女儿》，廖瓦契卡很喜欢这部小说。早餐后廖瓦、丹尼娅和库兹明斯基家的玛莎与薇拉谈起漫游俄罗斯的事来；他们很想来一次漫游。我很赞同他们的计划，因为我自己见识很少。妹妹丹尼娅听了很生气，她说，这是“享福享得过劲儿了”，是“吃饱了撑的”。后来这几个青年人去季诺维耶夫家了，我跟廖瓦契卡去村子里找鞋匠，同时去探望了一下生病的季摩菲·弗卡诺夫。我有时很想跟廖瓦契卡谈谈心，但现在不行。他平时就很严肃，而现在，就像今天晚上这样，老是去碰那些引起疼痛的地方。我们谈起了孩子们要出去旅行的事，他说他们产生这种愿望是生活过于优裕、教育不好的结果。对他们教育不好，这是谁的过错?我们就此争执起来。我说，这要归咎于他的思想，归咎于他给全家立下的生活准则。他说他十二年前就变了，我也应该变，应该按照他的新的信念来教育子女。对此我说，我一个人是怎么也完不成教育子女的重任的，而他却说得很多，成年累月地写，实际上不仅没有教育子女，甚至常常忘记他们的存在。

但一切都很安顺，我们没大吵大闹，而是和和睦睦地分开了。廖瓦和安德留沙骑马去彼罗戈沃了。我刚刚又校完了一印张《克莱采奏鸣曲》的大样。深夜两点。

P124-125

               1

本书是俄国伟大作家，世界文豪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的夫人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托尔斯泰娅在1862—1910年间所写的日记。

《日记》细致入微地记下了婚后托尔斯泰一家的生活情况，写出了托尔斯泰的创作情况和思想演变情况，也记录了托尔斯泰夫妇之间的恩恩怨怨。托尔斯泰夫人说：“我的日记是我内心的呐喊，是我们家发生的一切的真实的记叙。”

托尔斯泰夫人的《日记》是具有重大文化意义和文学史意义的文献，因为它生动地再现了托尔斯泰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可以说是1862—1910年间托尔斯泰一家的一部“编年史”。

关于托尔斯泰，人们写了相当多的传记、评论、回忆录，但因本书出自托尔斯泰最贴身的人——他的夫人之手，里面包含着许多鲜为人知或不为人知的事实与细节，因而具有独一无二的文献价值。通过这部著作，后人可以克服时空障碍，看到一个活生生的托尔斯泰，更详尽地了解托尔斯泰的生活、创作情况和思想演变过程以及他所处的社会和时代。

               2

通过阅读作品、评论、传记或文学史，人们对举世公认的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大都有所了解，但对于本书作者——托尔斯泰夫人则鲜有所知。

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托尔斯泰娅(1844—1919)娘家姓贝尔斯，其父(安德烈·叶甫斯塔费耶维奇·贝尔斯)曾是沙俄克里姆林宫的医生。托尔斯泰夫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天资聪颖，有着令人信服的文学、艺术方面的天赋。在婚前就已表现出不凡的写作才能。她在莫斯科大学为竞考家庭教师而写的作文——《音乐》被评为最佳之作。她写的中篇小说《娜塔莎》，托尔斯泰曾饶有兴趣地读过，认为蕴含着“真实与质朴的力量”(《列·尼-托尔斯泰全集》第四十卷，第41页)，遗憾的是，她在出嫁之前把它烧掉了。她后来还写过中篇小说《谁之罪》(1895)以及一些童话故事等。她喜欢诗，尤其喜欢费特与丘特切夫①的诗，她本人也曾写过一组题为《呻吟》的散文诗(1904)。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从11岁起就开始写日记(但这些日记她在出嫁之前都销毁了)，结婚之后她又恢复了写日记的习惯，为后人留下了这份珍贵的文学遗产。她还在不同时期写出了一些回忆录性质的文字，如《特罗依查之行》、《托尔斯泰结婚记》、《万尼契卡之死》等。她还用了近20年的时间写作回忆录《我的一生》。

很多接触过托尔斯泰大人的文化界人士，都对她的才华、能力给予很高的评价。著名俄国画家帕斯捷尔纳克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根据我跟托尔斯泰一家结识以来的观察，我应该指出，尽管和千百位妇女，特别是和贵族阶层的妇女外表上很相似，但是她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位卓越的、出众的人，称得上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配偶。她有很高的判断力，从而能在分折艺术作品、写作事业上帮助他——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本身就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在和托尔斯泰共同生活了将近半个世纪之后，托尔斯泰夫人曾说：但愿人们能够宽容我，从少女时起瘦弱的双肩上就担起了做一个天才和伟人的妻子这一崇高的使命，对我来说，可能是力不从心的。从18岁嫁给已负盛名的托尔斯泰，她不仅要对自己丈夫的现实生活负责，而且要对后代、对文化负责。应该说，在开始的时候，她对自己的这种身份的准备并不充分，“我曾设想，我敬爱的这个人能够永远生活在我的眼前，我能了解他的每一个最细微的思想和感情，他一辈子只爱我一个人”。可等到发现丈夫是个非凡的、比她高超得多的人，他有很多自己独特的，她永远无法理解和控制的内心世界的时候，日记就成了她宣泄内心的最深切的痛苦和进行自我解剖的最好方式。她坦言：她的日记主要是为了让自己“心神集中，以哭解忧”。正是因此，托尔斯泰夫人的日记就成了一部记录女人心路历程的不可多得的标本。

首先，托尔斯泰夫人绝非平庸之辈，她有过人的智慧、独特的个性、旺盛的精力、勤奋的习惯……又有很好的教养：天生的文学资质、非凡的洞察力感悟力、高雅的审美情趣……常见她三言两语就勾画出一个人的形象和心理特征，既传神又准确；更有的地方凌厉到只一语就点中自己感受的要害，把自己的心情展现得淋漓尽致。

其次，托尔斯泰夫人是个多少有些神经质、敏感细腻、极易冲动、热情坦率的女人。所有的文字都是摸着自己的心写就的，这就决定了她的作品有着惊人的穿透力和感染力，相信所有经营过家庭生活和体会过真爱的女人都会从日记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并产生深切的共鸣。

              3

托尔斯泰在他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写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也许正适用于他的家庭。成就、声望、财富、子女满堂，托尔斯泰一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谓幸福家庭，但另一方面，这个家庭又是不幸的，托尔斯泰夫妇之间既有常人的夫妻恩爱和家庭的天伦乐趣，又有他们特殊的相互猜忌、不和乃至冲突。索非娅·安德烈耶芙娜的《日记》反映出她从婚后初期因情爱问题所引起的不快到后来精神上与托尔斯泰发生尖锐冲突的过程。1879—1881年，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了大转折，他这时发现所谓的“最好的生活条件”是极其不公平的，不道德的。他大声疾呼：“我宣布放弃这个阶层的生活”(《托尔斯泰全集》第二十三卷，第47页)。他发现“富者的奢华和贫者的穷困之间的尖锐对立”。在上层和下层之间的斗争中，托尔斯泰毫无保留地站在下层群众一边，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揭露和否定了俄国当代社会的一切规章制度，包括宗教制度(1901年2月，托尔斯泰被东正教革除教籍)。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更对自己的地主庭院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而备感不安，主张放弃土地和私有财产。从这时起，托尔斯泰夫妇，由于持不同的信仰、有着不同的世界观，主张不同的生活方式，逐渐形成了悲剧性的冲突。托尔斯泰家庭无形中形成了对立、分裂的局面。“我们的生活是分着过的，我跟孩子们在一起，他和他的思想在一起，”——托尔斯泰夫人这样写道，“丈夫所希望的事情……我实行不了，首先我就不能挣脱我处于其中的那种家庭的、事务的和精神的枷锁。”又说：“人们期待和要求他放弃私有财产，放弃自己的信念、放弃对子女的教育和优裕的生活安排，这种异常困难的、难以捉摸的要求我实现不了……而且不只我实现不了，甚至成千上万笃信这种信念为天经地义的人也都实现不了。”

托尔斯泰夫妇这种悲剧性的冲突，自然给双方带来很大的身心上的伤害。托尔斯泰感到无比的痛苦，因为他最亲近的人(们)不接受他的信念，而是要维持他现在认为不公道的和虚伪的生活准则，包括对子女教育的做法。他在一封未寄出的信中写道，他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离家出走”。而托尔斯泰夫人也在日记中哀叹：“生活在世上真是艰难、痛苦。长久的斗争，紧张地处理家里家外的事务，教育子女、出版书籍，管理属于子女的产业，照顾丈夫，维持家庭平衡，所有这些事情都使我疲惫不堪。”身心的劳累，内心的痛苦加剧了她本来就有的精神病。她在1910年7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彻夜未眠，而且差一点没有自杀，无论用多少语言来表达我的痛苦，都是不够的。”而精神病病情的加剧，又促使她和托尔斯泰关系进一步复杂化。悲剧终于在1910年发生了：八十二岁高龄的托尔斯泰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离家出走，最后病死在阿斯塔波沃火车站。

但毕竟是夫妻，共同生活了四十多年，即使是在矛盾冲突达到高峰的1910年，我们在托尔斯泰夫人《日记》中仍常常读到她对托尔斯泰一往情深、关爱托尔斯泰的语句。1910年7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对他的热烈爱情的全部力量冲破了这些日子横在我们中间的那座冰山。我们的真挚的关系是任何东西也破坏不了的，我们是以长久的生活和牢固的爱情联系着的。在他躺在床上的时候，我上楼去看他，对他说：‘等着我吧，你永远也不要一声不响地悄悄地离开我。’对此他跟我说：‘我并没有这个意思，我答应你，永远也不离开你，我爱你。’——他的声音都有点发颤了。我哭起来了，拥抱他，说我害怕失去他，我是那么热烈地爱他，在我的一生中，尽管也有过一些纯真的、愚蠢的痴情，但是没有一个时候不爱他，一直到老也要比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更爱他。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说，他也是这样。”7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她(给托尔斯泰)声泪俱下地说：‘我觉得，没有你，我简直就不能活下去’。”

中国有句俗语：“清官难断家务事。”关于托尔斯泰夫妇之间的不和或冲突，人们有许多看法。这中间有着诸多的因素，客观的与主观的，内部的和外部的。作为当事人，托尔斯泰夫人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想法，我们可视为一家之言。“日记”这种文体是记述个人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的。托尔斯泰夫人是个极有主见且任性的人，又是个好动感情、生性猜忌、神经质的女性，因此，对于一些事件，特别是她与丈夫冲突的原委的看法，不可避免地有些主观、片面和偏颇。

              4

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曾出版由我们翻译的《托尔斯泰夫人日记》全译本，分上下两卷，约110万字，当时曾印行31000套，很快售罄。全译本除了真正的《日记》外，还收有托尔斯泰夫人作为《日记》补充而写的《每日记事》以及她撰写的五篇回忆录性质的与托尔斯泰有关的文章：《特罗依查之行》、《列·尼·托尔斯泰结婚记》、《我的备查杂记》、《列·尼·托尔斯泰写作时的言论》和《万尼契卡之死》。作为一部研究托尔斯泰的重要文献，全译本还包括俄文原版所加的近20万字的注释。

洋洋百万字的大部头，繁琐的考证及供专家研究用的资讯，不太适合于广大读者群。经与出版社商议，这次奉献给大家一部精选的《托尔斯泰夫人日记》。精选本《日记》以我国一般读者为对象，只保留了原版《日记》部分，另外添加了一些必要的“译注”，删减了原书中那些繁琐的，只对专门研究者有些用处的注释。全书由我重新校订。

《托尔斯泰夫人日记》涉及人物众多。俄罗斯人的习惯成年人交往时常用“名+父名”(如：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亲近的人之间则为了表示亲切、狎昵多用其爱称(如列夫一廖瓦、廖瓦契卡)，且一个名字往往为多人使用，如托尔斯泰名字叫列夫，而他的三儿子也叫列夫。为便于读者厘请人物关系，我们在正文前加了一份托尔斯泰家庭主要成员及亲属的资料。

希望读者们喜欢这部《日记》。

水平所限，译文和注释难免有不当之处，尚祈指正。

                张会森

                2005年12月

                于哈尔滨黑龙江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