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余年前，一部《扬眉剑出鞘》曾激荡多少中华儿女之热血。沉寂十余年，还是这们理由，其“剑”再出“鞘”，竟文风嬗变。本书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写金钱，说财富，画东西方富人的生存状态。文笔看似洒脱，却有厚实底蕴，诤言慧语警句附拾皆是。由于作者的两栖背景都很浓重，致使他的感悟与洞悉别具一格。不知读者以为如何?

俯仰话金钱

净心之谷

文人海中游

明日酒醒何处

桥畔的回眸

高尔夫趣话

后记

读了齐美尔的《玫瑰，一个社会性假定》，我惊呆在那里。本来，哲学的东西大都艰涩难啃；而齐美尔竟然可以把一篇哲学论文写得如诗如画、令人心醉，同时那深沉的哲学内涵又轰击着人的心灵!当然也得感谢翻译家的学养，达到那样精深至微的语境。

齐美尔所谓的“玫瑰”显然是一种象征，代表自然界或上苍赋予个体与客体之间的差异，即别人拥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可喻以金钱的多寡、地位的高低或智能的高下。当一个人看到邻居的园地种有玫瑰而自家没有玫瑰，甚或觉得自家玫瑰不如人家艳丽时，引发了人类亘古难改的嫉妒之情。

齐美尔在文中多次提到人类与生俱来的两个心理特征：对差异的敏感性和对境遇的适应性。这篇论文发表后，当代人文学者所做的多次社会调查依然成为齐美尔论点的佐证。

我的手头有学者们对美国从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国民平均收入与幸福满意度的调查，在这四十年当中，美国人均收入由六千美元升至一万六千美元，而幸福满意度并没有跟着翻番，却在一条与岁月平行的曲线上波动。日本也有类似的情况。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三十年当中，日本人的幸福感并未上升。人对境遇太容易适应，初遇改善时自会欢天喜地，但这份新鲜感是短暂的，一当适应改善之后的环境又变得有点儿麻木，人类并不存在“忆苦思甜”的自省基因。

然而，人却存在横向攀比的顽固积习，当代人文学者认为，让人产生满意感的往往是相对于他人的收入而非绝对的收入。齐美尔打趣说：“在爱情萌动的阶段，偷偷摸一摸手所带来的幸福，并不亚于热恋阶段无节制的欢娱。我们感受到的并非是生命刺激的绝对量。”

人类更习惯于侧目而视，注意别的同类状况如何，盘算别人投入多少，收获多少，并暗中与自己做着锱铢必较的比较。当感觉自己吃亏时，对差异的敏感性会导致愤怒与仇恨。相反，如果发现自己占了便宜，却很少有人产生应有的负疚感。于是，人们总是看到邻居的草坪更绿，玫瑰更艳；更何况自然界原本就存在着诸多不平。以致齐美尔感叹人们更像是机器人，把他的话变成今天的话来说，人就好像机器人一样预设了一套电脑程序——从嫉妒到骚动到麻木，如此循环不已。

关于玫瑰的故事结局是悲剧性的：人们对差异的愤懑和对公平的渴求聚合为群众的行动，在种植玫瑰的园地上产生了社会动荡。革命成功了、正义胜利了、差别夷平了，家家的园地都种植了玫瑰，人人享有相等的权利，而问题并未解决。有的园地土壤不宜生长玫瑰，有的园地主人不擅长经营玫瑰。大自然中有一股冥冥的力量总是在干扰人类所期望的平均性与对称性，当人们适应了变革后的境遇，那深植于人性中的骚动不安的潜流又在玫瑰园中奔涌……

齐美尔有句话颇有老庄的风采，程朱的气韵。他说：重要的不在于我拥有什么，而在于别人拥有什么。”惟有极其精巧和纯粹的灵魂才可以享受的方式拥有客体；它是如此丰富，因而足以依靠自己最本真的内在性来生存，而不是让感觉超越灵魂的界限。”

对各种差异怀着一份欣赏、关爱与克制，富贵不淫，贫贱不移，那是很高的人格境界。需要强调的是：不要仅将这些话看作是对弱势者的提示，也应看作是对强势者的告诫。尤其在当今世界存在许多恃强凌弱的时候。

齐美尔很天真，他预测一百年后人们会变得明智达理。从齐美尔发表此论文至今过了一百零六年，我们真的聪明了吗?P1-4

有许多理由阻拦一个理由——理由，何必重又操笔写作呢?

许多理由包括年事渐高、体况下降、疏离文坛、笔耕荒芜等……

我有一个老朋友，二十八年的交情，当我初涉文坛时，他也年轻气盛。如今他已身居要职，每次叙旧，多是在球场上。有一次走在满目新绿的球道上，他说：”理由，你没有必要再写东西，那是个力气活，现在跟年轻时不一样了。”

这是好友之间的至诚之言。如果交情不够份儿，是不会去触碰对方心中隐哀的，他说的正是我心灵中一个脆弱的角落。

此外，还有一个境遇的问题。

古云：“文章憎命达。”这句话的主语和宾语容易令人觉得模糊。不知是写文章的人憎恶命达的人，或是命达的人注定写不出好文章。或是这两者在现实生活中皆可成立。都可以找到许多例证，而很难找到反证，它的内涵似乎是颠扑不破。

挫折似乎也是写作不可或缺的要素。

这些年来，无论在文坛或商场，我都感谢上苍的恩惠。尽管挫折时时不断，过去了，我仍有感于命运的厚待。

曾有几度，似有惊心动魄的危厄迎面扑来，在商场上也屡屡经历湍流和险礁；仅仅由于运气，那些危险都从我身边悄悄擦过。而在局外人看来，遭遇仍显得顺利一些。在北京一次为我重返文坛助兴的聚会上，一位老朋友开玩笑说：“怎么好事都让他赶上了。”他的幽默逗得在座朋友们大笑。

其实，这是我最大的困境。我担心由于安逸而带来意志的消磨和行为的惰怠。一想到当初在北京作家协会时，每逢夏天就光着膀子在脖子上搭一条湿毛巾，挥汗如雨地赶稿子，心里就不禁发怵。而今我拿起笔来，面对的严重挑战就是“惰怠和情懒”。

随着年龄增长而带来的颈椎和腰椎退行性病变，令我已不能再次坐在写字台前了。只能靠在一张半躺半仰的休闲椅上，手捧一个类似农村生产队记录工分的硬托板，陆续写出这本集子中的篇章。

支持我的是这样一种信念：这些东西是纯粹文人较少有机会去写的，而真正的商人又是不会去写的。我并未像媒体所期望的那样，去惊爆商场的内幕，因为那些内幕早在新闻与电视剧中被反复披露过。我更愿去叙述一个文人在角色转换时的内心感受，从而为读者开启一个新的视角。当然，我也希望向人们证明，沾染了铜臭气的商人，仍然可以写出几行顺理成章的文字。

写作对于我来说，无需再刻意为之，不如随缘也随性。做一个业余作者，比当专业作家时在心理上似乎要轻松许多。

作者

2005年4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