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村落，一个徽州文化的缩影。在千年的峥嵘岁月中，村落是徽州文明得以灿烂演示的平台，而这一座座平台的原貌正消失在我们的视野。本书图文并茂，带领我们进入一座沉睡的村落--龙川，在残存的遗物中触摸徽州祖先的脉动，梳理徽州文化的脉络，一探名门望族的溯源。

一、翚雉奋逸徽庸伟绩

(一) 练文流照 振声绩扬

(二) 建置变迁 华阳魇镇

(三) 经略堪舆 星土封域

(四) 坊市有经 都鄙有象

(五) 天子玉鄣 龙川形胜

二、户列簪缨门排画戟

(一) 氏族源流

(二) 姓源考略

(三) 氏族考疑

(四) 新安郡望

(五) 胡氏谱牒

(六) 世系考疑

(七) 昭穆世系

(八) 绩溪三胡

(九) 三胡之外

(十) 能干胡氏

(十一) 世系分歧

(十二) 礼学三胡

(十三) 安定胡氏

(十四) 胡适“姓氏公案” 

(十五) 关于《唐诏四海大姓氏族志》

三、胡氏春秋星列河汉

(一) 统宗古系纬武经文

(二) 科举世荣史宬煊赫

(三) 荐辟擢秀凤翥麟翔

(四) 岁贡登云攀桂步蟾

四、白鹿与黄蛇

五、龙川造纸

(一) 皖南楮纸的出现

(二) 龙川造纸与澄心堂

(三) 辨朝分地

(四) 龙须纸与澄心堂

(五) 纸中极品澄心堂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或良安、或北野、或最终定格为绩溪，梁末唐初历史上从歙县东北三次分置建县，都因为平定寇乱。或者说，北野改绩溪或良安改绩溪都导因于平定暴乱的战争，这个建置并非因为人口发展的社会需要，而是处于攻城略地的战略需要。不仅如此，历史上从后汉丹阳郡分治新都郡开始，到明清两朝稳定为徽州府，以歙县为中心的新安郡治也有过多次反复，这些动荡不定的建置变迁其实并不偶然。

大唐建朝之初，虽然曾有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但到了高宗李治，苛捐杂税盘剥加重，隋末唐初遗留的南北民族冲突和北方世族南徙凶此产生的土地矛盾，在皖南、浙西和赣北这个三省交界之地的山越地区日益尖锐。

唐高宗永徽四年(653)，自封文佳皇帝的陈硕贞揭竿而起，连克睦州、於潜，直逼歙州。这支历史上极为罕见的由女性领袖统率的农民起义军，分别在歙卅的婺源和歙北竦口被终结，随后在叛乱被镇压的竦口，以置县北野，镇锁忤逆“妖孽”，竦口民俗称叛贼终结地为“五狗下茅厕”。

胜者为王败者寇，既然文佳皇帝以失败告终，穷苦百姓绝地求生的勇气就成了奢僭犯份的妖魔乱法。当初民间传讹陈硕贞是真神化身，犯其兵者必灭九族，一时间在李唐军中形成了强大的心理压力，所以北野建城，照样是上演了古老的魇镇巫术：筑城为“镇”。

镇兵围城，是安营扎寨的军事组织形成的都鄙堡垒。镇之由来，本来就建立在趋利避害以防妖蜮现祟的巫术心理上，在宗教叙事为人性善恶判断的时期，将叛逆行为妖魔化所起到的震慑目的更持久、更深入人心。古人城池都鄙以星相堪舆为宿命的形式，掩盖了宗教巫术背后的战略(城防)、居住(坊市)、行为(交通)意义上的实用目的，而魇镇巫术导致城镇选址的偶然性，似乎又掩盖了政治为目的的战略意义，于偶然之中又昭示了某些城镇历史发展的必然。从这个角度说，以城为“镇”的巫术手段，其本质还是军事目的的安全防范；镇关锁钥的城镇布局，也从封建谋略的权利控制中诠释了古代吏治建置深刻层次的文化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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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的发展充满着辩证法。一方面，总是有新事物的出现冲击着既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推动历史的进步；同时，这种推进的过程又并非回荡着温情脉脉的旋律，常常伴随的是生命的杀戮、善良的破碎和美好的毁灭；但是，以善和美的牺牲为代价换来的又是更高层次上真善美的统一。纵观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总的来说，它以其超稳定的结构形态缓慢前行，但在某些阶段、某些方面，它又经受着或剧烈的争夺、或反复的跌宕、或死水微澜般的波动。造成中国封建社会局部的、阶段性的、有限的变动，其外在和内在因素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民族的争斗；二是统治者自身的分裂；三是来自底层百姓的反抗。这三大因素的冲击时大时小、时急时缓、连绵不已。诚然，那些充满着血与火的呐喊呼号，最终湮灭在冰寂的历史长河中，即使是改朝换代带来的刹那社会外在结构的巨大错动，迅速地也因汉民族传统文化强大的内敛力同化而回归了正轨，没能带来中国历史的焕然一新；但是，细观那一次次社会结构的风云激荡，其对社会某一阶层、或对个体命运的强力扭曲和扼杀，对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心灵世界的震撼，以及由震撼而激发的心灵蜕变，充实和丰富着历史的内涵；并且，由这种心灵蜕变而爆发出的对生命更新的追求和创造，无疑又为外在历史的发展增添了多姿多彩。

发生在中国两晋之间的“永嘉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黄巢大起义和两宋之间的“靖康之乱”等，在撼动历史秩序的同时，给世代生活在中原地区的衣冠巨族们以一次次沉重打击，数百年间，成千上万的中原士族为避战火辗转南下。当时这些门阀制度下的权贵们的窘境是可想而知的，他们不得不抛弃功名富贵、深宅大院而胡乱卷起一些细软、谱牒、书籍仓皇逃离世居乐土，顺着寒冷呼啸的西北风向南，向南，渡过黄河，越过长江，再行几百里，方找到一处高山屏蔽、林木掩映、远离战火的山清水秀之地可以歇脚喘息——这就是徽州。源源不断的中原士族犹如万斛珍珠散落在这苍翠浓郁的崇山峻岭之中。

徽州本是山越荆莽之地，自然灵气十足而文化气息微弱。中原士族们在清风拂面、碧水濯足后，必须面对现实重新考虑构建自己的生存和精神的家园。痛苦反省无疑是他们思考的主调：为什么会失去列祖列宗的乐土?如何才能恢复逝去的光荣与梦想?士族们大多出身权贵、养尊处优、满腹经纶，由钟鸣鼎食坠至狼奔豕突，背井离乡，有大痛苦，更有大感悟。他们很快适应了现实，找到了对策：一是聚族而居，构建村落。生存是第一要务，必须让血缘宗亲合族而居，选择“枕山、环水、面屏”的天人合一理想风水宝地构建村落，既解决衣食之虞，又抵御客地的凶险，同时能福荫子孙。于是，胡姓建村于龙川、西递，汪姓择址于宏村，吴姓卜居于昌溪，罗姓定居于呈坎，曹姓立足于雄村，石姓落户于石家，倪氏扎根于渚口，江姓聚族于江村……他们所选择的皆为灵山秀水环抱，既适耕稼又合居住之地。二是重建宗法文化传统。再大的苦难也动摇不了这些饱读诗书的士族们对孔孟儒学的尊崇，必须让等级有序的宗法伦理文化传统一脉相承并发扬光大，“惟孝惟忠聪听祖考彝训，克勤克俭先知稼穑艰难”，“处世无欺，爱人以德，守分安贫，即是敬宗尊祖；持躬无助，任事惟成，明伦重道，便为孝子贤孙”。尊祖叙谱，敬宗建祠、修墓，睦族互助赈济。这样，在每个村有高大威严的祠堂，祠堂中有先祖容像和祖宗牌位，并珍藏有完整的族谱；有周全的祭祀礼仪；还有严苛详尽的族规等来约束子孙，凝聚人心。三是强化崇文重教、光宗耀祖的道德激励。生存是基本，制度是保障，发展是目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每个儿孙不仅自己要出人头地，还要为家族挣得荣耀，获得皇朝的恩荣；而要达此目的，“若不读书，便不知如何而能修身，如何而能齐家治国”，“读书志在圣贤”，“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贫者因书富，富者因书贵。愚者得书贤，贤者得书利”，时刻牢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各个村落或建宏伟的书院，或利用简陋的塾室，延请饱学之士谆谆施教。宗族则“或附之家塾，或助以膏火。培植得一二个好人，作将来楷模，此虽族室之望，而实祖宗之光，其关系匪小”。就这样，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在徽州这块“辟陋一隅，险阻四塞”的土地上，不时可见“聚族成村到处同，尊卑有序见淳风”的村落，并且“文风鼎盛”，“十户之村，不废诵读”。那平和的炊烟、虔敬的香火和那琅琅的书声伴随着霭霭云雾在碧蓝的徽州上空一齐飘荡、升腾。

正是秉承着曾经历巨大人生落差、饱受痛楚的先人们生命深层激发出的坚韧顽强的变革自身的进取精神，再经过数百年相对宁静环境下不断地濡染、积淀、强化而升华，徽州儿孙们的辉煌犹如徽州漫山遍野的山花，年年季季灿烂开放——

一是“以才入仕”者多。自宋代科举成功至明清两代以至民国以后，徽州儒生通过公平竞争跻身上流社会者数不胜数，所谓“一科同郡两元”、“兄弟九进士、四尚书”、“一榜十九进士”、“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父子尚书”、“四世一品”等等；徽州共走出过28位状元，出过17位宰相，这些都占全国总数的二十四分之一，真可谓“名臣辈出”。二是“以文垂世”者多。像朱熹、戴震、胡适三位可称得上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巨擘；在政治、哲学、经济、文学、艺术、医学、科技、饮食、书画、雕刻、建筑、园林等领域名人灿若繁星。三是经商成功者众。从徽州大山中走出，顺着新安江等水流走向全国乃至日本、东南亚的无数徽州子孙，在盐、木、茶、丝、药材、典当等项目的经营贸易中明清时期独领风骚数百年，从“扬州为徽州殖民地”、“无徽不成镇”、“钻天洞庭遍地徽”等说法，可见徽商实力之一斑。

一个个的硕儒、高官、巨商走出了徽州，走出了家乡父老的视野，但他们的根还在故乡，还扎在曾经哺育他们的村落中，家乡的水口、白墙黛瓦、街巷、古树、祠堂、天井、鸟语蝉鸣、儿时的伙伴，更有全体宗族的期盼的脸容仍历历在目。于是，他们把获得的恩宠和荣耀献给家乡，把金银财富捐输给家乡，把自己对同宗后辈的嘱托希冀题赠给家乡。这样，就给那些显得陈旧破落的一座座村落顿然注入了无限生机：一座座世科坊、“四世一品”坊、“进士”坊、“中书”坊、“贞节坊”和“恩荣”牌楼等高高竖立村前；宏村的浩繁的“牛形村”建筑体系、石家村的宏伟“棋盘”格局、呈坎精妙的“八卦”形三街二圳九十九巷等等都得到了彻底整治；渚口建起了气势恢宏的“一府六县”，敬爱堂、溥公祠、知本堂、东舒祠等等拔地而起，或被扩建、装饰得美轮美奂；桂枝书院、紫阳书院、竹山书院等气象万千；非园、果园、西园、东园、桃李园等游人如织，引得名人雅士似莺飞蝶舞般徜徉唱和；还有精美绝伦、寓意深刻的石雕、砖雕、木雕，以及语重心长的题额、楹联、格言，更是营造出浓郁的文化氛围，让后学者在“问渠书屋”、“凤游山书屋”等潜心求索，能“抬头见扇(善)”、“步蟾”折桂，乘“祥云”升腾……

于是，承载着厚重历史期盼的一座座村落，因为她的子孙在现实中飞黄腾达，犹如画龙点睛般活灵活现；在漫长的期待中，祖辈们以他们的“尊崇天理”、“积善积德”、“惟勤惟俭”，精心地铸造着村落的灵魂，如今儿孙们不负厚望，不仅没让村魂丢失，而且又以自己的反哺，让村魂添具了时代的风采而更加鲜活跃动!

说村落是徽州社会的缩影，说村落是徽州人魂魄所系，说村落是徽州文化的博物馆，等等，丝毫也不为过；最本质的，在千年的峥嵘岁月中，村落是徽州文明得以灿烂演示的平台，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精英文化得以演示的平台。

俱往矣。过去的村落今天只能称为“古村落”了，导演们都已作古，一幕幕鲜活的剧目变为“遗产”，一座座平台的原貌已经和正消失在人们的视野。  很是高兴，《徽州古村落文化丛书》的作者们为我们提供了10本图文并茂的书稿，能够让我们进入沉睡的村落，在残存的遗物中触摸徽州祖先的脉动，梳理徽州文化的脉络；并且令人惊喜的是，探索者绝大多数也都沐浴着徽州文化成长，他们在情感上与徽州有一种天然的契合，而同时眼光又是现代的。现代思维令他们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而较厚的素养又使得每本书的叙述深入浅出，活泼生动。

10本书，选择10个村落，10个村落选择徽州文化的10个侧面：写江村偏重于宗族文化演绎，写龙川偏重于名门望族溯源，写宏村偏重于聚族而居的风水选择，写西递偏重于徽商的精神世界追求，写呈坎偏重于解剖乡村社区结构，写昌溪着力发掘儒和商两种文化的互补，写雄村突出书院园林文化，写西溪南突出文学艺术尤其是书、画、刻帖艺术的流变，写渚口着重于聚落人文的发掘，写石家突出村落构建艺术的匠心。稍感不足的是，每一本书是较充分的，但我认为还有徽州文化的其他更多侧面大有文章可做，希望我们能继续深化、拓展，以充分展示徽州文化形成、发展和蜕变的全貌。

是为序。

汪良发

2005年9月于黄山学院

祠堂是礼教的教堂，是执行祭祀礼仪的地方，也叫礼堂；在官方五礼之中祭礼又叫大飨礼；即使是在“文革”期间，人们也会不自觉地将人群能够聚集开会的建筑空间称为大礼堂。

祠堂和宗庙，就称谓而言没有民间和皇家的等级规定，祠堂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在宫廷庙宇的系列之中。“祠”是“词”的外延，祠堂是注重文词祭祷来简化牲牢礼仪的一种祭祀。皇家宗庙祠祀等级较高，牲牢赛馔可以极尽排场为威重，到了士庶民间，杀牛宰羊的排场被等级所限制。并不是皇家为士庶黎民考虑经济承受能力，而是在被统计的名单上，各路神祗也有三六九等，祭祀礼仪也要像官宦秩序一样，根据高低贵贱来划分享受赛宝的等级。

与西方人教堂不一样的是，宗庙祠堂只有虚拟身位的神位——牌位，或称灵位，而教堂、神庙总是少不了泥塑木偶象征真人秀的人为身位的神位。教主僧侣是神偶之下的代言人，也是神偶身位的复制神位，通过这个可以轮流岗位的肉身神位，实现教派宗旨和教民之间的权益和义务关系，传播教义和祈求神主宽恕，达到某种形式的心理交流和行为约束。教堂虽然也是祈神祷告的场所，但也是教民坦白自己心声和交流思想情感的社区工作站，更具有人性化的特点。这是西方文化的精神核心。

中国人概念里的祖灵也是神灵，神明和在天之灵是一个无处不在的混合体，通过灵位折射的神位是神通广大和万能的，神相也就是天相，天相决定一切，所以祠堂里没有必要有一个象征身位存在的神位。祠堂的祭祀形式一定要通过建筑样式上的“天井”展开这个主宰一切的天相，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神位漫漶在无限的空间之中，而赋予心灵与神灵能够沟通的观念形式就是这个格定一方洞天的天井，天井是永远要向随时可能眷顾的神明敞开的通道，因而在稳定为祠堂这种形式之前，上古三代将这种天人合一的交换形式称为明堂。

祠堂里简化的神主(祖灵)身位，是一个确定昭穆座次的虚拟神位，突出春祈秋尝、敦睦亲族为文词歌舞的艺术形式是礼教文明的进步。祠堂和祭祀礼是中国儒礼文化强调人伦秩序的核心，比较西方教堂，中国礼教文明更加崇尚自然法则。

但作为礼教文明的祠堂和西方教堂为什么会在历史上产生如此巨大的现实反差?一想到发生在我们身边那些活生生的毁灭性的自我戕害，有人就会把所有的灾难归咎于红色浩劫，当我们的城乡都市那些不伦不类的西方样式的新建教堂拔地而起的时候，徽州仍然有明清遗留的文物级的祠堂正在毁圮之中。

祠堂作为学校，尚且也在无意之中承扭了普度众生的使命。本人从小学到初中，就是在一座建于明代万历的宗祠里度过的。坐到祠堂里去读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幸，但作为个人体验，沐浴在一座庄严巍峨的庙宇里又是我整个童年唯一幸运的事件。

龙川原有11座牌坊，有10座为明代建筑。唯一幸存的嘉靖牌坊之所以没有被拆毁，是因为当时有位老人担心被拉倒的巨大梁架砸断下面的石桥。龙川祠堂国家级保护文物得以幸存，就是因为作为学堂一直被占用着的偶然理由。至于养牛养猪堆放杂物摆放棺材作为油坊弃之如弊履，暴殄天物，惨不忍睹。

有位名声显赫的导演，居然将黟县南屏文物级的祠堂当成一个染坊，好端端的天井居然变成了一个大染缸，把一个偷鸡摸狗的故事硬是放到庙堂里去进行演绎，这好比一个西方导演把教堂作为床第之欢的背景来处理一样令人作呕。偏僻的乡村哪有见过这等“文化”名人的嘴脸，戏台班子撤走之后，祠堂作为“染坊”的“遗迹”保留!甚至天井里还挂着袒胸露臂的偷窥剧照。可悲的是，与不少祠堂作为猪圈牛栏方才得以幸存一样，也许正是因为这般佛头着粪所产生的名人效应，风雨飘摇的古迹才得以幸存。  象征宗庙等级的建筑轨制有其特殊语言，只见这部电影里只有祠堂大门两侧才有的鼓镇构件，却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既是作坊又是住家的“染坊”门口，真是令人啼笑皆非。这个做派同样是后“文革”无知者无畏的惯性作用的结果。

遗憾的是，这样的例子不在个别，近年来开发村落旅游，不少地方古建出新，只有宗庙才能享用的凤楼翘角安装到了住宅大门上，对原有古迹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不说，作为建筑景观，它混淆和误导了人文历史约定俗成的视觉语言。

绩溪蕞尔小县，明清牌坊竟然多达百余座，崇栋广宇的宗祠不计其数。假如这些文物古迹没有损毁——尽管历史不能假如，我还是想在心里畅想一番曾经存在过的辉煌——人们可以在西安的阴曹地府感受到兵马俑的威武和庄严，而牌楼林立、宗庙藐藐的绩溪水光山色，曾经是翚雉奋逸、光照千秋的奕世人文。

《礼记·中庸》说“温故而知新”。似乎这句话老话早就为现代主义遭遇的困境埋下了伏笔。近年来宗族文化研究已见端倪，学术界悄然兴起新儒学，标志宋明儒礼高度文明的徽州文化，也将得到应有的重视。

本书写作过程中，得到黄山学院徽学资料中心、绩溪档案馆以及学者专家徐子超先生、汪汉水先生的支持，自始至终得到教授何峰先生和本丛书总策划朱移山先生的信任和鞭策，特此诚表谢意。

2005年9月于阳湖大德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