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难忘的抗战岁月，一代热血的华侨青年；放弃优裕的生活，站在时代的前列，延安——就是他们心中的圣地。这是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以独家史料为我们讲述一个个热血华侨青年抗战的故事，中华民族有了像他们这样的人，才变的更伟大。

有一首诗写道：有的人把历史当作工艺室中随意捏弄的软泥／有的人把历史当作合身而又会变色的彩衣／有的人把历史当作刀剑，甲胄、堡垒／也有的人杷历史当作可能为正、可能为负的数字游戏。历史是这样的吗?不!历史是有灵性、有尊严的，历史是人，人是历史，历史是人的良师和益友。纵然这些年来戏说历史风情万种，但我们对真实而鲜活的历史却情有独钟。这里隆重推出的“中国百年百部文史珍品”书系，依托文史资料这个著名品牌在史林独树一帜的资源优势，努力开拓历史当事人的”亲历，亲见，亲闻”的特色，以鲜活的第一手资料披露鲜为人知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台前幕后，介绍历史风云人物的传奇经历和趣闻轶事，熔历史与人物于一炉，从敌、我、友各方的独特视角，荟萃世间百态，解读人世沧桑，记述了从封闭落后、战乱不断的旧中国走向光明的新中国的历程。这是一套由多套丛书组成的了解中国百年历史的别开生面的书系。

序言/张楚琨(1)

奔赴延安

 到延安的前前后后/白刃(2)

 烽烟寸丹一延安的回忆/庄焰(25)

 不到延安誓不停/张道时等(36)

 归国奔延安/王唯真(48)

 去延安参加“七大”/苏惠(59)

 从泰国到延安/庄国英(66)

 在抗日中心的狂飙里/吴田夫(76)

 陕北公学生活漫忆/李介夫(88)

 战斗在延安的岁月/郭戈奇(96)

 槟城——延安/沈光(106)

 奔向延安奔向革命/廖冰(114)

 拳拳赤子心迢迢奔圣地/钟萍(137)

 在革命熔炉中/许金荣(145)

 我和朋友们奔赴延安/蔡其矫(156)

 冲破束缚奔向延安/王建华(162)

 华侨青年与延安/彭光涵(173)

 转战在敌伪顽包围之中/郭凌(180)

 在敌人心脏里战斗/王耀华(189)

回国抗战

归侨女英雄——李林/屈健(206)

华侨炮兵黄登保/王唯真(220)

新四军中一战士/郭永绵(226)

投奔新四军/谢白秋(242)

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叶锋(248)

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吉隆坡队/黄炜然(256)

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文森队/王超(270)

菲律宾华侨回国慰劳团/高天雄(275)

琼侨回乡服务团/张奋(283)

参加越南琼侨回乡服务团/潘照(296)

缅甸华侨救护队回国参加抗战/马兴惠(301)

滇缅公路上的华侨机工/庄明理(313)

滇缅公路华侨运输先锋第一大队/张智源(324)

再版后记/(333)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像一块大磁石，吸引着海内外青年，投进革命的洪炉里，锻炼成无产阶级坚强的战士，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在菲律宾，我就向往延安，像游子怀念母亲，希望早日投入她的怀抱!

1935年，我在马尼拉华侨中学半工半读。级任老师董冰如先生，是个矮矮胖胖的湖北人。(解放后重逢，我才知道他原名董锄平，1922年的中共党员，曾参加大革命和南昌起义。)董老师在华侨中学，领导进步师生组织“人人日日抗日救国会”。在董老师的培养教育下，我成了救国会的常委，参加编辑《救亡月刊》。1936年，董老师知道我一边读书，一边做工卖报，就把每期200份《救国时报》交给我推销，并嘱咐我不能像卖《华侨商报》和《前驱日报》那样沿街叫卖，只能半公开推销，卖不掉的可以送给进步的同学、工人或店员。

《救国时报》是在巴黎出版的，报上登了许多抗日反蒋的文章，也有中国工农红军和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消息。报上经常刊载王明的文章，王明名下括弧里印着陈绍禹。当时我不知道王明是何人，只对他同时用两个名字感到奇怪。到延安后才听说，这报纸是中共在巴黎办的，主编是吴玉章同志。

每期《救国时报》来了，我都贪婪地阅读，像吸水的海绵，汲取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这些理论变成《救亡月刊》的灵魂，我们常用它的观点，撰写自己的论文。

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董冰如老师乘年假去香港，回来后对我们说：“国共又要合作了，今后要宣传全国一致抗日，不再反蒋了，要团结蒋介石的军队共同打日本。”

1937年1月号《救亡月刊》，我们发表了一篇《国共合作的一线曙光》的社论，我还写了一篇揭露汪精卫(西安事变后，汪匆忙从德国归来，曾路过马尼拉)勾结日寇和何应钦，阴谋进攻西安，发动大规模内战的文章，登在同期的《救亡月刊》上。这一期，还用了一幅绥远傅作义部队在百灵庙抗战的照片作封面，照片上两个士兵在阵地上握着机关枪向日寇射击。《救亡月刊》是16开铅印本，经费来源靠刊登广告和爱国华侨捐助。

不久，听说中共中央和中国红军总部移到延安。延安成为中国的红都，成为抗日救国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

到延安去!一粒希望的种子在我的心中萌芽。怎么去?不知道，因为道路遥远，如何筹备回国旅费，回国后如何通过国民党统治区到陕北，都没有把握，何况当时还有个对我很好的女同学，怎舍得断然离开!

这时候，我已经到了《华侨商报》编辑部当学徒。总编辑是江西人来远甫、福建人于以同(这两位先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马尼拉后被日军杀害)。每天晚上，我学习翻译合众社、路透社、哈瓦斯社……的英文电讯，有时和记者到警察局采访社会新闻，或到火灾、抢劫现场采访调查。从外电里，读到日寇得寸进尺，不但占领了东北四省，伪化了冀东，而且在北平城外丰台、廊坊进行军事演习，践踏祖国的土地，摧毁农民的庄稼。译电讯时，我常常感到心潮起伏，义愤填膺，恨不能早日回国，拿起刀枪杀敌人!  恰好有一天，叔父和两位同乡来到马尼拉，他们响应宋子文开发海南岛的号召，集资组织一个民生公司，想到那里种植热带作物。叔父说，他们不懂国语，不会说广东话，想叫我当翻译，旅费由公司负担。

我正愁着没有回国的旅费，便高兴地答应了。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董冰如先生，他很赞成，并给海南岛的专员黄强写了一封介绍信。黄强原是十九路军的参谋长，蔡廷锴等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时，董老师曾代表侨领许友超，到福建参加会议，和黄强有交情。

1937年3月初，学期考试完毕。一天下午，我提着小藤箱，乘马车到巴石河码头。为了不耽搁师友和同学们度暑假，我只在电话里向他们告别，没有说明开船时间，自然不会有人来送行。邮船缓缓离开码头，船上的乐队奏起《一路平安》的乐曲，旅客和送别的亲友，互相抛掷着彩色的纸带，双方各拉着一端依依告别，喊着“再见”。孑然一身的我，对此情景，不由感到无限的惆怅!

轮船开出马尼拉湾，时近黄昏，晚霞映着海水，海鸥绕着白帆，风光绚丽，景象迷人。我站在甲板上，任凭晚风吹拂，最后一次欣赏马尼拉湾的落日。望着越来越远的仑礼沓公园，想到今生恐怕不会再到这异国来，禁不住伤感地哼起了《告别南洋》这首歌①。

第二天上午风平浪静，轮船在太平洋上航行。我意外地发现董冰如老师站在上层甲板上，依着栏杆望着海洋。我高兴地跑上去。董老师说，他要回湖北，是临时决定的，想不到竟在同一船上。

船到香港，和董老师分手时，我问他今后如何联系，他给我写下汉口永安堂药房的通信地址。上岸后，我找到叔父住的客栈。几天后，乘船去海口。由于有黄强专员的介绍，我们来到澹县那大镇，花了几千银元买了一片荒山野林。抗战爆发后，民生公司没有派人去开垦，那片山林也就扔了。（P2-5）

“七七”事变后，中国人民经过8年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历史的经验证明：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国共合作，联合爱国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团结工人、农民、学生、知识界和产业界英勇奋斗的结果。其中华侨的救亡御侮，输财助战，也为抗战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海外的儿女遍布五大洲，达1200多万人(当时中国政府采取双重国籍，不管是华裔、华族都算华侨)，而南洋(地理上包括马来半岛、荷属东印度、菲律宾、暹罗、越南、缅甸、北婆罗洲)的华侨就有800多万。这是遍布在五大洲中的华侨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华侨爱国领袖陈嘉庚，团结南洋800多万华侨，建立起救亡助战的组织——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南侨总会办的第一件大事是输财。陈嘉庚先生说，1939年，国家战费开出国币18亿元，华侨外汇汇款包括赡家和义捐达国币11亿元。第二件大事是号召华侨青年回国助战。华侨青年认识到：“敌人要我们每个人，每个人的子子孙孙都做亡国奴。我们要求生路，便只有抗战，便只有坚持抗战到底。这时代是战斗的。这时代不能与过去‘五四’、‘五卅’、1925年大革命时代相比，过去是对内的局部的政治斗争，这一次却是对外的全面的反法西斯侵略的抗战。”(周恩来：《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因此，千千万万的华侨青年掀起一次又一次波澜壮阔的回国参战的高潮。

一首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告别南洋》的歌，响彻了南洋各国各埠及其大大小小的岛屿。它沉郁、悲壮的歌词和曲调，激发了华侨青年的抗战热情。特别是唱到“你不见那尸横着长白山，血流着黑龙江，这是中华民族的存亡”时，南洋各地的华侨青年，无不义愤填膺，热泪盈眶。为了祖国的兴亡，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到延安去”、“到抗日的前线去”的呼声便见诸行动了。华侨青年组成归国服务团、战地记者团、慰问队、工作队、医疗队等，回国到延安，到新四军，到东江，到琼崖，学习军事政治，进行战地服务，直至上火线杀敌。多少青年，有的单身一人，有的三俩结伴，远渡重洋，跋涉万里，历尽千辛万苦，几乎走过大半个中国，闯过国民党特务设置的重重障碍，才到达革命的目的地。那种气壮山河的革命英雄主义，是华侨有史以来所未见的。

我亲身经历这伟大的历史进程，观察到一些非凡的景象，并使自己在战斗中受到鼓舞和教育。当时我是新加坡《南洋商报》的编辑(副刊《狮声》主编)和评论员。两年多，我动员、联系到延安和新四军去的华侨青年有很多人。其中有几位到延安，受到了我在上海泉漳中学的同事艾思奇(当时他任教于延安马列主义学院)的接待。1939年3月，我赴香港，同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工作，会见了廖承志、李少石、连贯等同志；又访问了东江纵队的驻地坪山，曾生司令员介绍一些华侨青年和我座谈。同年9月，我偕同陈嘉庚先生的代表刘牡丹赴云南，了解回国支援抗战的3000多名南洋华侨机工在滇缅公路服务的情况，向国民党西南运输处交涉，要求改善机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同行者还有记者陈戈丁，后来我们两人合著了《滇缅公路访问记》一书(南洋商报社出版)。接着，我以《南洋商报》特派员的名义采访国民参政会大会，会见了中共领导同志周恩来、叶剑英、博古、凯丰等人，汇报了南洋华侨救亡情况，承蒙予以重要的指示。我晋见新四军军长叶挺，他告诉我，新四军中有不少华侨青年，他们富有革命激情，积极勇敢，参加部队文化生活非常活跃。1940年3月下旬，陈嘉庚先生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考察团抵达重庆，我加入了第三分团，慰问大西北的前线与后方。团员们都想沿着陈先生访问延安的那条路，到革命圣地进行慰问，却被国民党当局软扣，未能成行。我们在西安七贤庄谒见了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同志，承林老(伯渠)畅谈陕甘宁边区的情况。林老谈到华侨青年时说：“奔赴延安和边区各地的华侨青年，很爱国，很坦率，肯吃苦，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华侨具有革命的光荣传统。由于华侨备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爱国感情特别强烈，正是这种热情，使他们‘国尔忘家’，放弃海外富裕的家庭生活，站在进步的前列。我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时，华侨‘急难轻财’的印象一直留在我的心上。”林老还提出了我第一次听到的一个提法：“我们要重视‘海外关系’!”

陈嘉庚先生后来回忆他在延安会见华侨青年的情况说：“这些华侨青年，为了抗日到延安艰苦的地方来，他们有不少是我们新加坡华侨中学和南洋女中的学生。他们没有一个人向我诉苦，而是满怀信心地告诉我，他们相信在共产党领导下，一定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他们的处境和思想，与蒋管区的归侨完全不同。”

在8年抗战中，成千成万奔赴延安、新四军、东江纵队、琼崖纵队以及其它战线的华侨青年，没有辜负华侨父老的热望和中国人民的信任，他们艰苦奋斗，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建国后，他们中不少人成为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政治、军事、外交、教育、侨务等不同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继续立功。

本书所汇集回忆文章，真实地再现了当年华侨青年的峥嵘岁月。千万华侨青年在抗战中创造的可歌可泣的光荣业绩，必将永久铭记在中国人民心里。帮助当代中国青年回顾这段历史，理解当年华侨青年如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斗前进，对于激励他们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进行新的战斗，该是有意义的吧!是为序。

张楚琨

1987年5月于北京

抗日战争时期，侨居海外的广大华侨热血青年，为了祖国的生存，民族的解放，跋山涉水，冲破反动派的层层封锁，回国参加抗战，为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为了纪念和讴歌他们的抗战热情和抗战贡献，发扬华侨的爱国主义精神，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们重新编辑出版本书，奉献给海内外广大读者。

本书在原《峥嵘岁月》的基础上，在编排方式做些调整，突出“奔赴延安”、“回国抗战”两大主题。

本书在以往征稿、编辑、审订过程中，徐安如、王唯真等同志做了大量工作，同时也得到华侨历史学会和昆明市政协文史办公室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由于时间有限，部分作者的照片因当时技术所限、此次再版已无法使用，在此谨表歉意。并请作者及时与我们联系以便奉上样书及稿费。

本书虽经仔细审订，仍难免有疏漏和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编 者

200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