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方继孝先生的第一本人文随笔集《旧墨记——世纪学人的墨迹与往事》的姊妹篇。前辈学者的墨迹手泽历来为人们所珍视，本书作者收藏近代人物的手稿、信札、字画已久，以他对前贤的熟悉，在书中娓娓讲述了许多文化名人精彩纷呈的人生经历，并且穿插着学界文坛众多的掌故逸闻。

这是《旧墨记——世纪学人的墨迹与往事》一书的姊妹篇。作者以他对前贤的熟悉，娓娓讲述了许多文化名人精彩纷呈的人生经历，并且穿插着学界文坛众多的掌故逸闻，文简义丰，晓畅可读。书中配合叙述，仿真影印了作者所购藏的清末民初数十位著名学者的墨迹近百件，展读此书仿佛与这些名人对坐，纸墨如旧，神采烂然。

序 孙郁

郭嵩焘录西枝和尚诗

谭献与《箧中词》

孙家鼎与京师大学堂

张鸣珂与实莆论时局

李端芬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

张荫桓与戊戊变法

劳乃宣与中国早期拼音文字

盛宣怀与中国近代洋务活动

马建忠和他的《马氏文通》

张百熙与中国近代学校教育

王罐与景韩论书画真伪

赵舒翘与“安德海事件”

王鹏运与“马柳合壁”画作

柯劭岱题《广州诗册》

宋伯鲁上疏废除“八股文”

于式枚与袁世凯

张赛与虎臣先生论学

江翰与北京师范大学

黄绍其与中国第一本在在《中国教育史》

杨锐与张之洞的师友之谊

朱孝臧的《浣溪纱词》

宋育仁与“蜀学会”

汪太变与“五四运动”

朱益藩与“信远斋”

郑孝胥的诗学与书艺

端方的书法与收藏

蒋智由于诗界“革命”

潘龄皋不喜“取巧人”商衍瀛与《珍妃其人》

高梦旦创意编纂《辞源》陶湘与涉园影刻书籍

方地山的《大笑》诗

傅增湘的藏书与逸闻

冒广生词册诒次公

王季烈与昆曲艺术

商衍鎏与《清代科举考试述录》

夏敬观与《呋庵画集》

李宣龚与商务印书馆

金梁其人其事

陈垣与辅仁大学

柳诒徵推介新式“国文教法”

徐鸿宝谈“北书南运”

李煜瀛书录《桃花溪》诗

胡仁源与北京大学

余嘉锡与文献目录学

任鸿隽录《喜雨》诗为友补壁

胡庶华与湖南大学

钱基博的治学观

邓之诚和他的著作

钟泰贺伯宣六十寿诗

张星娘三问陈圆庵

胡小石撰联赠钟山

王星拱的“科学万能”观

李四光的贡献

杜国庠的《墨子与墨经》

戈公振和《中国报学史》

陈寅恪考证“王友”文稿

何炳松的气节和爱国精神

竺可桢的科学精神

陶行知提倡“择壹而一”

王世杰与“万有文库丛书”

梁漱溟与勉仁书院

胡先辅与中国近代植物学

顾颉刚与现代“古史辨学派”

范文澜——开国一代史学大师

舒新城婉拒出版《联绵字典》

马公愚的《豫堂印草》序

吴宓的一首《感怀》诗

后记

在百日维新中，宋伯鲁积极参与新政活动，提出了许多维新建议，影响最大的是他曾上书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开经济特科，以网络人才。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被革职，并遭通缉。而罪名是“滥保匪人”、“声名恶劣”。所谓“滥保匪人”，事出有因，那就是他曾向光绪皇帝保荐了康有为。

宋伯鲁是一位理学修养很深的封建知识分子，他认为祖宗之法是不可变的，但在京城任职期间，耳闻目睹了甲午战争带来的恶果和清政府腐败无能的现实，特别是通过和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的密切交往，深受他们的影响。他和其他具有民族自尊心的知识分子一样，主张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来拯救民族危机，使中国走上自强的道路。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宋伯鲁为挽救民族的危亡，屡次向光绪皇帝上书，请求“明定国是”，“推行新政”。

1898年初，宋伯鲁联络陕西籍京官，在京成立“关西学会”，后与御史杨深秀(山西闻喜县人)等结交秦士子，在“关西学会”的基础上扩展为“关学会”，不久又加入了康有为等发起的“保国会”。宋伯鲁既是“关学会”的核心人物，又是“保国会”的积极活动者。身为御史的宋伯鲁，不顾个人安危，在百日维新期间，始终和康、梁保持密切联系，支持并参与他们的变法活动。他还以朝廷“言官”的身份，利用自己在朝中的职务之便，向光绪上书，其中不少奏章是康有为亲自草拟以他的名义上呈的。康、梁等不便讲的话通过他讲了出来，如维新派效法西方欧美上下议院制度，要求设立议政处、立法院等主张，就是通过宋伯鲁提出来的。

P50-51

我们上一代人相信进化论学说，对古人多有不敬。新的要代替旧的，乃时间之流涌动的结果，谁也阻挡不了。但淘汰旧迹的同时，也丧失了诸多技艺、思想，某些方面，也未必如前人那么聪明。庄子的阔大，苏轼的仙气，今人就未必都有，至于王羲之的墨迹，张择端的画作，也只能仰而视之了。在智性的世界里，时间是分不出先后中的优劣的。

收藏古人墨宝者，大抵都感受了这一点，我这几年往来于各大博物馆中，看到展示的旧物，在书法方面上有一个看法，就是当下文人的字迹，整体上逊于前两代。读方继孝兄收藏的近代文人手札，心甚神往，每每有击节之叹。前人的尺牍多无意中为之，然而在章法间，气象万千。个人的性情均呈现其中。看晚清那代人的字迹，能嗅出时代的气息。社会混乱，国将不国，而士大夫者流，却依然能存有心性的超然，于笔墨间留下怡然的神姿。不知道别人对此怎样理解，中国古代纵有千般毛病，文人有方寸间的神游意驰，总算保留了一块自己的园地。前人在此一领域的绝技，后人在整体上已不能追赶上了。

民国间有许多文人谈论到尺牍中的意趣，钱玄同、俞平伯、刘半农等都说过一些感慨的话。今读方继孝的书稿，真真是大开眼界。许多文人的手迹、故事扑面而来，可以说受益不浅。郭嵩焘的苍劲字体，盛宣怀的清秀之笔，张謇的雄浑语态，高梦旦的洒脱神姿，今天的文人何能写得?读这一本书像走进精神的密林，看到世间的精气。马建忠的独白，傅增湘的愉悦，柳诒徵的深沉，都给人爽目之感。中国文化中的笔墨精神，亦有参天悟道之妙。如今有那么多人钟情书画，大约看到了其中的魅力。不过我觉得今天的书法家多少有点做作，为书法而书法，匠气便缠在其中。古人的写字，多无专业的想法，自然间喷吐，无意中得趣，字如其人，是自由的表达，那是让人久久感怀的吧。偶从前人的尺牍里看到灵性的美，那也证明了一个道理，神驰于天地间者，得大自在。我们追慕的，恰是这神驰于天地者的境界。

尺牍背后的故事，对今人是诱人的存在，那是收藏者要关注的核心所在。我看作者写形形色色的文人，其实像历史片断的组合，互不相关间，却联接了一段历史。看生死间的起落，也像造访了昨日的风景，知道了生活的苦涩。历史不都是花香鸟语，其中也有血泪的哀凉。汪大燮的苦涩与竺可桢的寂寞都指示着人间的烟雨。我们从那里穿过，内心也承受着冲击，自己也难以忘怀的。浏览历史如果不参之于文物手稿，以及器皿遗物，总觉有点空洞。收藏家的意义在于留住了感性的空间，将形形色色的载体存于世间。仅这一点，我们这些喜欢读史的人是要谢之再谢的。

中国的收藏向有公藏私藏之说。私藏者可谓功莫大焉。前几日去故宫参观，院长引众人看了八十年间捐赠者的名录，许多珍贵作品，是来自私人之手的。张伯驹、郑振铎、沈从文、徐悲鸿等，均有佳作献于国家，如果不是这些人的留心，许多历史遗物就消失于世了。我们的几千年历史，每逢易代之际，前人的遗存便多受破坏。后人便难见前代人的面目。日本与韩国不是这样，至今还能看到千余年前的旧址、文物，那是民间的集体意识使然的。我看方继孝先生的藏品，生出诸多感叹。一是所幸现在的中国还有那么多热爱文物的人，保住了过去的片影；二是不据为己有，能奉献给读者，让世人一睹艺术的芳容，使之流布于世间。三呢，也激起了人文的话题，让我们这些俗人在劳顿之余也分享到世间的美肴，反身自问于生命，何以不也从红尘中悚身一动，走进清凉的世界?在电脑、卡通画久泡的人们，倘若也能沾染点旧墨迹问的乐趣，那我们和古人不仅可以心视，亦可神游了。得之于古又胜于古，我们的生活庶几便不会粗糙起来。

2005年10月27日

《旧墨记》于2005年5月出版后，收到了许多读者的来信，都是一些肯定和鼓励的话。著名学者、藏书家姜德明先生对拙著褒扬有加；著名学者、藏书家，现任香港中国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的胡从经先生，对是书从题材到内容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尚有墨迹作者的后人，或来函，或来访。张元济嫡孙张人凤，二次来函，对《旧墨记》中《张元济遭劫(口占十绝)》诗一文的考证，给予了肯定，并说拟将张元济致钟器的信编入《张元济全集》，使《全集》更趋完善。马衡长孙马思猛先生应紫禁城出版社之约，正在撰写《我心中的爷爷——马衡》一书，当他发现《旧墨记》中《马衡(附识)谈“易案”》一文时，非常激动，电话与我相约，欲睹祖父马衡于1936年为纪念张元济先生七十寿辰所作《关于鉴别书画问题》并带有马衡先生1950年亲笔书写《附识》的论文抽印本。我答应了他的要求。当他看到祖父的遗物时，激动不已。他说，这篇《附识》是当年马衡针对因“易案”而受牵连的吴瀛欲向最高人民法院诉张继、马衡关于那宗所谓“盗宝案”而写的，据马衡日记，这篇《附识》是请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转呈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董必武的。董必武看了《附识》有批示，大意是说，对吴之诉状不予受理云云。之后，《附识》退回到王冶秋手中，不知为何流落民间。他非常感谢我不仅妥善珍藏，并写出了考据文章，还征求了我的意见，将《旧墨记》中的《马衡(附识)谈“易案”》一文收录到即将出版的《我心中的爷爷——马衡)一书。

媒体和网络亦有赞美之词。在是书还未发行之前，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先生已在《北京晚报》副刊发表了为《旧墨记》一书写的序言；《旧墨记》刚一上市，《新京报》在2005年6月3日的一周书情栏目中就向读者作了推荐，先是说“很多人说今年的出版业不景气，更多的人说今年的全国书市缺少亮点，其实如果抱着一种平常心看，今年的超级畅销书确实还没有产生，但让读者眼睛发亮的新书还是很多的。”接着，在文学经典栏目中介绍了十几册推荐指数星以上的新书。其中《旧墨记》的推荐指数为四星，并有文字介绍说：“看到这本书的副标题《世纪学人的墨迹与往事》，就知道又是一本关于文化名人的书。不过，这本书的题材实在别致，甚至有点《非常道》的意趣，我们从林琴南、张元济等近百位名人的墨迹中分明看到了历史。”《中国图书商报》有一篇叫《分解怀旧书的卖点策划》的文章中有一节，是专访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怀旧系列图书的策划者王燕来先生之后，以“《旧墨记》挖掘藏品背后的故事”为题，说：本书是方继孝先生的第一本人文随笔集，“在本书中，作者讲述了许多文化名人精彩纷呈的人生经历，并穿插着众多掌故逸闻，富有知识性”。网络上关于对《旧墨记》的评价也很多，不过我对一位网名“脉望”的朋友发布的一段文字很是欣赏。现在我把它摘录于兹：

曲园先生曾印过一种信笺，俩老头儿相对而坐，如有所悟，笔墨简练，清淡怡人，如今是找不到这样的风雅了。大约只能扒拉点鲁殿灵光的劫余之痕吧。方继孝先生印《旧墨记》，应该也是抱着这种心情。

要想达到方先生的境界是大不易的事，机缘、财力、学识，缺一不可。……我对脉望先生的“机缘、财力、学识”说，不敢全部接受。不过，对“机缘”二字，感受颇多。在《旧墨记》中，我曾有意无意地提到过收藏和缘分的案例。本书中，我特别在《陈寅恪考证“王友”文稿》一文中，引用了周越然先生的一段话：

做官有幸运，就是连升；经商有幸运，就是赚钱。购古书者，也有幸运，就是：(一)我要什么书，马上买到什么书，并且价钱不大。(二)或在冷摊上偶然拾得一种毫不相干的破书，归来审察，发现某名士的印记，某名士的批校。(三)又或者书估拿了奇僻的古书来售，索价不高，故留之。后来细作审查，知是海内孤本。

周先生这里所说的“幸运”，其实就是“机缘”或者说“缘分”。因“机缘”在先，所以所费“财力”也就自然不大了。

上引时贤和媒体网络对《旧墨记》的评价，绝无自我标榜之意。我只是想说，开始写这本书，以至书的出版发行，我还真的没有认真梳理过自己的思路。众多爱护和鼓励我的学者和朋友们的话，真的是帮我理清了“旧墨记”的写作思路，使我确立了以“挖掘藏品背后的故事”进行研究的目标和方向。我实在要感谢他们。

至于《旧墨记》这本书，我正是遵循了从“挖掘藏品背后的故事”人手的这样一个原则来进行写作的。也因为许多读者来信说，他们喜欢我这种人文随笔的写法，以及书的开本和装帧。所以，此次的《旧墨记》的续集——《旧墨二记》，和《旧墨记》无论在写法上，还是书的开本、装帧都按“旧制”。入选文化名人，仍为68位，亦以出生年排序。

说起《旧墨二记》的书名，还要从《旧墨记》谈起。起初，我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签订合同时的书名暂定的是：《文人笔下流出的故事》，尽管对这个名字我并不满意，但也想不出更恰当的，也就先把这事放下了。当书稿将要付排时，我接到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先生的电话，他和我说，为是书所作的序，拟在北京晚报副刊“孙郁笔记”栏目上以《旧墨迹》为题发表。闻讯，倍受启发，我想如果把《旧墨迹》之“迹”改为“记”，以《旧墨记》为书的名字，既醒目，又切题。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责任编辑曾诚先生，并得到了他的赞成。《旧墨二记》的书名，则是受著名学者王世襄先生《锦灰堆》续集《锦灰二堆》的启发。王老先生曾戏言说，他的《锦灰堆》是“一堆不如一堆”，体现了王老先生的修养和谦逊。而我的《旧墨记》是不是“一记不如一记”，还要等待热心的读者们来评说。

最后，我要感谢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先生，应我的请求，再次拨冗作序。

书稿中引用、借鉴前辈与时贤的研究成果甚多，大多未及加注标明，在此一并致谢。

《旧墨记》出版后，因释文中存有错讹之字(包括自己的笔误)，以至有读者专门写信向我指出。

本书释文中，仍有难以识认或错讹之字，恳切希望识者再次批评教正。

方继孝

2005年11月28日夜

于北京城南双序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