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本小集，是一本图集，或是一本书札，或是一本“书话”集，作者通过引古论今，让我们在“随便翻翻”的同时，领略“休闲阅读”的乐趣，在这里没有什么专业的要求，也没有要做的学问。只是，在晴朗的日子，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暖洋洋的，随着自己的心情——随便翻翻就好……

几乎每天午后，我常常拿一本书，倚着软塌，随便翻翻，自己是当作休息的。特别是从天高云淡的凉秋，到那暖风烂漫的杏花天，晴朗的日子，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暖洋洋的，看着看着也就有点迷迷糊糊，前人说的是负喧之乐，大概就是这样得来的。看得的内容，终然也飘飘忽忽，过后的印象只依稀有点影子罢了。

升官图

走桥图和花神图

铜墨盒上的画

大村西崖

塑壁残影

绣像与小说

垂虹秋色满东南

瓷器上的时尚

新百美图

古城地图

酒胡子

游春黄胖

陈万里的《大风集》

厨娘

麈尾和拂尘

计成与《园冶》

文震亨与《长物志》

择砂寺刻书

书装家周晨

少年书事

后记

      游春黄胖

由“酒胡子”，我又想起“游春黄胖”。

两宋时候，市问流行一种名为黄胖的泥人。黄胖者，本是一种病态，前人医书里时常提及，(《薛氏医案》卷五十二记道：“大病后，身目皆黄，或肢体黄胖者，脾气亏损而真脏为病。”《赤水元珠》卷十六则说是“脾胃食积结块，令人四肢怠惰，身面俱黄，肚腹膨胀，俗名黄胖病”。以这样的黄胖病人塑作泥人，不同于西施的捧心攒眉，或是林黛玉的弱不胜衣，病态之美总是没有的，究竟是何等模样，因为没有实物留存，也就无可细说。在我想来，黄胖的样子大概有点滑稽，黄是泥土的本色，胖无非有点大阿福的体态罢了。

黄胖的出现，是在北宋的汴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谈到京师清明风俗时说：“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各携枣■、炊饼、黄胖、掉刀、名花、异果、山亭、戏具、鸭卵、鸡雏，谓之门外土仪。”可见黄胖在清明节前大量上市，属于节今性很强的泥玩具。清明了，春天也就真正来到了，黄胖因此被称作“游春黄胖”，张仲文《白獭髓》就说：“游春黄胖，起于金明池，有杏花园游人，取其黄土，戏捏为人形尔。”

南渡以后，黄胖便在临安盛行起来。当时的临安，酒楼茶肆，店铺集市，十分繁盛，为各类商品的流通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市场，西湖一带具有地方特色的农副产品及民间手工艺品，也就成为独具特色的西湖“土宜”了。周密《武林旧事》卷三谈到当时西湖，“游观买卖，皆无所禁；画楫轻舫，旁舞如织。至于果蔬、羹酒、关扑、宜男、戏具、闹竿、花篮、画扇、彩旗、糖鱼、粉饵、时花、泥婴等，谓之湖中上宜”。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十六也说：“临安风俗嬉游湖上者，竞买泥孩、莺歌、花湖船回家，分送邻里，名曰湖上土宜。”游人往往买一点带回去，送给亲友邻里。黄胖就是其中之一，张仲文《白獭髓》便说：“都城春间湖边，则以泥制黄土偶，谓之上宜。”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三记诸色杂货，其中“小儿戏耍家事儿”就有“黄胖儿”。沈嘉辙《南宋杂事诗》卷一有诗咏道：“回首中原长草莱，金门土稚几疑猜。纷纷小脚，船中客，争买西湖黄胖来。”《梦粱录》卷十二称“小脚船专载贾客、妓女、荒鼓板、烧香婆嫂”。可以想象一下，那些小划子上的男女老少，各自捧着一个黄胖，嬉嬉哈哈地比试着，一桨荡去，笑声在水面上回荡，也真是春天湖上一道绮丽的风景。

黄胖不但是戏玩之物，也是临安风俗活动的点缀。《梦梁录》卷一记二月初八祠山圣诞，写道：“其日，龙舟六只，戏于湖中，其舟俱装十太尉、七圣、二郎神、神鬼、快行、锦体浪子、黄胖，杂以鲜色旗伞、花篮、闹竿、鼓吹之类。”这龙舟上的黄胖，比起“土宜”的那种，要大得多，或许有真人大小，不过也是那副滑稽的模样。

黄胖的故事，有一个与韩■胄有关，这在许多笔记中都有记载，大同小异而已，试抄撮三则，庞元英《谈薮》记道：“韩■胄暮年，以冬月携家游西湖，画船花舆，遍览南北二山之胜，末乃置宴于南园，族子判院与焉。席间有献牵丝傀儡为土偶负小儿者，名为迎春黄胖。”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戊集“黄胖诗”条记道：“韩以春曰宴族人于西湖，用土为偶，名曰黄胖。以线系其首，累至数十人，游人以为上宜。韩售之，以悦诸婢，令族党仙胄赋之云云，‘一朝线断他人手，骨肉皆为陌上尘’。■胄大不悦。仙胄家于会稽，以■胄故，有官不仕。韩败，竟保其族云。”张仲文《白獭髓》记道：“开禧初，权臣将用事之日，以所赐南园新城会诸朝士，席间分题各赋春景，以都城外土物为题。时一朝士姓俞在座，分得游舂黄胖诗。俞即赋曰：‘两脚捎空欲弄舂，一人头上又安人。不知终人儿童手，筋骨翻为陌上尘。’薄有所讥。继出知苕、書，后嘉定戊辰，边警之变果然。”这三则都是宋人记宋事，虽所记略有不同，但都以“游春黄胖”来预算韩■胄之败。

我虽然没有看到过黄胖的实物，但“牵丝傀儡为土偶者”，古人画中还是有的。旧题苏汉臣《百子嬉舂图》里，有一孩子正伏在栏上牵弄傀儡，那傀儡牵动着在作舞蹈状。吕文英的《货郎图》里也有，一件挂在货郎担的伞骨上，并不肥胖，却是一副丑角的样子，一件则在一个孩子手里牵弄着玩耍，另一个孩子蹲着，正看得入神，那傀儡好像是锺馗，但也不能肯定；货郎摊的盘子里还放了不少彩绘泥偶，好像是杂剧里的人物，那神情也是十分有趣。吕文英的《货郎图》今藏日本东京艺术大学资料馆，共有四幅，分舂、夏、秋、冬四景，这一幅正好是春景，会让人想起“游春黄胖”的往事来。河南济源出土的三彩陶枕，既有悬线傀儡，也有杖头傀儡，那悬线傀儡的画上，有三个孩儿，一个在牵弄，另有两个，一个在吹笛，一个在击锣，正是儿童游戏的快活景象。万历时休宁制墨名家叶玄卿，所制墨锭《百子图》上的更有意思了，那牵弄傀儡的孩子身前，还放着一个幕布架子，成为一个背景，这就不但是纯粹的玩耍，已考虑到观看者的需要了。

丁言昭女士的《中国木偶史》(学林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八月初版)却不曾提及黄胖，大概是疏漏了。南宋时的木偶戏，主要是悬线傀儡和杖头傀儡，黄胖并不敷衍故事，故也没有进入戏剧的范畴，但它的出现，反映了当时悬线傀儡在临安的普及，艺人们已将这种活动性能设计于玩具，创造了一个新的玩具品种。王连海先生的《中国民间玩具简史》(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初版)则忽略了黄胖在玩具史上的意义，且认为它是“酒胡子’’的一种，但从宋人的记载来看，它似乎并未在酒席上行令，历代酒令里也没有它的身影，究其本质，它还是泥孩儿的一种，只是较为特殊罢了。

附带说一句，泥孩儿是杭州的传统民间工艺品，南宋时制售泥孩儿的艺人，集中居住在城里保和坊，因此得名孩儿巷，黄胖们也都在此“诞生”，■■所聚，历数百年而不衰，至丁丙纂辑《武林坊巷志》时，“孩儿巷已无泥人铺”了。至于卖泥孩儿的地方，则环湖皆有，清代以昭庆寺前为盛，张璇华《西湖杂咏》便有“曰暮人从昭庆来，土宜十九抱泥孩”之咏。

            二OO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P99-103

这本书，我是恪守承诺，是“原创”的读书随笔集。所谓“原创”，一是全部新写而不收旧作，二是出书前不交报刊发落，这算是做到了。  开始写这本书，还是在春雨潇潇的三月里，到今天写后记，恰好是冬至夜，窗外朔风野大，冰天冻地，屋里则暖意融融，捂着一杯热茶，点起一支香烟，想想一本书即将了事，可以给自己放几天假了，真有点喜上心来。虽然这九个月里也做了一些其他的事，但这本书总让我牵肠挂肚，原因有两，一是稿约签了许久，就像一笔陈年欠债，总想着要赶紧还上；二是自己觉得有兴趣，与过去的写法不大一样，似乎就有点意思了。

我过去写的“书话”也不算少，还印过几本集子，唐■先生说的“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那几句话，我不止一次地引用过，还作为自己的“取法”。近些年来，“书话”写得少了，因为觉得有点“厌气”，“厌气”是苏州方言，有寂寞、无聊的意思，也有烦闷、厌倦的意思。看看外间的“书话”铺地盖地，既有我喜欢的，也有并不喜欢的，喜欢的不多，不喜欢的却实在不少，“书话”已成了一只大箩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在我想来，这并没有什么不可以，连老牌的《读书》杂志都存心不让一般读书人读了，其他的讲究实在是多馀了。然而我的“厌气”却也是实情，正像和尚堆里出了个海■黎，竟也怕石秀杀了所有的秃驴，因此当有人称我“书话家”时，也就连带地难为情了。虽然“厌气”，但经还要念下去，钟也还要敲下去，这身袈裟也不是随便脱下就可走人，苏曼殊“恨不相逢未■时”的感叹，似乎也有了新解。我就只好写点别的，所谓“书话”者，实在都是由书生发开来的，自然也不必一定得如何写。写这本书，也就给了我一个机会，命题者只是要求谈书，并不规定谈什么书，也不规定怎么来谈书，篇幅上可以放开一点，不受报章体的限制，故字数十万有馀，文章却只有二十篇。  当这本书写得差不多的时候，不由有点疑眩，这能算是“书话”吗?看惯“正宗书话”的人能接受吗?心里实在不踏实。就在这个时候，止庵给我发来一篇他写的《知堂与“书话”》，读过以后，不由释然，他在文章里写道：

“‘书话’本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即唐■那类写法，广义则凡与书有关之作皆可称为‘书话’。周氏自谓：‘我所说的话常常是关于一种书的。’(《夜读钞．后记》)如此，冠以这一名目亦无不可。对于这类文章，周氏另有说法。《书房一角．原序》云：‘民国廿一年以后，只写随笔，或称读书录，我则云看书偶记，似更简明的当。’《夜读钞》以后各集，大率如此。以前引唐说对照周文，往往限于‘事实’与‘观点’，惟不止‘一点’耳；所作别有文采，虽然正与‘抒情的气息’相反；至于‘掌故’，或为‘书话’最重要之因素，在周文中分量并不算大。此即‘看书偶记’与狭义的‘书话’区别所在。周氏一九二八年作《闭户读书论》，其中有云：‘宜趁现在不甚适宜于说话做事的时候，关起门来努力读书，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可以得道，可以养生，岂不懿欤?’十六年后作《灯下读书论》，则归结为：‘盖据我多年杂览的经验，从书里看出来的结论只是这两句话，好思想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世间全已做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其间所撰大量‘看书偶记’，乃是‘吾道一以贯之’。凡此种种，求诸他人‘书话’，几不可得。彼此本非一路，是以毋置高下；然而此书虽冠名‘书话’，读者还当别具只眼。以‘闲适’论，‘书话’多半有些闲适，知堂文章却未必闲适也。”

止庵引述知堂的话，给了我一个明白的解释，原来我写的，就是广义的“书话”，也就是知堂说的“看书偶记”，我的疑虑也就没有了。不但如此，这本书的书名也有了，我读书杂格咙咚，读得的印象也琐碎极了，写出来自然摆脱不了一个“琐”字，也就以“看书琐记”名之。但前人对这个“琐”字并不喜欢，刘知畿《史通·书事》就说：“王隐、何法盛之徒所撰晋史，专访州间细事，委巷琐言，聚而编之，目为鬼神传录，其事非要，其言不经。”张之洞((读古人文集》也说：“若坊刻《文选集腋》，弱脱琐碎，首尾不具，掇拾入文，无益有害。”龚自珍《与人笺一》则更以为“杂陈枚举夫一二琐故，以新名其家，则累矣累矣”。但自己的学识本来就只有这些，要想不“琐”也难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书名也只好用这平淡无奇的四个字，这倒算是表里相符的。

          二00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冬至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