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欧洲中世纪一部极富想象力的散文体虚构游记，也是钱林森主编的“走近中国”文化译丛中的一本。全书共九章，写作者从英国出发，一步一步东游，经过了中亚、印度、中国，最后来到传说中的祭司王约翰的国土，并由位于约翰国东海外的伊甸园回到欧洲。由于作者并未真正到过亚洲，全书皆由想象而成，其描写与亚洲各国的历史地理有很大的差异，但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真正的旅行极其困难，因此本书仍然在欧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作者在18世纪甚至被约翰逊博士誉为“英国散文之父”。

本书是欧洲中世纪一部极富想象力的散文体虚构游记，也是钱林森主编的“走近中国”文化译丛中的一本。欧洲早期有所谓的“神游旅行者”用二手材料写游记的传统，本书即是作者在参考了马克·波罗和鲁布鲁克的中国游记后写成的。全书共九章，写作者从英国出发，一步一步东游，经过了中亚、印度、中国，最后来到传说中的祭司王约翰的国土，并由位于约翰国东海外的伊甸园回到欧洲。由于作者并未真正到过亚洲，全书皆由想象而成，其描写与亚洲各国的历史地理有很大的差异，但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真正的旅行极其困难，因此本书仍然在欧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作者在18世纪甚至被约翰逊博士誉为“英国散文之父”。

中译本序

英文本序

第一章 登程

第二章 圣地

第三章 东游

第四章 印度地方

第五章 众多岛屿

第六章 契丹王国

第七章 契丹及契丹之外

第八章 祭司王约翰的国土

第九章 结束行程

巴比伦建有一座精美的圣母玛丽亚教堂。圣母曾在这里居住过七年，后因惧怕希律国王而逃离了朱迪亚。苏丹王就住在这里一座豪华的城堡内，城堡高踞于一处岩石之上，雄伟而坚固。城堡里终年生活着6000多人，负责照料城堡和伺候苏丹王，如许众多人的日常用度全由苏丹宫中供给，对此我十分清楚，因为作为一名参与了数次对贝都因人战争的战士，我曾伴驾在苏丹身旁相当一段时日。倘若我肯放弃我的信仰并置我遵守的法律于不顾，苏丹王就将一位王公的女儿赐婚于我，让我与豪门联姻。感谢上帝，无论他给我多么丰厚的赏赐，我也无心这么去做。

诸位知晓，苏丹王从埃及可以得到20000多名兵丁供其驱使，从叙利亚、土耳其和其余那些他所辖治的领土上可以征集50000多名士兵。这一应人马都由他供养，并一直护驾在他左右。而这并不包括其本国的臣民，否则就不计其数了。这些兵丁每人每年可以得到数目巨大的120枚弗罗林金币，不过作为职责，他们每人应该蓄养三匹马和一匹骆驼。在城市里和镇子上设有埃米尔(adrnirals)，由他们管理民众。每个埃米尔至少得管理四人，有的会多些，还有的会更多。一名埃米尔独自获得的饷金相当于其部属所得之总和。所以但凡苏丹要奖掖一名优秀骑士，他就会封其做埃米尔。而一旦遇上灾荒，骑士们会十分贫困，此时他们就将马匹和鞍辔双双售出。

苏丹王拥有四位后妃，一名是基督徒，另外三名则为穆斯林。这三人中，一位居于耶路撒冷，一位住在大马士革，还有一位安身于阿什克伦。只要情愿，她们可以移居其他城市。苏丹王乐意时，可以随时去省视她们。

任何前去觐见苏丹王的陌生人不得身着金丝布面、鞑靼呢料或金银七彩锦缎的穆斯林装束或衣饰，因为唯有他才能使用这些。人民一见到苏丹王，不论在窗内还是其他任何地方，都应该立刻朝他下跪，俯首面地，此乃对屈尊垂训的苏丹王理应表示的礼敬。

不过还有比这位巴比伦的苏丹王更伟大的统治者，而且另有一个更宏大的巴比伦。巴比伦在此是开罗的别称，它坐落于波斯帝国国王冈比西斯公元前525年建立的古城巴卜阿尔云(Bab—al一yun)近旁，但它也指称关索不达米亚地区。曼德维尔以自己的方式澄清了这一混淆，同时以其艺术大师擅长的手法向读者轻点一笔，为后面的描述作个铺垫。

从苏丹王居住的巴比伦，向东北进发，经过十四天的沙漠行程即抵达伟大的巴比伦。但这不是上述苏丹王辖治之内的巴比伦，而是隶属于波斯君王权力的管辖范围。不过波斯君王又是替伟大的“可汗”(Chan)在掌管着它。“可汗”才是远方所有地方最伟大的帝王和至高无上的君主，他统治着“契丹”(Cathay)诸岛和许多其他海岛，以及印度(Ind)的大片土地，其疆土直逼“祭司王约翰”(Prester John)的地界，他拥有的领土真可谓广袤无边。其巨大的权威和显赫的尊贵举世无双，绝非苏丹王可以比拟。有关其皇宫的奢华和国力之强盛，我将在后面讲述印度和印度地方时细细道来。

游记接着转向埃及，其中对尼罗河流域季节性水患作了令人赞叹的描述，洪泛使得该地区肥沃异常，在罗马时期就是著名的帝国粮仓。而认为尼罗河在一定程度上是一条地下河的想法可以上溯至亚历山大时期。

那条尼罗河，一年之中，当太阳进入巨蟹宫(即北回归线)后，即开始上涨。太阳在巨蟹宫和狮子宫内时，河水一直上升。水位持续升高，水势浩大，有时竟达20肘尺或更深，那时它会给沿岸的财产造成严重危害。因为此时土地过于烂湿，无人跋涉去耕种，由此会出现荒年。不过，如果河水不甚上涨，土地因水分不足，同样也会出现歉收。而当太阳进入室女宫后，河水开始回落，水位逐渐下降，这样，当太阳移入天平宫后，它们即退回河道之内。尼罗河系由天庭乐园流出，穿过印度(Ind)的茫茫荒漠，注入大地后，长时间地在地下流经许多伟大的国家。然后再由人们称之为阿罗斯(Alothe)的高山下流出，该山位于印度地方与埃塞俄比亚之间，距埃塞俄比亚约五个月的行程。接着它蜿蜒流经整个埃塞俄比亚和毛里塔尼亚，一路穿越埃及全境，直抵其边境之城亚历山大，并由那里泻入大海。沿河两岸栖生着无数诸如当地人称之为圣鹦的珍禽异鸟。

埃及乃一长形国家，但疆土笔直，换言之即比较狭窄，盖因其缺水无法向沙漠拓展之故。该国雨水极少，因此除去尼罗河发水外其他别无水源。不过尽管此地降水稀少，空气却始终清明透亮，所以该国产生了优秀的天文学家，原因是没有云雾妨碍他们的观测。

P10-13

自古以来，人类任何形式的出游、远游，都是基于认知和发现的需要，出于交流和变革的欲望，都是为了追寻更美好的生活。诚如史家所言，“哲学精神多半形成于旅游家经验的思考之中”，中西文明的发展与相互认知，亦可以说，始于彼此间的造访、出游。事实上，自人类一出现在地球上，这种察访、出游就开始了，可谓云游四方。“游”，是与人类自身文明的生长同步进行的。“游”，或漫游、或察访、或远征，不仅可使游者颐养性情、磨砺心志，增添美德和才气，而且能使游者获取新知，是认识自我和他者，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方式。最初的西方游历家、探险家、商人、传教士和外交使节，则构筑了中西文明往来交流的桥梁，不论他们因着何种机缘、出于何种目的来到中国，都无一例外地在探索新知、寻求交流的欲望下，或者在一种好奇心、想象力的驱动下，写出了种种不同的“游历中国”的记游(包括日记、通讯、报告、回忆等)之类的作品，从而构成了中西方相知相识的历史见证，成为西方人认识自我和他者、认识中国、走近中国的历史文献，在中西交流史上具有无可取代的价值和意义。尤其在今天回归民族复兴之际，重读、译介这些历史文本，本身就是研究“西学”和“中学”不可忽略的一环，是深入探讨中西方文化关系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创立《走近中国》文化译丛的动因正在于此。

了解西方人认知中国的过去，才会理解直至今日西方人为什么对中国人依旧充满偏见和误解。在中西两大文明进行实质性的接触之初，西方人——西方旅游家、作家、思想家和传教士，总习惯于将中国视为“天外的版舆”，将这个遥远、陌生而神秘的“天国”看作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异类世界”，他们在其创作的中国游记，以及有关中国题材的其他著作中，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愿与想象塑造自己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一个迥异于西方文化的永远的“他者”形象。在西方不同时代、数量可观的中国游记中所创造的这种知识与想象、真实与虚构相交织的“中国形象”，无疑是中西交流史上一面巨大的镜子，从中显现出的不仅是“中国形象”创造者自身的欲望、理想和西方精神的象征、文化积淀，也是西方视野下色泽斑斓、内涵复杂、想象误解的“中国面影”。这就决定了，西方的中国游记和相关题材的著作，既是中国学者研究“西学”的重要历史文献，又是西方人研究“中学”的历史文本，其历史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虽然西方早期的中国游记，多半热衷于异乡奇闻趣事的报导而缺乏哲学的思考，但它们所提供的中国信息、中国知识和中国想象，却为西方哲人、特别是16世纪以降人文主义、启蒙主义思想家提升自己的哲思，提供了绝好的东方思想资源，并且成为他们描述中国、思考中国不可或缺的参照。特别是17、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的游记和著述，所展示的中国形象、中国知识，直接构成了18世纪欧洲“中国热”主要的煽情材料和思想资源，直接助成了19世纪西方汉学生长和自觉发展的重要契机。如是说，文化译丛《走近中国》的创意，正基于此。

西方的中国游记浩如烟海，受制于个人精力、能力和出版诸因素，译丛编选者只取一瓢饮。其标准有二：一是该文本的影响力，即这些文本至今影响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看法，是西方人眼里的经典；二是该文本的文学、历史价值，即这些文本不仅有较强的可读性，且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译丛精选的作品是：曼德维尔的《曼德维尔游记》(The Travels ofSir John Mandeville，约1357年)、格莱特的《达官冯皇的奇遇——中国故事集》(Les Aventures merveilleuses du Man—darin Fum—Hoam，contes chinois，1723)、奥古斯特·波尔热的《中国和中国人》(La Chine et les Chinois，1842)及相关研究文献、绿蒂的《在北京最后的日子》(Les Derniers jours dePekin，1901)、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egalen)的《中国书简》(Lettresde Chine，1967)、亨利·科尔迪埃的《18世纪法国视野里的中国》(La Chine ell France au XVIIe Siecle，1908)、毛姆的《在中国画屏上》(On a Chinese Screen，1922)、奥登和衣修伍德的《战地行》(Journey to a War，1939)、亚历山塔丽雅一大卫妮尔(Alexandra David—N6el，1868—1969)的《巴黎女子拉萨漫记》(Voyage d’une Parisienne a Lhassa，1927)，以及《开放的中华》(La Chine ouverte，Aventuresd’un Fan-Kouei dans le pays de Tsin,par OLDE Ni CK?)，共十部，且每一种译文前撰写专文解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十部著作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中西相知交流的历史缩影。

《走近中国》文化译丛行将刊行面世时，首先得感谢倪为国先生、杨全强先生，是他们给予译丛刊行面世的机遇，并为此付出了辛劳；感谢译丛所有译者，他们的辛勤劳作和协作精神，得以使本丛书顺利地整体推出；感谢巴黎国家图书馆东方部主任裴程先生、法兰西学院东方图书馆、巴黎国家美术博物馆一些不知姓名的法国朋友们，感谢巴黎楼梯书店(Librairiede l’Escalier)妲妮爱尔·娜海(Darfiele Naret)夫人、巴黎索邦大学游记新闻研究中心主任弗朗索瓦·穆勒教授(Franeois Mc)ureau)以及金丝燕博士、张弛博士和叶向阳博士，是他们热情的建议、帮助和提供的诸多方便，使我得以在前年巴黎访学期间补充相关珍贵资料，为本译丛增添新的内容和色彩。最后，还应当感谢原山东画报出版社年轻的朋友曹凌志先生，是他2002年10月挟《开放的中华》原版书到敝人寓所来访，助成本译丛的构想、创设，并在社长刘传喜先生支持下付之实施，拟议中的译丛规划，后来虽因曹先生北上高就而半途夭折，但他对学术开发的热情和努力，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光如流水，悠然间，又流去了六个春与秋，原先构想的译丛计划，几经出版的折腾，加之主持人年迈和精力的限制，已无意也无法加以实施，仅以本辑译丛敬献于读者，并告慰于一切关注过、支持过译丛的海内外朋友们，是为序。

钱林森，2006年6月20日，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