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又被尊称为韩非子，《史记·韩非传》中这样记述韩非其人，“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这段文字大体上较准确而明晰地为后人展示了韩非及其学术地位。韩非是战国时期法家集大成式的著名代表。他虽“为人口吃”不善言谈，不长道说，但却极会笔撰著文，著述观点鲜明，文章写得洋洋洒洒，感情激越，笔锋犀利。

韩非的著作集中于《韩非子》一书，该书是韩非“观往者得失之变”的成果，也是流传至今的反映我国古代社会的最珍贵文化遗产之一。

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和现代的“以法治国”存在着本质差别，前者的立足点是为君王服务，重在御民和保持统治者的地位和权势，与今天的依法治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当我们站在古人的角度时，我们依然能够理解这位思想大家的智慧所在。

“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一直是我们时代所提倡的，对于韩非子的思想，今天的我们在了解的基础上，应该更加着重于其对于现时代的意义，寻找其中的积极因素，为我们所用，这才是我们研究韩非子的真正目的所在，也是本书编辑的意义所在。

第一章 法家学派与法家智慧

法家学派思想概述

法家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

韩非子的生平及其著作

韩非子的法家智慧

韩非子的哲学思想

法家智慧对于现代社会的意义

第二章 精明为人，积极处世——韩非子的为人处世

信用第一

君子求名要取之有道

决定大事时要慎重

锋芒不可毕露

谦虚是人生进步的阶梯

莫为小利失大利

宽以待人

才不可露尽

私怨不入公门

识时务者为俊杰

第三章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韩非子的心计谋略

胜者为王败者寇，阵前不嫌伪诈多

以虚避实，以静制动

计谋是决定事情成败的关键之一

做人要懂得进退之道

见人所未见，思人所未思

谋无正邪，有胜乃大

拙诚至极便是巧诈

第四章 得人才者得天下——韩非子的人才观

培养人才要慎重

给属下以足够的施展才华的机会

以恰当的方法去使用人才

成功必得人相助

将最好的人才用到最合适的岗位上

集众人之智来成就大业

不拘一格用人才

物尽其用，人尽其才

使用人才要不避亲仇

第五章 让下属甘心为你服务——韩非子的领导术

收买下属的心要用不同的方法

用好下属的长处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益

上司要做到喜怒不形于色，不以貌取人

领导者管理好下属的诀窍是激励

原谅下属的过错可以收买人心

不可过分信赖自己的下属

以官爵之赐来收买下属的心

不可使自己的下属过于显贵

领导者要懂韬晦之策

恩威并用，赏罚分明

第六章 统御臣民，富国强兵——韩非子的“法制”思想

君主要威严但不可过度

明君要能辨忠奸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信赏必罚，言出必践

执法不应避开权贵

刑过失民，以德服人

君主以铁腕来维护自己的统治

国君不可玩物丧志

君王沉迷于女色是国之大害

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

君主要能纳忠言

第七章 说话说到点子上——韩非子的说话艺术

说服别人要讲究技巧

迂回出击，巧妙说服

说话讲究实效，不作无用之功

赞美的语言别人最爱听

谬论还需歪理治

事以密成，语以泄败

批评的语言是苦口良药

直谏不如婉谏

第八章 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韩非子的办事技巧

心动了就赶快行动

干大事要从小事着手

善于利用朋友的智慧

做事要有好的点子

求变创新才能求赢

遵循事物的规律去办事

利用同仁的力量易成事

办事要灵活

办事要注意细节

从细微之处寻找机遇

立足自身，敢于冒险

第九章 小人是针，沾着穿心——韩非子的防小人术

认清小人真面目

千万不要“与狼共舞”

小人不会风光一辈子

离小人远点为上策

小人猖獗是国家的祸害

小人是针，沾着穿心

小人兴风作浪，忠臣补漏填缺

忠臣当道小人便销声匿迹

对待小人要勇于斗争、巧于斗争

第十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韩非子的智慧箴言

自信人生二百年

把苦恼丢一边，快乐要靠自己找

凡事要留有余地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参天大树生于毫末，百尺高台起于垒土

真正的智慧在书本之外

成功需要注意细节

有大的志向才有大的作为

贪心不可取，知足者常乐

决定大事时要慎重

【原文】不在所与居，在所也谋也。

【大意】不在于跟什么人相处，而是在于跟什么人决定要事。

韩非子在《外储说·左下第三十三》中写道：“今季孙养孔子之徒，所朝服而与坐者以十数，而与优侏儒断事，是以遇贼。故日：不在所与居，在所与谋也。”其中“不在所与居，在所与谋”是流传至今的处世名言。它要求人们在与人交往时要慎重，在决定大事时更应如此。韩非子早在两千多年前便提出了这个深刻的命题，值得今天的我们去反思。常言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诚实守信的人交的朋友一般不会奸诈到哪儿去，交到真友，并与之共谋大事，的确是人生成功的一大关键点，包玉刚在上世纪70年代收购九龙仓的经典案例便说明了这一点。

世界著名船王包玉刚，主要经营航运、地产、公共交通、酒店、控股投资、有线传播和贸易业。1991年9月他因病去世，家产由4个女儿继承，估计其财产总值已逾100亿港元。包玉刚一生充满了传奇，最为人称道的是几次大收购行动，尤以收购九龙仓著名。收购九龙仓使包玉刚事业大进了一步，而这次大收购，正是在与商界领袖李嘉诚的共同谋划与努力之下而成功的。

包玉刚1918年出生于浙江宁波，父亲包兆龙是个商人。1949年包氏父子从上海到香港图发展，当时他们怀揣数十万元的积蓄，到香港后主要做点土产生意。

1955年，37岁的包玉刚花了70万美元买下一艘8200吨的旧船，改名为“金安”号，迈出了做船王的第一步。靠着诚信和过人的经营手腕，这艘船为他赚了不少钱，第二年年底他就拥有7艘船了。到了1980年，他的环球航运公司旗下船队已达200多艘，总吨位达2100万吨，包玉刚成为名副其实的船王。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航运业便开始衰退，目睹了航运业多次变迁的包玉刚，深知该行业存在的危险，便果断决定把经营重点从海上转向陆地。他要向陆地登陆，必须有相关产业。从陆地与海运的衔接考虑，他盯上了九龙仓。

1978年初，包玉刚下手收购九龙仓股票，后来又在市场上大手吸纳。其实打九龙仓主意的又岂止包玉刚一人，此时华人首富李嘉诚也在悄悄吸纳九龙仓股票。他已控得九龙仓股票近2000万股，约占总股份的18％。

获悉华资双雄盯上九龙仓，怡和、置地两公司立即意识到不妙，两家公司的九龙仓股份合起来不到20％，怡和大班纽璧坚心急火燎地向香港首席财团汇丰求援，准备调集资金与华资双雄抗衡。

1978年9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李嘉诚主动约见包玉刚，两人商界巨头在香港中环文华阁的一个高级客房里，进行了一次短暂而秘密的会晤。两位华人巨富相会，商量的就是如何让九龙仓那块风水宝地回到华人手中的问题。李嘉诚并不转弯抹角，他说他准备放弃九龙仓而把目标盯住和记黄埔，希望包玉刚从中“搭桥”，为此他愿意将自己所掌握的九龙仓股票全部转让给包玉刚，以帮他购买九龙仓。

包玉刚也表现出极大的诚意，他说：“这样最好，为了华人的尊严，我们要打赢这两大收购战。既然李先生鼎力助我，我也助您一臂之力，我可以用我手中的9000万股和记黄埔股票，换您手上的2000万股九龙仓股票。”

李嘉诚知道这样成交自己占的便宜太大，坚决不肯这样交换。无奈船王一片诚心，恭敬不如从命，他对包玉刚说：“关于九龙仓的事，我一定会帮忙，你随时可以与我联络。”

由于从李嘉诚手中换到不少九龙仓股票，加上原有的那些九龙仓股票，包玉刚已握有20％的九龙仓股票，不久他向外界宣布了这一消息。这个消息不啻晴天霹雳，惊出了纽璧坚一身冷汗。1979年元月，当纽璧坚发现包玉刚所持的九龙仓股已近30％时，恨得咬牙切齿，却又不得不按照有关条例，邀请最大股东进入董事局。这样，包玉刚和女婿吴光正出任九龙仓董事。

1980年初，包玉刚提出，依例环球航运应在九龙仓董事会占四席，但纽璧坚立即反对。双方争执不下。结果环球增加两席，置地行政总裁贝德福亦进入董事局。纽璧坚要包玉刚出售九龙仓股票，换取置地的部分物业，结果又没谈成，双方矛盾加剧。

全面收购已成弦上之箭，置地与包玉刚双方抢购九龙仓股权，九龙仓股票大涨，升至每股67元。6月20日，置地公开宣布增购九龙仓股份，由20％增至49％。根据有关规定，拥有51％以上的股权，就必须全面收购。

为了争取主动，置地作了精心安排。以100元的代价来换一股九龙仓股禀。增购建议书当天寄出，九龙仓股票在四间交易所同时停止持牌。这一天刚好是星期五，包玉刚正在欧洲参加独立油轮船东会议，并准备在下周一与墨西哥总统会晤，置地要打他个措手不及。

包玉刚的财务顾问获多利等，获悉置地的险恶计划后，立即致电包玉刚。包玉刚立即取消与墨西哥总统的会晤，从巴黎飞往伦敦部署反击措施。他算了一下，至少要20亿港元才能打败置地，可星期六星期天银行不上班，到哪去弄那么多钱?

6月22日，包玉刚飞回香港，他四处向朋友筹钱，最终还是搞到了20亿巨资。据说暗中资助他的，是汇丰银行，该行贷款20亿港元给他。晚上七点半，包玉刚召开记者招待会，提出以每股105港元现金收购2000万股九龙仓股份，但限期只有星期一、星期二这两天。

最终包玉刚动用了22亿港元巨资，打赢了这场收购战。置地也没吃亏，卖出1000万股给包玉刚，套现10．5亿港元。商界朋友的鼎力相助，使包玉刚获胜，夺取九龙仓为他向陆地登陆大开方便之门。

以诚信经营而著称的包玉刚，凭借朋友的支持而完成了一场漂亮的收购战，成就了商战中的一大经典案例，这也印证了韩非子的“不在所与居，在所与谋”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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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时代，其特殊之处就在于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思想异常开放活跃。在这段并不算太长的时间里，涌现了老子、孔子、墨子、韩非子等一大批极为深远地影响了中国的思想大家，他们的智慧和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沉淀和演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源头和起点。

由于历史的特殊背景，百家争鸣的盛况只存在于那段历史时期中，封建王朝的大一统注定了要对思想开始实行控制，从汉王朝开始，儒家思想逐渐成为统治者的首选，这一选择便影响了以后中国的历代王朝，也影响了中国人的性格。

中国历代统治者在坐稳江山后都是非常尊崇儒家的，但“五百年而王者兴”的历史铁律注定了改朝换代的必然，在一个新的王朝建立的初期，旧的秩序被打乱，新的秩序尚未建立，这种历史背景下儒家的思想和手腕显然是已经不够用了，中国思想的另外一支“潜流”法家思想便会在这种特定的时代更加显性地重现历史的舞台。

实际上，中国历代统治者的治国手腕基本上可以用“外儒内法”来概括，儒家是治国的门面和装点，法家才是保持统治者地位和权势的核心所在。因此，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法家思想不但没有消亡，反而在封建统治者的权术和谋略中不断被用到。

由于时代的制约，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和现代的“以法治国”存在着本质差别，前者的立足点是为君王服务，重在御民和保持统治者的地位和权势，与今天的依法治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话虽如此，但国学大师钱穆在谈到如何看待历史时有过这样的提法，即：站在古人立场的“历史意见”和站在当代人立场的“时代意见”。从当代人的立场出发，我们当然不能接受韩非子的一系列与当今时代已经格格不入的思想，但当我们站在古人的角度时，我们依然能够理解这位思想大家的智慧所在。

“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一直是我们时代所提倡的，对于韩非子的思想，今天的我们在了解的基础上，应该更加着重于其对于现时代的意义，寻找其中的积极因素，为我们所用，这才是我们研究韩非子的真正目的所在，也是我们编辑此书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