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格是现代思想最重要的变革者和推动者之一。如果忽略了他，也就忽略了与这一万方多难的时代紧密攸关的整个思想。

本书以一个中国学者的眼光对荣格生平及思想进行梳理，荣格极富有个人魅力，并带有强烈的宗教情怀的思想家形象跃然纸上。本书也采用大量图片，图文并茂，展示了荣格卓越的思想及其丰富的人生。

我们相信，荣格的著作是许多重要思想赖以产生的温床，这些重要的思想正等着人们去承认。

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在世界心理学界都得到了很高的评价，是现代心学的鼻祖之一。毕生致力于人类心灵奥秘的探索。他的一生著述浩繁，他的思想博大精深，他的研究学贯中西。他所创立的分析心理学不仅在心理治疗中成为独树一帜的学派，而且对哲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文学、艺术、宗教、伦理学、教育等诸多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荣格的学说与弗洛伊德最大的分别，是他的理论得到较广泛的考察证据。他曾到非洲等地对原始人类的心理进行考察。此外，他提出内倾和外倾的心理类型，以及集体潜意识等重要的心理学概念。

本书以一个中国学者的眼光对荣格生平及思想进行梳理，荣格极富有个人魅力，并带有强烈的宗教情怀的思想家形象跃然纸上。

本书也采用大量图片，图文并茂，展示了荣格卓越的思想及其丰富的人生。

序言

第一章 荣格的生平

 一、童年和青少年时代

 二、命中注定的选择

 三、职业生涯和学者地位的奠定

 四、与弗洛伊德的恩怨

第二章 荣格的思想

 一、深海下的海床

 二、原型与原始意象

 三、个性化之路

 四、心理的超越功能

 五、人及其象征

第三章 荣格的方法

 一、两种释梦的方法

 二、“蟹梦”意味着什么？

 三、放大与比较

 四、现象学吗？

第四章 荣格及其先驱

 一、集体无意识与阿赖耶识

 二、荣格与尼采

第五章 荣格与中国传统文化

 一、人的潜能的实现

 二、梦的预言与实验

第六章 荣格与西方当代思潮

 一、精神分析学的语言学转向

 二、荣格与后结构主义

 三、荣格与当代阐释学

 四、荣格的后现代意义

第七章 荣格的世界性地位与影响

 一、“埃拉诺斯”的精神会餐

 二、若干当事人的回忆

 三、荣格的世界性声誉

第一章 荣格的生平

一、童年和青少年时代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一八七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出生在瑞士东北部康斯坦斯湖畔克思维尔的乡村里。他的祖父(与荣格同名的卡尔·荣格)一八二二年从德国迁居瑞士，任巴塞尔大学的医学教授。有一种说法认为他(荣格的祖父)是歌德和索菲亚·兹格拉(荣格的曾祖母)的私生子。但这一说法恐怕永远没有得到证实的机会。荣格的幼年生活中有过许多传说，这显然是那些传说当中的一个。

荣格的父亲(约翰·保罗·阿基里斯·荣格)是瑞士的新教牧师；母亲(埃米莉·普莱斯维克·荣格)出身于巴塞尔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家族。小荣格是父母唯一幸存的儿子，他的两个哥哥在荣格出生之前就夭折了。

荣格生下来六个月，他的父亲被派到莱茵河畔另一个偏僻乡村洛芬去当教区牧师。在那里，可能由于婚姻不谐的缘故，荣格的母亲出现了精神障碍，需要送进医院治疗几个月，小荣格就交给了他的姑妈和女仆照管。关于荣格母亲的精神障碍，我们没有更多的材料可以详细说明。也许，在另外一种文化环境中，这种精神障碍也算不上什么精神障碍，因为它完全可以被对此习以为常的人视为正常，就像那些对自己对他人都十分麻木的人根本感觉不到自己和他人内心的痛苦一样。

在风景如画的瑞士乡村，当荣格的姑妈初次让小荣格看见巍峨的阿尔卑斯山的时候，荣格立刻被它吸引，嚷着闹着要到山上去。他的姑妈只好哄着他，答应以后带他去。山峦、湖泊、河流和乡村，千百年来一直是瑞士人得天独厚的生活环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小荣格感受到生命与万物的沟通和交融。荣格一直热爱湖泊，他曾说：“没有水，人就根本没法生存。”这正应了中国古代“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格言。

早在荣格刚能记事的时候，荣格的父母在婚姻上就存在着问题。父亲和母亲的寝室是分开的。荣格和父亲合住一间寝室。他记得夜里听见母亲发出奇怪的、神秘的声音，弄得他整夜心神不宁。他常常做一些可怕的梦；例如有一次，他梦见一个人影从他母亲房里出来，人头和身体逐渐分离，头漂浮在空中；此后颈上又长出一个头，也逐渐与身体分离而从空中漂走。这些梦一直保留在荣格的记忆中，荣格晚年把它们写进了自己的自传。

荣格的父亲性格急躁、容易发怒，是一个颇难相处的人；他的母亲则因为经常处于情感压抑的状态而时常有一些歇斯底里的发作。当荣格实在忍受不了这一切的时候，他就独自一人躲到阁楼上去，在那里，他有他最好的朋友——他自己用一块木头雕刻的人像。在孤寂的时候，小荣格常常与它作久久的对话。木雕和对话给了荣格以精神的安慰。

人们不妨说：早在那时，荣格就在对现实的逃避中，开始了与远古精神的对话，并且正是在这种对话中，他才不自觉地为自己的精神发展找到了一条出路，而没有滞留和走入“死巷”和绝路。

霍尔(C.S.Hall)和诺德贝(V.J.Nordby)在叙述荣格童年时代的经历时，有意强调了死亡给荣格造成的早期印象。荣格自己在自传中也提到过这些印象。在偏僻的山区，经常有当地的渔夫在险恶湍急的瀑布下丧生。荣格一直到老都清晰地保留着对那些葬礼仪式的回忆：一只又大又黑的箱子放在一个黑洞洞的深坑旁；身穿黑色长袍、头戴黑色高帽的牧师主持着整个仪式他们的面孔阴沉而忧郁……荣格的父亲是牧师，亲戚中有八个人也是牧师，因此可以说，在荣格的童年生活中，他几乎被这些身穿黑袍、板着面孔的神职人员所包围。许多年来，他们的面孔和表情一直让小荣格感到害怕。这大概正是他后来不愿选择牧师这一职业的一个原因。

荣格本人小时候也曾几次临近死亡的边缘。有一次他摔破了头，鲜血流满了教堂的台阶。还有一次他险些从横跨莱茵瀑布的桥上摔下去淹死，幸亏女仆眼疾手快，及时从桥栏边抓住了他。我们不知道这些童年时代的经历是否导致了荣格对人生的恐惧，因为按照尼采的说法，古代希腊人对神话的热爱，正是因为他们特别敏感的心灵感受到了生存的可怕。换句话说，正是死亡恐惧，导致敏感而富于艺术想象力的希腊人创造出了奥林帕斯山上的众神。那么，荣格对神话和艺术的热爱，有没有这种内在的因素呢?

荣格四岁的时候，家庭搬迁到维塞河畔距巴塞尔三英里的克莱恩一许宁根。在这里，父母开始了荣格的学前教育：父亲教荣格拉丁文；母亲则给他读一本儿童插图本的外国宗教读物。那上面画着印度神话中的众神，荣格觉得非常有趣，常常独自一人翻阅里面的图画。也许从那时开始，在不知不觉中，荣格就对东方文化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十一岁那年，荣格从乡村学校转入巴塞尔城内一所很大的学校。在这里，置身于富得难以想象的人们中间，荣格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巴塞尔的绅士们住的是豪华的公馆，说的是高雅的德语和法语，坐的是套着高头大马、装饰得漂亮精致的马车。他们的子女举止优雅、衣着讲究、花钱大方，整天谈的是去阿尔卑斯山、去苏黎士湖、去荣格也渴望去的那些地方消闲度假。荣格，这个贫穷牧师的儿子，脚上穿着破烂的鞋子和雨水浸透了的袜子到班上上课，对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充满了嫉妒。他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家庭，甚至开始可怜起自己的父亲。在此之前，他一直没有意识到他的家庭实际上有多么贫穷。

学校的生活是枯燥乏味的，它占用了太多的时间，荣格认为这些时间本来可以用来读他真正感兴趣的书籍；他有很强的求知欲，但他发现：老师在课堂上讲的东西完全不能满足他的精神需要。他后来因为经常发作一种晕病而休学六个月。在这六个月的时间中，他一头扎进父亲的藏书室，沉浸在凭自己兴趣读书的快乐中。在乡村中，大自然给了他一种拯救，他重新感觉到与树林、岩石、沼泽、河流的亲切联系和神秘沟通。

荣格的父母对儿子的晕病十分担心，他们请了一个又一个医生，却没有一个医生能够诊断出这是一种什么病。一位专家曾认为很可能是癫痫，但据此而进行的治疗却没有任何效果。荣格对自己的病一点也不在乎，相反他的感觉比在学校里要好。如果当时就有精神分析并且已经达到今天的水平，那么任何人都不难揣测：这种精神症状很可能源于一种逃避的需要。在当事人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无意识中的精神需要通过一种微妙的伎俩，达到了它希望达到的目的。

但荣格终于意识到自己给父亲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担忧，那是在有一天，他无意间听到父亲和一位朋友谈话的时候。当时，父亲的朋友问起荣格的病，荣格的父亲回答说：“医生们已经说不清他究竟出了什么毛病。如果他真的患了一种不治之症，那简直太可怕了。我已经花光了我仅有的一点积蓄。如果这孩子将来不能自谋生路，前景真是不堪设想。”突然面对严峻的现实，荣格形容自己有五雷轰顶、大梦方醒的感觉。从此以后，疾病不翼而飞(以后也从未复发)。他马上跑进父亲的藏书室，重新温习拉丁语法；他重新回到学校上课，学习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刻苦。荣格后来说，从这次生病的经历中，他真正懂得了神经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从童年时代开始，荣格就有过许多他不敢告诉任何人的梦以及因这些梦而产生的想法。在荣格的家庭和他生活的环境中，问题一旦涉及宗教，提出问题的人就犯了大忌。

即使在荣格很小的时候，当问及有关宗教教义的问题时，他得到的回答也只能是：“这是不能怀疑的，在这个问题上你不能有任何动摇。”不能有任何动摇的教义使荣格的精神发展受到压抑，他感到在自己和父亲之间有一道看不见的墙。荣格后来回忆说，他的童年是在几乎不能忍受的孤独中度过的。在孤独中他只能求助于大量的阅读以便弄清那些使他苦恼的问题。问题的答案当然不是一下子就能找到的，为了获得暂时的轻松和解脱，文学作品和历史著作逐渐成为荣格精神上的喜好，这为他未来渊博的知识和深厚的学养打下了基础。

广泛的精神兴趣终于没有被僵死的“原理”和教义所窒息。到十六岁的时候，宗教问题上的困境渐渐被其他兴趣，特别是哲学兴趣所取代。柏拉图等希腊哲学家的思想吸引着他，但他最喜爱的哲学家却是叔本华。叔本华最关心的问题是人生的痛苦，他为这种痛苦找到了一种东方式(而不是基督教式)的解决方式。这里，东方思想的启示，通过叔本华哲学，使荣格对人生有了一种新的透视和展望。

就在这段时期，荣格开始从一个缺乏信心、沉默寡言的人，一变而成为一个积极活跃、爱说爱笑的人。由于有了较多的自信，他跟许多人建立起了友谊，有时还向他的朋友们谈起自己刚刚形成的思想和看法。殊不知这些他十分珍爱的思想，一旦说出来，遭到的却是别人的嘲笑和敌视。这可是荣格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叔本华曾经说过我们读书的时候是在用别人的头脑思索。青少年时代的荣格读了许许多多的书，所有那些死去的作者都仿佛一齐在他头脑中复活了。他为此既感到兴奋又感到害怕，希望通过与别人的交流而获得自我确证。而别人，由于根本没有思考过这类问题和根本没有读过有关的书籍，很自然地便感到他的想法古里古怪，甚至怀疑他是一个凭胡思乱想杜撰理论和概念的吹牛大王。与此同时，一些老师也不相信他在他这样的年龄便思考过这些问题，因而指责他所说的一切都是剽窃和抄袭。荣格再次感到孤立，再次退缩回自己的内心世界。只有在那里，他才感觉到他在外部世界所未能得到的安全和自尊。

荣格回忆自己在青少年时代是一个孤独而书生气的人：被宗教和哲学问题困扰，对世界满怀寻根究底的好奇心。显然，即使在那时，他已经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孩子，就像他以后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伟人一样。但是，正像霍尔和诺德贝指出的那样，许多在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具有和荣格同样气质的孩子，后来却并没有显示出任何卓越之处，并没有在精神上走向成熟和伟大；相反，他们不是流于幼稚肤浅、成为神经精神病患者，就是在种种怪癖中打发和消磨完自己的一生。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既然个人的命运还在个人可以对之作出选择之前，就已经在极大的程度上被决定了，那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个人应该做出些什么样的努力呢?

P1-10

一位在本世纪享有巨大声誉，无论在什么意义上都堪称功成名就的伟人，竟然用《回忆·梦·反思》作为书名来自传自己的一生，这不免令人感到有一些沮丧和吃惊。如果个人的生命价值真像他暗示的那样取决于内心世界的充实而非现实生活中的成功，那么人们将怎样去对他作出身分和地位的判断呢?已经结束的二十世纪为人们提供了那样多的成功机会和就业领域，而他却至今难以被确定为严格意义上的医生、科学家、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这会不会正是因为他注重内心生活的完整更甚于外部世界的破碎呢?当一个人把他的兴趣更多地从外部生活转向了内心世界，并试图通过阐释“心理”的种种象征而赋予人生以意义，我们能够因为他曾经当过医生，从事过科学研究、心理治疗和精神分析，写作过各种各样的著作和文章，就把他定位为医生、科学家、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和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家与思想家吗?

这里，我并不是要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仿佛我们面前的这位伟人是一位“古代”意义上的圣哲或先知——他醉心于神话、艺术、宗教，执着于一切精神产物和神秘象征的“文本”阐释，始终不懈地致力于透析梦的预兆以及梦中包含的启示。尽管某些西方学者认为他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种德性，我还是更宁愿和那些思想较为开放的传记作者一道，把他视为二十世纪最值得注意的精神现象之一，看看他究竟能否给我们以某些有益的启迪。

毫无疑问，从职业上看，荣格首先是一名医生。但作为医生，他的确与其他医生大异其趣。这倒不是因为他并非一般的内科医生、外科医生而是一位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医生，而是因为他根本不像大多数医生那样对医学问题持一种“科学的”、“唯物的”态度。例如，他居然不认为死亡是生命的终结，甚至断言死后的情形至今仍然未知——“死亡以后的‘科学’证据在哲学上根本是不可能的。对这种事情我们其实什么也不知道。”(P J，p·17-18)他认为对那些因死亡逼近而感到人生没有意义的人来说，相信灵魂不朽、相信死亡以后生命仍然存在比不相信要好一些；他认为信仰使人的生活变得充实，因此即使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考虑，有信仰也比没有信仰要好一些。对被迫处在死亡恐惧中的人们，他提倡以一种更能适合自己的解释去消除生命在死亡威胁下可能给人带来的毫无意义感。站在医生的立场，从治疗的角度考虑，他居然认为宗教信仰是符合心理卫生的：“作为医生，我认为从死亡中发现一种能够为之努力的目标是符合‘卫生’的；反之，在死亡面前退缩则是不健康、不正常的；它使我们的后半生完全失去了目的。我因此认为所有有一个超世俗指向的宗教，从心理卫生的观点来看显然是合理的、可取的。当我住在一间房子里，心里却知道它在两周内就要塌下来砸在我的头上，我所有的生命功能便会因为这一想法而受到损害；但如果我感到自己是安全的，我就能正常而舒适地居住在里面。因此，从心理治疗的立场，把死亡看成是一种转换，看成是生命过程的一部分，其范围和延续均在我们的认识能力之外，我认为是可取的。”(P J，p.21)这哪里还像一个医生，哪里还像一个相信科学、相信生命是一种“蛋白质现象”的人说的话。这倒像一个用廉价谎言，用精神鸦片欺骗和麻醉病人的江湖郎中——但这些话中真的就一点深刻的智慧也没有吗?

同样，我们也不能把荣格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精神分析学家。一般的精神分析学家通常都把自己对病人的帮助理解为帮助他人“适应”现实、“适应”外部世界。他们认为他们的职责就是通过分析病人的深层心理，找出其不能与外界和谐的隐秘原因，并通过使病人最终摆脱这些梦魇的纠缠而走向对外部世界的顺从和适应。但荣格心理学却抱着与此完全不同的宗旨。在荣格心理学中，精神分析的目的，最终是为了达到精神的综合；这种综合只有在病人的心理取向从外部价值的执着，返回到内在价值的追求时才能实现。心理治疗不能着眼于“向现实认同”而压抑自己的内在需求，相反它必须同时也接纳和吸收来自精神深处的“他性”(the other)，并经常与我们内心深处的“声音”作相互理解的对话。换句话说，我们不能为了适应当前的现实而压抑那些一直是生命本根的需求，不能为了适应现实而使自己陷入精神的单一、枯竭、分裂和破碎。在心理治疗中，荣格一直着眼于这样一条宗旨，那就是帮助病人摆脱囿于外部世界而不能回归精神故乡和重建精神家园的处境。在对梦、幻觉和各种“症状”的重视中，荣格最终是要病人通过对“自性”(the self)的阐释，达到完整的自我认识并由此而把握住人生的意义。可见，作为特殊意义上的精神治疗者和“现代先知”，荣格与一般的精神分析学家是大异其趣的。

但如果我们以为荣格的意义就仅限于开创了新的治疗方法和新的心理学学派，我们就大大限制了自己的眼界和视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荣格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医学心理学的领域而对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宗教等领域发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作为二十世纪的一位思想先驱，荣格对现代和后现代文化的影响，至今还没有被众多研究者们所穷尽。举例来说，当六十年代西方结构主义思潮盛行的时候，不少人曾把荣格视为结构主义的先驱；但后来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出现时，人们又颇为困惑地发觉：荣格对“理论体系”的坚决反对，以及通过“语词联想”(words association)、“放大”(amplification)等方式对梦、幻觉、象征所作的自由而开放的解释，竟与德里达“延宕”(defer)、“扩散”(dissemination)、“增补”(supplement)等说法有某种内在的联系，那么，德里达在阐述自己思想的时候，会不会也从荣格那里受到过某些启发呢?更奇怪的是，如果把梦、幻觉、象征等视为“自性”这位隐匿的作者写出来的“文本”，那么荣格对这些文本所作的阐释，在方法上竟能够为当代阐释学提供非常有意义的借鉴。凡此种种，都说明了荣格的意义还远远没有穷尽。大约也正因为如此，许多思想僵化的人便认为荣格的学说难以“从技术上”作学科“定位”，而试图抹煞荣格在二十世纪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突出贡献。

荣格的难以“定位”从下面这一事实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一九八六年(荣格逝世后二十五年)，“荣格与人文学科大会”在纽约召开。这次会议的宗旨是重新估价荣格在现代思想文化中发挥的卓越而有争议的作用，重点是确定其对人文学科的阐释方法所作的特殊贡献。同时，这次会议力图把荣格放在当代思想的背景中，对这位了不起的思想家作所谓“后荣格式读解”(post-Jungian readlng)。而其特殊背景之一，则是由于后结构主义在语言和文本等问题上提出了有力的挑战。这样，这次会议和由这次会议引发的“后荣格式读解”，便成为对后现代文化和后精神分析学时代的一次展望。

这一展望接触到众多问题，恰恰说明了荣格思想的丰富和博杂。从纽约大学的卡林·巴纳比(Karin Barnaby)博士和霍夫斯塔拉大学的佩莱格里诺·达西尔诺(PellegrinoD’Acierno)教授合编的大会论文集可以看出，在这次大会上，人们从神话、宗教、人类学、哲学、文化、文学、历史、艺术、妇女等众多问题上，在后现代主义的背景中，讨论了荣格对文化阐释学的贡献。讨论中人们特别提到了玛丽一路易丝·冯·弗兰茨(Marie—Louise von Franz)一九七二年在《荣格：他的神话于我们的时代》中说过的一段话。这段话指出：

荣格的工作囊括了如此众多和如此不同的兴趣领域，他所产生的影响，迄今只能说刚刚开始。今天，人们对荣格的兴趣正越来越浓厚，特别在年轻一代中更是如此。与此相应地是：他的影响的日益增长，迄今也只能说仍然处在早期阶段；从现在起，三十年之后，我们可能会用完全不同的话语来讨论他的工作和他的著作。也就是说，荣格是如此领先于他的时代，以至今天人们也只能逐渐地追赶他的种种发现。

确实，这段话的重新被提及，表明了人们确信荣格丰厚而有待开发的思想中，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东西需要探索。也许，今天人们更应该着眼的正是如何去发掘荣格思想中那些尚未被人们发掘到的东西，而不是困惑于如何从职业和学科上为他多方面的工作作机械而僵化的定位。

荣格的思想虽然堪称庞杂，接触到的领域也可谓繁多，但却并不是不能对之作出大致的清理。在这方面，著名的荣格学者菲利普·赞布里斯基(Philip T.Zabrlskle)的意见值得重视。在为《荣格与人文精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写的引言中，赞布里斯基指出：荣格的思想和工作，其影响面涉及的领域极为广泛。一个领域中的影响是它形成了心理学理论和心理治疗实践中的一个学派。而在此之外更值得注意的则是他对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的影响。尽管人文学科诸领域中的许多人或者并不承认这一影响，或者对荣格所知甚少，或者坚决抗拒荣格的思想，但却并没有影响他们一如既往地在自己的语言中使用诸如情结、内向、外向甚至原型等说法——这实际上已经表明他们无论如何逃避不了荣格思想的影响。

在谈到荣格对当代人文学科的影响时，赞布里斯基作了这样的概括和清理。他认为荣格主要以三种方式影响了我们的精神视野，第一种方式是对无意识的理解，对此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作出评估：

一、无意识是实实在在的，心理现实及其无意识层面必须一次又一次地予以认识和强调。“我们头脑中的意识并不是我们船队唯一的舰长，甚至也不是我们思想的舰长。

“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也不管是好是坏，我们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方式都要受到那些我们往往没有意识到的力量的影响。”

二、由于无意识毕竟是无意识，我们当然就不可能直接认识它而只能通过其间接的显现、“通过其结出的果实”来认识它。这些外在的显现可以从梦、艺术作品、思想和想象、人们的行为方式以及那些使人们普遍受到感动的象征中得到辩认。

三、心理的的每一外在显现都同时混合着多种影响。首先是清醒的自我(the consclous ego)的影响；其次是个人以及个人所从属的群体身上那些很少被意识到的情结的影响；再次是来自未被意识到的集体心理的那些无论以什么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原型动力机制的影响。

四、无意识通过想象产生出象征。这些象征始终关涉着人的心灵。人们不能将其视为具体的实物或事件，也不能将其视为形而上的实体或视为某种符号。象征之所以难以解释是因为它始终闪避着“这意味着那”这样一种对应关系。举例来说，公牛可以是心理能量的象征，这一象征也许表现和代表了富于攻击性的男性性欲，但它同样也可能表现和代表的是某位神灵所具有的那种巨大而可怕的“男性创造力”，在后一种意义上，它已经具有了神话学的涵义。

五、心理象征的意义已经超出了个人的领域而具有超越的意义。“在这一点上荣格不可避免地是宗教的。”“荣格相信人生故事必须在两个层面上讲述，就像在古老的史诗如《奥德赛》和叙事性典籍如《圣经》中一样。荷马栩栩如生地描写了在必有一死的人们中进行的一切，例如俄底修斯滞留在卡吕普索的岛上，孤弱无助地默默垂泪；紧接着，他描写了在不死的神祗们中发生的事情：诸神集合在奥林帕斯山上，雅典娜劝告宙斯，说现在是让俄底修斯返回家园的时候了；于是赫尔墨斯被派去传送这一消息……俄底修斯的故事、阿喀琉斯、阿伽门农、赫克托耳的故事、摩西的故事，所有这些故事都必须同时在两个层面上讲述，否则便不成其为完整的故事，也不成其为真实的故事。”

在对无意识的理解上，赞布里斯基的上述概括，的确富于时代性地揭示了荣格在精神领域或人文学科方面的贡献。像约瑟夫·坎培尔一样，赞布里斯基及时地指出了荣格对当代宗教的贡献。宗教并不是远离日常生活的高头讲章，相反，它不知不觉地渗透在古代和当代的叙事性典籍特别是文学和神话之中；此外，通过其他许多艺术形式，宗教的精神也总是致力于以象征的方式表现出来。当代阐释学的工作，更多地应致力于从象征的层面上阐释文本在宗教精神方面的涵义。如我们后面将要看到的那样，荣格早已开始了这一意义上的阐释工作。宗教精神的沦丧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不能不看到：忽略生活中种种事件(广义的“文本”)寓有的象征涵义，例如对一切作品一切事件都仅仅从字面上去理解而不考虑其深层寓意——这正是技术理性时代的一大特征——也无疑是宗教精神终于失落的一个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问题上，恰恰是荣格在他的著作中不断地告诫人们重视象征具有的“未知的”和“神秘的”涵义，从而深化了人们对包括当代文学、当代阐释学在内的当代人文学科的认识。

荣格影响当代精神视野的第二种方式，按照赞布里斯基的说法，是他对邪恶和悲剧的忧郁而阴黯的感觉。浅薄的读者也许会误以为(与弗洛伊德相比)荣格对人类历史持有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而许多认为弗洛伊德比荣格更具有后现代意识的学者也往往不知不觉地同意了这一看法。然而正如赞布里斯基指出的那样，“那些涉入到艺术和人文学科中的学者怎么可能不接触到(邪恶和悲剧)这些重大问题?荣格对人类心灵和人类历史持一种黯淡的看法……在他看来，人的精神并不是一个田园般阳光明媚的世外桃源(或至少很难得是这样)。一九三九年弗洛伊德去世之际，荣格关于弗洛伊德曾这样写到：‘所有那些关于人性本善的滔滔而谈，自原罪的教义不再被人们理解之后，已经弄昏了那么多人的头脑，而现在却被弗洛伊德席卷而去，我们期盼着那仅剩的一点残余也被二十世纪的野蛮一扫而光。’(C W，Vol.15，p.46)尽管出自不同的背景，他的这一说法却与他瑞士的同时代人卡尔·巴特的说法毫无二致。然而，与卡尔·巴特不同的是，荣格走得更远。邪恶和悲剧是如此深深地渗透到事物的本质中，以至荣格被迫深思甚至上帝中黑暗的撒旦本性”。

这的确是十分沉重的肺腑之言。技术极权时代表面繁荣下掩盖着的危机，的确已使世界黯淡到甚至基督教也不能拯救的地步。也正因为如此，人文学者的悲哀就不仅限于失去的乐园不能复得，而且还深广到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找不到现成的、曾经有过的、人类可以赖以栖身的家园。但是从另一生存维度，通过与包括基督教在内的一切宗教传统作坚持不懈、立足于现代和后现代处境的对话，通过重新恢复文学、历史文本那已经丧失了的神圣内涵并使这一内涵从当代境遇和当代阐释中透显出来，通过显发和揭示当代种种象征的古老的神话学含义，世界又并不是不能投射出一线隐隐的希望。

然而，正像仅仅基督教(或东方新儒学)已不足以使人确立得救的信心，仅仅道德和宗教也不足以重新振拔沉沦已久的人类精神。很可能正是由于这一缘故，荣格才对艺术和审美表现出如此巨大的热情。不同于历史上宗教和道德总是认为文学艺术败坏人心而蓄意加以排斥的局面，今天，致力于重建精神家园的人已经逐渐认识到当代文学和艺术(包括后现代文学和艺术)所具有的神话功能、神学功能和宗教功能(当然并不仅限于此)。也许，唯有通过以一种艺术的和审美的态度去使许多东西成为意义不确定并因而永远有待阐发的象彳正(无论是宗教意义上的象征还是美学意义上的象征)，逐渐退隐的神圣意义才有可能再现真善美的光辉。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文学和艺术这一集中体现了人类精神创造力的领域，便不再如扬雄所说是所谓“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相反，它应该是通过叙述、抒发、表现、隐喻、象征等方式营构精神家园的“英雄用武之地”。

在赞布里斯基对荣格的概括性阐释中我们看到，荣格对当代人文学者发生影响的第三种方式，乃是荣格本人对精神那无穷无尽、令人惊异的创造力的敏锐感觉和浓厚兴趣。“一次又一次地，从极有天赋的心灵、头脑中和从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思想、直觉和象征中，产生和进发出了携带着生与美的力量、能够治愈和猛然唤醒的力量、能够把工作与爱——把逻各斯与厄洛斯——结合在一起的力量。这是来自自性(the self)的创造力，它似乎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对人们行使着它的力量。”“创造性想象和情感用它们的作品滋养着我们的灵魂，它们能够纠正我们片面的自觉意识和自觉思维……并且几乎总是带来一种价值上的补偿。”这就正像荣格本人在《心理学与文学》中所做的那样，赋予了艺术作品以一种拯救性的价值和力量。

站在我个人的阐释立场，我认为荣格身上更值得重视的是他对人类精神现象的高度尊重。这种尊重是对精神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尊重。在荣格看来，精神和精神现象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它并不附属于某种外在的东西，因此也就不能用这些东西去对之作出解释。精神现象从梦、幻觉、想象一直到神话、宗教、文学、艺术，在较浅的层面上固然可以用现实生活、历史社会去对之作外在的解释，但其深邃的精神内涵和象征内涵，却不能简单地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生物学的角度去予以诠释。这种外在的诠释被荣格视为“客观层面上的分析”，它的巨大弊病，就是导致对精神和精神现象作简单、片面的理解。这种简单、片面的理解，最终是要把精神和精神现象肢解、打碎以便缩减和消解其固有的价值，使之成为另一些东西(如物质基础、生物冲动、经济目标、政治需要)的附庸，从而剥夺其独立存在的地位和意义。在十九世纪甚嚣尘上的唯物主义气氛中，在当今对金钱和实利的信奉和追逐中，许多人早已不再相信精神还有什么独立的地位和价值，但与此同时却又因精神的失落而产生出巨大的焦虑、苦闷和空虚。不过，尽管人们普遍感觉到因精神空虚而产生的痛苦和焦虑，却很少有人意识到：精神家园的丧失，乃是因为我们自己对精神采取了放逐的态度，把它视为物质的奴婢、肉体的附庸。从而，只要我们自己改变这一态度，给精神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以应有的尊重，不再把精神和精神现象从起源、性质和意义上归结为精神以外的某种东西，我们便不难摆脱因精神失落而产生的种种苦痛，找到重返精神家园的悠悠归路。

另外要声明的一点是：本书虽然曾被定名为《重返精神的家园》，却并不等于我认为我们此刻就有一个既定的、现成的、可以当下回归的精神家园，也不意味着我们曾经有过这样一个舒适而宁馨的精神家园。“重返”仅仅是一种譬喻，甚至不妨说是一种譬喻的譬喻。在本书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中，“重返”不妨被读解为“营构”，因为在本书作者看来，唯有通过建设性的阅读、聆听、对话和诠释，东方和西方的人文学者才能共同“营构”起可以“重返”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