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以客家儿子的生命体验，以近十年客家田野调查的文化积累，原汁原味地诉说客家人漂泊千年的族群记忆。全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重点介绍了客家故乡的自然风貌、民居、民艺、民俗，进而以精炼的文字，言简意赅地探问其背后的历史源流与文化成因。本书适合广大旅游爱好者尤其是自助游爱好者使用，同时也可供对客家文化有特殊情感与了解的各阶层读者使用。

《边缘中国》丛书以美文笔法，从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地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文化视野，对中国边缘地区的风土人情和人文景观进行审美化的描述，对其文化形态进行深层的、立体的散点透视。本书为丛书之一，重点介绍了举世闻名的闽西客家土楼、梅州围龙屋、赣南客家土围子等客家老屋，并对客家地区的文庙、宗祠、名人故居、乡村书院、廊桥、村寨、古街、古城等进行深度文化描述。

流动的故乡(自序)

城镇

宋城月色

古道长亭祖地

流水汀州

绝版的记忆

小城如舟

梅魂悠悠

自古山歌从口出

建筑

土楼的背影

血缘围聚的围龙屋

心上的城堡

堂前燕子

走走又停停

狂澜中的叹息

风雨寒窗

山水两相依

石笔凌云

山川

客家母亲河

远去的帆影

行走的神山

壶中天地

林间小径

水车的清唱

秋霜里的小灯笼

风俗

回头无岸

缘分随风

母亲是一棵树

送嫁妆

酒香里的乡愁

人兽之间

欢乐游龙

山地天籁

后记

在老家上杭县的县城读了三年的高中，当时印象最深的是这里的小吃。80年代初期，老家农村的生活还相当贫困，能吃饱饭就算不错了。我们这些寄宿在学校的乡村孩子，定时从家里带来大米，学校的伙房给代蒸米饭，菜要么是自带的酸菜，要么是每餐从伙房买一份五分钱的水煮素菜，只在汤面上放一点浮油，寡淡得很。记得有老师的妻子在家里办食堂，用鱼内脏煮汤，居然也有同学买。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读书又很累，每个人肚子里都有馋虫在作怪。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写许三观在生日那天，给儿子们用嘴做红烧肉，又给妻子做了一条清炖鲫鱼，最后给自己做了一份爆炒猪肝，这种苦中作乐的达观令人莞尔，笑过后又难免辛酸。其实这种事情对我们来说，并不新鲜。一个大教室住了30多人，尽管老师查铺查得严，但偶尔也开卧谈会。估计是营养不良，发育得晚，读书的压力也让我们无暇胡思乱想，卧谈会不像一些作家所写的那样，成天谈什么男女之事。我们一开始谈的大多是关于吃的事情，谈红烧肉谈白斩鸡谈山里的野味，因为肚子里没油水，谈的全是荤食。谈到后来，大家肚子里都咕咕叫，只好爬起来喝水，或者是就着开水吃用来配饭的酸菜。还有实在受不了的同学，从窗户上爬出去，外面就是附近农民的菜地，要么拔根萝卜，要么挖几个地瓜，用来压压馋虫。不止一个同学，贫困得吃不起菜，只好买点酱油淘饭，或者干脆就着粗盐粒子吞咽干饭。记得非常清晰的是，刚入学不久，一个叫卢发忠的同学拉我去逛街，在一家小食店附近的地上拾到了一块在风中挂了几天的猪皮，他如获至宝，约定拿回学校的伙房去蒸，两人分而食之，可是蒸了好几回，哪能咬得动啊!

馋得不行了，总得找个法子慰劳一下肠胃，当然吃的全是便宜的东西。手头没几个钱，只好跑到街上去找一些便宜的吃食。当时县城的解放路上有几家卖猪血汤的，用大铁锅熬，一毛钱一碗，只是这猪血熬得太假，吃起来很爽滑，可含在口里就化了，有同学气愤地说一只猪的血不知要熬出几锅才肯罢休。不少同学喜欢吃一毛钱一个的油炸糕，此糕用大米浆和黄豆浆混在一起油炸而成，做得好点的还会混上一些猪肉末或牛肉末，配上少许蒜片或蒜末。街头小贩拎着装在白铁桶里的浆料，在路边支起油锅就可开张。常常还是大清早，宁静的小巷就会传来循环不止的“油炸糕唉——油炸糕”的叫卖声，渐行渐远。口袋里钱稍微多一点时，就跑到戏院旁边去喝两三毛钱一碗的兜汤，“兜”在客家话里是“端”的意思，兜汤就是食者将碗端在手中就地解决的肉汤。兜汤的实质性内容是猪瘦肉、猪小肠和牛肉等，肉切片小肠切段后以盐和味汁腌制，再掺少许淀粉，放入沸汤氽熟，即可食用。稍微贵一点的兜汤，汤底里放了一点可怜的干香菇、干鱿鱼或墨鱼，汤里肉多一点，淀粉下得薄一些。卖兜汤的小贩挑着一副专用的木制的架子，一一边放着火炉和汤锅，另一一边放着汤料、碗筷和一盆洗碗水。学校有一位教数学的资深教师，上午上课时常常先讲一阵，再写上一黑板的习题，让同学们当堂做完，其问他总是离开课堂，快下课时才回来讲解习题。有调皮的同学很好奇，一天悄悄尾随，居然发现老师跑到戏院旁，蹲在地上就着一碗兜汤吃了一个油炸糕，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到课堂上。

那时的小城冷清得很，没什么娱乐生活。1983年第一次“严打”，县城的公判大会上宣判了一些杀人抢劫流氓案件。聚在一起吸烟跳舞打架谈恋爱唱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等“靡靡之音”看《少女之心》等“黄书”的男女青年，有的被判了十年，流放新疆，陪绑的是一些巫婆神汉和穿花衣服喇叭裤留长头发小胡子的所谓“流窜犯”。校门口的解放路两边，由西向东是鳞次栉比的店铺，清一色的平房，临街的一面都是木板墙，里面住着人家，虽有一个小天井，但采光极差。铺子中有好几家专治小儿疳积的中医诊所，打铁铺、打金店、打锡店、草药铺、小吃店、小酒馆、裁缝店、古董店、木雕店、剃头店、画像店、香烛店等店铺混杂其间，让人眼花缭乱。读高一和高二时，我常常在午休时间跑到其中的一家租书店租连环画，薄的一本一分钱，厚的一本两分钱，乐此不疲。每到八月中秋节前夕，食杂店门口都会摆出用白糖和糯米粉做成的雪白的月饼，大的比脸盆还大，底下用一块木板托着。上面用模版印着“郭子仪拜寿”、“花好月圆”之类的文字和图案。在黄昏朦胧的光线下，远看确实像一个个大小不一的月亮。据说小县城的女婿在中秋节都要带着这样的月饼去丈母娘家拜节，尤其是那些未婚女婿，更要好好表现。遗感的是，我迄今为止还没尝过这种月饼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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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故乡

客居异乡，屡屡遇上这样的询问：“故乡何处?”我答日：“福建上杭。”有时还加上这么一句：“我是客家人。”对方顿时来了兴趣，递上这么一句：“这么说你可以生两胎罗。”我辩道：“我是汉族!”对方脸上顿时挂起一副“你有没有搞错”的表情。不愿罢休者会继续说：“客家族不就是少数民族嘛。”面对不少文科教授和博士的质疑，我暗暗地纳闷：难道客家人的宿命就是“永远的外人”?

《辞海》在“客家”条目载：“相传西晋永嘉年间(4世纪初)，黄河流域的一部分汉人，因战乱南徙渡江，至唐末(9世纪末)以及南宋(13世纪末)，又大批过江南下至赣闽以及粤东、粤北等地，被称为‘客家’，以别于当地原来的居民，以后遂相沿而成为当地汉人的自称。”客家是汉民族的一支民系，客家人的先民原居我国中原一带，因社会变动及战争等原因，曾有五次大规模的南迁过程。第一次自晋末至隋唐，主要因部分少数民族内徙中原，迫使中原并、司、豫各州的汉民南迂，最远的到达赣中一带；第二次自唐末至宋代，主要因为黄巢起义及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使豫西南、皖南及赣北大批汉民南迁，最远者到达循、惠、韶诸州；第三次自宋末至明初，主要因蒙古人南下，使闽西、赣南的客家先民继续南徙至粤东和粤北，而明『弋台湾的开拓，也吸引了不少客家先民东渡，到台湾开辟新的家园；第四次自清康熙中叶至乾嘉之际，因客家人口繁衍，而居处又山多地少，遂自赣南、粤东、粤北转向川、湘、桂、台诸地以及粤中和粤西一带迁徙，也有不少客家人从闽西、粤东回迁赣南；第五次为清乾嘉以后，地方政府为控制土客之争，又迫使部分客家人远徙广西和海南。与此同时，客家人为生存而飘洋过海，往南洋一带谋生者亦日益增多。经过五次大迁徙，清末民初奠定了客家人分布的基本范围。黄遵宪在《攀桂坊黄氏家谱序》中援引证据说明客家黄氏家系的历史由来与繁衍变迁，他说祖先原为赢姓，“黄以国为氏，……惟郑樵通志称黄氏赢姓，陆终之后，封于黄。今光州定域西有黄国故城，为楚所灭，子孙即氏黄，其说可信，此即吾宗之所自出也。”汉代以江夏黄氏为望族，后分成二支：一支在隋开皇年问，“由江夏迁浙之金华，析为五大族，分居于丰城剡监利分宁弋阳”；一支在五代时，“自光州固始从王潮入闽，家于邵武，散居于莆田蒲城福州龙溪漳州”。进而黄遵宪说嘉应一州的黄氏是于元初从闽之宁氏(现宁化)县石璧乡迁来，其始迁祖初居镇平(现广东蕉岭)，大约三百年后，其宗族迁至攀桂坊，到黄遵宪历经八世。客家主要姓氏的南迁与黄姓相仿，途经江南或华中，作短暂停留后经由江西入闽，再辗转至粤东，随后继续向西向南播迁。

尽管近几年日益兴盛的客家学对“客家”的源流众说纷纭，但客家人确确实实是其定居地的“外来户”，也就是说，故乡同样是异乡。客家人作为汉民族一个独特而稳定的民系，他们是一群“文化流民”，他们打破了安土重迁的精神枷锁，他们永远“在路上”。为了逃亡的便利，客家女人在迁徙途中要与男子一样跋山涉水，所以一直保持着天足传统，拒绝缠足。太平军中以洪宣娇为代表的女将大显身手，以至曾国藩恨极而咒之为“大脚蛮婆”。据说客家妇女在南迂时都手拄坚韧的竹杖，这支竹杖里的竹节是被打通的，其另一用途是帮助女人像男人一样站着小便，因为一旦蹲下，她们便永远站不起来。而客家男人多以厮守家居为耻，他自己不走也可能被父母和妻子撵出家门去闯荡天下。在我的老家，未婚男人不愿出门者被讥为“灶下鸡”，意为只能在厨房的灶下捡拾掉下的饭粒的家鸡；已婚者则被讥为“老婆的裤带子”。客家的血缘是流浪的血缘，他们在经历了千年迁徙的苦痛后继续漂泊，翻山越岭，漂洋过海。他们既“家而客焉”，即在故乡作客，又“客而家焉”，在荒芜的异乡构筑起新的家园。东南亚有旬名言：客人开埠。客家人就像地瓜藤一样落地生根。

移民文化是客家文化的精神特质，具有开放性、流动性和创造性，对以定居文化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补充与丰富的意义。而且移民文化与定居文化的互动，不断为中国文化注入自我更新的活力与动力。客家民俗既保留了中原遗俗，又在移民过程中吸纳了当地土著的风俗，它既有很强的文化坚守色彩，又有某种程度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在千年漂泊中形成的客家文化，一直持守着浓厚的“寻根意识”和强烈的祖灵崇拜传统，在陌生的异地坚守着自己的文化同一性，拒绝被同化和消融，保留着浓厚的中原遗风。崇尚正统、正气与正义的“崇正”意识是其思想性格的主导。在宋末元初、明末清初的变乱中，以文天祥、袁崇焕等为代表的客家儿女高举反抗异族统治的大旗。像宁都三魏(魏禧、魏祥、魏礼)、宁化李世熊、梅县李士淳(二何)、上杭刘坊、曲江廖燕等客家文士，在明亡后或拒不仕清，或欲起而覆清，表现出傲岸独行的气节。罗香林先生在其《客家研究导论》中专门列出了“明末清初客家节义忠逸表”，详知其身份的就达39人。

作为“永远的外来户”，客家人常被土籍侮称为“客家佬”，甚至被诬称为“客贼”。广东的《新会县志》以“■”代“客”，而《四会县志》则以汉字无“■”字而猜测“客乃■之讹”，由此而引申出“■贼”、“猎獠”的恶意诽谤。2004年5月，我应邀参加香港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栏目的节目录制，讨论广东的客家、广府、福佬(潮汕)等三大民系的文化特色与相互关系，在场的易中天就用小题板写下了一个大大的“■”字，我想他当时的表现肯定是为了哗众取宠，一个明星学者对此类种群歧视言论的兴奋，暴露了其境界之可疑。因太平军的主体为客家人，曾国藩称之为“粤匪”，并专门写有《讨粤匪檄》。太平军被镇压后的一段时间内，从1854年开始，广东西部爆发了一场绵延13年的土客械斗的大灾难，产生冲突的客家人和广府人死伤和失踪者超过50万人，还有说法认为“死亡百万”，客家学者称之为“仇客分声”。192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乌尔葛德英文版的《世界地理》，其间的“广东”词条下有“其山地多野蛮的部落、退化的人民，如客家等等便是”。这种侮辱性言辞引起了广大客家人的极大愤慨，迫使“商务印书馆”通告全国认错，并改出新版。1930年7月，广东省建设厅出版的《建设周报》第37期刊登介绍客家风情的文字，其中有言：“吾属客人，各属皆有……分大种小种二类，大种语言啁啾，不甚开化；小种则语言文化，取法本地人。”这种来自外部的文化歧视强化了客家人的自我认同，并且成为推动客家研究的历史契机。顾颉刚、罗常培、潘光旦、李济之等著名学者都敏锐地意识到客家问题的深远意义，客家学者罗香林1933年出版的《客家研究导论》和1950年出版的《客家源流考》更是成为客家学的奠基之作。

今天，英才辈出的客家人以其非凡业绩让世人刮目相看。但是，在我的老家龙岩市，同为南迁汉人后裔的“河洛人”依然有个别人秉持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有女不嫁客家人。更为滑稽的是，他们觉得将女儿嫁给生在城市的客家青年尚可忍受，将女儿嫁给一个客家乡巴佬则是忍无可忍。大学毕业后，我在龙岩工作了几年。记得有一次，在街上遇见了一位家在本地的女同事，她热情地邀请我到她家喝茶。她母亲十分热情，拿出时鲜的水果和精美的糖果，不断地添茶倒水，还要留我吃饭。可当她在无意间听到我是客家人时，脸上陡然浮现的遗憾让我刻骨铭心。如坐针毡的我尴尬地想着如何和同事告辞，她母亲却从厨房探出头来让她去买米，言外之意自然是不留我这样不受欢迎的人吃饭了。事到如今，这场戏剧性遭遇依然带给我一种难以忘却的羞辱感。更为荒唐的是，“河洛人”的男人喜欢娶客家姑娘为妻，因为客家姑娘温良贤淑，而一些娶了客家人作妻子的男人，竟然也理直气壮地阻拦女儿和客家男儿的婚事。我的一位朋友在十年前娶了当地姑娘为妻，可他老岳丈至今不和他说话。2000年正月，回乡探亲的我到龙岩市新华书店购买大型电视纪实片《中国客家人》的VCD，一位家在当地的售货员在现场播放碟片时，指着电视屏幕对我说：“客家人真难看!”我调侃地问：“丑的就是客家人了?”她毫不犹豫地答：“是!”我说：“我就是客家人！”她说：“你不像！你的普通话讲得那么好!不可能!”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敌意总是比善意维持得久远?

作为“闯入者”的客家人永远地失去了名正言顺的故乡，这些自中原南迁的汉人之后以一种傲气和固执竞相用谱牒记下祖先地望、家族源流，他们在家谱中浓墨重彩地书写中原远祖的辉煌，并以衣冠士族自居，借以秉持着一种尊贵的精神血缘。其实，晋代的“衣冠南渡”与唐中叶以后客家先民的大举南迁并无直接关系，士族阶层也已逐渐没落。经过战火与灾患中的颠沛流离，不管祖先如何地阔过，进入南方山区的客家人成为事实上的底层平民。在不愿自弃的遗民心态中，沉积着客家人在自尊与自卑间挣扎的复杂心绪。但是，拒绝被同化拒绝被吞噬的固执，使客家民系成为较大限度地保留了中原遗风的活化石，而最为难得的是，他们绝不一味地沉湎于无聊的怀旧，绝不自欺欺人地逃避现实，而是以强烈的自我认同去面向未知世界。他们在追思遥远的精神源头时，绝不是为了回去，他们只是把这些记忆刻在心上，写在纸上，行动的双手勤劳地建设着现实的家园，跋涉的双腿丈量着更加遥远的土地。他们是情感的归人，实践的过客。

客家人在发黄的谱牒上记载着生命的来处，这是纸上的故乡。因为他们再也无法走回生命的“老地方”，所以他们在辗转流离中依然贴身存放着家谱，祖宗牌位与生命共存亡。纸上的故乡是移动的故乡，祖宗牌位是能够行走的生命之根。譬如记载我的祖先筚路蓝缕的历史行程的《黄氏家谱》，其中有联云：“孝义无双，教化第一”；“政教颍川推第一，文章江夏羡无双”。联中典出汉代黄香与黄霸。黄氏为江夏望族，因名“江夏堂”。这样的记忆是如此地疏淡，甚至不无牵强附会之处，但当他们如风筝一样孤苦地飘零异乡时，祖先胼手胝足的血泪行程就如无形的长线一样牵系着他们的灵魂，感受到如伏在母亲胸前一样的安宁，使他们从像苦难一样厚重的历史中发现自己的悲哀的渺小。在这样的“多级跳远”中，客家人从不以远离家乡为数典忘祖，那些能够另辟家园的第一代总被誉为“开基之祖”。在做客异乡与反客为主之间永不停止的精神循环中，客家人成为走得最远，也走得最为广阔的人群。流动的故乡既远在天边又近在脚下，“客家”的真正蕴涵只能是“生活在别处”。

本书所指的“客家原乡”，是指包括赣南、闽西、粤东在内的闽粤赣边区，这一地带是客家民系孕育成型并发展壮大的大本营。本书尤其重视对闽西和粤东的考察。这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赣南各县的客家人在迁入时间、路线、方言、文化认同等方面都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内部差异，在南迁汉民直接定居赣南的“老客”与明末清初从闽西、粤东回迁赣南的“新客”之间，其族群意识的区别尤其明显。在某种意义上，明代以前的赣南催生了某些客家因素，客家作为民系是在进入闽西山地以后才逐渐形成的。也就是说，闽西、粤东的原乡特色更加突出。其二，尽管近年我曾两次到赣南作田野调查，但相对于闽西和粤东，了解还是比较肤浅，留待以后补课吧!

2004年春天，广东旅游出版社的编辑温隽女士从我的朋友刘志一处打听到我的联系方式，特意打来电话，希望我为他们出版社写作一本图文并茂的客家文化随笔集。不久，我到广州为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栏目录制节目，其间抽空与同为客家人的温女士见面，他们社和她自己都盛情款待，让人信赖。我们很利索地签订了出版合同，书名就叫《客家原乡》。到了夏天，我借回福建老家的机会，到梅州作田野调查，老家就在梅县丙村的温女士特意从广州赶过来，一路同行，相处甚欢。遗憾的是，随着我的孩子的出生，书的写作只好往后拖延，温女士也因工作变动，离开了出版社。尽管我断断续续地写了几篇，但书的事情只好不了了之。

这本书能顺利出版，要感谢赵文生兄的玉成。从我将《边缘中国》丛书的策划文案提交给他，到图书出版，仅仅只有半年多时间，这样的高效率，实在是不多见。说实话，如果没有他不温不火、持之以恒的催促，我真不知道这本书的写作要拖到什么时候才能完成。除了此前写成的篇章，都是今年入夏以后，在南京和济南两地挥汗写成的。

从2000年开始，我多次自费到粤东、赣南、闽西南客家中心聚居区作田野调查。有不少乡村，只能租载客的摩托车或坐农用拖拉机前往，甚至得背着行囊步行。幸运的是，我得到了很多朋友、同乡和一些前辈的热情支持。到梅州调查，都是我的高中同学李朝逢驾车陪同，并在诸多方面给予关照。老同事胡周春多次陪我到他的老家永定县，走村串户看土楼访风俗吃小吃，不亦乐乎。《闽西日报》副总编、著名散文作家马卡丹先生一直惦记我的客家随笔写作，让我不敢懈怠；老家上杭县旅游局局长黄素珍和老局长邱建柱，慷慨地向我提供了相关资料；同村族贤、现任才溪镇书记的黄才裕提供了多种便利。还有许多同学和朋友给予热情的帮助，就让这些名字默默地刻在心上吧。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收入书中的照片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拍摄的，有八幅连城风物图片是沈文生先生拍摄的，有十余幅上杭风物图片是黄素珍女士和邱建柱先生提供的。

与客家有关的写作，尤其是写作这些既能满足我直抒胸臆的渴望，又带有潜在的学理性的随笔，是出于兴趣的胡涂乱抹，是严谨的职业化学术写作之外的精神放风。我异常珍惜面对鲜活的乡亲与熟稔的山川人文的感受，尽管其中也有伤感、痛楚和欲说还休的迷惘，我自己也知道在不同篇章中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因为对于客家，我实在是怀有太深的感情，对于客家内部的一些问题的感受也就更加痛切，因而常常陷入情感归依与理性反思的两难之中。2001年，我在《齐鲁晚报》开设名为“纸上的故乡”的客家随笔专栏，后来参与筹办山东省客属联谊会，置身于儒家文化腹地的体验，常常让我感到纳闷：千年漂泊的客家人为什么始终钟情于儒家文化呢?这本小书由山东的出版社出版，进一步加深了我和这片土地的情缘。可以说，我的客家研究在此起步，谢谢这片土地上所有扶持过我和继续扶持我的人们。《客家原乡》是客家地区的山路上一间小小的路亭，它意味着一次短暂的停留和崭新的出发。

2006年9月于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