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关于古代中国逻辑方法发展的著作，是胡适于1915年至1917住纽约时所写。作者从欧洲哲学史的研究中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示，解决了诸如原始资料的选择、原文的校勘、训释等问题。哲学体系的解释、建立或重建，使作者领会到了西方哲学在帮助其解释中国古代思想体系时的价值，得到了国内学者的赞许。

“大家经典书系”之一，为胡适论述的先秦名学史。主要内容包括：逻辑与哲学、孔子的逻辑、墨翟及其学派的逻辑、应用主义的方法、惠施和公孙龙、进化和逻辑等。

前言

导论 逻辑与哲学

第一编 历史背景

第二编 孔子的逻辑

传略

第一章 孔子的问题

第二章 《易经》

第三章 象或者“意象”

第四章 辞或者判断

第五章 正名与正辞

第三编 墨翟及其学派的逻辑

第一卷 导言

第二卷 墨翟的逻辑

第一章 应用主义的方法

第二章 三表法(论证的三表)

第三卷 别墨的逻辑

第一章 《墨辩》

第二章 知识

第三章 故、法和演绎法

第四章 归纳法

第五章 惠施和公孙龙

第六章 惠施和公孙龙(结论)

第四编 进化和逻辑

第一章 自然进化论

第二章 庄子的逻辑

第三章 荀子

第四章 荀子(续)

第五章 法治逻辑

结束语

墨翟也许是在中国出现过的最伟大人物，但一直到二十世纪还没有人为他写过传。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史记》①中，对墨子只有二十四个字的模糊记载。孙诒让在他的《墨子》的一九。七年版本中，根据当代证言、文献记载及在《墨子》中找到的内在证据，写了《墨子传略》②。孙先生认为，墨子大概生于定王统治时期(或者贞定王时，公元前四六八一前四四一年)，死于安王末年(公元前四。一一前三七六年)。孙先生认为墨翟很可能是死于公元前三八一年以后，因为在《墨子》第一篇中提到著名的吴起将军死于那一年。

这些日期看来是有问题的。首先，孙先生据以建立其理论的第一、二十七和四十一篇很可能是后来编辑的或者包含了明显的窜改。此外，在《吕氏春秋》(第十九篇第三章)也提到吴起将军之死，其中有一件事与孙先生的理论直接相矛盾。在那里我们得知吴起死的那一年，墨家首领或“巨子”③孟胜和他的弟子共一八五人死于他受任防守的城中。孟胜死前派遣两个弟子到另一墨者田襄子那里，并任命田襄子为墨家“巨子”。由此推论，在公元前三八一年以前，墨家学派已经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公认的团体，而且“传授承宗”(apostolic succesion)的制度已在流行。所有这些，在这个学派的缔造者的生存期间是完成不了的。因此，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墨翟在公元前三八一年之前很久就已经死了。

此外，我们从《檀弓》①知道著名的匠师公输般曾参加季康子母亲的葬礼，公输般曾与墨翟相会就是足够的证明。我们知道，季康子是死在公元前四六八年，他的父亲是死于公元前四九二年②。而他母亲很可能是死在这两个时期之间，大概是在公元前四八。年。这就意味着：公输般是具有相当的年龄才能应用他的新技巧于季康子母亲的墓地，因而他最少是在二十年前出世了，也就是公元前五oo年左右。他的同代人墨翟很可能也出生在这个时候。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墨翟大概是活在公元前五oo一前四二。年这段时期里。他是鲁国人，也就是孔子的同国人，因而他与孔子学派是有接触的。孔子死后，孔子学派散布于七国。据一些资料记载，他确曾受业于孔子学派。

后来，墨翟不满于儒家热衷于把传统的习俗、礼仪和道德规范编制成一套规定各种人与人之间关系和人的行为举动的各方面的繁文褥节。他具有高度宗教气质，厌恶早期儒家崇敬祖先的古旧制度，并且对殡仪、葬礼追求奢侈浪费，但他们多半是无神论者和至多是不可知论者③。他也不能接受儒家的宿命论，这种理论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④。他尤其反对孔派的装腔作势，不考虑信念、理论和制度的实际后果⑤。

因此，他建立一个新学派，这是中国古代唯一的以创始人命名的学派，即“墨家”。因为在中国语言里，即使孔子学派也没有被称为“孔子学派”，而称为“儒”。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墨家与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又有很多共同之处(这些我们在下面几章将要讨论)。

然而，墨翟不仅是一个哲学家，也是宗教的创始人。的确，可以说他是唯一真正创立了一个宗教的中国人。因为道教决不是由老子创立的，儒家，作为一种宗教，也不是孔子建立的，但是墨家曾经是一个活跃的、信徒多的宗教。作为一个宗教，墨家教义否定宿命论，并认为个人的得救有赖于自己尽力行善。它相信灵魂和鬼的存在，它们对于人有赏贤而罚暴的智慧和力量。它以天志为基本信条，这就是“兼爱”。这种利人主义教义是对孔子厚亲而薄疏的爱的原则的否定。

墨家的最显著特色是禁欲主义，它的信徒过着简朴的生活，服粗衣，勤劳动，自制，非乐，节葬，僈哀。

作为以“兼爱”学说为基础的一种宗教，墨家谴责战争(非攻)。在许多资料中提到的下列故事充分地刻画了墨家的精神和墨家创始人的性格。楚国的国匠公输般刚刚发明了一种攻城用的云梯，楚王准备进攻宋国。墨翟听到后，他从本国徒步走了十日十夜，赶到楚国的都城，脸晒黑了，光着脚。他设法见到那位国匠并说服了他，使他认识到他的事业是不义的。之后，他又见到楚王，指出为了试验发明新的攻城器械而进行的侵略战争既不义，又不利，因而说服了楚王。那国匠对他说：“吾未得见之时，我欲得宋。自我得见之后，予我宋而不义，我不为。”墨翟回答说：“翟之未得见之时也，子欲得宋。

P72-74

本书研究的目的与范围，我已在导论中有所论述。这里要说明的是本书所用的论述方法及其与中国传统学问不同的主要之点。

既然本书要进行历史的研究，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原始资料的选择。我在写这本书时所认为，必须抛弃的繁重的资料负担，是西方读者所不能想象的。我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如无充分的理由，就不承认某一著作，也不引用某一已被认可的著作中的段落。对于儒家的“五经”，我认为只有《诗经》可以全部接受。至于《尚书》和《礼记》(除其中第二篇我认为是真的之外)，我都故意避免引用。《管子》、《晏子春秋》及其它许多真实性可疑的著作都不加采用。经后人窜改过的著作，在选用时也特别小心，例如《庄子》和《荀子》，就只分别用少数的几篇。

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关于原文的校勘和训释。在这方面，我充分利用了近二百年来我国学者们所积累的研究成果。对于他们，我深表谢意。因为通过训诂的研究，我们才能摆脱传统训释者的主观偏见，并对古籍的真实意义获得正确的理解。

在断定原始资料的确实性中，我们曾不得不借助于所谓“高等校勘”。而高等校勘的另一方面则是确定年代。本书所涉及的哲学家的年代曾被中国的史学家草率地确定下来，我只采用了没有疑问的一个年代——孔子的年代。对于所有其他的情况，凡未经审定的材料都加以否认，并只根据事物本身所具有的证据和当代的证明以确定日期。

在这种工作中，最重要而又最困难的任务，当然就是关于哲学体系的解释、建立或重建。在这一点上，我比过去的校勘者和训释者较为幸运，因为我从欧洲哲学史的研究中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只有那些在比较研究中(例如在比较语言学中)有类似经验的人，才能真正领会西方哲学在帮助我解释中国古代思想体系时的价值。

关于我解释这些哲学时与传统学问的不同之点，只能说一些：首先，我相信我把《易经》作为一部逻辑著作的论述所提出的新观点，似乎比以前任何其他论述都更能解决其中的困难问题；其次，讨论《墨子》的第三十二至三十七篇的几章，可能对于这方面的未来研究者有帮助。

一九一七年六月于日本皇后号轮上

[附注] 这本关于古代中国逻辑方法的发展的著作，是我于一九一五年九月至一九一七年四月住在纽约时写的。它是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接受我申请哲学博士学位的部分要求。一九一七年七月，我回国后，继续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并写成《中国哲学史》第一卷。它在两年中共印了七次，发行一万六千册。它所涉及的时期与这篇学位论文相同。而实际所使用的资料都包括在这本较早的英文著作中。但是，不断的研究，较成熟的判断，文字的简明以及专家的指教，使我的中文著作增加了许多新材料，这都是我在美国写这篇学位论文时所得不到的。最近四年，我很想有机会对这篇论文作彻底的修订，但由于工作的繁忙而搁置下来，这就是它长期未能出版的原因。在国内的英、美友人曾读到我这本书的手稿，屡次劝说我把这本四年前写的书出版，我现在勉强地把它发表了。可以高兴的是这篇学位论文的主要论点、资料的校勘，都曾得到国内学者的热情赞许。这表现在他们对于这本书的中文修订版《中国哲学史》第一卷的真诚接受，特别是关于我所认定的每一部哲学史的最主要部分——逻辑方法的发展。

一九二二年一月于国立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