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是集启蒙先驱和乾嘉考据学于一身的代表人物。

本书旨在探讨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与清代思想主流考证学间的关系。它主要在思考：在激烈地批判甚至否定传统的过程中，近代中国就知识与思想发展的角度而言，经过了什么样的历程而有乐今天的风貌。“转型期中国”（1895-1925）的代表性思想家章太炎，梁启超与胡适，在他们高举“启蒙”的旗号对传统做激烈攻击的过程中，是如何透过清代知识主流考证学的反省，来诠释并转化那个被诅咒，污名化的“传统”，尤其是儒家传统，并进一步使它与自西方引进，具有威望的所谓“科学知识”接轨。

戴震是在儒学内部最早发现“以礼杀人”的思想家，从而成为五四反传统肯定个人欲望、权利的先驱者；但另一方面，戴震又是乾嘉考据学派的代表人物。当他穷毕生精力考证经典时，西方已开始科学革命，知识体系迅速现代化。一般认为，乾嘉之学的兴起，使清代学术限于远离自然的和社会的琐碎考证，无疑对中国近代知识的形成具有负面的作用。戴震集启蒙先驱和考据经师于一身，形成如此大的反差，使得某些思想史研究者不得不将戴震的考证和他的义理观隔离开来。这样一来，中国的传统知识体系之现代化，似乎就和清代思想没有什么关系；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便可完全被视为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过程。

本书所探讨的正是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与清代思想主流考证学问之间的关系。它主要在思考：在激烈地批评甚至否定传统转型的过程中，近代中国就知识与思想发展的角度而言，经过了什么样的历程而有了今天的风貌。“转型期中国”(1895一1925)的代表性思想家章太炎、梁启超与胡适，在他们高举“启蒙”的旗号对传统激烈攻击的过程中，是如何透过对清代知识主流考据学的反省，诠释并转化那个被诅咒、污名化的“传统”，尤其是儒学传统，并进一步使它与自西方引进、具有威望的所谓“科学知识”接轨。

序：中国式自由主义的自我意识

导言

第一篇 章太炎与戴震论述的开启

第一章 批判的汉学与汉学的批判

第二章 戴学在清学中的地位认定

第三章 作为清学中坚的戴学系统

第二篇 梁启超与戴震论述的诞生

第四章 戴震学的诞生

第五章 梁启超戴震研究的方法与特色

第六章 戴东原的哲学

第三篇 胡适与戴震论述的典范

第七章 从批判传统到新诠国故

第八章 戴震“新哲学”的历史基础：反玄学运动

第九章 戴震“新哲学”的内涵：道论、性论、理论

结语

附录：清代思想史“研究典范”的形成、特质与义涵

前言

梁启超与胡适的“理学反动说”  

钱穆的“每转益进说”  

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  

结论  

参考文献

章太炎思想的基本特征

就内容来看，章太炎的学术基本上是由四种成分所组成：小学、佛学、民族主义史学，以及古文经学[2]。这四种成分又可以简化为两类：就对照印度佛学而言，小学、民族主义史学与古文经学等三项，都算是清末从日本引进中国的、带有文化民族主义意味的时髦术语“国学”的范畴[3]。但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以“国学大师”为世人所知晓的章太炎，其思想系统的核心并非所谓的“国学”。在这一点上，于学术思想上与章氏取径立异的钱宾四便坚定地认为，章太炎为人所乐道的“国学”部分，其实只是其学术思想系统的“旁面”；在钱氏看来，太炎学术系统的“正面”要属佛学[1]。钱氏这种见解在稍后的研究中得到回响，例如晚近的章太炎思想研究者多半同意，大乘佛学——更精确地说是唯识学——深远地左右了他的世界观[2]。

作为“国学大师”的章太炎的思想，在诸多方面表现着与他这一不凡的封号互相冲突的奇特现象。关于章氏思想性格的冲突面，这里可以用三点来作简略地说明，首先是他崇扬国故而又不满国学的特点。章氏虽然以实际行动支持当时文化民族主义倡导者——《国粹学报》(1905—1912)的作者们——的基本理念[3]，并因此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被视为阐扬国学的主要领袖[4]，但是在代表着他表达对国故见解的重要论著像《□书》、《检论》与《国故论衡》等，都表现着对儒学——尤其是以程朱所代表的正统儒学——的强烈批判或甚至否定的风格。

第二，他弘扬西学而又不满西学的特征。就这点来看，最极端的例子莫过于他在“进化论”的态度上。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青年，甚少能免于严复所介绍的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的影响，受到19世纪末叶之“新学”所熏陶的章氏，在他的论著中也多处闪烁着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优胜劣败”(survival of the fittest)的见解，例如他在检讨中国的族制问题时便曾经这么说道：“五帝之民，何为而皆绝其祀也?是无他，夫自然之洮(淘)汰与人为之洮汰，优者必胜，而劣者必败。”[1]这里他结合了生物学家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物竞天择”(natural selection)的概念与哲学家斯宾塞的演化理论(the—ory of evolution)，来解释中国种族的兴衰。又例如他在讨论人类历史演变的《原变》这篇论文中也曾如此说过：“竞以器，竞以礼，昔之有用者，皆今之无用者。……竞以礼，竞以形，昔之有用者，皆今之无用者。……”[2]这里他也是用“物竞天择”的理念，来解释中国古代文化史中礼、器与形的发展和变迁。像这一类表现着自己为进化论的积极信仰者，在章太炎的其他著作里还可以找到很多[3]。但奇特的是，在青壮之际所完成的那篇《俱分进化论》(1906)论文，他却从道德的观点得到“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这样的见解，以打击进化论作为人世之普遍公理的权威[4]。另外在两年后所发表的、代表章太炎自己主要思想特征的那篇著名论文《四惑论》(1908)，他仍然尖锐地批判进化论是“眩惑失情，不由诚谛”；从佛学的角度出发，章氏得到“进化是一种幻象”这样的观点，并由此观点严厉地批判“进化”这一观念：“所谓进者，本由根识迷妄所成，而非实有此进。”[1]近乎全面性地否定进化论的价值。

第三是他“外儒内佛”的学术特征。章太炎除了以激烈的政治主张赢得世俗的声名之外，他在学术界的声望，则主要是以对中国传统经典的博学多闻为人所敬重；他的门生从其习艺，也多半以小学、文章、经史等他青年时期在杭州汉学重镇“诂经精舍”中所研习的领域为主。但奇特的是，他这一“国学大师”的表象与他的学说核心——佛学——不相契。我们从强烈地代表着章太炎思想风格的两篇重要论文《五无论》(1907)与《四惑论》来看，不论是阐扬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与无世界的“五无理论”，或者是批判公理、进化、唯物与自然等四种观念的“四惑论”[2]，都不难闻嗅出浓厚的佛学的气味，尽管太炎终其一生既非一佛徒，也非一居士。  上述极其粗略的勾勒，并非欲对章太炎复杂的思想作一全面性的论断，这里的用意是，对章氏主要思想特征的认识，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他在阐释戴震这一清代考据学的中坚时，是出于何种思想背景下所作的论断[3]。

                    P5-8

中国式自由主义的自我意识

由于历史已不再能阐明未来，人类的心灵在黑暗中徘徊。  

——托克维尔

2001年8月丘为君教授来香港中文大学参加“中国近现代思想的演变”学术研讨会，知悉我正在做有关戴震哲学与中国式自由主义之间关系的研究。为君兄告诉我，他写作多年的著作《戴震学的形成——知识论述在近代中国的诞生》即将出版，希望我为该书作序。我认为，为君兄将戴震与中国近代学术体系相联系，并以戴震学的形成作为知识论述在近代中国诞生之标志，这是极为重要的论断，值得思想史研究者重视。

今天一谈起戴震在中国近现代思想中的位置，学术界常常是处于一种自相矛盾、令人难堪的地位。众所周知，戴震是在儒学内部最早发现“以理杀人”的思想家，从而成为五四反传统、肯定个人欲望和权利的先驱者；但另一方面戴震又是乾嘉考据学代表人物。当他穷毕生精力考证经典时，西方已开始科学革命，知识体系迅速现代化。而一般认为，乾嘉之学的兴起使清代学术陷于远离自然和社会的琐碎考证，无疑对中国近代知识的形成具有负面的作用。戴震集启蒙先驱和考据经师于一身，形成如此大的反差，使得某些思想史研究者不得不将戴震的考证和他的义理观互相割裂开来。这样一来，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现代化，似乎就和清代思想没有什 么关系。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完全被视为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过程。

2000年我与刘青峰，周昌龙、张寿安夫妇和王靖宇教授合作，开始探讨有关自由主义的中国本土资源问题。我和青峰研究的题目是比较戴震哲学的理念型(Ideal Type)和胡适的实验哲学。当时，引起我们做这项研究的是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作为五四自由主义代表人物胡适会对乾嘉考据大师戴震有终生不渝的兴趣?我们写了一篇论文来探讨这一问题，并得到两个有点意外的结论：第一，戴震之所以能提出纲常名教“以理杀人”的论断，是由于他持有一种类似于西方唯名论式的方法论。他认为唯有个体或具体的陈述才是真实的，任何普遍的规则，包括纲常名教都只是名，它们之所以正确，无非是反映一个个具体案例的共性罢了。这样，戴震虽然并不反对儒家伦理，但坚持任何伦理原则必须从具体个案中抽出；当用普遍的伦理原则去扼杀人自然的感情、否定具体情景中可以理解的行为时，就可以“以理杀人”。第二，胡适的实验主义真理观表面上来自杜威，但在本质上却是戴震哲学的翻版。

表面上看，戴震建立的考据学知识体系似乎和他的新义理观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将其提高到终极关怀层面来分析，则发现两者恰恰是同一心灵的表现。戴震意识到，唯有个体和具体的陈述才是真实的，这意味着某种有现代意识之心灵在中国文化中的涌现。但与此同时，我们切不可忘记中国文化是以道德为终极关怀，道德背后的基础是常识。一旦抽象、普遍的理不再存在，那么为了理解什么是道德，就必须把修身转化为一种“求知”和“去蔽” 的考证活动。这与17世纪新教徒不同，他们是去发现足以证明上帝全能之新奇的宇宙规律。换言之，戴震一辈子建立起来的庞大的考证知识体系，只是在常识理性支配下崇尚个体为真实、追求道 德活动的结果。胡适思想模式与戴震的同构的意义更不寻常，两者的同构似乎表明：戴震式的视个体和个别陈述为真实的方法是五四后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方自由主义之前提。也就是说，五四新知识分子也往往同样持常识自然观并以道德为终极关怀。这样，在他接受西方现代知识体系时，并不妨碍其知识活动仍遵循类似于戴震的典范。换言之，如果戴震视个体为真实是中国式自由主义的本土资源，那么清代考据学也可以视为中国近代知识论述的源头。

我们说，戴震的心灵和学术活动具有某种现代色彩，绝不是说中国现代知识体系和自由主义是从这一源头发展出来的。无论现代自然科学、社会人文科学，还是个人权利、民主共和观念，均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所谓中国式自由主义将戴震哲学作为自己的本土资源，其准确含义是指当五四后知识分子接受西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并以学术作为终极关怀时，他们会发现自己心灵和戴震存在着同构性。这样一来，中国近代知识之诞生和中国式自由主义的形成是同步的，而且所谓中国近代知识体系，并非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主体，而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知识活动的某种特殊典范。这一典范之成熟和戴震学的形成关系密切。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戴震学如何形成，是追踪中国式自由主义心灵在西方冲击下产生之过程，它对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研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我认为，这正是为君兄的这本新作《戴震学的形成——知识论述在近代中国的诞生》的意义所在，它为中国近代知识论述之诞生与思想转型提供了新的视角。众所周知，对戴震的介绍、研究和推崇主要是通过章太炎、梁启超和胡适三个人的工作来实现的。但为什么恰恰是他们三人?章太炎、梁启超、胡适各对戴震学的形成作出了怎么样的贡献?戴震学形成的思想史的含义又是什么?为君兄用富有说服力的证据指出，戴震学的凸现意味着知识论述在近代中国的诞生，而章、梁、胡三人正好代表了戴震学形成必须经历的三个阶段。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章太炎有多重角色，首先他作为古文经学大师，也是清代考据学的传人，深知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知识体系绝非支离破碎，而是存在着自身的意义结构的。其次章太炎是唯识论最深刻的论述者和倡导者。唯识论视社会组织、群体为虚幻，使得章太炎是晚清最早的个体主义者。事实上，也正是这两个思想史因素使得章太炎成为戴震学的开启者。

如果说章太炎注意戴震是由于某种思想倾向上的巧合——对考据意义结构的了解和唯识论的个体主义，那么梁启超对戴震之重视则代表了对自由主义中国本土资源的意识。为君兄十分深刻地指出，梁启超是在他生命最后十年才认识到戴震学的重要性，这是梁启超政治生涯失败转而以学术为志业的结果。梁启超与严复同为西方自由主义的最早介绍者，但他在政治哲学甚至思想方法上，从未认同过唯名论，也不是一个个体主义者。何况作为康有为的学生，从事今文经学的早期经历而使得梁启超不太能理解戴震考据系统的意义结构。那么，为什么梁会在新文化运动后期推崇戴震，并成为促使戴学在中国诞生的第一人呢?正如为君兄所指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梁启超发现戴震追求知识之方法和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科学精神相合。梁启超已经感受到，五四后一个自由主义者如果以学术为志业，那么戴震和相应知识体系是不可忽略的中国传统。

梁启超虽然可以视为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者，也是戴震学的催生者，但梁启超的思维模式不能代表五四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的学术活动典范也与戴震不同。真正与戴震心灵同构的现代知识分子是胡适。胡适在成为五四时自由主义代言人之前，并没有读过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但胡适一看到此书，就被其吸引，认定戴学是中国新时代科学的哲学之源头，并从此一生为捍卫戴震在中国学术界地位和道德形象而奋斗。正因为他的提倡，确立了戴震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不可动摇的地位。为君兄详细讨论了胡适对戴震新义理观及研究方法的论述。我认为这一论述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中国式自由主义的成熟和自我意识之呈现；第二，正因为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考据之学只是崇尚个体的心灵在常识理性限定下从事学术之结果，那么类似的知识论述一旦诞生，并不会随着社会现代转型而终结。事实上，无论是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还是1920年代末中国式自由主义者转向纯学术而发起的古史辨运动，不是戴震知识体系之现代继续吗?

必须指出的是，上述看法只是我阅读为君兄著作的心得，绝不能用它来代表这部著作复杂而深入的内容。我只是想用此来凸现这本书的重要性。为君兄和我谈起戴震学的研究，常感慨今天的学人因该题目过专过窄而轻视它，甚至认为与现代毫不相关。我对此深有同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思想史上，人类越是陷入某种思想典范之时，对这种典范之起源则越不感兴趣。今天随着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凸现，不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陷于戴震式的学术研究吗?至今我仍记得与为君兄谈话时的情景，悠扬的上课钟声阵阵传来，在相思树林的上空回响。不知何故，我心头涌起一种难言的伤感，已经多少年没有听到这种钟声了。思想史研究者是以思想的兴起和演变作为学术研究的人。在戴震的时代，道德真理和历史终极意义尚未解构，以求知为终极关怀的个人主义心灵虽然紧张，但还不至于陷于空虚和绝望。而今天自由知识分子出于对社会发展规律之否定，不得不在越来越琐碎的知识追求中消耗生命。这时追溯戴震学的形成确实是意味深长的。它使我想起梅瑞慈寇夫斯基(D．Merezhkovskii)在《先行者》中的诗句：  

“这里是一位醒得太早的人，当时四周幽暗，万物皆在沉睡。”

它不仅属于戴震，也属于今天不甘于沦为细微琐碎知识追求之思想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