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偏好文化植根于传统的父系家族制度和嫁娶婚姻形式，并在长期的低生育率条件下导致了出生性别比和女孩死亡水平异常偏高，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人口社会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低生育率下没有儿子家庭比例的不断增长，农村社会对招赘婚姻的需求将大大提高，招赘婚姻的社会人口影响将日益显现。根据对陕西三原县、略阳县和湖北松滋县的调查数据，本书系统研究了招赘婚姻及其社会人口后果。研究发现，招赘婚姻的流行带来了两性相对平等的家庭体系和婚育文化，在根本上弱化了男孩偏好，招赘婚姻有利于稳定低生育率、降低出生性别比、改善女性生存环境、缓解没有儿子的老人养老困难。本书的研究和发现有利于全面认识当代中国农村的招赘婚姻及其人口社会影响、揭示了男孩偏好文化的传播和演化，描绘了中国农村婚姻家庭制度的变迁，为低生育率下解决与男孩偏好相关的人口与社会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契机。

本书根据对陕西三原和略阳县、以及湖北松滋县的5000余对夫妻的问卷调查数据、以及5次参与式集体访谈和7个招赘婚姻家庭的个人深度访谈资料，利用质性研究方法及多种统计分析方法，系统定量地研究了招赘婚姻及其社会人口后果，并应用居于国际前沿的文化传播演化理论，对中国农村的婚姻形式、男孩偏好文化传播和演化、及其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发现，招赘婚姻的流行带来了两性相对平等的家庭体系和婚育文化，在根本上弱化了男孩偏好，招赘婚姻有利于稳定低生育率、降低出生性别比、改善女孩和妇女的生活环境、缓解老龄化背景下没有儿子老人的养老困难。

本书以翔实的资料、精心的构思、严谨的分析、晓畅的文笔，深入探讨了当代中国农村招赘婚姻的现状、人口社会影响和历史命运，展示了这一长期遭人歧视、且未被关注的少数族群的生存现状，以及神秘的、拥有特殊婚俗的汉族农村社区。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个案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当代汉族农村地区招赘婚姻夫妻的喜怒哀乐，一系列严肃的统计分析和模型仿真则为本书结论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本书的研究和发现有利于全面认识当代中国农村的招赘婚姻及其人口社会影响、揭示了男孩偏好文化的传播和演化，描绘了中国农村婚姻家庭制度的变迁，为低生育率下解决与男孩偏好相关的人口与社会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契机，对政府进行相应的政策研究与实践、促进中国人口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序　蒋正华 / 1

研究提要 / 1

　　一历史与现实 / 2

　　二相关研究评述 / 3

　　三调查数据和研究方法 / 4

　　四现状 / 7

　　五人口与社会后果 / 11

　　六前景 / 25

　　七结论与展望 / 26

Research Summary / 1

　　Origin and Current Situation / 2

　　Overview of Literature / 5

　　Data and Methods / 7

　　Uxorilocal Marriages in Three Counties / 15

　　Consequences / 22

　　Future / 43

　　Conclusion / 44

　　References / 46

第一章　引　言 /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1

　　第二节　中国社会的招赘婚姻：起源与演变 / 7

第二章　国内外研究评述 / 14

　　第一节　对招赘婚姻本身的研究 / 14

　　第二节　对招赘婚姻人口社会影响的研究 / 19

　　第三节　小结与展望 / 38

第三章　研究设计 / 41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研究目标 / 41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42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45

第四章　样本选择和数据采集 / 55

　　第一节　调查与调查地 / 55

　　第二节　抽样调查 / 60

　　第三节　组访和个访 / 65

第五章　招赘婚姻的现状 / 72

　　第一节　分布 / 72

　　第二节　核心内容 / 75

　　第三节　特点 / 80

　　第四节　形成原因 / 92

　　第五节　决定因素 / 99

　　第六节　文化传播 / 119

第六章　招赘婚姻与婚育 / 132

　　第一节　初婚年龄 / 132

　　第二节　生育观念 / 146

　　第三节　生育水平 / 153

　　第四节　生育间隔 / 161

　　第五节　男孩偏好 / 171

第七章　婚姻形式与男孩偏好文化传播 / 181

　　第一节　男孩偏好与出生性别比 / 181

　　第二节　男孩偏好文化传播人口模型的建立 / 188

　　第三节　男孩偏好文化传播人口模型的应用 / 191

　　第四节　对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仿真 / 200

第八章　招赘婚姻、代际关系与居住安排 / 209

　　第一节　代际关系 / 209

　　第二节　居住安排 / 217

第九章　招赘婚姻与家庭养老 / 241

　　第一　节养老支持的可能性和类型 / 241

　　第二　节家庭养老支持的三个方面 / 245

　　第三　节讨论 / 260

第十章　结　语 / 263

　　第一节　招赘婚姻面临的挑战和未来 / 263

　　第二节　男孩偏好文化的改变与新婚育文化的传播 / 266

　　第三节　性别歧视与整体促进策略 / 279

　　第四节　总结与展望 / 284

参考文献 / 294

附　录 / 317

　　附录1　户调查问卷 / 317

　　附录2　社区调查问卷 / 331

　　附录3　男孩偏好文化传播理论模型 / 337

后　记 / 363

在望门居阶段，女方长住本氏族内，组成母系大家庭，男方入女方氏族偶居，且同居关系极为松散，男女双方以性结合为目的，不影响母系家族的血缘关系和经济关系。而在从妻居阶段，丈夫从妻居住，但还不算是妻子方氏族的成员，子女也不归父亲的氏族，父亲也没有抚养子女的义务，但从整体上说，人类缔结婚姻的条件都已具备，手续和仪式也趋齐全，只不过采取了“男嫁女娶”的方式。在对偶婚制后期，相对于单一母系血缘，以双重血缘为特征的双系家庭开始出现，它使女子离开自己的亲族，以妻的身份与男方共同承担家庭义务，构成母系制度因婚姻而破裂的基本因素，人类的婚姻形态开始由对偶婚向一夫多妻或一夫一妻过渡。由于男子在生产中的作用日益重要，社会地位逐步提高，男性希望“保存和继承财产”的强烈愿望要求实行男娶女嫁，把财产按父系继承下去，决定了在典型的母系氏族中出现男娶现象的历史必然性，由此，人们的居住模式也由“从妻居”渐渐向“从夫居”转变。对此，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父权的萌芽是随对偶制家族一同产生的，父权随着新家族越来越有一夫一妻制特性而发展起来，当财富开始积累而且希望把财富传给子女的想法导致把世系由女系过渡到男系时，这时便第一次奠定了父权的坚固基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不仅带来更多的财富，也对旧的社会结构形成了威胁，必然导致新的婚姻关系的建立(黄大宏，1999)。

自从夫居开始，订婚结婚的一系列仪式逐渐形成，禁忌也应运而生，如要求妻子严守贞操，以求孩子为其亲生，而且规定子女从父而不再从母，妻子从夫而不再是丈夫从妻，妻子已成为丈夫氏族的一员，在财产继承方面，一般都是子女同时继承父母的财产。但是，从夫居形态终究还只是一种雏形，如从夫居中有“不落夫家”习俗，即丈夫在刚结婚时必须在妻子的娘家居住、劳役数年，或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并长大后，妻子才随丈夫回家并长期居住，它充分地体现了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的过渡阶段父权与母权的斗争。从夫居中尚有残留的母权，男女关系较平等，它与一夫一妻制还有着较大差别，这主要表现在：首先，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要紧固得多，因为妻子受到丈夫的绝对统治，被剥夺了离婚自由；其次，一夫一妻制中妻子结婚时即嫁到夫家，原来那种“不落夫家”的习俗被取消；再次，一夫一妻制形成后，子女已完全从属于父亲，也只继承父亲的财产(何军新，1999)。

P8

进入21世纪，中国人口面临着一系列重大课题的挑战，如继续控制人口总量，降低出生性别比和女婴死亡率的异常偏高，应对日益加快的人口老龄化，减少出生缺陷，控制艾滋病，提高生殖健康水平，调整无序的城乡人口流动，确保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等。20世纪以来，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各国政府的共同追求，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2004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会议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对指导人口工作的重要意义。我国目前人口问题的现状，要求国家人口战略从单纯的人口数量控制转向人口结构与质量的控制，并在工作方法上体现“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偏高的出生性别比和女孩死亡水平是男孩偏好的直接反映，不但意味着女性出生权和生存权遭到了侵害，也反映出妇女相对较低的社会地位，这将导致日益严重的人口性别结构失调，引发众多的人口与社会问题。

中国的社会发展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而国际社会日益关注人类发展指数（HDI）和性别发展指数（GDI）等所代表的社会发展水平。世界银行资料表明，200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08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6位，但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的世界排名仅为第104名。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由于贫困以及现实中在教育、就业和发展等方面存在的社会性别差异，使女性在资源的享有和利用、经济机会、权利和政治言论等方面与男性存在着巨大差距。女性承受着这种不平等的最大和最直接的代价，这种代价最终将危害全体居民的福利，从而阻碍社会发展。反映妇女发展状况的性别指标，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的重要尺度，中国性别发展指数的世界排名仅居83位。促进妇女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广泛参与，提高妇女地位，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也是1980年代以来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的共识，它充分体现在1994年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和1995年北京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行动纲领、2001年《世界银行性别主流化的计划书》中。根据欧盟的相关研究，女性的社会经济参与度在一定程度上是欧盟社会经济发展的“指示器”。准确、完整、系统化的性别统计资料和反映妇女发展状况的性别指标，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的重要尺度。中国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也制定了努力目标，如2000年江泽民主席参加的国际社会首脑人物千年峰会，将社会性别、妇女儿童的各种指标纳入千年目标，《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则提出推动妇女充分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使男女平等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领域进一步得到实现的总目标。但是，这些努力才刚刚开始，需要切实可行的措施才能奏效。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男孩偏好是一个比较普遍的文化现象，存在于世界各国的不同发展阶段，并不是中国社会所特有的文化特征。目前，男孩偏好在东亚一些国家例如韩国和中国，南亚一些国家例如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以及中东的一些国家表现更为突出。中国历史上一直实行严格的父系家族制度，嫁娶婚姻几乎成为汉族农村地区唯一的婚姻形式，这决定了农村人口在家庭内部权力结构上的“父权”和“夫权”，姓氏传承和养老方面的“父系”，以及居住安排上的“从夫居”，这渗透在数以亿计的农村家庭的真实生活中，直接导致了传统文化中的男孩偏好。虽然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在男女平等方面做出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使传统的婚姻家庭制度有了一定改变，但父系家族制度的根本要素并没有发生多大的改变，致使男孩偏好在长期的低生育率条件下诱发出出生性别比的持续上升和女孩死亡水平的相对偏高，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人口与社会问题。男孩偏好文化的顽固性，使得国家稳定低生育率、降低出生性别比和女婴死亡率的异常偏高、提高妇女地位的举措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人们的婚育观念与政策要求依然存在一定差距，要通过“以人为本”的工作方式达到政策目标，需要找寻有效的治本之途。家族制度、婚姻形式和男孩偏好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因此，研究婚姻家庭制度、婚育文化及其人口社会影响，以及通过社区发展来建设与传播社会主义新型婚育文化，与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努力方向一致，它对于解决21世纪中国将面临的一些重大的人口与社会问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招赘婚姻（“男到女家落户”婚姻形式）在消除社会性别差异、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中有积极作用。这种婚姻形式有利于稳定低生育率、降低男孩偏好和出生性别比，改善女孩和妇女的生存环境，缓解性别比失调带来的婚姻挤压，解决中国农村有女无儿老人的养老困难，提高妇女地位，因此在中国农村推广招赘婚姻十分有益。由于招赘婚姻非常少见，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再加上相关数据的严重缺乏，致使学术界缺乏对招赘婚姻本身及其社会人口学后果的系统研究，研究内容和深度也很有限；同时，对导致高出生性别比的男孩偏好根源的研究不够系统和深入，特别是对男孩偏好演化的动态机制和它对出生性别比的定量影响等，缺少全面的分析；在中国农村推广招赘婚姻的可行性也有待于研究。系统研究招赘婚姻及其人口社会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在中国农村推广的条件，促进婚姻家庭领域的社会性别意识，有利于传统婚育观念向社会性别公平的婚育观念的转变，发挥对中国农村社会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1980年代末以来，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和斯坦福大学人口与资源研究所，在研究中国的人口问题方面进行了长期的学术合作，两个所的研究人员定期进行互访，合作完成了一系列的研究项目。本书是他们近年来合作研究“中国农村性别偏好生育文化的传播与政策分析”和“中国农村婚姻形式与养老研究”课题的最终研究成果。本书的作者长期从事中国人口问题、特别是以社会性别为核心的现实人口社会问题的研究，具有丰富的社会调查经验和较高的学术造诣。近年来，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的朱楚珠和李树茁教授等，在改善女孩生存环境的系统研究和社会干预系统工程的设计、实施与推广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直接推动了全国开展的“关爱女孩行动”。斯坦福大学人口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费尔德曼教授，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的人口生物学家，于20世纪70年代创立了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化传播和演化模型”与“基因-文化双演化模型”，并曾经多次访问中国，深入城市和农村，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实地考察中国的人口发展和环境保护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感性认识。这些都为本研究项目的完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本书就是他们围绕“社会性别”问题的另一重要研究内容，研究成果将为政府推广招赘婚姻、降低男孩偏好和倡导女儿提供家庭养老提供重要的政策依据。

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在陕西三原县、略阳县和湖北省松滋县，完成的有关男孩偏好文化传播、婚姻形式以及家庭养老的抽样调查数据，本书的作者结合统计分析方法和社会人类学的质性研究方法，对招赘婚姻本身及其社会人口学后果进行了系统地研究，并引入学术上居于国际前沿的、由费尔德曼教授等人创立的文化传播理论和模型，按照新的思路研究中国农村男孩偏好的传播、演化、对出生性别比的定量影响，以及招赘婚姻形式和男孩偏好文化的关系，得到了一系列全新和重要的结果。作者提出的利用社区发展来促进新型婚育文化和招赘婚姻在农村传播的思路，以及旨在降低性别歧视的整体策略框架，对于长期内在农村社区减少乃至根除男孩偏好文化，提高妇女地位，加快农村社会婚姻家庭制度的现代化进程，促进中国人口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中国农村的婚姻家庭制度和男孩偏好文化既是历史的缩影，又是当前农村一些社会经济问题的反映，需要全社会作出长期的努力，本书在学术和实践两个方面都有重要价值。希望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和斯坦福大学人口与资源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对中国农村婚姻家庭制度及其男孩偏好文化传播进行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形成更具规律性和可操作性的成果，为降低男孩偏好和出生性别比，解决相应的人口与社会问题作出新的贡献。

  蒋正华

2005年12月于北京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和斯坦福大学人口与资源研究所，自1980年代末以来就建立了长期的学术合作关系，完成了很多研究项目。本书是两所近年来合作研究“中国农村性别偏好生育文化的传播与政策分析”和“中国农村婚姻形式与养老研究”课题的最终研究成果。1999年以来，我们在本研究方向共发表中英文论文和研究报告20余篇、博士学位论文l篇，研究成果在国内外许多学术会议上交流。本书就是在已发表论文的基础上，结合其他研究资料撰写而成的。

1995年，我们在陕西省略阳县的调查中发现，当地的出生性别比在全国出现的大范围的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条件下，依然维持在正常水平；同时，当地的婚姻习俗非常特别，招赘婚姻与嫁娶婚姻均被广泛接受和实行，招赘婚姻比例非常高。婚姻形式与男孩偏好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呢?如果两者之间有联系，又存在怎样的作用机制呢?如果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将对根本解决中国普遍存在的与男孩偏好有关的人口与社会问题具有积极意义。于是，我们决定对陕西省略阳县进行调查和研究。为了深入研究招赘婚姻与男孩偏好的关系，需要与绝大部分农村地区流行的嫁娶婚姻进行对比研究，分析招赘婚姻与嫁娶婚姻在本质特征、决定因素、文化传播及其对男孩偏好影响方面的差别。为此，我们选取了陕西省三原县为调查地。三原县是典型的北方汉族农村的代表，招赘婚姻非常少见，是研究略阳县招赘婚姻的理想比较对象。经过2年多的准备，我们于1997年组织了对陕西省略阳县和三原县的社会调查。由于略阳县历史上曾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再加上地处深山，其招赘婚姻的形成有很大的特殊性，必然会影响研究结果的普遍性。因此，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我们又选取了湖北省松滋县作为调查地，并于2000年进行了实地调查。湖北省松滋县与陕西省略阳县一样，嫁娶婚姻和招赘婚姻都被广泛接受和实行，但该地区在历史上没有少数民族影响，交通条件也比较便利，是典型的南方汉族农村的代表。由于中国农村男孩偏好文化与中国传统的“养儿防老”的养老模式密切相关，为了研究婚姻形式对家庭养老模式的影响，在2000年对湖北省松滋县的调查中，在原有调查问卷基础上又加入了家庭养老的内容。陕西省略阳县、三原县和湖北省松滋县的调查为全面考察当代中国农村的招赘婚姻及其人口社会影响创造了条件。

1996～1999年的“中国农村性别偏好生育文化的传播与政策分析”课题，为与斯坦福大学的合作研究项目，同时受美国老年研究基金(NIA)和西安交通大学1999年重点国际合作科研项目的资助；2000—2001年的“中国农村婚姻形式与养老研究”，同样是与斯坦福大学的合作研究项目，受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项目资助。同时，“婚姻形式与人口社会后果的系统分析”的研究方向，还是2003～2006年西安交通大学211工程重点研究项目“管理创新”的子项目“复杂环境下的人口与社会政策创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在两次调查过程中，陕西省人口和计生委、汉中市和咸阳市人口和计生委，以及湖北省和松滋市人口和计生委都给予了大力支持；三个调查地的一些农民和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的一些研究生直接参与了调查。没有他们的指导、帮助和艰苦的努力，调查将很难进行，我们也不可能收集到如此丰富和珍贵的第一手数据。本书的出版受西安交通大学出版基金和美国斯坦福大学CDEHA中心的资助。在课题的最终成果面世之际，我们谨此向所有直接和间接帮助过我们的组织和个人表示衷心地感谢!

李树茁、靳小怡、[美]费尔德曼、[加]李南、朱楚珠

2005年12月于西安交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