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炯强教授196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先后在中国社科院、中国科技大学、浙江大学等单位任教、工作，系原杭州大学外语系英语教研室主任、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他翻译并研究大量西方名家，著作、出版专著20余部，15次出国讲学，为中西方文学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花间掠影》收录了作者曾发表的论文及一些序、跋等文章，共32篇，30余万字，文笔优美，手法抒情，有较强的可读性。

本书是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朱炯强教授的论文选。全书共分英国文学、美国文学、澳大利亚文学、艺苑撷英、花絮数片等五个部分。

本书的主要特点有：以作品为基础剖析作品的内涵，反映时代背景，探析创作技巧，评述艺术手法；涉及面广，包括了如济慈、哈代、劳伦斯、海明威、弗罗斯特、凯瑟、怀特等近20位文学大师及他们的作品；文笔优美，手法抒情，融理论于字里行间，不露斧凿；图文并茂，收录了数十张作者在国外讲学和访问时的珍贵照片。

本书的主要读者对象为：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和英语语言文学爱好者及备考海外大学的考生。

前言

英国文学

露珠培育出来的鲜花——论济慈及其诗歌创作

追求理想美的光辉诗篇——解读《夜莺颂》和《希腊古瓮颂》 附译诗

一曲礼赞大自然的亘古绝唱——谈《秋颂》的艺术魅力 附译诗

哈代诗初析

爱之愈真，恨之愈深——论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

J·B·普里斯特利和他的《好伙伴》

英国文学的一代宗师——托马斯·哈代

康拉德——英国文坛上的奇才

20世纪英国的语言大师——D·H·劳伦斯

美国文学

一篇充分体现海明威艺术风格和创作特色的小小说——读海明威的《桥畔的老人》 附译文

朴素，特定社会条件下的特殊魅力——谈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歌

借题发挥的佳例——荐塞尔玛·拉格洛芙的《日蚀》 附译文

一位崇尚精神美的伟大的女作家——纪念薇拉·凯瑟逝世40周年

抹上传奇色彩的乡情——简析薇拉·凯瑟的《神峰》附译文

一部美国的《官场现形记》——亨利·亚当斯的《民主》

论薇拉·凯瑟及其创作

论西格尔及其爱情小说

澳大利亚文学

剖析灵魂的手术刀——从《风暴眼》看怀特的写作特色

一部选编独特的短篇小说选——评《短篇小说·景色》

澳大利亚文学的里程碑——帕特里克·怀特 附授奖词

怀特获诺贝尔文学奖前后

当代澳大利亚文学——一种正在蓬勃兴起的亚太文化 附布·帕斯科序

南太平洋上空星光璀璨——简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散文

艺苑撷英

郑晓沧先生和《小妇人》等教育系列小说

《色彩斑斓的外国节日》序

《托马斯·哈代研究》序

《遭遇边缘情境：西方文学经典的另类阐释》序

《英美文学研究新视野》序

花絮数片

“当代欧美小说创作技巧讨论会”略叙

难忘的1989年7月21日

韩素音的中国心

在瑞士访问韩素音女士

附录

复旦学子

后记

天才的童年

济慈出身低微，家道清贫。他父亲托马斯·济慈原是伦敦北郊一家马厩的雇工，由于与马厩主的女儿相爱结婚，继承了丈母娘家的小小产业。1795年10月29日，约翰·济慈降生在这个和睦的家庭里。他母亲在兴奋之余，也不时为这个仅怀胎七个月的早产儿忧郁不安。她当时绝没有想到这个先天不足的孩子日后会成为一代诗人，名扬四海。

小济慈身材不大，但眉清目秀，很像他年轻漂亮的母亲。他天真活泼，富有表情，善于模仿，说话极有韵味，家里人都很喜欢他。

济慈的父亲只粗识文字，母亲又近似文盲，没有人向他灌输诗歌的韵律和音乐的节拍。但马厩附近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牧场，童年时代的济慈，喜欢在牧场上流连戏耍，观看大自然用它那绚丽的面笔给天地万物绘下的种种色彩，聆听百鸟悠扬悦耳的啼鸣。童年时代的济慈没有读过印刷的文字。却饱览了大自然展现在他眼前的画卷：没有听到过乐器上弹出的乐曲，却饱闻了风儿在宇宙问奏起的种种音响。优美的自然环境陶冶了这位未来诗人的情操，丰富了他的想象，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美的印象，美的魅力，美的感召。

济慈8岁时，父亲把他送到邻近的恩菲尔德镇上学。这所学校规模不大，当时只有七八十个学生，大多是商民的子女，学习和生活条件虽不优裕，却较一般的乡村学校好些。在大自然怀抱里长大的“野孩子”并不生来就嗜书如命的。开始时，他想家，思念父母和弟妹，怀念他经常出没玩耍的牧场、丛林，以至于夜不能寐，流泪啜泣。但他资质聪明，读书过目不忘，为人也慷慨大方，因此从校长、教师到一般学生都喜欢他。

不幸的是，从1804年到1819年之间，父亲、外祖父和母亲相继去世。这使济慈非常痛苦，也深感身负的重担。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年迈的外祖母和三个弟妹外，再没有别的亲人了。他成了这个家中年纪最大的男人。

这些沉重的打击也使他成了一个孜孜不倦的读书人。他利用了一切时间埋头读书，即使吃饭，也常常边吃边读。不多久，竞看完了学校图书馆里的全部藏书。所读之书，包罗万象，从历史、地理、哲学，到希腊罗马神话、荷马史诗、莎士比亚，都统统浏览了一遍。文学之窗向他洞开了。通过这个窗口，济慈看到了一个五光十色的神奇世界。在他后来的作品中，济慈喜欢用“洞开的窗口”作为比喻，来说明人不应该把自己禁锢在生活的小圈子里，而应该通过书本，扩大视野，在广袤的世界里寻找生活的理想和美的真谛。

他也刻苦攻读拉丁文和法文，试着翻译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记》。也就在这些岁月中，他读到了当时的进步作家李·亨特主办的《观察者》杂志，受到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

1811年，他被迫辍学，成了一名外科医生的学徒。他没有反对保护人为他选择的这一职业。在他看来，他是家里的“大人”，总该自食其力，挑起家庭里的重担；而他苦心攻读的拉丁文也可发挥作用。特别重要的是。他学医的那家诊所离恩菲尔德很近，可以经常回到母校，回到他那个读过书的天地，在书海中自由自在地遨游。P2-3

古稀之年，我总算走下了我深爱的讲台——整整站了42年又饱经风雨的神圣讲台。

常言道：雁过留声，人过留影。一向多愁善感的我。在此时刻，难免频频回首，追忆往事，心潮起伏中萌生了梳理一下笔墨的念头，打算先把我散发在国内外报刊上的文字，按其内容，汇编成册，拟出书三本。然后再写些回忆性文章。

第一本是文、论选。选取发表在国内一级及核心期刊上的论文及一些序、跋等文章，共32篇，约30万字。书名也许有些俗：《花间掠影》。在我心目中，文学就是一座让人心旷神怡的大花园，其间繁花似锦，芳草萋萋，每一位作家，每一篇佳作都是光彩夺目、香飘四溢的奇葩异草，只要进入其中，一种目不暇接和美不胜收之感就会油然而生。而我的这些文章只是我信步其间、流连忘返时的些许感受，仅是浮光掠影，故以此名之。

第二本是译文选。学界不少同仁是从我的译文知道我的。对文学翻译，我情有独钟。从《世界文学》等期刊上发表的短篇译作，到《风暴眼》等长篇小说，译了好几百万字。而这本选集只选录部分已发表的诗歌、散文和短篇小说，拟50—60万字。

第三本是英文选，选取我在国外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及国外讲学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上的讲稿。约15—20万字。

这三本书共约100万字。当然，第二、第三本书要等第一本问世后再整理。

萌生这一想法，缘由很多，这里简述两点。

一是回顾一下自己执教42年在科研方面的努力，有个交代。学海浩瀚，我的这些文字充其量也只是其中的一滴水。但希望从中能折射出原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外语学院英语国家文学研究史上的一鳞半爪，毕竟我曾是这一学科的带头人。

二是希望借此表达一点我对已故的复旦恩师们的缅怀之情。饮水思源，人之大本。没有杨岂深、齐燕谋、葛传桑、林同济等老师当年的坦诚传授，我哪能写出、译出这些文字。同时，也借此感谢众多的前辈、学长和亲朋好友长期来风里雨里对我的关怀、鼓励和帮助。

我写文章、搞翻译，大多结合教学，把英文讲稿变成汉语。也有不少是自娱、自乐，乃至自我慰藉的产物。寻根溯源，离不开我和我家的经历和遭遇。这里恕我赘言几句。

我初到人世，即遭日寇侵华，家乡沦陷，家业毁于战火，全家四散逃命。父母带我离乡背井，颠沛流离，避祸他乡。母亲上过大学(她的一位老师虞尔昌教授是已故的台湾大学著名学者，原台湾莎士比亚研究会会长)，为了糊口，开始了乡间执教，父母教诲中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我家已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只有读好书，才有你今后的立足之地。”可能正是这句言简意赅的话，和当时全家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景况，使我一生别无他好，只爱看书。从小学到中学，尽管在班上我年龄最小，个子最矮，但学业成绩，尤其是文、史，经常名列前茅，并爱好翻阅众多的文史经典乃至野史轶事，虽然一知半解、似懂非懂(这要感谢我们逃难他乡时的房东，他家藏书甚丰，并准我在他书房里夜读)。母亲带我接触的第一位词人是南唐后主李煜。凄凄切切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从小就流淌进了我的心田；而父亲在我初一国文课本扉页上所写的“勤、思、谦、诚乃立身之本”也始终镂刻在我的脑壁。这都影响了我此后的性格。  1949年家乡解放，正值我高中即将毕业，我跟随全班学长，怀着模糊的激情，报考华东军政大学(参军)。由于我长期营养不良，身体瘦弱，个子矮小，16岁的人尚是孩子，未被录取，直到1949年9月才由浙江省实业厅收录，被派到浙江省干部学校学习，在那里欢庆了新中国的诞生。

浙江干校毕业后，我先后在嘉兴专员公署等单位工作。1956年，为了响应“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又受到在上海执教英语的姨母影响，我考上了复旦大学外文系英国文学专业，重新开始了学生生涯。当年复旦外文系，名师荟萃，除上面提到过的外。教过我的还有戚叔含、杨必、刘德中、杨巩祚等大家。在这些名师的熏陶下。阅读了大量的英美文学作品，五年的大学生活，把我引进了英美文学的百花丛中，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以此为乐。并从此以此为生。我的大学毕业论文写了我当时最喜爱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

当然，我的爱好文学也深受两位同乡前辈的影响。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等诗篇令我欣然陶醉；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则教我如何玩味于意境。他们实际上也是我踏上文学之旅的引路人。

但我出的第一本书却是一本与文学毫无关系的语法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简明英语语法表解》。

1961年，我大学毕业，“反右”斗争的情景尚历历在目，心理上对教师这一职业又爱又怕，我没有留下来读研，而去了中国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从事当时心目中的安全港——文字翻译。但没有几天，我被调去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我心里明白，我母亲当时正蒙受着不白之冤，海外关系又复杂，不适宜在这样的研究机构任职。就这样，我还是当上了教师。而且在北京。

当时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直属中国科学院，是一所新型的大学。科学院的研究所与科大各系的完善结合是它的最大特色和优势。许多系主任都由相关研究所的所长担任，研究员和教师、教学与科研，融成了一体。而学生的素质也特别好，知识全面，勤奋好学，他们的英语水平与外语院校的同年级学生相比，也难分上下。由于他们是学科学的，逻辑思维的能力远胜一般学生。每次我去上课，既感动，也感到压力，因为我学的是文学，主宰它的是形象思维。为了满足同学们的求知欲望，我针对他们的特点，读了大量的国内外语法书，试用逻辑思维，比较、综合、归纳语言现象，用公式化的形式，化解英语语法，并写成详细的、一目了然的教案，以求学生触类旁通，便于阅读、理解。结果收效甚好，得到了学生和学校领导双方的赞扬和重视。于是我和同在科大任教的复旦老同学邹国凡合作。在教案的基础上，日以继夜地编写了后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简明英语语法表解》。这本原定在1966年出版的书，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尘封了14年，直到1980年才破尘而出，一版再版，还成了当时一些大学的英语语法教材或参考书。

科大的两年是难忘的两年，与学生亲密相处，教师间热诚共事，教学、科研带来的成就感。使我真正爱上了教师这一神圣的职业。

1963年，我依依不舍地告别科大，告别北京，调来了杭州。蒙郑晓沧先生厚爱，在浙江师范学院(现浙江师范大学)外语系任职。两年后，浙师院外语系与杭州大学外语系合并。从此开始了我在杭州大学及四校合并后的浙江大学执教的漫长生涯。

一到杭州，我就任教英语专业高年级的精读课。每篇课文几乎都是文学名篇，我既熟悉，又喜欢。为了显示自己的所好、所长，上课时，我总是旁征博引，从字里行间评析作者匠心独具的遣词造句，探究其修辞技巧，解读作品价值：从阐述其时代背景和作者当时的经历与构思，挖掘其深奥内涵，启发学生对文学的爱好，学生也确实欢迎。而为每篇课文所写的教案都很详细(这些教案我至今还保存着，整整～纸箱)。同时，我又根据讲稿，抒发讲台上未尽之语，用中文写下了多篇文章。但当时只是兴之所至，有感而发，信笔写来，自娱自乐，写完就堆放案头，空闲时，看一看，改一下，每改一个字，都会乐不可支，根本没有投稿发表的念头。

正当我步入这座文苑，以形象思维的乐趣开始仔细观察这些名花奇草，刚要发出感叹、赞美之声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作为一名任教于大学的知识分子，我势所必然地卷入其中。卷入之初，我虔诚地接受了“走白专道路”之类对我的批判。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对我的揭发批判也逐步升级，直至“国民党的潜伏特务”。因此，批斗、抄家、隔离审查等等都让我经历了。当然，我交代不出问题。这样折腾了一段时间后，不了了之地放我回自己宿舍“写交代”，在宿舍里也写不出材料，就干脆埋头书堆，看书，翻译，写写心得体会，借此自娱自乐，自我安慰。文革结束后，我在80年代初发表的文章和译文大多是那时所写的草稿，如关于济慈和海明威的文章和译文。可惜的是，文革前所写的一些，两次抄家后都已不知去向，再也无法回到我身边了。

“四人帮”粉碎，标志了文革这场浩劫的结束。我和我母亲都及时得到了“平反”。曾两度自杀未遂的母亲，得以安度晚年，终年93岁。母亲的“平反”也多少告慰了因母亲的冤案而自杀身亡的外祖母和当时年仅16岁的妹妹的在天之灵。  ，

文革后，我继续任教英语专业本科四年级的精读课、英美文学作品选读等课程。教学之余，继续忙于看书、写文章、搞翻译，也组织一些同事、学生和研究生参与些翻译等项目。从文革后到今天，我在国内外发表了80余篇文章，写了《跨世纪的文学巨人——哈代》(杭州大学出版社)等4部专著，译了(包括与徐人望等好友合作)《风暴眼》(漓江出版社)、《英美著名诗人传》(光明日报出版社)、《民主——一部关于美国的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等6部长篇小说，编译了《当代澳大利亚中短篇小说选》(浙江文艺出版社)、《哈代精选集》、《康拉德精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薇拉·凯瑟精选集》(燕山出版社)、《飞行组曲》(百花文艺出版社)等8部译文集。散发在文学报刊上的诗歌、散文、游记、短篇小说等等约70多篇。还为《20世纪外国文学大辞典》(译林出版社)、《外国文学名著赏析辞典》(浙江文艺出版社)等辞书写了数百条的作家和作品介绍。

1986年，杭州大学成立了由我负责的英语国家文学研究中心，目的是进一步拓展英美文学的研究领域，把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讲英语国家的文学也涵盖进来，使研究更富特色，也吻合一些国际学术团体和高等学府的研究现状，并借此把学术研究与国际交流联系起来。中心成立以后，先后与国外40余所大学及学术团体建立了交流关系，有的还发展成了校际关系，接待了相当数量的来访学者。我也10余次应邀出访、讲学，以文会友，如我对197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特里克·怀特的研究和对他作品的翻译介绍，引起了研究澳大利亚的学术界的关注。澳大利亚最权威的文学杂志《澳大利亚图书评论》(Australian Book Review)对我作了专访，并在该刊1991年第8期发表了对我的约稿《一种正在兴起的亚太文化——谈怀特和当代澳大利亚文学创作》(Patrick White and Australian Writing-Toward a New Asian Pacific Culture)。我不仅会见了怀特本人，还受到澳大利亚前总督尼尼安·斯蒂芬爵士的3次接见。

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我主要为研究生开设“英美诗歌”、“20世纪英美小说”和“英美文学名篇赏析与翻译”等课程，曾计划编一套按体裁分册的《英语国家文学作品选读》的教材，包括诗歌、散文、戏剧、传记、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节选)，共6卷8册，但种种难言之苦，令它中途夭折，成了我一大憾事。

1996年，杭州大学又建立了欧洲研究中心，以利全方位地开展对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研究，特别是与“欧共体”(“欧盟”的前身)建立实质性的联系。中心主任由杭大副校长徐辉教授兼任，相关院、系的领导参与，我被任命为副主任，主持工作。这一领域本可大有作为，与“欧共体”有关官员也建立了直接联系，并同意投入资金，把杭大列入该机构在中国建立欧洲研究基地中的一个。由于一些特殊的主客观原因。计划胎死腹中。这样的中心不同于上面提到的文学研究中心，没有资金，就难于运作、难有作为了，这也是我在杭大工作中的另一憾事。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不久直到2003年，我先后担任了浙江省和全国的政协委员。这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我内心非常感动，决心按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宗旨履行好职责。我除了认真参加各种会议、积极发表意见外。把“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作为一名委员的具体任务，特别是后者。因此，我把自己定位在努力反映社情民意上，按照党和国家的政策及建立和谐社会的高度，除了准备好每年政协会议上的提案，还写了相当数量反映社情民意的具体材料，以求得到有关部门和领导的重视和关注，如有关教育体制改革、城市里的农民工、海外侨团及留学生工作和综合开发利用及保护海洋资源等等方面。均有所涉及。这些提案和材料有些被新闻媒体转发，有的得到了包括原浙江省省长及其他有关领导的批示，成了相关部门决策时的参考。因此，我从1997年始，连续6年荣获浙江省政协颁发的“反映社情民意积极分子”等称号。

要尽到一名政协委员的职责，确也不易。以反映社情民意为例，首先要有心谛听民声，把平时的所见所闻和周围人群的所思所想及他们关心的焦点、热点，进行思考、梳理和筛选，做些调查研究，再提出改进或实施的建议和设想，写成经过推敲的文字。只有这样。才能起到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作用。这些工作势必要转移我平时花在科研上的时光，减少科研成果，但我认为这是值得的，也是应该的。

现在，再谈一下《花间掠影》。

上面提到，书中的许多文章是结合教学的产物，或是出于我对这些作家或作品的爱好而写，没有压力。

我始终认为，对文学研究，首先要怀着浓厚的兴趣。“强扭的瓜不甜”，没有强烈的爱好，难有执著的追求；没有执著的追求，也难于结出丰硕的成果。一位哲人说过，有感而发，才会抒发真情，才可能有真知灼见。当然，在学术上也不乏“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样的美事，但毕竟是少的。

这本书分五个部分。第一、二、三部分分别是关于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文学的论文。第四部分则是我为其他学者的论著所写的序。最后部分选收了几篇回忆性文章，如采访著名英籍华裔作家韩素音女士的报道。各部分也配了一些相关的照片，印证文字，留些履痕，愿它们能为本书增添些色彩和气氛。

这32篇文章，及所附译文，此次成书，未加修改，以存原貌，并按发表的时间次序排列；最早的发表于1981年，最晚的是2005年，时间跨度是四分之一个世纪。这25年中，外国文学界里的一个特点是，各种各样的文艺理论风起云涌，被冠予“主义”的就举不胜举。这是一个文艺思想特别活跃的时期。优秀的文艺理论能从各种角度深化对文学作品、文艺思潮和社会现象的认识。亚里士多德的《诗论》曾独领风骚，千百年来让无数文人学士得益其中。但现在的某些文章似有点太厚今薄古，大量出现的是新主义、新名词，有些还真让人摸不着头脑，不知所云，主义来主义去，很少触及作品本身。我一向认为，学好文艺理论能高瞻远瞩，不就事论事，见木不见林，但必须依托作品，为其基础。同时，学好理论，要的是融会贯通，而非满贴标签，否则，“主义”再多，出现的频率再大，也会牵强附会、无的放矢。这当然是我个人之见，是对是错，请行家正之。所写的这些文章都是业余之作，甚至是兴发所至，浅薄、谬误之处，也请同行学者批评、指教。

时光飞逝，人生苦短；枯荣沉浮，冷暖炎凉，飞短流长，实属常事。惟自强不息，乃存身之道；而寄语笔墨，抒情言志，笑谈沧桑，似胜默然其生。前言之末，随感附笔，愿非画蛇添足，以博一粲。

朱炯强

草就于2005年国庆长假

1994年，当我的一部专著《跨世纪的文学巨人——哈代》出版时，我在书的后记里有这样一段话：

“这本书稿完成于1986年。这些年来，多家出版社先后看了书稿后，都表示要出版它，但均由于订数太少，搁了下来。我既不愿让出版社蒙受经济损失，自己又无力承担数千册的包销数，就让它搁着，一搁就搁了8年!而当时帮我誊抄第一部分书稿的那位好心的青年朋友，去年已在美国拿到了博士学位。这不能不使我有所慨叹：在我国，出版学术性著作实在太难了些。”

后因得到董建华文史哲奖励基金的资助，这本书才拨云见日，得以付梓，拿到书时，我感慨万分。

而这一次，《花间掠影》的顺利出版，我衷心感谢浙江教育出版社领导和编辑同志，没有他们的热诚关怀、鼎力支持和细致审核，本书何时才能问世，还是一个未知数。我内心的感激之情，是难于言表的。因为为了这份书稿的出版，我也曾感慨了好几天。同时，我也感谢陆萍老师和胡曜明老师，他们帮我整理书稿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我也借此再次向长期来关心、支持和爱护我的所有的前辈、学长、亲朋好友和听过我课的同学说一声“谢谢!”。

岁月流逝，但愿这本《花间掠影》也能掠影似地反映我42年执教生涯中在科研方面的一些轨迹和努力。以及蕴含其中的我对一些现象的疑虑和思考。

最后，我借用济慈《致李·亨特先生》一诗中的几行，结束本书短短的后记：

现今的密林深处

已无牧神，郁郁葱葱中

我感到轻松，

我欣幸，能献上

这份薄礼，愿你兴致浓浓。

朱炯强

匆匆于访澳前夕

2005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