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是人类社会各项实践活动的真实记录，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是人类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人类的记忆。本书是作者10年来心血的结晶，揭开了民国时期上海最后一任市长吴国桢的执政细节、“大上海都市计划”的夭折缘由，以及张伯驹绑架案、1948年上海滩禁舞风潮等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是可读性很强的档案参考资料。

本书是作者10余年来利用业余时间，悉心收集研读档案史料撰写而成的，披露了民国时期上海最后一任市长吴国桢的执政细节、“大上海都市计划”的夭折缘由，以及张伯驹绑架案、1948年上海滩禁舞风潮等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虽然都是些历史的“边角料”，但这些档案资料都很有意思，内容也很丰满，有骨骼(过程)，有血肉(细节)，可读性极强。按作者的说法，他选择的档案资料，“一般是要有点故事的，可以让我很感性地进入，也可以让别人很感性地体悟。出来进去，大家都方便一点，不要戒备森严、磕磕绊绊。惟一讲究的，就是真实，包括具象(史实)的真实和逻辑(历史)的真实。”

总序 (1)

自 序 (1)

乱世匆匆——吴国桢在大陆的最后三年 (1)

蓝图之夭——民国“大上海都市计划”产生始末 (31)

金都戏院大血案 (45)

1948年上海滩禁舞风潮始末 (57)

“江亚轮”在暮色中沉没 (76)

假新闻诬斩真道士 (89)

肃贪，无奈的民国故事 (94)

民国四大公子之一——张伯驹绑架案 (101)

耸立在黄浦江畔的丰碑——解放初期筹建“上海人民英雄纪念塔”纪事 (118)

“老字号”的档案缘 (136)

汪伪档案中的罪恶一页 (140)

汪精卫日记面世揭秘 (156)

警钟为何而鸣——走向地狱之门的档案盗毁者 (165)

胡适的婚恋风波 (176)

蒋介石身边的谍影幽魂 (186)

王亚樵，从暗杀到被暗杀 (197)

上海各界民众抗敌御侮记 (204)

汪伪黄金大劫案 (213)

郁达夫兄长郁华之死 (228)

最后的抉择——国民党济南守将吴化文临阵举义纪实 (234)

维多利亚海湾的控诉——香港对英籍罪犯判处死刑的首次案例 (275)

港岛警匪大枪战 (285)

魂萦故旧

确切地说，他是新中国诞生前的最后一任上海市市长。

从1946年5月20日接过市长权柄，到1949年4月14日落荒而去，三载浮沉，乾坤一掷；如果不是在此后至上海解放的1个月零13天的短暂光阴中，还曾出现过陈良、赵祖康这两任昙花一现的“代理市长”，他几乎就要做到了“和大上海共存亡”。

1949年12月，当他怀着“冒死犯险，竭智尽忠，以图报效”的道德勇气，从陈诚手里接过台湾省主席的权杖时，小小台岛方处风雨飘摇、前途未卜之际，他为自己留下的惟一退路是一包藏于寓所、随时可取而啖之的砒霜。

 这就是吴国桢。 “士为知己者死”的士大夫传统，困扰吴国桢达22年之久，伴随其从政之路相始终。

然而还有理性。

康德曾经为18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精神下过一个界说：

“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物上运用理陛。”

吴国桢深受这一精神熏陶。

从少年时代求学于清华大学，18岁赴美国格林奈尔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留学，到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归国从政，两种文化在吴国桢内心深处的激烈交锋有始无终，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使他陷入进退失据、左右为难的泥淖，苦苦扑腾，难以自拔。

灵魂的自我拯救有时还不得不有赖于来自对立一方的外部契机。

1953年5月24日，吴国桢挂冠而去，黯然赴美。公开的理由是到爱荷华州格林奈尔母校接受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而深层次的隐衷，则是他终于完成了“道不同不相与谋”的生存选择。1954年2月7日，吴国桢隔海发难，公开对诬其贪污的台湾当局展开论战，直至被蒋介石亲自下令开除国民党党籍。

吴国桢终于走完了他充满困惑、矛盾、痛苦与负疚的从政之路，以旁观者清的生命形态，对中国的一切公共事务，运用理I生审视并思考之。

这一去便是30年。

中美建交后，这位“虽身人美籍，然仍炎黄血裔”的美国乔治亚州阿姆斯壮大学的退休教授，在悉心研读了邓小平先生的文选后写给大陆朋友的信中说：

“小平先生想做之事，乃旋乾转坤之事。就历史言，能成此种大事者，须具两条件：一要先见得到，二要后做得到。弟读文选完，已知其真先能见得到；再由其个人向来做事精神推之，锲而不舍，百折不回，则何事难成之有!弟不禁为国家为民族企望其早日成功也。”

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吴国桢奉斯三者而超越党派、政见、地域之暌隔，一番谠言佳论发自肺腑，既是他运用理性审视并思考中国一切公共事务的结果，也是一个拥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的必然宿命。

有什么样的人格框架，便会有什么样的终极追求。

人可能悖离本体于一时，却不能悖离本体于永久。

1984年春天，邓颖超、杨静仁出面邀请吴国桢归国观光暨参加新中国35周年庆典。然而，天不假尔时。是年6月6日，81岁的吴国桢疾患突发，几小时内竟偾志以殁，溘然长逝。归国之愿终成未竞之遗绪，抱恨终天。

生前，对往事的反省与检讨，成为吴国桢难以释怀的生命隋结。关于故国，关于旧好，关于他曾经行政其事的汉口、重庆、上海……经久不息的眷念激情涤荡在他的内心深处，搅得他灵魂不安。尤其对上海，他曾受命于乱世之末，时势艰危，万象芜杂，虽揪心悬胆，却不可爬梳。安知个人的贤愚得失，有否同初心相违?

吴国桢扪心啸叹：“上海人怎样看我?” P1-4

这是我的第4本书。

事先绝不曾想到还可以出版这样一本书。全都是些档案中的历史边角料，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杂乱，零碎，不成体统。就像这些文章写作时的状态，抓到什么写什么，没有事先拟定的计划，也没有大体一律的方向。不过是感到某件材料(档案)有点意思，内容也比较丰满，不光有骨骼(过程)，还有血肉(细节)，不必东拼西凑就可以写。结果就写了。写出来以后发表了。发表完了往书柜里一丢，时间久了连自己都忘了。

何必借别人的阅历，壮自家的门面。

我没有受过史学方面的训练，也忍受不了“无一字无来历”的折磨，更不敢打着研究的幌子，招摇撞骗。我写作的选择，一般是要有点故事的，可以让我很感性地进入，也可以让别人很感f生地体悟。出来进去，大家都方便一点，不要戒备森严、磕磕绊绊。惟一讲究的，就是真实，包括具象(史实)的真实和逻辑(历史)的真实。充其量来点夹叙夹议。叙，则有意味地叙；议，则点到为止。自我要求是叙事状物的精准，剖析议论的精辟，不枝不蔓，一针见血。每一个细节都不允许游离于主旨，每一点见识都力求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决不听任感慨泛滥，无限量地自我膨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又给自己加了一条：最好再来点幽默和嘲讽。

每个人都会对自己提这样那样的要求，但能不能做到，或者兑现的程度别人是否认可，都是说不清的事。不说也罢。

小时候对自己的未来作职业设计，向往多多，憧憬多多。可是，纵然动用了大脑的每一粒细胞，也不曾产生过一星半点成为档案工作者的预期。那时，档案是我的盲区；现在，档案依然还是大多数人的盲区。它不适合作为理想来l童憬，因为大多数人的视野中没有它；但它很适合作为职业来把握，因为任何社会形态都容忍它超稳定的存在。它是排在社会末端的那个铁制的饭碗，足以喂饱你的肚皮，但也绝对滋养不出2米26的大个子。

坐在不允许大自然的阳光直射的档案馆里，你的职业就是收拾和整理已经失落的历史光谱，等待着别人来还原成现实的光芒。没有多少激情、多少浪漫，也感受不到太大的起落和挫折。即使对于我这样胸无大志的人，有时，寂寞也会像虫子一样啃噬你的灵魂。许多人，因此而去搏什么出位，试图以所谓的作为来求得地位，轰轰烈烈一把。但，大多铩羽而归。这个职业，本身就在焦点之外，社会的眼球，凭什么老往后、而不是往前瞅呢？

作为职业的档案，无非就是收收藏藏、搬进搬出，外延其实相当有限，不需要穷毕生的心智以究之。如果你还有精力需要外溢，惟一的选择恐怕就是钻钻故纸堆，到它记载的那个年代里面巡游一番了。比如像我这样，写点文章什么的。对儿时理想的失落，多少也是一个补偿；对成年寂寞的抱憾，肯定会有所慰藉。

是为序。

姜龙飞

2005年春节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