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本课题的研究，作者在理论上不仅明晰了儒释道三教和合是中国、日本、韩国、越南传统文化的基本面貌之一，还探讨了儒释道合流思想在中国、日本、韩国、越南所具备的不同的理论形态。此外，通过本课题的研究，作者探明了儒释道三教和合对中、日、韩、越这四个国家现代化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说，研究中、日、韩、越三教合流思想，有利于深入发掘这四国的思想文化宝藏，弘扬东亚文化，为建构二十一世纪人类新文化作出贡献。

这部著作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从和合角度系统地研究东亚的儒释道三合一的关系。论著对于中国三教相融相合的结合点及理论形态、对于日本神道教的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本质、对于韩国花郎道和《十训要》以及《东经大全》的理论实质--儒释道合一、对于越南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发展、演变及特点一一进行了深刻分析和论述。

第一章 绪论…………………………………………(1)

第二章 中国…………………………………………(15)

 第一节儒道互补的结合……………………………(20)

 第二节儒释道细绵的兼合…………………………(31)

 第三节儒释道冲突的交合…………………………(73)

 第四节儒释道转生的统合…………………………(106)

第三章 日本…………………………………………(158)

 第一节三教习合的神道教…………………………(161)

 第二节佛儒和合的禅宗……………………………(183)

 第三节儒佛融合的阳明学…………………………(203)

 第四节神佛儒合的朱子学…………………………(216)

第四章 韩国…………………………………………(244)

 第一节花郎道的器物三教和合……………………(249)

 第二节《十训要》的表里三教和合………………(271)

 第三节性理学的体用三教和合……………………(281)

 第四节《东京大全》的阴阳三教和合……………(294)

第五章 越南…………………………………………(309)

 第一节三教的发展与融合…………………………(332)

 第二节以佛为主的三教并尊………………………(344)

 第三节以儒为主的三教同源………………………(373)

 第四节道本一贯的三教合一………………………(407)

第六章 三教和合与东亚意识………………………(446)

 第一节东亚意识何以成立…………………………(446)

 第二节解读东亚：意识……………………………(455)

 第三节东亚意识与东亚社会………………………(459)

第二节解读东亚意识

在东亚儒释道三教和合中凸显出来的主体意识、忧患意识、共生意识构成了东亚意识的基本内容。

一、主体意识

东亚的“主体意识”即彰显东亚主体的意识。这种“主体意识”包括“自立意识”、“自强意识”和“群体意识”。  

所谓“自立意识”是指人们作为主体而主动地发起一定的活动并积极地排除干扰将其推向前进，以实现自己的目的的意识。这是一项异常复杂、艰巨的活动。因为从活动的发起到活动目标的实现不可能一帆风顺，这中间存在着大量不利于主体进行活动的因素。排除各种干扰，把活动推向前进并达到预期目标，这就需要主体具有能动性、主宰性、判断性和计划性。否则，主体的活动就会半途夭折，主体的设想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另一方面，“自立意识”也是指主体能够自主地、独立地完成活动，达到预期目的。

所谓“自强意识”是指一种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这种精神与自立意识紧密相关。这就是说，自强意识也是一种主体为实现自己的某种目的而努力拼搏、顽强奋斗的意识。不过，自强意识更加侧重于主体的自信和自为。例如按照中国哲学的思维，客观原则即存在于主体自身之中，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的统一需要靠主体的内在意识及其实践才能实现。人作为主体，不仅是万物的“主宰”，能够与天地“参”，而且是宇宙的中心，能够“为天地立心”。韩国的东学派亦强调“事人如天”。另外，东亚社会自近代以来，始终饱受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在东亚内部又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奴役，所以，东亚各地的人民深刻地领悟到：只有自己才能够救自己，只有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只有凭借自己的智慧才干，才能挣脱被殖民地化、被奴役的枷锁，才能使自己的民族挺立起来，才能使自己的国家富强起来。

所谓“群体意识”是指东亚的“主体意识”不是囿于个体的主体意识，而是注重于整体的主体意识。例如中国哲学历来提倡人与自然合一并以人为中心的主体性；朝鲜半岛风流道的外在表现形式就是村屯、性别圈、以共同生活为目标的群体等，并由此形成韩民族的群体意识；日本学者中根千枝将日本“社会结构”称为是以“家”为基础的“纵式社会”，所强调的亦是大和民族的群体意识。群体主体性是群体内各成员的相互作用、相互协调而形成的。为了解决群体主体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和完成群体主体所预定的共同任务，需要群体内各成员的协调与合作，将他们的主体性统一起来，形成具有新质的主体性，即群体(整体)的主体意识。在东亚社会，这种整体的主体意识表现为竭力主张民族的自强和国家的独立。

二、忧患意识

“陇患意识”是东亚文化的特色之一，内容极其丰富，具体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忧患意识是一种责任感。

所谓“忧患意识”，就是为国家、为民族着想的责任感、紧迫感和危机感。这就是说，忧患意识并不是人类伤感的悲调，而是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命运总是同国家的富强和未来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以主人翁的精神去发现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问题，想到它会给国家、人民带来什么危害，并积极地设法去克服它、制止它、战胜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若能这样，就能兴旺发达，否则就很难生存下去。古语讲的“忧患以兴邦”就含有这方面的意思。例如，21世纪的东亚社会面临着人类社会所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和冲突，即：人与自然的冲突(生态危机)、人与社会的冲突(社会危机)、人与人的冲突(道德危机)、人的心灵的冲突(精神危机)、文明之间的冲突(信仰危机)。面对这五大冲突、五大危机，东亚文化能否提出具有理论性的指导思想和功效性的操作手段?东亚传统文化能否在化解人类共同面临的冲突中显示出实力和生命力?所以，“忧患意识”是以人类所面临的共同之忧为忧、共同之乐为乐。可见，“忧患意识”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

(二)忧患：意识是一种价值观。

所谓“忧患意识”就是人生价值观的一种简洁表述。这是说，人的价值在忧患的磨砺中方得以体现和凸显。如中国大儒孟子从历史中举出若干有成就的人，说明他们都是从忧患和痛苦中磨砺出来的。如舜出身于农家，后来成为一国之君；胶鬲遭遇战乱，以贩卖鱼盐为生，后被周文王所提拔重用，为周朝做出了很大贡献；孙叔赘隐居于海滨，楚庄王推举他做令尹，亦有杰出政绩。这些事例说明，一个人如果没有“忧患”的磨砺，没有失败教训的反思，要培养出刚强意志、奋发精神，那是不可能的。孟子将此道理提升为人生哲理“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用他的话说就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忧患足以使人生存发展，安逸足以使人沉沦死亡。这就是“忧患”的人生价值的体现。

(三)忧患意识是一种凝聚剂。

忧患意识还是有助于增强民族团结的凝聚剂。这种凝聚作用固然和急迫的危机感有关，但同时它也和国家的、民族的自信心相联结。因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具备勇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信心，才能万众一心、团结一致，摆脱困难和不幸的纠缠，在前进道路上看到希望的曙光。因此，忧患意识又是危机与信心的统一。

三、共生意识

所谓“共生意识”是指以“和合”精神为基本内容的一种意识。张立文和李匙平认为：“虽然东亚各国、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心理结构有其差异，但积习在东亚文化中的和合人文精神有其相同之处，可谓价值共性。”这种和合性集中反映在中国大儒孔子、日本商人哲学家石田梅岩和韩国儒者李栗谷的思想中。如孔子讲“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日本德川时代的商人哲学家石田梅岩的思想核心就是“和合”。他在《齐家论》中阐明了“家庭和合”是“社会和合”与“宇宙和合”的基础。所以，石田梅岩哲学的理论基础及其追求目标是宇宙间的“和合之道”。“和合之道”是其自然、社会、家庭、人生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原则，亦是他创立的石门心学的本质和精华。朝鲜朝的大儒李栗谷主张大同的和合世界。他说：“君必先正心，以正朝廷。朝廷既正，士类协和，然后形和、气和、天地之和应之矣。”栗谷认为，要实现大同和合世界，对当代君主来说，必须从自己的正心诚意做起。“和合”作为东亚文化的价值取向，其实质是讲人际之间、人物之间的一种处世原理和原则。这种处世的原理和原则也就是东亚意识中的“共生意识”。

日本学者尾关周二在《共生的理想》中，从现代迅速变化的“交往”的观点出发，围绕地球环境被破坏问题，论述了“人与自然的共生”；围绕冷战后深刻的民族纷争，论述了“异文化的共生”；围绕异性问题，论述了“男女共生”；围绕人与疾病问题，论述了“与疾病共生”等。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了“共生意识”。P.455-459

自幼酷爱中国历史和文学的我，上大学时选择了中国哲学专业。中国哲学的整体性和深邃性使我对儒释道三教产生了强烈的执著感，并“以身相许”，在首都师范大学(原“北京师范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讲授中国哲学约二十个春秋。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哲学前辈石峻先生(现已去世)让我研究中日传统文化的交流比较。循着前辈的教导，我开始涉足中日儒释道的交流与比较研究。在这期间，我深感不研究韩国的儒释道三教，就不能全面把握日本传统文化发展、演化的轨迹。于是，自20世纪90年代始，我将自己的研究视野拓展到了东亚。直视东亚相互缠绕的文化历史，开展严肃的理论思考——这是我的兴趣和事业。

20世纪90年代末，东方学前辈黄心川教授认为研究“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在我国周边国家的传播和发展”很有必要，并将它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课题”之一。我有幸能够承担这一课题的研究，本拙著就是这一课题研究的成果。

全书内容由六章、三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即第一章，主要讲述了本书的方法论——和合学。“和合学”是张立文教授近几年来殚尽心血创建的一门崭新的学问。张立文先生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构筑了“和合学”。作为一种理论，它也适用于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渊源关系的东亚文化。用“和合学”解剖东亚各国的儒释道合一思想，既贴切又犀利。

第二部分即第二、三、四、五章，主要论述了中国、日本、韩国、越南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形态和价值。其中，对于中国的三教合一，主要探求了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在其产生地中国的基本情况，以及儒释道三教的融合点和三教和合的理论形态；关于日本的三教合一，则从日本民族重融合的思维出发，重点分析了日本的固有宗教——儒释道三教习合的“神道教”；关于韩国的三教合一，按照历史顺序勾画了从古代社会到近代社会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的发展脉络。越南部分，请了研究越南哲学的专家何成轩教授(壮族)撰写。何成轩先生于1996年至2000年先后三次到越南进行访问，搜集了大量珍贵的资料。本书中有关越南三教合一的部分资料，是首次公开发表出版。

第三部分即第六章，主要阐述了东亚学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东亚意识。东亚意识是在探讨东亚三教和合基础上提出的一个理论问题。它是指以中国、日本、韩国为主的东亚地区的内在性的一种意识。它是东亚文化共同体的深层内涵，是西方中心论被解构的必然产物，也是东亚区域化的核心因素之一。东亚意识与东亚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有密切关联。

在此，我要郑重地向黄心川和张立文两位前辈表示衷心的感谢。如果没有他们真挚的关怀和热忱的指导，我就不会写出这部专著。同时，也要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表示诚恳的谢意。如果没有他们的鼎力支持，我的这部著作就不会问世。

另外，我也要感谢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的李明辉教授。受李教授之邀，有幸在文哲所与研究“儒释道三教关系”的同仁切磋，获益匪浅。

本书第一、二、三、四、六章由李甦平撰写，第五章由何成轩撰写。李延平负责全书整体设计和最后定稿。

本书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出版赞助，谨致谢忱。

李甦平

200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