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书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本书编者挖掘、抢救、整理和汇集了有关1942年河南大灾的材料，并配以生动的照片，真实还原了那段惊心动魄、复杂曲折的充满辛酸苦涩的历史史实，试图探究那场大灾的真相及前因后果，给后人钩沉历史并警世。全书资料翔实，数据可信，图片深刻，让我们身临其境地走进历史，感知历史，并记住这段历史。

历史不应遗忘(代前言)

一 美国记者白修德笔下的河南大灾

十万火急大逃亡／(美)白修德 赵致真译 /16

等待收成／(美)白修德 赵致真译 /18

河南大灾：最为刻骨铭心的记忆／(美)白修德 赵致真译 /22

见证白修德赴豫采访／陈兆新 /39

二 报道豫灾与《大公报》停刊

豫灾实录／高峰 /44

看重庆，念中原！／王芸生 /49

张高峰被捕的前前后后／张刃 /52

张高峰关押在78军的一段际遇／张道梁 /55

三 南阳有家《前锋报》

重重灾难下的豫北／孙良田 /61

灾区系列通讯与《豫灾剪影》／李蕤 /65

《豫灾剪影))序言／李静之 /114

《豫灾剪影》重印后记／李蕤 /116

跟踪豫灾的《前锋报》社评与时论／李静之等 /120

四 知情者的回忆与反思

1942年河南大灾的回忆／张仲鲁 /144

忆民国三十年河南的一次浩劫／杨却俗 /154

关于《河南浩劫》的话／杨却俗 /165

《为民呼吁，为民辩诬／郭仲隗等 /171

3亿元救命款被用作贩运私货／金汉鼎 /176

200万元赈灾款之谜／司殿选 /180

38军在汜水节粮救灾记／何九龙 /183

五 河南灾民的斑斑血泪

日伪残酷统治下的豫北灾区／郭景道等 /189

黄泛区灾民的悲惨命运／马毅堂等 /200

难忘的1943年／张洛蒂 /204

唐河的“人市”／靳士伦 /209

难童学校生活回忆／赵鸿勋 /212

后记

        十万火急大逃亡

《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上周从重庆用电报发回中国大灾荒的急件。

两万平方英里的河南省北部地区正陷入饥饿之中。男人和女人们正在吃树皮和草根，腹部肿胀的孩子们被卖掉换取粮食。数千人已经死去，数十万人走投无路，千万人面临着一整个漫长冬天的大饥荒的折磨。其原因为：1．日本人，他们在撤退前毁掉了地里的庄稼。2．上帝，他拒绝给麦田降雨。

河南省的版图大致是一块长方形，其东北部处于日军占领区边界，河南本省也被日军占领了三分之一。它尚有70多个县仍在日军控制之外。紧紧挤在东北部口袋地区和日军对峙的35个县，正在这场战争爆发以来中国文明的最大浩劫中濒临绝境。从山东来的难民报告说，那里的情况比河南更糟。被饥饿和绝望驱赶着的难民潮没有目的地，只有十万火急的大逃亡。

传教士阿西克拉夫特9月份的时候在郑州写道：“教堂前，几天以前有6个小孩被他们的父母绑在树上，为了让这些孩子在大人要饭时不去跟随着造成拖累。一个母亲有一个婴儿和两个大些的孩子，在讨饭的长途中疲劳不堪，坐在树下休息。她叫两个大些的孩子到前面的村子里讨一点吃的，当孩子们回来时，母亲已经饿死，婴儿还依然使劲吸吮着她的奶头。只有很少可信的报告到达我们这里。孩子们被卖掉，我说的是大些的孩子，两个男孩加一个女孩，用不了十块钱就能买下。”

天主教传教士保尔·于斌上周从重灾区返回重庆，在洛阳，他看到成捆的树叶被卖给饥民当食物，一块钱一捆。孩子们的肚子因为吃下这种食物而变得膨胀和水肿。有时饥民的家庭找来家里所有残存的食物，共同吃上最后一次饭然后集体自杀。当传教士访问一个村庄时，一个农民把一家人召集到一起，让大家吃上一顿饱饭，然后告诉他们，刚才吃过的饭里已经下了毒药。

只有夜晚，传教士才到路上收养流浪的儿童。他们害怕公开收留弃儿会导致被扔在教堂门口的孩子数目激增。另一个传教士报道说，饿疯了的农民为寻找食物而武装拦路抢劫的事件正可怕地增长。农民开始宰杀牲口充饥。

在这两万平方英里的重灾区，成千上万的难民只能沿着两条主要通道逃亡：陇海铁路和残余的旧平汉铁路。政府在陇海线上每天开设了免费的火车转运难民，24小时能输送1500人。但拥挤不堪的车厢，满载着攀爬在外面的人们，只能疏散饥民中的一部分。每天有4000～5000人沿着这条西去的通道出逃。

灾荒往往周期性地光顾这片平坦而且称得上肥沃的河南平原。l927年的灾荒由于紧急从东北调运粮食而得到缓解。但现在东北和铁路都在日本人手里，其他河南境内所有的路都被中国人自己切得支离破碎，以防止日本人前进。

除非农民们能在两周内得到种子粮，否则对于播种冬麦就太迟了，明年春天将仍然没有收成。中国政府正紧急从陕西调运100万担种粮，同样的数量来自安徽。政府一面劝说农民不要吃掉种粮而是留着播种，并向他们保证赈灾物资的供应正在紧急办理之中。

政府已经筹措1000万元法币用于直接救济并且命令农业部速筹种子粮给灾区。美中救济总署在8月份拨出40万法币，9月份拨出120万法币，10月份至今已拨出300万法币。主要的救济机构是农民银行，它已经拨出了4000万元法币用于救济项目，例如打井和灌溉工程。

不管重庆的决策多么迅速，所有的救济措施都因古老中国乡下的迟缓效率而备受阻碍。河南刺骨寒冷的严冬就要到来了，已经有发生霍乱的报道。憔悴饥饿的农民并知道政府救灾的困难。对于他们，按照民间传说，这仅仅是因为人做错了事招致天怒而降临的惩罚。            P16-P17

      历史不应遗忘

       一

亲爱的读者，提起抗日战争，我们大都会想起“七七”事变、台儿庄战役、武汉大会战、平型关大捷等战事，以及南京大屠杀等日军侵华暴行。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在抗战的正面战场河南，由于战争的破坏，由于天灾，更由于人民要负担数十万军队的粮饷，在抗战进行到最艰苦的1942年时，爆发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300万人死于饥饿！

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以“影响抗战士气”、“妨碍国际视听”为由，对灾情实行了严密的新闻封锁，这场特大饥荒的真相长期以来被深深地掩盖了。60多年过去了，这场灾荒的“过来人”大多已经辞世，即使活着的人们，对当时的情景也多已淡忘。由于史料的奇缺，300万人死亡的一场大悲剧，在当今的现代史上竞难找到应有的记载。

然而，请想一想，300万人的生命，这是何等惊人的数字啊！它相当于中国政府军队在抗战中死伤人数的总和，是南京大屠杀中遇难人数的10倍！一个人的生命尚且宝贵，何况300万人的生命！我们不禁要问，当时的国民政府干什么去了？究竟是什么原因酿成了这场浩劫？在时代发展、国家昌盛的今天，难道我们不应去钩沉这段历史，探究这场大灾的真相，从中获得有益的启迪吗？

对历史的正确认识来源于真实的史料。鉴于河南大灾的史料奇缺，首要的工作，是挖掘、抢救、整理和汇集来自各方面的有关记载。人们说，新闻是历史的草稿，当时能够勇敢地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报道过这场大灾的“老新闻”，无疑是钩沉这段历史的重要依据。本书所选的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对河南大灾的报道与回忆，重庆《大公报》记者张高峰的报道和社长王芸生写的社评，河南南阳《前锋报》记者“流萤”写的系列通讯和《前锋报》的系列社评等等，是中外报人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冒着巨大风险写成的，它们能带着我们身临其境地走进历史，感受到那场大灾何等的酷烈。此外，当时亲临灾区参与过赈济工作的国民政府官员和对大灾真相有所了解的“知情者”，事隔几十年之后所写的回忆文章也有着独特的价值。如曾任河南省政府建设厅厅长的张仲鲁对大灾成因的探究，身在台湾的杨却俗对大灾情景的回忆和对参与救灾的重要当事人的寻访；国民参政员郭仲隗在大灾前后为民请命的多次提案，曾任军风纪巡察团主任的金汉鼎所披露赈灾款如何被经办人贪污的内幕等，都为我们了解这次大灾的真相提供了重要材料。亲历过这场浩劫的灾民的血泪回忆，也使我们更加真切地了解了灾民的命运。本书将上述有关1942年河南大灾的材料汇集起来，并配以相关照片，以便使读者通过它们，对1942年河南大灾的总体面貌有一个初步了解。

       二

今天，当我们站在新的时代高度，探究1942年河南大灾发生的原因时，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造成这场特大灾荒的根本原因。

中原地区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河南省地处中原腹地，抗战八年始终是中国军队的重要战场，是屏障川陕大后方的前线。早在1936年，国民政府就将河南作为国防重点，在豫北、豫西、豫东等地构筑了1200个钢筋水泥的坚固工事。“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日军在河南境内先后发动过十多次大规模进攻。其中较大的战役有以下三次：

1938年2月，日军发动豫北作战(即平定作战)，中国军队节节抵抗后退至黄河以南，豫北全境沦陷。日军在黄河北岸与南岸的中国军队隔河对峙。

同年5月，日军发动豫东作战(即兰封会战)，6月初日军攻陷开封、中牟，向郑州进逼。为了阻挡日军西犯，蒋介石密令在郑州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汹涌的黄水向东南奔腾而下，夺淮人海。黄泛区以东陷入敌手。

1940年6月，日军占领了豫南的信阳，控制了平靖关和武胜关。1941年1月，日军发动了豫南会战，沿铁路北进，中国军队经过激战收复失地，日军退回信阳一带。

这样，在1942年河南大灾发生之前，豫北、豫东、豫南30多个县都已沦陷，占河南总面积三分之一，国民政府管辖的区域三面临敌，只剩豫中、豫西的半壁河山。

黄河的决堤泛滥，是日本侵华战争给河南人民造成的第一灾。蒋介石的“以水代兵”虽然暂时阻止了日军西进，但它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滚滚黄水淹没了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所属44县5．4万平方公里土地，89万百姓在水中丧生，黄水退后，形成了长达400多公里的黄泛区。豫东平原的万顷良田沃土变成了沙滩河汊，黄泛区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大批流向国统区，加重了国统区人民的粮食负担。此后黄水连年泛滥，决口频仍，大旱之后，撂荒的土地又成为蝗蝻迅速滋生的温床。1942年河南继大旱之后，许多县份遭到蝗灾，遮天蔽日的蝗虫，成群结队地飞行，一落到农田里，顷刻之间就把庄稼啃个精光。这可怕的蝗灾，是黄河泛滥所造成的恶性循环，是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又一灾难。

抗战以来，几十万中国抗日军队在河南驻防，而这几十万人吃的粮食，战马吃的草料，以及兵源的补充，全靠从河南“就地取材”。从1937年抗战爆发到1942年河南遭灾，在这五年半的时间里，河南的出兵出粮都是全国第一。异常沉重的兵役徭役和赋税，使河南的民力物力财力早已枯竭，许多农民早已破产逃亡。即使在风调雨顺的年景，河南农民在交粮纳赋之后，只能靠野菜杂粮勉强度日，根本谈不上任何储藏。当1942年河南全省遭灾，麦收只有一两成，秋粮完全绝收时，一场特大饥荒的爆发也就势在难免了。

抗战之前，河南的铁路交通最为发达，平汉铁路纵贯南北，陇海铁路横跨东西，两条铁路交汇的郑州，是全国铁路交通枢纽。抗战中，铁路不是被决口的黄水淹没，便是被中日双方的军队出于战略需要而炸毁、拆除，到1942年，两条铁路大动脉绝大部分已经瘫痪，只有洛阳以西的一段陇海线还在开通。河南公路交通也极落后，老百姓的运输工具，主要是牛车和手推车。自古救济饥荒，无外是“移民”和“移粟”两种办法，在河南交通运输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移民”‘移粟”都缺乏效率，这样，河南灾民就像被关在铁屋子里无力挣扎的人，只能坐以待毙。

占全省面积三分之一的沦陷区，同样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在日伪的严酷统治下，那里的灾情被封锁得更严，灾民死亡总数迄今无从得知。但我们仅从本书所选的少量报道豫北灾情的通讯和灾民的回忆中，也可以感受到，沦陷区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是最为深重的。

        三

在国统区，尽管当时蒋介石政府正在指挥中国军队抗战，在三面环敌的河南，要想彻底救灾也确有困难。然而，从1942年到1943年，抗日前线无大的战事，从全国范围看，国统区还有许多省份丰收。国民政府如果诚心救灾，抓紧救灾，完全有充裕的时间、足够的力量把灾情降低到最低程度。但蒋介石政权在“军事第一”的口号下，置人民的生命财产于不顾，致使灾情日趋严重、不断蔓延，因此说，蒋介石的专制腐败，不恤民命，是造成河南国统区70多县灾民大批死亡的直接原因。

蒋介石对河南大灾始终抱着装聋作哑的态度，目的是既不救灾，又可以推卸责任。1943年3月底，当美国记者白修德向蒋介石陈述灾情时，他还矢口否认、故作惊讶，其实，他对于河南灾情的严重性早已知晓。1942年8～9月河南灾象初呈，蒋介石已从军方得知消息，他立即意识到危机，心急火燎地跑到西安王曲，召开了紧急“前方军粮会议”，一方面决定将河南征粮数额减为250万石，另一方面命令立即征用所有运输工具，把西安方面的储粮迅速运往河南。但蒋介石采取这些紧急措施，是为了解决河南驻军的粮食问题，至于救灾措施，只是减免了少许征粮数额而已。  1942年10月，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本是遏止河南灾情蔓延的关键时刻。因为随着冬季的到来，灾民的大量流亡，死亡率会急遽上升。10月上旬，河南省赈济会推选杨一峰等代表赴重庆，吁请国民党中央免除灾区征实配额，蒋介石不但拒见他们，而且禁止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10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府派张继、张厉生等到河南勘灾，他们经过实地考察，承认河南灾情确实严重。10月29日，豫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在重庆召开的第三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为河南灾民涕泣陈情。然而，多方的呼吁，并没有引起蒋介石政府对救灾的重视。

1942年12月，中央政府拨给河南2亿元(其中l亿元为赈款，1亿为贷款)，同时强调军粮征收不能减免。于是，河南省政府分派大员到各县去，一面视察灾情，一面督促征粮。当省府大员到各县督征时，有的县长谈到百姓把仅有的一点麦子交军粮后全家服毒自杀的情景时，不禁痛哭失声，跪地磕头，请求免征。县政府到乡间逼粮，农民交不出粮食，自卫队的团勇便到农民家“坐催”，住农民的，吃农民的，逼着农民只好卖掉所有能卖的东西去纳粮。

自古以来，灾区人民通常是不纳粮的。南宋时期，在救灾方面颇有建树的朱熹就提出，蠲免赋税是救灾之首，赈济是救灾之尾，二者紧密相连，如果没有先去蠲免灾民的赋税，而后又去赈济他们，等于把身上的肉割下来让嘴巴吃一样，那么，蒋介石政府为什么偏偏违背救灾的道理，把“纳粮”和‘赈灾”搅在一起呢？原来，他“救灾”是假，征粮是真！前面说过，由于河南的交通运输极为困难，几十万河南驻军的口粮，即使从外省调运，至少也得好几个月。可是，军队不可一日无粮，在军民交困的情况下，蒋介石采取了舍民保军的残酷政策，到1943年元月底，国民政府从河南共征收170万大包小麦。中央社消息说“河南人民深明大义，罄其所有，贡献国家”，而这正是蒋介石政府把人民推向死亡深渊的铁证！

也许有人会问，国民党政府不是拨了2亿元的赈灾款吗？这个数字似乎很大，实际上是经不起计算的。当时平粜粮按最保守的估计已涨到每斤10元，中央政府拨发的2亿元即使全买成粮食，只能购得2000万斤，如果分给300万灾民，每人只有6斤多！而国民政府从河南征收的是170万大包小麦，每大包合200斤，共计3．4亿斤。如果把这些粮食分给300万灾民，每人可分得110多斤。蒋介石政府到底是“救灾”还是从灾民口中夺粮，不是很清楚了吗？

更重要的是，要把这2亿元赈灾款变成粮食，再送到灾民口中，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而在灾荒年，时间就是生命。相传有这样一个故事，说一年闹水灾，一个地主和一个农民同时逃到树上，地主抱了个金元宝，农民抱了个南瓜，地主想用金元宝换农民的南瓜，而农民坚决不换，最后地主饿死了。这说明在灾荒中粮食比金钱贵重万分。而蒋介石却像一个得逞了的地主，用远在天边的少量赈灾款，换走了河南灾民近在眼前的大量救命粮。

由于河南在抗战中是中日军队反复争夺的重要战场，而不是相对稳定的大后方，蒋介石对河南抱着随时准备放弃的态度。在“不让粮食资敌”的口号下，他一方面把河南人民搜光刮尽，另一方面在危机到来之时，便以人民作为牺牲品。蒋介石在河南大灾中高唱救灾、实质夺粮的做法，与他抗战初期密令炸开黄河大堤却假称是日本飞机轰炸，密令在长沙纵火却寻找几个替罪羊的做法如出一辙，都是以牺牲广大人民生命财产为代价，去换取他们军事上的暂时胜利或稳定。

从河南本省的情况看，军政不和，政府内部不和，彼此猜疑，互推责任，也是导致灾情愈演愈烈的原因。河南省主席李培基为了向上邀功，瞒灾不报；军方只管要粮，以势相逼。省府官员不是亲临灾区督导救灾，而是“纸片救灾”，“上以纸片令下，下以纸片呈上”，“公文往返，动需月余”，况且，省府机关中还隐藏着特大贪污犯马国琳、李汉珍等，靠着这样的政府官员救灾，老百姓哪里会有活路？

三十一集团军军长、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是蒋介石的爱将，他在台儿庄大战中建立过战功，驻扎河南期间，还身兼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边区党政军分会主任等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威高权重，腐败随之。大灾中，汤恩伯大肆扩军，在重灾区拉夫抓丁，横征暴敛，尽情搜刮，在副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叶县大兴土木，驱使灾民修筑黄河新堤，累死饿死的民工不计其数。汤恩伯还利用职务之便，参与经商走私，大发国难财。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把他列为造成河南大灾的“四害”之一。

各县县长及公务人员的平庸无能、怕负责、无效率，也是大灾越演越烈的原因。其实，当时的河南，即使在完成军粮征收之后，民间还蕴藏着很大的救灾力量。如果各县政府敢负责，组织民众，劝借劝募，以富养贫，或者组织生产自救，都可以不同程度地缓解灾情。而且，1943年春季小麦长势很好，灾民只要能坚持到麦收，吃到新粮，就能看到生路。在1943年3月至4月救灾的紧要关头，南阳《前锋报》大胆提出“放斗余，贷公粮”，号召各县县长打开公仓，把往年的余粮和麦收前吃不着的公粮统统拿出来贷给灾民，但绝大多数县长，害怕放了粮收不回，宁肯眼看着灾民饿死，也不愿冒此风险。

1942年的河南大灾像一个试金石，它检验着蒋介石政权中的各级官员的政治素质、办事效率等。事实证明，国民党政权没有经受住这一检验。

       四

1942年的河南大灾以国统区300万民众的活活饿死为代价而悲惨地结束了。由于国民党当局严密的新闻封锁，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竟然是如此默默无闻，除了极少数正直敢言的中外记者为这场大灾留下了片断记录外，它在历史上几乎是一片空白。但是，1942年河南大灾的潜在影响却是巨大的，不久，它的恶果就一桩桩显露出来。最为直接的恶果，是1944年春夏之交国民党军队在中原会战中的惨败。

1944年4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露曙光，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受到重创之后，孤注一掷，在中国发动了空前规模的“一号作战”，意欲打通平汉线，建成直通南方的大走廊。4月17日，日军渡过黄河，在豫中的广大地区与中国军队交战。历时38天的战斗中，日军以5万左右的兵力打垮了拥有40万兵力的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豫中30多个县城。尽管中国军队中确实有不少爱国官兵浴血奋战，英勇牺牲，诸如洛阳保卫战等战役也打得异常顽强，但由于军事司令长官的失职，更由于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国民党军队遭到了空前惨败。更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当部队向豫西撤退时，豫西山地的民众到处截击他们，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部队官兵，造成部队重大损失。参加中原会战的几支主要部队在战后总结中都提出了这个问题。

显然，这是河南大灾期间国民党军队对人民的欺压引起了人民的仇恨与反抗。汤恩伯对此不仅不深刻反省，反而恼羞成怒，把中原会战失败的罪责归于河南老百姓，诬蔑河南民众都是汉奸，贴出标语，准备实行屠杀。1944年9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三届会议上，中原会战期间身在河南、亲眼目睹了汤恩伯部队临阵逃跑、侵民扰民行为的豫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从沦陷了的河南历尽艰辛来到重庆，在参政会上，以铁的事实揭露了汤恩伯的罪行。如，汤恩伯利用军权经商走私，在逃跑前让士兵、民夫搬运大量私财；前线激战正酣，他却在鲁山温泉沐浴；仓库落入敌手时，里面还存有面粉100万袋，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郭仲隗的发言引起众多参政员极大愤懑，由郭仲隗领衔，103人提交了严惩汤恩伯的提案。

与汤恩伯的军队受到豫西民众袭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第四集团军在守卫洛阳期间，与日军展开了激烈战斗，人民对中国军队非但不袭击，而且大力支持。据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回忆：  洛阳以东本军防区内军民融洽，在阵地十八日之激战中，输送军食、伤兵，皆人民自动为之。有数日战事激烈，伤兵众多，妇女协助运送(后运百里至白马寺医院)，故能保守阵地，完成任务者，人民之助力甚大也。

第四集团军为什么能够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呢？原来，这支军队在大灾期间特别关心人民疾苦，它所属的38军原是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的部队，早有中共地下党的建制，他们在汜水县节粮救灾的事迹在老百姓中广为传诵。“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古老而常新的真理，在河南大灾中再次得到昭示。

中原会战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被撤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在蒋介石的庇护下撤职留用。不久，河南省政府也全部改组。1945年，河南省参政会查出轰动全国的河南省农工银行行长李汉珍等在大灾期间贪污赈款数亿元的“特大平粜舞弊案”。蒋介石政权的腐败暴露无遗。

可以说，1942年河南大灾是蒋介石政权的“滑铁卢”，自此他们便在河南民心丧尽，大势已去，这也决定了蒋家王朝在后来短短的几年中就在大陆覆灭的命运。

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谈到国统区情况时，有一段话切中了豫中会战期间“民变蜂起”的要害。他说：

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坚持独裁统治，实行了消极的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国内政策。这样，就使得……它自己和广大人民之间发生了深刻的裂痕，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严重危机……

国民党统治者面前摆着这些反常的状况，怪谁呢？怪别人，还是怪他们自己呢？怪外国缺少援助，还是怪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腐败无能呢？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们编写了这本反映1942年河南大灾的书，为的是让读者不仅看到中国抗日军队在战场上所取得的胜利，所付出的牺牲，还要看到中国人民、河南人民在这场战争中所付出的更为巨大的牺牲，和他们所遭受的令人难以想像的灾难。这段历史是惊心动魄、复杂曲折的，充满了辛酸苦涩，但也饱含着警示和启迪。

今年3月5日，为纪念被纳粹德国杀害的600万犹太人，以色列民族在耶路撒冷修建了大屠杀纪念馆新馆，目的是使人们从大屠杀中吸取教训，为未来而承受过去记忆的重担。他们认为，把民族的灾难转化为民族的思想财富，才是对灾难最好的纪念。我想，中国人民，河南人民，是否(至少在自己的心头)也应建立1942年河南大灾的纪念馆呢？

           2005年6月1日

1942年的河南大灾是一场浩劫，300万～500万人死于这场灾难。而这样的惊天大事，在历史上居然没有留下多少记载。由于我的父亲李蕤(流萤)曾写过《豫灾剪影》，使我得以了解这场灾难的基本面貌。而这场灾难究竟是如何形成？国民党政府为什么会见死不救？为什么要实行新闻封锁？当时社会各阶层的表现如何？灾民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大量死亡？这一切，引起了我探寻这段尘封历史的兴趣。近年来，美国记者白修德对河南大灾的回忆被介绍到国内，引起了国内文化界对于这段历史的注目，更激发了我探究大灾真相的强烈愿望。

我想，要钩沉这段历史，首先要做的工作，便是收集整理现在可能获得的一切有关资料。

美国记者白修德对河南大灾的报道和回忆，我虽然在一些书刊上看到零星转载和引用，但没有看到过完整的全文。本书中白修德文章的获得，首先应该感谢我的大学校友、现定居美国的高伐林。他不仅在纽约的图书馆中查找了白修德1943年3月在《时代》周刊上发表的那篇轰动了国际社会的报道《等待收成》，还找到更早的一篇未曾引起人们注意的报道《十万火急大逃亡轶1942年10月22日)，他又购到白修德自传《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的英文原版，不远万里地寄回国内，由我哥哥赵致真翻译成中文。我的大学校友、河南大象出版社的副社长崔琰也为我提供了关于白修德的有关材料。

《大公报》记者张高峰的《豫灾实录》和社长王芸生写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是反映豫灾的重要文章。我到湖北省图书馆文献室查找，得到热情帮助，但发现60多年前的《大公报》原件已残缺不全，而合订本的字迹又难以辨认。为了收录完整的全文，我设法与王芸生之子王芝琛取得联系(我曾读过他写的《一代报人王芸生》一书)，请他提供《看重庆，念中原》的原件，王芝琛很快便将原文通过电子邮件发来；张高峰的《豫灾实录》影响甚广，而张高峰是怎样一个人，他被捕的经过如何，这一切，尚属未知。我就在网上搜寻有关信息，得知张高峰是天津人，生前在天津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于是，我打电话给天津文史资料研究室的主任张玉芳，托她代为寻找张的亲属，但张高峰去世多年，家已迁址，亲属难以找寻。我又托大学同学、天津南开大学文学院的博士生导师乔以钢相助，她费尽周折，打听到张高峰儿子张东的电话，谁知当我拨通这个电话，才知道张东的父亲虽名叫张高峰，却不是我要找的张高峰。这两个张高峰都是天津人，都是记者，年龄也相仿，想不到竟有如此巧遇！张东告诉我，几年前他和《大公报》的张高峰之子见过面，天津《老年报》还专门作过报道，可惜近年两人没有来往。正当我为此犯愁，却收到张玉芳寄来的天津文史资料委员会所编的《近代天津十二大报人》一书，书中有张高峰青年时代的同学张道梁的一篇文章，详细叙述了张高峰的生平和被捕经过，还附有张高峰晚年的照片，令我喜出望外。张玉芳在信中还为我提供了张道梁先生的电话，张老先生已87岁，通过他的帮助，我又与张高峰之子张刃、张攻取得联系。书中所收的张刃的文章和张高峰年轻时代的照片，就是这样得来的。

我父亲采访豫灾的十多篇通讯都发表在南阳《前锋报》上。1998年父亲去世后，我从《前锋报》编辑张林翰为父亲写的一篇纪念文章中，得知《前锋报》当时发表过几十篇有关救灾的社评，张林翰和另一位原《前锋报》编辑王骏远在晚年曾专程到南阳档案馆复印了这些社评，珍藏起来。但张林翰已于几年前去世，王骏远老先生当时正病危住院，我无法通过他们得到这些社评。于是我通过全国复印缩微中心购得当时《前锋报》胶片，又花费大量时间查找、抄写，收集了《前锋报》70多篇过去鲜为人知的关于豫灾的社评。这些社评，对于研究河南大灾，无疑是一份宝贵的资料(可惜限于篇幅，本书不能全部收录)。在我编书期间，王骏远先生去世，其子王小宁将父亲生前留下的有关《前锋报》的材料收集在一起，用特快专递给我寄来，使我得以了解南阳《前锋报》的情况。

在挖掘、收集有关河南大灾的文史资料方面，尤其值得感谢的是长期主编《河南文史资料》的袁蓬先生。他是《前锋报》的老编辑，是当时情况的知情人。1985年，我父亲刚刚平反不久，是在他的提议下，才翻箱倒柜地找出了仅存一册的《豫灾剪影》，在《河南文史资料》上发表，使这份史料得以流传。多年来《河南文史资料》刊登了大量关于河南大灾的回忆文章，像张仲鲁、杨却俗等国民党官员中知情者的回忆文章，为今人全面了解豫灾打开了新的视野。从杨却俗文中得知，他在台湾发表的原文附有关于豫灾的照片，为了获得这些照片，我又委托侄儿赵琦的朋友冯文在台湾查找，终于找到刊登在《春秋》杂志上的原文及照片。

在河南大灾中，国民参政会的豫籍参政员郭仲隗是当时被称为“郭青天”的鼎鼎有名的人物。为了能够了解郭仲隗老先生的非凡之举，我委托郭仲隗之孙、我的校友郭豫庆查找其祖父的资料，写篇回忆文章。书中所收的有关郭仲隗的材料，就是郭豫庆提供的。

白修德在传记中提到，他和另一位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在采访河南灾区时，拍摄了许多照片，这些照片使他在面见蒋介石时起了很大作用。我们花了很大力气去寻找这些照片，却一无所获。杨却俗文中所附的照片，虽是1942年河南大灾的真实照片，但效果不够理想。为了烘托当时的社会环境，我从《20世纪中国灾变图史》(夏明方等著，福建教育出版社)、《在历史现场》(李辉著，河南大象出版社)、《中原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等书中选出了一些照片，以便与文字相配。

感谢湖北人民出版社社长刘道清，他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别具慧眼地将本书列入抗战系列丛书，使这段惊心动魄而被尘封几十年的历史重现于世。责任编辑曾凡国，不辞辛苦地帮我查找资料，并在资料如何分类、编排上提出了好的建议。我的丈夫沈冬及其学生何轩、李晓玲、吴静等，在排版设计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总之为了钩沉这段历史，我不但打扰了许多老同学、亲戚朋友，也冒昧地打扰了许多素不相识的人，并采用了一些已出版的与河南大灾相关的资料。我感到，这些材料来之不易，若不是国家对历史资料采取了有力的保护措施，不是现代通讯技术、互联网的发展，不是今天仍健在的当事人的亲友、后代的热情帮助，许多珍贵的历史材料也许会永远湮没。

在此，谨对众多的人们所提供的来自各方的帮助，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谢忱。

         编者

        2005年5月于武汉